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21年对于中国—东盟关系具有特殊意义，既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也是中国与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30年来，中国与东盟携手前行，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不断丰富，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社会人文三大领域合作硕果累累，成为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最富内涵的合作伙伴、最具活力的战略伙伴。同期，中国与东盟经济融合持续加深，经贸合作日益加快，双边贸易额从不足80亿美元跃升到6846亿美元，30年间增长80余倍；2019年，双方人员往来已超过6500万人次，每周有近4500架次航班往返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双方互派留学生超过20万，结成了200多对友好城市。站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和东盟将着眼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自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东盟国家作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仅涵盖了“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一部分，更是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伙伴。2020年，中国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并着力强化了同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据统计，2020年东盟作为一个国家集团首次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合作也逆势上扬；同年年底，中国与东盟还共同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并于2022年1月正式生效，这些成为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新亮点。 RCEP的签署，恰逢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发展格局，以RCEP为杠杆，必将有力助推国际国内双循环。RCEP的达成表明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绝不是走向封闭倒退的发展格局，而是国内国际互动发展的新格局。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多边经贸合作趋向停滞、传统全球价值链面临破裂风险等新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诸如供给端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端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这些都使中国的国际经济循环面临冲击。对此，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基于供给、需求视角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概念，“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双循环”的政策思路。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明确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内需当成实现经济战略转型的工具，以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这一模式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利于缓解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压力。这也是基于应对逆全球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发展转型的现实逻辑。而对于外循环，第一大重点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切实落地，第二大重点是发展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此大背景下，东盟对于实现这两点的重要性都十分突出。作为与中国密切开展经济合作的近邻，东盟国家自然成为中国实施“国际大循环”的重要合作伙伴。由此，进一步研究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机制对接、各功能领域的具体合作及特点以及所面临的挑战，继而提出深化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思考，具有相应的学术研究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

关于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迄今为止，学界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

关于国际国内“双循环”，毛锦凰、喻亭认为，当今国际产业转移发生了趋势性变化，中国在产业转移中的位置和角色出现变更，未来要注重提升中国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打通了国内要素、商品市场流通，要争取实现经济“双循环”与“一带一路”建设同频共振。要发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者作用，建立国际产业转移合作共赢长效机制。肖慧琳认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考虑产业循环、市场循环以及经济社会循环三个子循环，这三个循环关系着生产力、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扩大内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关系，梁颖、黄立群认为，中国—东盟政治经济互动机制呈现出以政治合作为先导，经济合作为主体的全面、多层次合作关系。杨适认为，中国与东盟具备实现“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基础性要素，使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缓慢推进。金丹认为，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老挝、柬埔寨和印尼政策沟通非常顺畅，但由于某些障碍，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策沟通方面还存在差异，需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分类施策、重点突破的外交策略。田立加和高英彤认为，目前关于中国—东盟公共外交的研究存在国别针对性薄弱、避开存在现实及潜在危机国家、忽略模式类型总结等问题，应分国别、分阶段、分状态制定中国—东盟公共外交发展路径。周士新认为，中国与东盟双方具有进行“安静外交”的传统和经验，应该持续发展“安静外交”，为促进和提升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许利平认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合作，是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例如，在数字经济方面，2020年为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双方数字经济合作潜力巨大，且符合双方共同发展诉求。双方近年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数字技术研发等重点领域内的合作取得丰富成果。曹筱阳认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应努力推动中国—东盟经济深度融合。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对美出口下降，对东盟投资和出口都出现大幅增长，资本和产业链开始向东南亚转移。未来要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形成以地区生产网络为依托的全球产业供应链，以合作求共赢，推动双方合作上新的台阶。王勤认为，在新时代下，首先应实施中国和东盟发展战略对接，从双方发展战略来看，202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规划和发展蓝图、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和各国“工业4.0”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有许多契合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可以逐步实施与东盟的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

关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叶刘刚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一些相对复杂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而资源密集型产品在产业内贸易中的比重较小。刘伟等则发现中国—东盟间贸易种类较多，贸易互补性很强，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呈稳中有增的趋势。杨宏恩和孙汶指出，中国与东盟在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上竞争较为激烈。徐芬和刘宏曼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存在贸易创造效应。聂飞强调，中国对越南、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存在较显著的出口贸易创造效应，对印度尼西亚和老挝存在较显著的进口贸易创造效应。

