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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经贸往来频繁、人文交流密切，且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并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不断深化的经济合作能够为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局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一，地缘和文化方面，东盟是中国的重要近邻。地缘上，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是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海上交通要道。中国绝大多数贸易往来都要通过东南亚，约82%的中国石油进口都要通过该地区，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历史上，东盟国家是郑和下西洋、华人下南洋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形成很多类似的文化记忆和风俗习惯。
第二，政治和安全方面。在国际体系层面，东盟是中国推动世界多极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地区规则制定的重要平台，也是诠释中国理念和周边外交政策最主要的舞台。在大国竞争的情况下，东盟更是平衡美日大国、维持地区均势的重要力量，
东盟共同体的发展壮大是世界多极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地区层面，一方面，东盟为中国参与地区事务提供了重要平台。多年来，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为域内外国家协商合作平台，同时也为大国开展战略安全对话、加强政策沟通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与东盟其他对话伙伴正是通过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开展有效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东盟还为中国参与澜湄合作、东盟东部增长区等次区域合作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东盟与中国携手制定地区规则。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DOC，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全面有效落实DOC，2018年8月，中国和东盟外长签署谅解备忘录，顺利通过《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COC），为南海的稳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非传统安全挑战层面，基于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的背景，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金融安全、海上安全、反恐、打击贩毒、贩卖妇女儿童等跨国犯罪、跨境传染病应对、重大灾难救助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合作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经济与贸易方面，东盟是中国捍卫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推动自身外贸关系更加平衡健康发展的重要伙伴。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浪潮涌动的当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对推动自贸区升级成果尽早落地和争取早日实施RCEP具有重大意义，这将对外释放出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经济全球化、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与贸易自由化的强烈信号。
作为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之一，东盟国家人口逾6亿，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且以年均5%的速率增长，预计2050年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之一。由此可见，东盟国家是中国周边极具发展潜力的近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产能合作成为重点领域，而东盟是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区域，双边投资将继续增加。同时，东盟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互联网新兴科技，这都将为中国企业提供巨量商业机会。对中国而言，东盟正日益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可与美日欧比肩的重要伙伴，而且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可见东盟对中国逐步摆脱对传统市场的过分依赖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要畅通国内国际市场，既要扩大内需，更要坚持高质量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相关国家的经济交流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国际发展格局，实现“1+1＞2”的叠加效应，加快打造中国竞争新优势。“十四五”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与东盟历史关系悠久，地理距离近，物流成本低，贸易互补性强，尤其是随着各成员国对RCEP的批准和实施，将给“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带来更多的机遇与合作空间。
中国过去40年走的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的道路，而未来，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道路，其要义就是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对于外循环而言，中国未来要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要点就是要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其中关键节点是东盟国家。自2020年以来，虽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多重不利环境，但东盟国家在中国对外经贸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中国“双循环”发展格局构建的有力支点。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中国与东盟贸易和投资逆势双增长，且中国与东盟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充分表明中国与东盟合作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深化中国与东盟合作，是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战略与东盟发展战略高度对接，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将形成产业、跨境经济合作区、工业园等立体连接网络；另一方面，双方致力于挖掘新的增长点，通过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海洋合作等领域合作，拓展合作空间，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行稳致远。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对“十四五”期间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和对外合作产生深远影响。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20年11月在第23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中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将有利于中国和东盟两大市场更好对接，激发更多内生动力。东盟作为中国的紧密经贸合作伙伴，将首先受益。新发展格局不是空中楼阁，既为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反映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现实。由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具有地缘优势、合作机制优势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先行者和“试验田”，也是双、多边合作的典范。畅通国内国际循环，必将给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继而推动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首先，从外交层面而言，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方，东盟在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调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主要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周边外交政策，外交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为经济发展争取有利的周边外部环境。无疑，这种外交战略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但也应注意到，仅仅依靠经济合作并不能解决各种安全问题，达到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信任的目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周边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在周边地区原有的“以经促政”的战略效果开始下降。例如，“东盟国家对在经济和贸易领域过分依赖中国日益表现出担心，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边际效益正在逐步递减”。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适时考虑东盟国家的其他诉求，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可以看作围绕邻近周边国家提出的，服务于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调整的一项重要经济外交举措。
