绪论

启蒙运动，在西方一直是一个弥久而常新的话题，也是许多西方学者引以为傲的历史事件和思想事件，它在西方历史和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极为深远的影响力，它开启了西方的现代性和近代化的进程，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也奠定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契约社会，这种契约社会继承了古老的债务和信用理论，并由此发展出了契约理论和近代民族国家战争债务借贷制度，伴随着启蒙理性的畸变和西方殖民扩张与战争征伐的加剧，这种战争借贷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使得信用与金融资本主义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为西方现代金融垄断和军事霸权相融合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启蒙运动是欧洲任何一个试图摆脱封建生活方式的国家在其文化发展中所必经的一个阶段。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说是具有民主性质的平民化运动，这是一种有利于普通民众的文化。启蒙运动的主旨在于使所有人都受到教育和获得知识。复兴自由个性的理想成了普遍的原则。启蒙运动要求其参加者不仅要关心自己，而且要关心他人，关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个运动所依据的是社会性这一思想，最美好的社会制度问题成了其关注的中心。启蒙运动的平等观念激动人心，它要求人们不仅要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在法律面前、在他人面前也要一律平等。这种平等尽管是形式上的，但对资产阶级法律秩序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启蒙运动把传播知识当作解决一切社会纠纷和问题的灵丹妙药。知识就是力量，使一切人获得知识，使知识成为大家共同的财富，也就意味着把打开人类生存奥秘的钥匙交到人们的手中。人们通过知识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知识被滥用的可能性就基本排除了。早期的启蒙运动具有理性主义的色彩，那是一个理性思维的世纪。然而失望也接踵而至，理性的社会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美好生活，由资本和民族国家相结合的战争借贷制度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进步和理想的生活，反而带来不断的战争征伐和沉重的国家债务负担，以及公民为获得权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承受资本的盘剥和民族国家的兵役等契约，这些都是以公民的信用为前提的，也是这种新型的理性社会即契约社会的新特征。不过只要知识的任何增长都依然被看作财富本身时，启蒙运动的那些理想就依然是神圣的。

启蒙运动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历史乐观主义。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是这一时代的一大成就。以往的时代从不考虑要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古希腊罗马时代从不要求了解自己的先辈是谁，基督教把自己的出现视为天意，甚至充当两种先前文化冲突的仲裁人的文艺复兴时代都不把向前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而是把返回到原始时代视为自己的使命。启蒙运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断进步和追求进步的新时代。它试图用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事物，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启蒙主义者都能做到这一点，但历史观点的种子已经深埋在这个时代了。另外，启蒙思想家还与宗教狂热、宗教偏见和对人民的欺骗与愚弄、封建迷信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认为自己是理性之光的传播者，其职责在于擦亮人们的眼睛，使他们看清自己的本性和使命，能够独立并勇敢地运用理性，修正错误，促使人们走上真理之路。因此，一位英国学者这样评价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已经被确认为一种人类合理性和人类善行的崇高境界，是一种对进步和人类自我改善能力的信念——虽然还有保留并时有怀疑。启蒙运动被普遍理解为是主张所有人有权由自己而不是由他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主张（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每个人尽可能地过自己的美好生活，不由得神谕来帮助或妨碍。自由、宽容、非教条、世俗化等对政治的现代理解，普遍主义的各种现代形式，从对人类本质上统一性以及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罪恶性的认识，直到‘无国界医生组织’背后的人文情怀，所有人都享有基本人权，……这一尚在缓慢行程中的信念也被普遍认为在思想上起源于启蒙运动。作为一场智识运动，启蒙运动也促使了一些学科的产生——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道德哲学的某些分支。这些学科指导着我们的认知，并试图约束我们今天的生活。” ^[1] 当然，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并不是一致的，在很多方面众说纷纭，甚至是正相反对的，但启蒙思想家确实存在一些共同的观念，“它所依赖的三个最有力的支柱是：对理性的信仰，即依赖证明和确证的逻辑上相互联系的规律和概括结构；对超时间的人的本质的同一性和普遍的人类目标的可能性的信仰；最后，相信通过实现第一支柱，便可以达到第二个支柱，相信通过受到逻辑和经验指导的批判智识（它原则上能够把万物分析至最根本要素，能够发现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遵循的单一规律体系，由此，但凡是清楚的头脑为了发现真理而提出的一切问题，它都能够解答）的力量，可以确保物质和精神的和谐与进步” ^[2] 。另外，还有对理性方法的绝对信仰以及对乌托邦著述的迷信，相信“存在着某些普遍的真理，它对无论何时何地的所有人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些真理就体现在普遍的法则之中” ^[3] 。

