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技术与技术批判

人类正前所未有地生活在技术及其所催生的各种物品和自我规训范式、社会控制体系无处不在的围裹之中。这一历史现实是怎样发生的？其前景将会怎样？

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高度技术化的人类生存方式就近可以回溯到16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因为从那时起，“印刷机和风车、杠杆、水泵和滑轮、钟表与独轮车，以及矿工和工程师大量使用的机械，构成了每日生活的特征，每一个人都懂得机械的本质，创造和使用这类东西的经验已经开始成为欧洲人一般意识中的一部分” 。如果循着技术演进的轨迹向前追溯到人类历史的起点，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作为技术的物化形态，工具——而非天然存在物——的制造和使用乃是人之开始成为人的标志，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人是会制造工具的一种动物。” 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一串香蕉放入一个精心设计的玻璃箱中，若要取食香蕉，必须借助于箱中放置的木棒。虽然只需拿起木棒轻轻一拨即可取到香蕉，但是，被吸引而来的猴子围着玻璃箱转了好多圈，它们所能做的却只是竭力伸进自己的长臂去探抓香蕉，而始终没有意识到要使用那根木棒——正是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简单动作，在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划出了巨大的鸿沟：人类不仅拥有动物皆有的各种欲望，并能够发现这些欲望的外在对应物，而且还能以工具为中介去获取外物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法国哲学家布鲁诺·雅科米说：“人类的技术史随着人类本身开始。‘唯一与生命有关不可辩驳的人类标准是工具的出现。’动物和人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是人站立起来，手从移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使用人造工具。”“最初的琢石工具的出现是我们的技术文明的诞生，比我们那历时不久的文明早得多。” 可以说，至少从原始人用笨拙的双手打造、削刮出第一件粗陋的石器或棍棒之时起，人类就已经进入了技术时代。按照一般的看法，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技术活动即人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也就是技术演进和人类从事技术活动的历史。

技术的最初用途是实现个体或群体的生存需要。为达此目的，技术用以施诸其上的对象既包括树上的野果、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禽、水中的游鱼，还包括人自身，亦即与技术施用者属于同一个族类的其他个体或群体。人类将技术施诸前者，是为了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生活资料；施诸后者，则多是为争夺物质资料而与其他个体或群体展开生存搏斗。美国电影大师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影片《2001漫游宇宙》开头便呈现了一个人类为生存而搏斗的远古场景：荒芜干旱的沙漠中只有一池水，几群“猿猴”（人）为实现对水的独享展开了残酷的厮杀，起先他们的武器只是手爪和牙齿这些身体器官，武器的雷同造成了争斗结果的均势；后来，一只“猿猴”把沙漠中死去动物的骸骨敲打成了可手适用的武器，挥舞着这根骨棒，这群“猿猴”很快就把其他竞争者打得四散逃去。这个具有寓言性质的历史场景似乎告诉人们：一件简单的工具，一旦被用于同类间的厮杀，那么它带给胜利者的将是种群的生存安全和生活福祉，而带给失败者的却是匮乏、恐惧、流离失所乃至死亡。

