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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跨度说明
本书将美国对缅甸文化外交的起点选定为1947年，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缅甸于1948年1月4日独立。不过，早在缅甸独立前的1947年，美国便与缅甸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9月19日，美国将其驻仰光总领事馆提升为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同日，总领事帕克（Packer）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美国和缅甸建立外交关系并交换外交代表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美国已承认缅甸正在改变的政治地位” [1] 。其次，美国与缅甸签订富布莱特项目协定的时间同样是在1947年。此后，在该项目资助下，美国学者、教授或普通工作者纷纷进入缅甸从事学术科研工作，大批缅甸师生也前来美国进一步深造。毫无疑问，美缅富布莱特协定的签署，标志着美国对缅甸文化外交的开启。
与此同时，本书选定时间的终点为1963年，即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去世的时间。一般而言，大部分缅甸研究学者习惯将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为节点讨论缅甸前后对外政策的区别，这种分段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本书将时间下限定为肯尼迪任期结束的1963年，一方面是由于本书是站在美国的角度进行阐释的，其对缅文化外交的分段理应以美国国内的重大事件为时间节点；另一方面，笔者在整理和分析史料时发现，尽管奈温在1962年通过各种行政命令逐步取缔了外国在缅甸的文化活动，但其真正将新闻发布、书刊出版等核心文化手段纳入国家严格管控是在1963年。
2.研究路径
导言部分，笔者首先陈述了本书的选题缘由及意义；其次，通过借鉴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外交”的定义而重新对“文化外交”做出全面、准确的概念界定；再次，笔者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在美缅关系和美国对亚洲文化外交研究领域的已有成果，并批判了已有研究中的不足；最后，陈述了本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杜鲁门政府对缅甸的文化外交。笔者首先梳理了二战结束后美缅关系发展的亚洲背景，随着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杜鲁门政府的亚洲冷战政策逐步形成。在美国决策者眼中，缅甸的重要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此后，美国逐步开启了对缅经济和技术援助。在对缅甸进行援助的同时，杜鲁门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对缅文化外交政策，其中最为典型的个案就是仰光美新处参与拍摄的冷战题材电影《人民胜利了》。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加强此前已在缅甸开展的富布莱特项目，借以强化缅甸人对美国的好感。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缅甸的文化外交。冷战的转型促使美国开启了对外信息机构的一系列调整，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组建了独立的美国新闻署，并将海外各美新处分支纳入该部门管理下。与此同时，受缅北蒋军问题的困扰，缅甸单方面终止了美国援助。另外，这一时期中缅、苏缅关系空前改善。由是，美国对缅文化项目变得更加重要。总的来说，美国除了继续加强富布莱特项目外，还通过美新处对缅甸实施了大规模的图书项目、电影项目。此外，艾森豪威尔政府还对缅甸佛教徒、华人等特定群体策划实施了极富针对性的心理战项目。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肯尼迪政府对缅甸的文化外交。冷战形势的变化促使美国希望通过多种途径改善与缅甸的关系，不过，奈温军政府的上台终究使美方的努力变为徒劳。在对缅文化政策实施上，肯尼迪政府依旧延续了其前任政府的方针，即强化驻缅甸的各个美新处的宣传。不过，其宣传的具体内容均与当时重大国际事件紧密相连。这段时期，美国对缅文化外交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善美国在缅甸人心中的形象，并“抹黑”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奈温的上台及其奉行的“消极中立”的对外政策，最终使肯尼迪政府对缅文化外交努力归于失败。
第四章，主要论述了亚洲基金会在缅甸的文化活动。作为中情局前线组织的亚洲基金会创立于亚洲冷战爆发初期，随后进入缅甸展开活动。本章选取了亚洲基金会在缅甸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项目进行探讨，包括以青年为中心的图书项目、针对缅甸华人社区的文化项目以及针对佛教徒的文化项目。在此期间，该组织经历了从“自由亚洲委员会”向亚洲基金会的转型，随之而来的是其运作模式由直接运营向间接资助的方式转变。尽管转型后的亚洲基金会更具隐蔽性和灵活性，但由于其文化活动的目标与缅甸政府的国家利益追求并不完全契合，这便注定了其不可能取得较大成功。
