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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以来，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中国自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成为促进中国与东盟间的重要经济合作举措。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表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中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中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
强调“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既是应对当前国际形势的需要，也是自身改革的必然。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此前的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就指出，新发展格局虽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我们以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我们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做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而不是权宜之计。
实施“双循环”战略，既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也是对当前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的一种应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服务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通过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世界经济长期低增长，导致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与保守主义盛行，全球经贸摩擦加剧。换言之，外需萎缩和摩擦加剧，使得中国很难继续依赖外需带动经济增长。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40年之后，自身体量不断扩大，要靠外需带动庞大的国内经济变得逐渐力不从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既是应对外部环境复杂性加剧的不得已选择，又是国内经济发展壮大而必须要做的选择。新冠肺炎疫情后，很多国家认为全球一条产业链太长，容易遭受冲击，它就会选择缩短产业链，实现产业链的本地化和区域化。考虑到未来五年至十年内全球产业链可能变得更加本地化与区域化，中国更加重视跟周边国家的合作，经略好东盟国家对中国至关重要。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后，中国有很多出口事实上是借道东盟国家来进行的。因此，东盟是中国天然的贸易伙伴与产业链合作对象。
尽管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取得了上述成果，各层面的合作深度和依赖程度有所提高。但自2009年以来，东亚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导致中美互动关系产生了新逻辑，由此降低了中国传统经济外交的战略效果。在中国外交转型、国际经济合作模式调整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重要的实践抓手，其致力于运用经济资源开创周边外交布局、构建地区秩序。倡议战略层面的目的在于将地区的关注点从美国希望的安全议题重新回到地区协同发展的经济议题上，以防止周边形成美国的进攻性联盟体系来联手遏制中国的长期发展。
从发展层面而言，倡议旨在加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从而实现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其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一种重要模式。“一带一路”倡议注重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互惠性，且相比于传统的合作方式，并不追求统一的制度安排，不要求主权让渡，更不产生军事部署，强调共同设计、共同建设、成本分摊、收益共享。
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蕴含的经济和政治逻辑。主要体现为化解国内过剩产能、促进外汇多元化投资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凝聚国家共识、巩固边疆治理以及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为保障能源运输通道和打造“战略支点”国家等，
“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的职能和属性发生了“双重转型”：一方面，国际经济合作逐步由过去压倒性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向为促进国内发展与服务对外战略大局并重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中国开始由过去单纯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活动向影响和塑造国际经济规则及议事日程制定方向转变。
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经济合作是其手段，目的是通过深化合作，实现经济共同发展，进而稳定周边地缘环境，终极目标是共建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价值链中，“一带一路”是与发达国家和沿线国家的双环流，这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不矛盾，还相互促进。“一带一路”是国内国际循环的重点，“双循环”为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筑牢根基。“一带一路”正在打造中国与沿线国家新的国际大循环，对冲原来国际大循环的风险；而“双循环”为这种新的国际大循环提供了支撑。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亦提出“一带一路”合作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对“五通”进行了拓展和阐释。政策沟通位列“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之首，是重要基础和保障。其目的在于增进共识，构建政府间多层次经济战略、宏观政策、重大规划等对接的良好机制，形成更为巩固的“命运共同体”。东盟国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先和必经之地，与东盟国家和东盟机制的政策沟通和机制对接自然也成为重中之重。“一带一路”倡议现已与越南的“两廊一圈”构想、柬埔寨的“四角”战略、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等实现对接，这为倡议的执行与推进奠定了政治基础。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包括基础设施，比如道路、铁路、机场、港口，也包括管道设施以及通信设施等。对此，除新加坡外，升级基础设施都是其他基础设施普遍比较落后的东盟国家的切实需求，中国企业利用技术和产能优势，积极参与共同建设，如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等一批早期项目为倡议在其他国家的建设树立典范。
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旨在全方位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往来、产业投资、能源资源和产能合作。如前所述，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东盟国家与中国在贸易畅通指数的平均得分高于其他沿线国家，这是贸易合作取得成果的反映，这些经验可以为中国在其他国家展开“一带一路”合作奠定基础。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方方面面。无论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是经贸合作的不断畅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融通。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而最后的民心相通，基于中国与东盟历史和地缘上的邻近性，有必要利用这一天然优势加强人员往来和旅游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的交流、沟通和理解，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总而言之，针对东盟国家切实存在的需求，以“五通”为切入点可以促进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合作有效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五通”为目标，为东盟国家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为改善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提升其对外贸易水平，为沿线国家解决就业、改善民生、增加税收、促进发展带来了切实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