或许，正是技术施诸人类自身而不是施诸自然物之上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促使人类萌生了对技术最初的警惕、忧患甚至恐惧。不管人类是否愿意，事实上，以人类自身为对象的技术的确也在历史的发展中突飞猛进，其结果也愈加具有破坏性和震撼力，而其中表现得最为触目惊心的就是战争技术。早在18世纪的理性启蒙时代，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已经表达了对技术进步的深重担忧：“我听说，仅仅炸弹的发明，已令全欧人民丧失自由”，“自从发明了火药，就没有不可攻取的要塞；这就是说……地球上从此无处藏身，无处躲避强暴与不义。”孟德斯鸠甚至先知般地预言：“我觉得不寒而栗，生怕到了最后，有人发现某种秘密，而能用更简捷的方法，置众人于死地，整个地摧毁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 可悲的是，历史发展的事实不幸被孟德斯鸠言中：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就尽其所能地展示了被称为“人体收割机”的重机枪以及坦克、轰炸机、毒气室、原子弹等可以进行大规模杀戮的精致、高效的战争技术。而在今天，无须接近敌人，也不会看见尸体和鲜血，只需轻松优雅地按一下按钮，便会有数以万计的血肉之躯在瞬间灰飞烟灭。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动物行为学的开山祖师劳伦兹指出，在自然界动物之间的搏斗中，一般动物只会使用它们天赋的身体器官，而且不以杀死敌方为目的；“只有一种动物，他的武器并不长在身上，而是出于他自己的工作计划。……这种生物就是人。因为没有节制，他的武器在几十年之内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变得多么可怕。……不知道我们将来做哪一桩事更容易一些：继续发展武器呢，还是培养与发展武器一起的自制力和责任感？没有这种禁忌，人类一定会用自己创造的东西毁灭自己。” 如其所言，如果人类不从过去的惨剧中吸取教训，不对技术的发展保持足够的警醒，不给现代技术套上必要的“枷锁”，谁能保证这匹本性不羁的野马不会在未来战争中不能把人类送回到野蛮洪荒的原始时代甚至自我灭绝的冷寂荒原呢？

即使在和平时期，技术带给人类的也并非只有富裕、自由和安宁。无数的历史现实一再表明，贫困、奴役和苦难始终是技术进步的伴生物。 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并推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是高歌猛进的现代技术。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饱蘸笔墨、满怀激情地写道：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凭借着无所不能的神异力量，现代技术似乎向人类承诺了一幅幸福光明的未来历史图景。然而，这仅仅只是现实的一个方面，因为，在这幅美妙幻象背后存在的，还有伴随着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惨痛、阴暗的历史真相。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了技术发展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荒诞的“悖论”现象：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操控着兼具正反效应的现代技术，或者说，在现代技术的操控下，我们的明天将会怎样？人类将走向何方？

众所周知，机器在现代大工业生产中得到了普遍应用，人的劳动由此变成以操作机器为主要形式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离开机器，人的生产活动几乎无法开展。机器的复杂结构和较高效能是简单的手工工具无法相比的，但是，与技术的进步相背离，同时与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相伴而生的，却是人的地位的下降和神圣尊严的被剥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

机器的简单化，劳动的单纯化，被利用来把还完全未发育成熟的、正在成长的人即儿童变成劳动者，正象劳动者变成被遗弃的儿童一样。机器适应着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

在马克思这里，所谓机器生产中的“人的软弱性”包括两个方面：（1）劳动者原本多样化的需要被“归结为维持最起码、最可怜的物质生活”，而劳动者原本内容丰富的活动形式则被“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即人被机器化了；（2）劳动者的“尽可能贫乏的生活”被资本家即机器生产的幕后控制者当作其发财致富活动的普遍的“计算的尺度”，即人被工具化了。合而言之，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机器和机器的最终控制者的合谋，从事机器生产活动的劳动者被化约成了机器一样的“没有七情六欲的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而劳动者作为完整的真正的人的活动则被简化为“撇开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的机器活动。 其结果就是，“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

机器生产活动中的劳动者和机器（工具）之间这种异化的背反关系，同样也越来越触目惊心地表现在劳动者与他创造的产品的关系之间。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者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越是创造价值，他自己越是贬低价值、失去价值；他的产品越是完美，他自己越是畸形；他所创造的物品越是文明，他自己越是野蛮；劳动越是有力，劳动者越是无力；劳动越是机智，劳动者越是愚钝，并且越是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生产了智慧，却注定了劳动者的愚钝、痴呆” 。除此之外，异化还表现为劳动过程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等诸多形式。

本来，机器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的能力进步到较高水平的外在表征和确证，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中，人和机器之间的应然关系却被颠倒过来了：人不能支配机器，而是机器支配人、排挤人；人的技术活动由此变成了“被迫的强制劳动”和“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 ；人不但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反倒是人的产品成了某种异己的东西反过来压制人、奴役人。结果，人运用工具而开展的技术活动已不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而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过程。与此同时，人的技术活动的最终效应也不再是使自己的生活需要得以满足和丰富，而是遭到压抑、削减甚至扼杀。