第五章，主要论述了福特基金会在缅甸的文化活动。本章之所以选取福特基金会作为研究个案，主要因为该基金会深度参与美国在缅甸的文化项目，其在缅甸的资金投入更使其他私人基金会难以望其项背。本章首先论述了福特基金会通过转型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冷战共识，并进而开启了其在缅甸的活动。与亚洲基金会相似，福特基金会的文化项目也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其受众主要包括佛教徒、学生等对缅甸社会具有广泛影响的特殊群体。通过分析材料发现，在美国对缅甸的文化外交中，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不仅很好地补充了美国政府机构的不足，还能有效发挥自身优势，降低受众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抗拒，从而增强了美国对缅甸文化外交的成效。
结语部分在梳理分析美国政府和非（准）政府组织对缅开展文化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美国对缅开展文化外交的内在动因，文化外交在促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以及非（准）政府组织在文化外交中的地位。
第一，文献分析法。本书将通过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分析、归纳，梳理出美国在1947—1963年对缅甸的文化外交研究的背景、过程、影响，并据此分析美国在缅甸的文化外交政策所形成的国内外因素。
第二，比较研究法。本书通过对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缅甸的文化外交政策制定及实施的研究，分析其政策制定及实施的内容、路径与方法，并通过比较，探究各自的特点。
第三，个案研究法。本书选择缅甸作为美国对东南亚开展文化外交的个案展开解析，借此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整个东南亚的文化及援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第四，本书还借鉴了国际关系学相关理论，如“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关系”“国家战略与对外关系”“国际体系与均势”“相互依赖与全球化”“博弈论”等理论深入分析美国政府对缅甸文化外交与其国家利益、国家力量、意识形态和相互依赖的国际现实之间的关系。
1.未刊档案文献的使用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其中，在前三章中，本书使用了大量《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FRUS ）中的相关文件，以及美国解密档案在线（USDDO）、珍稀原始典藏档案（Archives Unbound）和美国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NSA）等数据库中的解密档案。另外，在该部分，本书还较多使用了美新署报告和美国其他政府机构的相关报告。在第四章，本书主要使用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亚洲基金会未刊档案以及中情局官方网站有关亚洲基金会的解密档案。在第五章，本书主要使用了纽约洛克菲勒档案中心关于福特基金会的未刊档案，以及福特基金会年度报告。本书所使用的各种档案和报告，较为难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2.内容方面的创新
经查阅相关论文和图书，目前尚未发现国内学者已有“美国对缅甸文化外交”或者类似专论的发表。东北师大张选中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亚洲基金会在亚洲的电影宣传（1951—1968）》中的第四章论述了亚洲基金会参与《人民胜利了》电影的拍摄，作为冷战前期美国对缅甸文化外交的个案研究可供参阅。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也只是发现了迈克尔·查尼的《吴努、中国与“缅甸式”冷战：20世纪50年代在缅甸的宣传》一文。而且，该文同样研究了美国是如何参与《人民胜利了》电影的拍摄的。从国内外学界的现有研究来看，并未发现专门探讨冷战前期美国对缅甸的文化外交的论文或专著。本书则充分运用档案文献系统探讨了1947—1963年美国官私机构在缅甸的文化活动。
3.路径方面的创新
站在美国这一主体的角度上研究其对缅甸的文化外交，需要全面审视美国内部不同组织之间在缅甸进行文化活动的联系与区别。已有研究大多关注美国政府机构，尤其是美新署和中情局在亚洲的文化冷战项目，却忽视了美国非（准）政府组织在其中的作用。本书试着打破这一传统的研究路径，除了关注美国国务院、美新署、中情局等美国政府部门在缅甸的文化活动外，还重点关注了以亚洲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非（准）政府组织在缅甸的文化项目，试图说明非（准）政府组织在冷战前期美国对缅甸文化外交中扮演的角色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尤为关键。此外，本书还将试着探究美国对缅文化外交中美国政府与非（准）政府组织的关系，力求在这一问题上有进一步的认识。
[1] The Consul General at Rangoon（Pack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19，1947， FRUS ，1947，The Far East，Vol.Ⅵ，p.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