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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学者对“美缅关系”的研究

在梳理国外学术界关于美缅关系研究综述时,首先有必要对本书所提及的“美缅关系”的概念作以界定。本部分所指的“美缅关系”是1947—1963年,美缅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外交等方面建立起来的全方位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美缅关系并非单指美国对缅甸制定并实施的外交政策,还包括缅甸对美国政策的回应。简言之,本书所指的美缅关系是双方全方位的互动关系。另外,本书研究的时段是1947—1963年,这段时期正是缅甸独立初期,缅甸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普遍且紧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这一时期向缅甸提供了大量援助,冷战局势和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缅甸最终选择中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因此,理论上看,这段时期的美缅关系可研究的内容较为丰富,研究价值也相对较高。

国外学者对缅甸问题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对美缅关系的研究尚不全面。例如,在东盟各国,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研究机构对缅甸外交的研究带有较强的“东盟视角”,他们更加关注如何通过与缅甸的进一步接触,使缅甸更好地融入东盟。在美国,乔治敦大学著名缅甸问题专家大卫·斯坦伯格(David Steinberg)先后出版了《缅甸:东南亚的社会主义国家》 [1] 《缅甸:缅人的国家》 [2] 《缅甸: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事》 [3] 。这三本著作对缅甸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外交进行了整体的研究,外交只是以其中一个部分存在的。迈克尔·查尼(Michael W.Charney)在其《缅甸近现代史》 [4] 中也提及冷战期间美缅关系问题,只是该书作为通史性著作并没有另辟专章对此问题展开论述。约翰·卡迪(John F.Cady)的《美国与缅甸》 [5] 看似是一部研究美缅关系的专著,但更多的是一部缅甸通史,从缅甸蒲甘王朝一直写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书中不免提及1947—1963年美国对缅甸提供的相关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他是将这种援助作为一段小插曲安放在缅甸史发展过程中,因此书的名字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马修·福利(Matthew Foley)的《冷战与东南亚的国家宣言:英国、美国与缅甸,1948—1962》 [6] 是美缅关系研究的代表作,也是本书写作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梁之硕(Chi-shad Liang)的《缅甸对外关系中立主义理论与实践》 [7] 也专辟章节论述了美缅关系。另外,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著有《英国、东南亚和冷战肇端,1945—1950》 [8] 提及了英国与缅甸的关系,也将对本书的写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除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也专门探讨了美缅关系,雷奥·哈达(Leon T.Hadar)在《缅甸:伦理剧式的美国对外关系》中认为,美国对缅甸的单方面制裁并没有实现它驱逐独裁政府的目标,反而给美国外交和经济利益造成了损失,也给缅甸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福祉造成了伤害。大卫·斯坦伯格(David Steinberg)在《美国和缅甸:一个小商店的问题?》 [9] 中梳理了战后美缅关系的演变,并针对2009年美国对缅甸关系的调整,预测了未来美缅关系的发展方向。另有专门的学术机构对缅甸问题和美缅关系问题研究,其中北伊利诺伊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还创办了学术杂志《缅甸》( Journal of Burma )。以上是对国外学术界关于美缅关系研究的简单梳理,下面将着重介绍几本关于美缅关系研究的代表作。

马修·福利的《冷战与东南亚的国家宣言:英国、美国与缅甸,1948—62》主要论述了1948—1962年英、美与缅甸之间一系列的交往和联系。该书分析认为英、美在这一时期对缅甸政策的假定、展望和理解最终导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而理解英、美对东南亚政策的关键则是它们都想在混乱和危险的世界里寻找秩序和稳定。这样的秩序在之前通过欧洲强国的殖民统治来确立,但随着殖民体系的逐步瓦解,英、美在这一地区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困扰,民族主义的崛起成为动荡和不稳定最大的来源。因为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十分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10] 该书以缅甸为案例分析了冷战后亚洲从殖民语境向冷战语境的过渡,并集中叙述了欧洲殖民势力逐步在东南亚的撤出,与此同时,美国则逐步扩大了在这一地区的介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拓展和巩固这一进程。更为难得的是,该书利用了大量英、美之前从未公开过的涉及缅甸的档案材料 [11] 。很显然,该书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这对于更好地理解西方国家对东南亚的介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肯顿·克莱默的《微妙的关系:1945年以来的美国和缅甸》 [12] 从一段更长的历史时期探讨了美缅关系的曲折发展。从二战后非殖民化和民族主义加剧的挑战,到与多米诺骨牌国家有关的冷战,再到20世纪80年代人权政策的兴起,克莱默展示了缅甸是如何融入美国外交政策大格局,却从未努力完全融入东南亚。该书向读者全面展示了60多年来美国与缅甸的关系,并探究了美国对缅甸态度背后的原因和动机。深入思考缅甸治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对美国对缅政策的影响,并阐述了美国与缅甸交往目标的演变——从努力反对共产主义到禁毒和保护人权。