更为严重的是，现代技术对人的压制不仅表现在生产、消费等物质生活领域，而且广泛渗透到了人的整个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以“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为副标题，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深刻批判了以技术合理性为运行方式和统治法则的现代极权社会。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意识，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在马尔库塞看来，与马克思所处的早期资本主义不同，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溢出了上层建筑，渗透并笼罩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简言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已经完全“一体化”了。“一体化”的结果是新型的意识形态和新型的极权社会的出现。马尔库塞指出，“这个社会正在采取把可爱的超越性形象纳入无所不在的日常现实的办法来使其失去合法性” ，它成功压制了其中各种试图颠覆现存秩序的反对意见和反对力量，彻底消解了大众内心中批判现实、超越现实的否定向度，以至于整个社会似乎成了铁板一块的单向度社会，个人则成了认同并维护现实的单向度的个人。马尔库塞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正是高度发达的现代技术及其内在法则。

按马尔库塞的描述，单向度的总体特征表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其特点是不同阶级生活方式的同化：工人与老板欣赏同样的电视节目、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和她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漂亮，向来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也拥有了高级轿车……。阶级虽并未消失，但在现存制度下，分属不同阶级、地位悬殊的人们却同样都在“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

在文化领域，当下社会“通过消除高层文化中对立的、异己的和超越性的因素——它们借助高层文化而构成现实的另一种向度——来消除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 。这使得具有理想向度的高层文化失去了合法性，“艺术远离社会、冒犯社会、指控社会的特征已被消除” 。大众传媒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把一切文化样式都转换成了可流通的商品，文化生活成了物质享受和商品消费，而具有造反精神的各种反叛形象也从各种文化形式中消失了。文化的俗化趋势和现实使人们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已确立的制度不管如何终会不负人们所望。”

在哲学领域，流行的实证主义、行为主义无批判地接受全部既定事实，“排斥和贬低那些超越流行合法性原则的思想和言语成分”，以保护“正常话语领域”免受“不良思想”的影响。 以技术的精确性和可操作性为范则，通过治疗式的分析，流行哲学竭力把具有多种向度和可能性的思想还原为显见、可控的现实行为，而把那些具有“模糊性甚至矛盾性”的成分全部过滤掉。结果，“哲学思想变成肯定性的思想；哲学批判则只是在社会结构的范围之内进行，并把非实证的观念攻击为单纯的玄思、幻想或奇谈怪论” 。那些试图开启一个新世界的形而上学，则成了神志不清的病态幽灵。

“在政治领域内，这种趋势通过对立派别明显的一致或趋同而清楚地显现出来。” 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反对派中，尤其是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也因为正在享受着福利国家提供的舒适生活，完全丧失了暴力革命的冲动，进而与自己的敌人携起手来维护虚幻、普遍的国家利益。当无产阶级这个“最危险的敌人”都被收编以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彻底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对派，因而似乎可以永久太平下去的理想社会。难道这就是近代以来理性主义视域中的“上帝之城”，或者说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马尔库塞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冲动的丧失，其症结在于发达的现代技术统治。这一点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1）“机械化不断地降低着在劳动中所耗费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工人从事的不再是“痛苦和不幸”的非人劳动。 （2）“‘蓝领’工作队伍朝着与‘白领’成分有关的方向转化；非生产性工人的数量增加”。（3）“在工作中形成机械共同体的技术组织，同样地也使工人与工厂形成更为紧密的依存关系”，以至于工人不仅不再对抗资本主义企业，反而渴望参与企业管理。（4）资产阶级统治社会和管理企业的水平的提高，使“显而易见的剥削根源，消失在客观合理性的外表背后”，这造成工人阶级“仇恨和挫伤对方的意图被剥夺了特定的目标” 。

