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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关系是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富内涵、最具活力的一组关系。经过近30年的关系发展，中国已在尊重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上，依托各类区域、次区域及国家间双、多边合作互动，同东盟及其成员国家间取得了诸多成果。
自1991年中国成为东盟磋商伙伴并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方已参与并主导构建了数个大型区域合作机制，为进一步提升区域影响力，扩展合作领域和范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除缅甸、老挝及柬埔寨外，中国与东盟及其他国家均为成立于1989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正式成员和观察员。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老牌经济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遵循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灵活务实和循序渐进的“APEC方式”在数十年间实现了多个领域的互联互通，为助力“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贡献了自身力量。
其次，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日本和韩国共同与东盟进行了首次领导人会晤，推动了“10+3”合作机制建立和中国与东盟“10+1”关系的全面发展。目前东盟—中日韩（10+3）机制已在农林、旅游、经贸等20多个领域建立了65个对话关系，中国—东盟（10+1）也完成了“2+7”向“3+X”合作框架转变，
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大使级会议（CPR+3）和工作组会议为支撑的合作体系，有效提升了东盟同中日韩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中的合作韧性与活力。
2002年，中国还成为第一个与东盟开展自贸区谈判的国家，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开始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随着2015年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国同东盟国家已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争端解决等领域签署相关文件，并实现了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的目标。
此外，2011年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6国还与东盟开启了RCEP谈判，以对占全球47.4%人口、32.2%经济总量和29.1%贸易总额的区域进行整合，尽可能消除内部贸易壁垒、扩大服务贸易，为区域合作注入新动能。
2020年11月15日，除印度外所有成员国都完成了协定的签署工作，中国各部门也开始为落实RCEP对接进行相关部署。中国与东盟在亚洲合作对话（ACD）、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亚峰会（EAS）等合作机制中也均保持良好沟通与合作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湄公河地区已先后至少建立了11个多层次、机制化和实质性的地区性国际机制，其中半数以上均有中国搭建或参加。为应对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局部和次区域合作与发展的特殊问题，双边也构建、参与了部分次区域合作机制。其中致力于促进次区域发展与繁荣而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是中国同东盟国家最早开启的次区域合作，成员包含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6国，负责组织协调和筹集资金。在《GMS区域投资框架（2012—2022）》中，该机制将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及经济走廊建设定为合作重点方向。
其后为了规避域外国家对湄公河地区事务的干预，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先后建立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澜湄合作，LMC）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两个新合作框架。澜湄合作围绕“3+5+X合作框架”已建成领导人会议、外长会、高官会、联合工作组会和合作中心在内的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架构，并先后发布了《万象宣言》《澜湄合作与“国际贸易陆海新通道”对接合作的共同主席声明》等多个政策文件。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则以实现运输与通关便利化为目标，在区际铁路网络、产能合作及境外产业园建设中取得重大进展，为有效补充拓展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提升互联互通及发展综合性国际贸易大通道夯实了基础。
此外，自2005年中国成为东盟东部增长区的发展伙伴以来，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在经贸和人文领域的合作成果喜人。2018年，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正式升级为部长级后，首脑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组会议四大机制及促进中心共同作用已成为促进双边发展的坚实保障。当前双方正依据制订完成的《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行动计划（2020—2025）》，致力于将互联互通、农渔业加工和食品产业、旅游及社会文化交流、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减贫和包容发展、人力资源发展、环境、电力和能源九大优先领域合作共识逐步转化为具体行动，进而强化共建“一带一路”和《东盟东部增长区2025愿景》战略对接。
中国也对泛北部湾经济圈和中老缅泰“黄金四角”等次区域机制建设予以了支持，并顺利成为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首批发展伙伴。
作为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之一，数十年来中缅关系已从经贸援助逐步扩展到承包、产能、金融和经济走廊建设等多领域合作，近400家中国企业在缅甸的产能、基础设施和电信等领域进行投资，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也为缅甸农业减贫、生态环保、能力建设、文化交流、妇女和青年事业等领域的51个项目予以支持。
中、越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越南已于2017年同中方签署合作备忘录，确定将经贸投资、医疗卫生、数字经济和人文等方面列入《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2017—2021）》的重点项目清单，为推进两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全面战略合作提质升级创造了条件。
2019年，中国同老挝签订并实施了《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已就中老经济走廊和中老铁路等大项目建设推进达成共识，加强在基础设施、财政金融等领域合作，深化文化、青年、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了诸多成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
中、柬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交往与合作密切。近年来，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柬命运共同体，两国已在交通、产能、能源、贸易和民生五大板块强化合作对接，为柬埔寨增加就业、改善公平和提升效率提供了“水源”，