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新理念。这一新的外交理念折射出中国正从强调与周边的互惠互利转向注重对后者的利益“惠及”和“溢出”。从背景看，这一理念的提出紧随“一带一路”倡议。由此可见，它是中国希冀通过“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来“稳定周边、和谐周边”，以达到有效对冲美国制衡中国崛起、周边国家疑惧中国崛起的政治安全目的。
但是在更深层次上，“一带一路”建设标志着中国对与周边国家关系认识的重大战略性转变，即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新的共同发展的区域，构建利益共同体，带动周边国家的发展，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最终目标是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换言之，周边外交在外交全局中的地位获得提升，处理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的理念由“互利”到强调“惠及”，政策目标由维持周边稳定和密切经济合作提升为建设“命运共同体”。
在周边外交从注重为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建设营造良好环境转变为主动构建周边、共建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东盟在中国周边外交乃至整体外交中的地位得以凸显。具体表现为：一是将东盟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原有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基础上，提出“亲、诚、惠、容”的新理念。二是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尼时同时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项倡议。三是积极探讨签署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3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1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东盟，愿与东盟国家积极探讨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中国—东盟战略合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四是提出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倡议，即凝聚两点政治共识和开展七个领域合作，将中国—东盟关系从“黄金十年”升级到“钻石十年”。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更是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东盟的重视程度，例如，2017年党的十九大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首访都以东盟国家为首访国家；2018年底，习近平、李克强再次出访东盟国家，均意在提升中国—东盟战略伙伴的质量，提升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水平。
具体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东盟由于其与中国发展目标，地缘位置和经贸上的联系，成为倡议建设的重要合作方，与东盟的成功合作有助于倡议深化。而从东盟的角度出发，同中国开展合作也是其实现发展的切实需求。
其一，中国与东盟在发展政策目标上具有共通性。坚定发展同东盟的友好合作，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区域战略和东盟国家发展规划对接，是中国努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工作方向。东盟所提出的建设区域共同体构想，特别是制定的发展互联互通的政策目标，与中国近年来大力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中国政府通过睦邻、富邻、安邻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双方都致力于实现包容发展和联动发展，最后走向共同安全和繁荣的战略主张。东盟国家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而形成的共同意愿和规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存在对接可能与合作空间。
其二，从地域上看，东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是首先和必经之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将东盟视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和中国—印度支那半岛走廊大陆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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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除了东盟本身，其还对“一带一路”的延伸拓展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拟建设的两条线路都要穿过这一地区，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拟建设的六大走廊也需途经这一地区，包括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东南亚有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和空中商业航线，而这些航线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和生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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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定位当中，西北与东南是两个主要的方向。就目前的具体政治形势与经济形势来看，开拓西北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东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突破方向。从政治稳定性来看，除了缅甸的改革还存在变数之外，东盟国家虽然在其政治过程中不乏混乱，但是基本实现了稳定，而中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在近20年间依然充满变数。从一体化程度来看，东盟整体性优于中亚地区，更有利于跨区域多边整合机制的建立。从安全程度和经济环境来看，东盟安全环境更为稳定，经济环境更有利于中国进行整合。
其三，从经济上看，东盟国家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中经贸与投资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尽管目前世界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性，但东南亚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亚洲地区的经济仍然具有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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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投资的战略方向上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相继成立，将东盟诸国作为重要的投资目标国。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19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的讲话上表示：“中方支持东盟制定《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愿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这一规划对接，在此基础上推进东亚整体范围的互联互通。中方愿与各方共同出力，充分利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融资平台，为亚洲特别是东盟国家互联互通项目争取更多资金支持。”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离不开东盟国家的支持，东盟国家均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充满活力的东盟市场更是中国的巨大机遇。
东盟亟须改善基础设施，通过增加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投资、竞争力和互联互通来推动经济增长。东盟预计在2050年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发展为第四大经济体，东盟商品贸易总额也将随之增加，这些基础设施的需求对于日益增长的东盟贸易极为重要。 [4]
“一带一路”推动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绝对”与“相对”收益的同步增加，由此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共同生存、共享发展、公平治理、合作共赢、共同进步”的核心价值理念与“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思想。而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共商、共建、共享型经贸合作也可以成功回击中国利用亚洲大国地位诱导周边国家严重依赖中国经济的“新殖民主义”言论。
对中国东盟双边关系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有助于为双方长期友好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推动沿线国家政治安全合作、凝聚民心，将为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提供丰富内涵和扎实保障。
而能否以“一带一路”为依托成功打造“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进而形成示范效应，则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整体长远目标的实现。
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否给东盟国家带来利好这一问题，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林万锋（Lim Ban Hong）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所提出的“双循环”战略，除了提升内需市场的稳健发展外，也注重国际贸易体系的良性互动。中国的“双循环”和东盟可以互补互惠互赢，双边都可以为各国产品的进出口找到更多的出路和商机，同时能够共建更强的全球供应链，帮助企业发展。在后疫情时代，“双循环”带动的中国强劲内需市场将造福东盟国家的贸易出口，同时“一带一路”也将展翅高飞，为沿线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柬埔寨内阁办公厅国务秘书应国泰表示，“双循环”战略的推出恰逢其时，对中国和东盟国家来说都有好处。过去，中国一直专注于国内的生产以及出口，以将中国产品出口到西方国家和亚洲市场为主要方式。但现在中国把注意力专注到国内需求上，扩大内需，这对中国和东盟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策略。他说，“双循环”战略的实施可以使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使东盟国家产品更多地出口到中国市场，让中国与东盟建立更加完善的生产网络。