不仅如此，整个社会单向度的根源都可以归结为现代技术。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 。详而言之，在生活领域，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社会财富不仅满足了各阶层人们现有的各种需要，而且还以各种手段、用更加新奇多样的商品，召唤、刺激、制造着人们未曾有过的新欲望和新需要；在文化领域，“单向度的技术合理性”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泛滥着虚假的幸福意识，大众传媒的巨大力量则把人们变成“改造他们思想的文化机器的零件” 。在哲学领域，精确分析、可操作、可控制、排除“意外”等铁的思想律则，实质上都是工业生产活动中技术规范的延伸。总之，“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以调和、拒斥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形式的抗议。 这样一来，技术就成了法力无边的统治术，技术合理性维护着统治的合理性，并掩盖着统治实质的不合理性。颇为吊诡的是，身处其中的人们不仅不觉压抑，反而感到舒适自在。

综上所述，通过全面审查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最终揪出的“幕后黑手”是现代技术。他认为，现代技术之所以能在社会各领域畅行无阻、肆意妄为，症结在于人性中本有的否定的思想和行为向度被技术合理性压抑了，人变成了只有肯定向度的单向度的人。

单向度是双向度的异化或简化。人性原本或应当是辩证的，完整的人性兼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对立向度。因此，人性的哲学也应当具有“矛盾的、双向度的思想模式” 。在真与假、自由与压制的交相互动中，人类具有创造某种符合人性的生活形式的能力，但是，人类又否定他的这种能力以及人性的全部要求可以在当下社会中获得终极实现。换言之，如果当下社会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符合人性的，那么，人类理性的否定向度就会促使人们超越现实，在现实之外构想或创造一套更符合人性要求的新的生活形式。所以，如果要打破发达的技术社会中人的舒舒服服的奴隶状态，唯有解放人性中已被压抑的否定向度。

然而，放眼整个社会，马尔库塞对解放的前景却感到十分悲观：连工人阶级都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征服了，还有什么人能充当社会解放的主力军？无奈之下，马尔库塞选择了流浪汉、局外人、少数民族、失业者等边缘群体。在他看来，这些人从现存社会中受益最少，对社会最感到无法容忍，因而也最具有反抗精神，但反抗的前景却不容乐观。马尔库塞说：

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这将是一个好的结局。已确立的社会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大得足以考虑调解和迁就失败者，而其武装力量也训练和装备得足以照顾各种紧急情况。

可见，即使是憧憬社会解放的马尔库塞本人，其内心深处也清楚这种反抗是无望的。

事实上，早在马尔库塞批判单向度社会之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已经发挥其天才的想象力，逼真地刻画了一个高度极权的社会——“大洋国”。在这个国家中，举凡政治组织、经济生产、社会生活、舆论工具、艺术创作、历史编纂，乃至人们内心的所思所感、性、婚姻等个人隐私，无一不处于政治强权的控制之下。书中一个权力掌握者曾极其露骨地说：

我们是权力的祭师。……所谓权力乃是对人的权力，是对身体，尤其是对思想的权力，对物质——你们所说的外部现实——的权力并不重要。我们对物质的控制现在已经做到了绝对的程度。……我们所以能够控制物质，是因为我们控制了思想。

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斗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

这两段话可以看作各种形式的现代极权政治的圣律。为确保对于社会成员全面严密的“无缝”控制，“大洋国”的统治者运用了各种有形、无形的技术手段，这些技术手段既包括无所不在的用来监视人的电幕 、用来虐待“罪犯”并改造其思想的、可以显示精确的痛苦指数的施刑机等工具性技术（控制人的身体），也包括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活动、捏造新闻、篡改史实、用来批量生产绝对符合“政治正确性”原则的艺术作品的小说创作器等社会性技术和精神性技术（控制人的心灵）。