需要指出的是，启蒙运动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封建关系的解体在不同国家是在不同时期产生的。荷兰和英国走在欧洲其他国家之前，接着是法国。启蒙运动最先发生的是英国，然后是法国，但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展得最为广泛和深刻，影响也最大。德国的启蒙运动则是在18世纪才到来。同英法相比，德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四分五裂是这一时期德意志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德意志被分割为许许多多的诸侯国，因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德意志的进步人士在思考自己国家的命运时认识到，只有铲除封建秩序和实现国家统一，才能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愿望。民族统一的思想在启蒙主义者的作品中成为一条主线，但在整个18世纪，这种思想却从来没有转化为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正像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一样，以“世界公民”自居，反对民族狭隘性和夜郎自大，在知识界是一种时髦。尽管德国的启蒙思想发生得比较晚，而且在启蒙运动的早期阶段也没有产生什么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或哲学家，但到了18世纪之后，深受英法启蒙思想洗礼的德国思想界，在思想或哲学领域，产生了不少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比如康德、莱辛、费希特、谢林，以及后来的黑格尔等人，使德国迅速成为人类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对启蒙思想和运动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力。

尽管启蒙思想十分复杂，许多思想相互反对，彼此对立，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也有一些共同的信念，究其原因，它们都与启蒙的逻辑进路和精神取向以及精神气质具有很大关系，正是基于此，我们选取了法德启蒙时期的理性观进行比较，以剖析其内在的复杂关系。同时，选取二者进行比较，也是因为二者都属于大陆理性主义传统，有着共同的理性主义基础，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及其思想文化对后进的德国启蒙理性具有重要的影响，二者具有相似性，但也在各自的发展中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性，形成了彼此各具特征的不同理性观，这两种不同的理性观对近代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立足于法国和德国启蒙理性观比较的维度，希望达到这些目标：（1）厘清法德启蒙理性及其价值观与西方现代性的关系问题；（2）揭示启蒙思想并不必然导致良好的社会制度、统一的价值共识和和谐的世界；（3）促使人们从启蒙思想的迷思中觉醒，认清启蒙思想畸变的严重性，构建中国社会的理性共识和价值共识。同时，我们还试图澄清以下问题：第一，澄清启蒙思想并非仅仅始于欧洲，它在很大程度上深受亚洲思想的影响，这便于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第二，消除启蒙思想的神话，以为启蒙思想就是我们从传统向现代必须经历的思想盛宴；第三，从启蒙理性及其价值观与古老的债务关系、契约、近代国家战争借贷制、殖民扩张、信用与金融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维度研究西方现代性及其问题，进一步拓宽人们的视野，澄清启蒙思想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关联性。同时，对启蒙理性的正本清源，有助于祛除人们对西方启蒙思想的过度迷恋和盲目崇信，便于破除一些人所以为的中国社会必须通过宪政主义和公民社会才能实现现代民主国家的谬误思想，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如何从启蒙思想和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以重建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和理想信念。

本书的主要框架结构：

两种理性的理论来源及其产生。两种理性最早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思想，以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中世纪经院哲学思想也对其有影响；另外还有来自的亚洲思想对两种理性观的影响；法国的启蒙理性兴起于文艺复兴运动并在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的批判中逐渐形成。它反对从原理、原则、公理演绎出现象和事实，强调应从现象和事实上升到原则和原理。德国的启蒙理性直到18世纪才登上历史舞台，它强调理性与信仰的和谐，主张宗教与自然科学的妥协，提倡理性主义，追求理性王国的目标。

两种理性观的不同逻辑进路和精神取向。法国的启蒙理性强调抽象的理性及其原则，重视演绎推理的方法，法国启蒙理性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精神，但对努斯精神不感兴趣，因此它对超验世界较为冷漠，其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了世俗社会，并以启迪民智为使命，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理性；法国启蒙理性要求享有至高的权力，要对一切事物进行批判和审查，任何限制都是不可接受的；法国启蒙理性具有工具理性的功利价值取向，对超验的至善不感兴趣。德国的启蒙理性汲取并充分发展了古希腊的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并且将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努斯无论在经验世界为经验立法，还是在超验世界寻求普遍性之物，都无一例外地要遵从逻各斯精神，自觉地按逻各斯的要求行使自己的职责；德国启蒙理性反对英法科学世界观，力图重建知识与智慧、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密切关系，恢复古代世界观在人类世界中的应有位置；德国启蒙理性重视辩证法思想，从中还发展出了辩证逻辑方法，并借此将辩证法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德国启蒙理性体现的是一种理性批判的精神，它强调要审慎地对待理性，在使用理性之前，首先要对理性的能力进行考察，甚至对理性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批判，从而划定理性在不同领域的权界范围；德国启蒙理性具有鲜明的价值理性取向，它重视超验世界和对至善形而上的理想的追求。

二者的异同及其与启蒙的关系。共同的理性主义基础，使它们彼此存在一些相同点：（1）法德启蒙理性都重视自然法和理性法；（2）法德启蒙理性观都以理性为根据界定人——这是一种自然人，并由此界定人权、平等、民主和博爱等概念；（2）二者都属于大陆理性主义传统，都在本体论和知识论上强调理性的根源性；（3）二者都具有一定的先验性、抽象性的特点。法德启蒙理性不同的逻辑进路和精神取向又使得它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1）法国启蒙理性立足于个体，注重从具体的情感、审美情趣出发，寻求人的解放、自主性及终极目的的启蒙价值，将批判指向了宗教和社会，但它不太关注逻辑的严谨性；德国启蒙理性立足于社会，强调逻辑的严谨性，将批判指向了理性自身，但对宗教表示宽容和尊重，批判主要集中在哲学和历史领域，它寻求超验的普遍价值。（2）法国启蒙理性表现为工具理性特征，德国启蒙理性表现为价值理性特征；二者在天赋人权的内在冲突上表现为自由与平等的对立，本可缓解其冲突的博爱因与宗教有染而被遗弃。（3）在价值取向上的巨大差异性：法国启蒙理性立足于个体，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强调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启蒙价值，以及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价值为何被自由、民主与人权的价值所取代（启蒙价值的畸变）；德国启蒙理性立足于社会，强调社会价值，反对个体价值至上，重视群体、社会和国家权，关注市民社会的发展。