为此，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切入点，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在促进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外循环的同时，为处于发展期的东盟国家提供协商共享式工具，这符合双方利益和需求。而双方发展战略的成功对接，必然会为密切中国东盟伙伴关系增加新动力，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目前，东盟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初中期，各国正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和潜力都很大，对引进设备、技术、资金有着迫切的需求，特别是在电力、水泥、工程机械、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因此，双方可以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结合各方的需求及其优势，实现有针对性、互补性的合作。
在发展战略对接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利于将中国发展目标与东盟共同体发展蓝图对接，同东盟国家项目和企业对接，同东盟国家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契合点，倡议意味着中国并非主导，更多强调与合作方的共商、共建、共享，积极进行交流互动，通过不断的合作实践，为倡议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这既是过去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发展的结果，又是未来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更是东盟经济共同体发展的新动力。“对接”意味着中国首先提出“倡议”和“呼吁”，再由其他国家做出相应的回应并对合作项目和机会做出评估，共同对有关的政策或计划进行沟通、协调和修正，是一个双方积极互动的过程。
这为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奠定了主体基调。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和“一带一路”倡议是典型的互补举措，两者在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在基础设施、人文交流、金融和信息领域的互联互通方面都具有潜力。中国与东盟应该利用这两个举措之间的协同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两个倡议的联合效益。
在融资投资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东盟发展提供机遇。东盟许多国家都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但融资依然存在很大困难，只有一种强有力的、由政府支持的投资机制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一重要问题。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资金支持方，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东盟国家的融资需求，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换言之，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从2016年到2030年，东盟共需要约2.3万亿美元至2.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即每年1840亿美元至2100亿美元。然而，东盟基础设施基金仅能提供4.853亿美元。由此可见，东盟国家急需基础设施融资，而“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很好满足《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下项目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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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发布的《2018年度东亚区域经济展望报告》显示，东盟国家将持续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该报告预计，中国将继续增加“一带一路”相关投资，2018—2023年与此相关的对外投资可达6000亿—8000亿美元。这些投资将使东盟国家在能源供给、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地区融合等方面受益。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还可带动东盟国家私人投资。
中国的直接投资为东盟及其成员国克服基础设施不足问题提供了途径，基础设施不足是东盟国家经济短期和长期增长的主要障碍。随着“一带一路”项目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融资共同发力，东盟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将不断增长，同时还将帮助东盟及东盟国家吸引投资进入制造业、能源和服务业等生产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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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项目还将在产能合作方面，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促进产能合作，既有利于中国优势产能转移，也有利于东盟国家工业化进程加速，提升东盟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马中关丹产业园、中老铁路和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重大项目在东盟国家稳步推进。这些项目在带动中国优势产能“走出去”的同时，也有力促进着当地民生建设和经济发展，不断提升当地民众的获得感。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发展战略对接的积极意义有以下三点。一是标志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紧密发展时期。二是“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发展战略对接有助于实现双方良性互动发展，通过主动靠近、相互了解和互相补充，有助于减少经济增长与合作的成本，加快双方进一步合作和推进一体化。三是为第三方起到示范作用，有助于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对接的意义绝不单单有助于双方经济发展，对地区内的其他合作伙伴也具有正向的引导作用，并有助于加快第三方融入地区一体化进程中。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中国与东盟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和能源资源等多个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形成多种形式的开放式经济合作圈，实施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形成自由贸易区网络，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提振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实现发展空间更平衡和收入分配更平等注入新的动力。“一带一路”建设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中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继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联手“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东盟国家度过困难，搭上经济全球化列车的最佳选择。
[1] Sufian Jusoh，“The Impact of BRI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SEAN”， China ' 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BRI ） and Southeast Asia ，LSE IDEAS and CIMB ASEAN Research Institute，October 2018，p.10.
[2] Irene Chan，“Current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n Responses to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itiative”， S .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7，p.42.
[3] Irene Chan，“Current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n Responses to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itiative”， S .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7，p.42.
[4] Sufian Jusoh，“The Impact of BRI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SEAN”， China ' 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BRI ） and Southeast Asia ，LSE IDEAS and CIMB ASEAN Research Institute，October 2018，p.10.
[5] Kaewkamol Pitakdumrongkit，“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Challenging Test for ASEAN”， RSIS Commentary ，23 February 2018，p.2.
[6] Sufian Jusoh，“The Impact of BRI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SEAN”， China ' 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BRI ） and Southeast Asia ，LSE IDEAS and CIMB ASEAN Research Institute，October 2018，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