或许与乔治·奥威尔曾经的新闻记者的工作经历有关，他所描写的“大洋国”绝非纯粹的艺术虚构。这不仅是因为《一九八四》在此前的现代史中有作者取材自其中的政治形态之原型，而且更是因为此后“大洋国”的确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变成了部分现实。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技术促成了“大洋国”从文学形象到现实形态的转化。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奥威尔描写的那些配套齐整、目标明确、精准高效的权力技术，“大洋国”所代表的那种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暴君最丰富的想象力的极权社会形态是不可能建立并运转起来的。

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便是：技术和权力（尤其是专制权力）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进而，现代技术带给人类的究竟是解放，还是使人类愈加陷入奴役之中？

如果借用福柯的话说，无论是马尔库塞批判的单向度社会，还是奥威尔描绘的“大洋国”，其国家机器和各种机构所运用的都是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福柯认为，作为政治战略，微观权力物理学的支配效应本质上可以“被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 。而通过周密的计谋和调度、可控的运作以实现对于事物的支配效应，恰恰是现代技术的工具理性品格。马克斯·韦伯说：“独特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显然受到技术能力发展的影响。今天，这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基本上取决于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计算性”；“每个工作的行动都可以准确地测量，每个人都变成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了。……显然我们正面临一种演变，各方面类似埃及王国的演变，除了基础不同——在技术上更完善，更合理，因而更机械的基础上。” 工具理性在社会各个领域普遍弥散的结果是催生了崭新的权力形式和支配手段，韦伯称之为非人化的“科层制”。推而言之，现代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历史现实是：科学技术成了权力技术，技术理性成了权力意志，而现代极权社会的诞生即是以精确计算和严密控制为律则的现代技术理性极度膨胀的恶果。福柯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它（权力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我只想提两个“病态形式”——两种“权力病”——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它们令我们最迷惑不解的众多原因之一是，尽管它们在历史上是独特的，但它们并不是完全独创的。它们利用和扩展了其他大多数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机制。不仅如此，尽管它们具有自身的疯狂性，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我们的政治理性的观念和手段。……理性化与过分的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是说，现代政治与现代技术的工具理性品格是一致的，技术进步本来就包含着用以监视、规训和惩罚人的“精心计算的方法以及技术与‘科学’等的形成”。福柯认为：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

因此，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就个体所受到的规训、监视和控制的全面性、深透性而言，人们不是比以前更自由了，而是更不自由了；“现代化给人类预备的是一个‘铁笼’”，并且，它的非人化性质不会因为权力掌控者的更替而改变。

现代技术理性从人身上剥蚀掉的不仅有人的全面的能力、人的自由、人的尊严，还有人的美善的道德品质、人的率真天性、人的快乐生活。

在科学理性的地位日益上升的启蒙时代，卢梭在其名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中即已断然宣称，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是人类道德的沦丧和灵魂的“越发腐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并且这一现象是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的。” 在他看来，理性启蒙运动必将摧毁每个人独特的个性，使得“我们的社会和思想被低级的、不诚实的千篇一律所左右。所有的头脑仿佛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确如卢梭所言，近代启蒙理性的理想范式具有精确而可量化、有效控制而不允许意外、标准化或匀质化而不接受差异的特征（数学是其典范的知识形态），它总是追求普遍、统一的规格，排斥不同个体天然的复杂特殊性。“卢梭的批判性论点是，在这种平均主义及修饰过分的关系中，人类所有原初的天然的东西消失殆尽，这是启蒙运动最大的失误。” 事实上，所谓理性的“文明人”并非理想、自然的人，他们的工作不是充满快乐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完成，而是一种乏味的谋生手段 ，因此，他们的生活也不可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的“真正的人的生活”。

如果说卢梭的颇受伏尔泰非难的对启蒙理性之潜在危险的批判的立足点是人的个体直觉或天然情感，那么，德国哲学家阿诺德·盖伦则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细致分析了机器生产时代人的责任感的逐渐丧失：

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部大机器里的一个可以更换的而又有点磨损了的齿轮；如果他（有足够理由）认定这部机器没有他也可以运转，而他和他的行为后果发生接触只是靠着统计数字、图表或他的工资单的形式——那么他的责任感当然就随着他的无依无靠之感的增加而以同样的速度在减少。