两种启蒙理性及其畸变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1）强制与借贷的结合促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民族国家从雏形到发展壮大。（2）启蒙理性对现代民族国家理性的塑造：西方传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强调国家理性要效法“狮子”与“狐狸”的技艺，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进行国家治理；启蒙理性则将自然法和理性法的内容注入国家理性：法国理性为国家理性加入了普遍理性的因素，德国理性则将特殊性注入其中；法国理性将自由、平等与博爱观念与国家理性相结合，德国理性则将人道主义与民族意志与国家理性相融合；法国理性将建构性、人造型的民族观融入国家理性，而德国理性则将有机的民族观注入国家理性之中；法国理性将个体观引入国家理性，坚持个人主义原则，而德国理性则将整体观念融入国家理性，奉行整体主义原则。（3）启蒙理性的嬗变：法国理性从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到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转换，其实质乃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价值追求在政治上的体现，它体现的是由古老的债务关系逐渐进化为金融信用体系进而从近代国家向军商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换；德国理性发展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则是对康德启蒙理性思想的颠覆和反叛，也是以理性的方式将康德的道德法则转换为现代金融信用法则的基础；在政治哲学上则是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转向了黑格尔的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从而为德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持。（4）启蒙理性的嬗变促成了军商一体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的建立。法德启蒙理性观的畸变，为国家理性使用武力提供了合法性，同时，也使得本就有着资本债务借贷和国家相结合传统的民族国家制度开始转向军商一体的殖民主义体系。

两种启蒙理性观对我们的启示及意义：

（1）启蒙理性并不必然导致和谐的社会和公正的制度；（2）启蒙的价值追求并不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共识或统一的价值观；（3）认真应对启蒙理性畸变后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挑战。

本书的几个关键概念：

（1）法国启蒙时期的理性观是指法国启蒙运动即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形成的理性观，它代表的是一种法国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它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喜欢抽象的原则，试图寻找一种普遍的理性以认识真理和安排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普遍有效的方法，是一种指向社会和政治批判的理性。（2）德国启蒙时期的理性观则是指在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理性观，它展示的是德国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德国的启蒙理性是一种超现实的抽象，即认为在历史中发展着的理性是超越个人和社会现实的本体存在，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性。（3）现代民族国家的最主要特征是“主权”的形成，即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社会，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势力的统治，拥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国家以维护秩序和安全以及增进公民的福祉为主要目的，它拥有以武力做后端的一套法律制度来实现其目的。它在固定的地域内拥有主权，主权对内最高的属性是指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力，它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来实现，体现在法律的颁布、废除、决定国家组织原则、行政原则、经济体制、统帅军队等权力。

本书的重点、难点在于：

重点：（1）理性观的转换与其价值观变迁是怎样发生的，其内在逻辑是什么；（2）它们与西方现代制度又是怎样的复杂关系。

难点：（1）理性观及其价值观变迁与西方的契约、信用制度、金融垄断之间的跨领域关联性是怎样展开的；（2）从近代民族国家到帝国主义、再到霸权主义，它们的价值理论与启蒙思想如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又是怎样的逻辑关系；（3）由于涉及哲学、经济史、文化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如何将它们融合为一体、展示出哲学应有的思辨性特征也是一大挑战。

本书的研究方法：

1.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经济史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启蒙时期的法德理性观及其与西方现代性的复杂关系。本书特别强调史论相结合的方法，既要看重理论的逻辑性，又要借助历史的客观事实性（借助历史、经济社会发展史）来验证逻辑本身的合理性问题，澄清我国社会对启蒙的一些误解，还原启蒙理性的本来面目。

2.借助理性解构和建构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法德启蒙理性观，既要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对启蒙理性的神化，指出其思想来源的多重性，又要指出启蒙理性观的积极价值和意义，尝试建构我们社会的理性共识和价值共识。

本书第一部分讨论法德理性观的理论来源；第二部分研究法德启蒙理性观的内容及其不同的逻辑进路和精神取向；第三部分探讨由此不同的逻辑进路和精神去向所导致的思想差异性和某些特有的共同特性；第四部分分析说明两种启蒙理性及其畸变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最后部分指明两种启蒙理性观对我们的启示及意义。

[1] [英]安东尼·帕戈登：《启蒙运动为什么依然重要》，王丽慧、郑念、杨蕴真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第1—2页。

[2] [英]以赛亚·伯林：《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马寅卯、郑想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页。

[3] [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