关于中国与东盟的产能合作，张天丽认为，中国与东盟贸易自由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中国东盟双向直接投资的因素。许文涛提出，中国对东盟制造业直接投资主要特征的直接投资流量和直接投资存量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投资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比重较大，投资国别不断向沿海国家拓展，投资方式日趋多元化，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迅速。杨帆认为，中国与东盟各国有着相似的要素禀赋及制造业发展路径，故中国与东盟制造业在总体上发展水平相似，但就东盟单个国家而言，与中国差异较大。就制造业发展水平来看，可将东盟各国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为新加坡；其次是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最后是柬埔寨、老挝、缅甸。

关于中国与东盟的农业合作，曾文革等强调，中国与东盟国家虽通过区域性协定、国家法律等方式规避风险，但对于政治风险仍存在规定不明晰、法律适用性不强、立法不完善、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李念阳认为，中国目前农业对外投资在产品建设和人才建设方面均存在短板，阻碍中国农业投资保险发展。谭砚文等认为，中国投资东盟主要存在东道国内战的政治风险，以农业政策法规变化为主的法律风险，利率汇率变动导致的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频发的资源环境风险。胡殿毅等提出，东盟农业投资环境受经济对外开放环境、农业生产环境、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环境和政治与法律环境影响，重要程度依次递减。撖晓宇、刘钧霆、姜晔等指出，从农业投资比例看，东盟在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中占较大比重，但中国在东盟的农业投资占东盟吸引外资的比重较小；从农业投资领域看，中国在东盟的农业投资领域逐渐多元化，但投资方式单一，缺少全产业链经营，产业化水平较低；从投资国别选择看，投资集中在东盟的传统农业国，根据各国特点出现投资分层现象；从投资主体看，投资企业主要以国有大中型农业企业为主，民营企业投资发展潜力有待发掘。

关于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越南学者冯氏惠认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机制、中国经济实力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互联互通，是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机遇。郭宏宇、竺彩华认为，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现有的中国—东盟合作规划能够进行很好的衔接，具有较为完整的建设规划、较为充足的资金来源和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等优势。但是，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也面临诸多障碍和挑战。斯蒂芬·格罗夫（Stephen Groff）等认为，互联互通中的基础设施开发、融资问题亟待解决。竺彩华、郭宏宇等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面临区域内各国经济差距、技术差距、制度差异、资金融通困难、南海问题以及域外势力干预、东盟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疑虑等方面的障碍和挑战。李晨阳认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中国内部面临各个省份竞争激烈且资金缺乏的挑战，外部面临双边政治关系复杂、域外大国干涉和双方互联互通规划不匹配的障碍。蓝建学指出，互联互通建设会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地缘政治风险、恶劣自然环境等方面挑战。波萨·潘尼查康认为，东盟国家应更多地利用公私合营模式筹措建设资金。斯蒂芬·格罗夫认为，应从合作形式、融资方式、软硬件之间的平衡等方面推进亚洲互联互通。韦朝晖等认为，可通过跨国产业链和物流链建设，推动中国—东盟互联互通。赵壮天等提出了加强交流，增强互信；建立互联互通合作机制，共同搭建合作平台；设立互联互通合作基金，推动重点合作项目建设；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国家间合作等对策。

关于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文学等认为，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金融合作面临一系列现实难题，并基于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视角提出了解决对策。尤宏兵等认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意义重大，但双边金融合作存在政治互信不足、监管体系不完善等障碍。唐文琳等认为，要逐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进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投资等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戴傲斌等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要促进金融机构与体制改革，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并加强文化与政治的交流。陈捷等认为，马来西亚是中国同东盟合作最重要的切入点，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张家寿则认为，中国与东盟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支撑体系，满足中国与东盟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需求。云倩认为，可采取加强顶层设计、强化面向东盟的金融市场合作、搭建中国—东盟金融数据信息共建共享平台、稳步推动跨境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措施深化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

总体而言，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在21世纪不断深化。在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的背景下，双方的贸易往来必将变得更加密切。同时，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也有利于中国在新时期构建开放型国际经济合作体制，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上述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也为本书的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书在全面回顾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别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机制对接、贸易合作、产能合作、物理联通、金融合作进行论述，继而分析其特点、面临的挑战，最后就如何进一步妥善处理和深化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提出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