如同马克思已经指出的那样，规模化的现代大机器生产客观上强制人把自身降低为物，人不仅要把自身变成一部机器、一个齿轮之类的生产要素，而且还要以物与物的方式与机器、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而非物）所具有的道德品质、自然情感等由于具有不可预测的某种可能性，因此不仅不是必需的，反而是应当予以排除的。从这个角度说，工业时代人的孤独无依作为人的必然宿命是社会生活机械化的结果，这是因为围裹于周遭世界的皆是机器和机器化的人群，而包括责任感在内的人性的丧失，实际上是个体对机器生产和整个社会体制在根本上排斥人的非人化的运作方式近乎本能的必然反应。

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从整体上探讨了技术对人类历史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人类生活的严峻挑战。他认为，与轴心时代相比，人类目前所处的时代“只有一点仍可与以前的一切相比美，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产生”。现代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似乎将人类过去几千年中的工作方法、生活方式、思想和信仰方式方面的一切一扫而空”，不仅“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甚至科学也得服从技术，代代相传的结果加强了这一趋势”。此外，技术的强大支配力量还导致了人类的自我迷失或自我误解，“或者把自己在技术上的能力看作举世无双的救世造物主，或者以为自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困窘” 。因此，在雅斯贝斯眼中，技术所塑造的现代生活画面是无比阴晦沉重的：

技术已给人类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存在造成了根本的改变，它迫使人类的工作方式和人类社会走上全新的道路，即大生产的道路，把人类的全部存在变质为技术完美的机器中的一部分，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一切根基。人类成为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他正在丧失传统的连续性。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

这一变质的时代的最初作用是灾难性的。今天我们的生存已不可能发现合理的生活形式。现在在人的自我意识中支撑他的真实可靠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来自现代世界。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沮丧无望的吗？

在德国思想史上，费希特、黑格尔等人在基督教轴心理论的基础上，曾经把当今时代看作“历史最深刻的转折点”，甚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和完美阶段，而雅斯贝斯则嘲讽这种极端乐观的说法是“极其鲁莽自负的精神自我欺骗”。他尖锐地指出，当今时代不仅算不上人类历史的完美顶峰，反而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雅斯贝斯虽然也承认技术时代是“历史的转折点” ，但不幸的是，这个时代却“发生了历史的中断，发生了对过去的破坏或淹没，其规模是几千年历史中无法比拟的”，而“技术也许是理解我们当前处境的主题” 。

雅斯贝斯提醒我们，人类今天发现原子能就像远古时代发现火一样，“既是巨大的机会，又是巨大的危险”。所以，“不能低估现代技术的入侵及其对全部生活问题造成的后果的重要性”。这就是说，人类应当对于技术及其造成的复杂后果保持足够的警惕，并力求达致全面、清醒的洞见。今天，人类正像当初发现火一样，也正在“从起点出发”，不是走向新生，“就是在洪水猛兽般的破坏同时，把自己打入无意识的坟墓”。

卓别林的电影杰作《大独裁者》结尾处有一段激情四射的演讲，其中说道：

我们发展了速度，可我们彼此更不了解。机器生产财富，而我们缺衣少食。知识使我们乖僻，我们的才智冰冷无情。我们想得多，而同情少。我们要机器，可是我们更要爱。是要有才智，可是我们更要有仁慈。没有这些品质，生活是凶残的，一切都将失去。飞机和无线电使我们更为接近，这些发明本来就是为了唤起人的善性，唤起所有人团结起来的兄弟般情谊。

为此，现代人类必须在祛除技术魔障和技术崇拜，廓清技术的人文属性以及它在人性和人性化的整体生活世界中的应有位置之同时，重新找回自己的真实个性、自尊以及存在的永恒根基，从而避免在混乱中“走向绝望” 。 u/OoRKdL4mkiRHa7hVvok2gY0ePnbzrmXxM//f61dhThmGjU6hSqdOQDKoRi/C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