有利于协助柬埔寨早日实现“2050年愿景”目标，促进两国“铁杆朋友”关系在新的60年取得更大发展。
在世界及地区局势不断演变的背景下，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发展为战略对接和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双方已结合“泰国4.0”战略和“东部经济走廊”（EEC）计划，利用已建立的双边合作机制、泰中友好协会（1976年）和中泰友好协会（1987年），双方共同制订了《中泰两国政府关于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7—2021）》。
马来西亚对同中方一道高质量推进农业、水产、电子、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一直持积极态度。当前，中国与马来西亚正持续释放发展动能，推进“两国双园”、东海岸铁路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快中马合作高级别委员会建立和《中马经贸合作五年规划（2021—2025）》的制定。
作为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同中方已在三个层面的支柱合作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设有副总理级对话机制以及政府间双边合作联委会（外长牵头）、经贸合作联委会（商务部长牵头）、防务与安全磋商（副总长级）和航天、农业、科技、国防工业等领域的副部级合作机制。 [1] 随着中印尼“一带一路”政党共商机制、雅万高铁及十余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推进，印尼的工业化及两国互联互通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中新建交30余年来打造的强劲和互惠关系，已把全方位经济合作作为当前双边关系的重点。近年来，随着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中“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和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成功实践，两国在互联互通、金融支撑、三方合作及法律司法领域合作成果显著。
截至2020年11月，已累计签署各类协议、合作项目近300个，超九成项目落地，“一带一路”和“陆海新通道”经中国西部地区的完整环线初具规模。
中菲已在2018年正式结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先后设立外交磋商及经贸农业、渔业、科技等多个合作联委会以加快培育互联互通、跨境电商、金融等合作新增长点。结合《2017—2022菲律宾发展规划》与《中菲经贸合作六年发展规划（2017—2022）》，两国迄今已完成11个合作项目，12个正在或即将实施，其他12个项目也在商谈中，为菲律宾经济复苏，达成“雄心2040年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三十而立”的中文关系正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和文莱两国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框架正加快在经贸、科技、法律、能源等10个领域设立工作组，推进恒逸石化、“广西—文莱经济走廊”等重大项目合作落地，积极有效对接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和文莱“2035宏愿”战略，为文莱经济多元化提质升级提供助力。
东盟共同体作为东盟发展的长远目标，按照2003年与2005年东盟峰会的设想，将构建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APSC）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ASCC）三大支柱，逐步推进与深化政治安全互信、区域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融合的共同体建设。2015年底，东盟发布《东盟共同体2025年愿景》（ASEAN Community Vision 2025）及三大共同体2025年蓝图，正式宣告东盟共同体建成。
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建设目标是建立一个拥有共同价值和规范，以制度为基础和以人为本的共同体，进一步提升东盟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水平。在推进各类双、多边合作机制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东盟中心地位，强调通过“政策沟通”，加强政府间合作，促进政治互信，实现发展战略的交流对接。为了符合东盟期望的强化整体行动自主性和一致性，加深东盟国家间及与外部各方互动关系，东盟将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设为共同体建设目标。此外，中国与东盟注重同各方开展司法、反恐禁毒、国防安全、执政能力培养合作的做法，也满足了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构建中积极寻求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议题领域合作要求。
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统一市场，实现商品、服务、投资、资本和技术工人的相对自由流动，提升自身投资吸引力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但是，东盟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及挑战，包括东盟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相互连通性差等。 [2] 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双循环”中的国际大循环新发展格局更高度契合了经济共同体要求，以扩大投资、深化金融合作和强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点—线—面”建立健全中国—东盟优势互补产业链，有效弥补了东盟经济发展缺陷。
社会文化领域长期以来并非东盟各国合作的重点，但随着共同体建设的深化，东盟更加重视与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建设，社会人文合作趋于活跃。在《社会文化共同体2025蓝图》中，东盟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目标定位为建立以人为本、环境友好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体。 [3] “一带一路”倡议中“民心相通”及中国—东盟双边人文交流机制重点领域均围绕扩大民间和民众交往，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医疗和体育等合作与交流，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要求强化身份认同，增强在教育、医疗卫生、人权、灾害应对以及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应对能力建设需求不谋而合，两者具有利益互补性。 [4]
[1] 《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202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44/sbgx_677248/ ） 。
[2] Sanchita，B. D.，“High challenges await AEC 2025”， Perspective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Vol.48，2016，pp.1-9.
[3] Wang Qin，“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a-ASEAN Economic Relations”， Pacific Journal ，Vol.27，No.1，2019，p.90.
[4]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ocio - Cultural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Jakarta：ASEAN Secretariat，March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