梁之硕的《缅甸对外关系中立主义理论与实践》主要阐释了缅甸1948年独立后的外交关系,并对英印缅甸殖民地时期与东、西方的接触做了背景性的描述。该书指出,缅甸独立伊始希望通过与英、美加强紧密联系并从西方获得经济和军事援助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政治团结,促进经济复苏,借此发展刚刚赢得独立的国家,但伦敦和华盛顿方面并不愿意给仰光政府做出上述承诺。 [13] 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突变,尤其是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推动了缅甸政府采取中立主义的对外政策。中立主义原则为缅甸历届政府所恪守,但具体看来也有不同,吴努政府的中立主义原则是“积极的中立主义”,在争取外界援助方面尚比较积极主动,1962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奈温政权则是“消极的中立主义”。然而,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缅甸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中立,而是更多的偏向中国。对于理论和实践上的缅甸中立主义的探讨正是该书的目的所在。书中,作者更多地关注到了缅甸在地区和国际社会政治中与主要竞争者的关系并以此分析其中立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最后,对缅甸理论与实践上的中立主义做出了评论,探讨了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还预测了其未来发展。 [14]

约翰·卡迪的《美国与缅甸》,是一本缅甸通史性的著作,不过书名的确带有很大的迷惑性。该书总共分为十二章,首先简要介绍了缅甸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概况,接下来便从缅甸历史的起源一直叙述到20世纪70年代该书截稿时。与本书研究有关的章节是第十、第十一章,题目分别是“独立后的考验”和“20世纪60年代”。遗憾的是,书中仅有少量篇幅论述到美国对缅甸的援助和美国对缅北蒋军的支持引发了美缅关系的紧张,而且内容也多是事实性的陈述,没有剖析深层次原因,也没有相关理论分析。在论述缅北蒋军问题时,作者指出:“美缅关系遭遇挫折是因为美国未能制止台湾对从云南撤往缅甸掸邦(Shan State)的蒋军的支持。甚至在1951年,缅甸人开始怀疑美国曾支持缅北蒋军,因为缅北蒋军的几名代表曾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位于曼德勒(Mandalay)的美国情报中心。” [15] 缅甸军队在与蒋军随后的交战中,发现缅北蒋军使用的是美国新式武器,缅方怀疑美军通过飞机将这些武器输送给他们,但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缅大使馆均否认。事情在1953年日益严重起来,蒋军部队开始将武器发给克伦族和掸邦南部其他抵抗组织。因此,缅甸政府在1953年3月断然终止了美国的援助,并向联合国大会起诉蒋军对缅甸的入侵。因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美缅关系既有美对缅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也时刻伴随冲突,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与缅甸战略诉求的差异。

迈克尔·查尼在《缅甸近现代史》第四章“民主的实验1948—1958”中,着重强调了冷战对缅甸的影响,其中不免提及美缅关系。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在亚洲正酣的时期,新成立的缅甸政府需要同时抵制来自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阵营的压力,而缅北的蒋军问题则给缅甸在奉行中立主义政策过程中制造了不少麻烦。查尼认为:“缅甸的中立主义政策成功抵制了美国竭力促使缅甸卷入冷战的努力。而且也降低了中国为打击蒋军而进入缅甸的可能。” [16] 美国在此期间为了拉拢缅甸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示好。1954年,美国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东南亚行动的目标和进程”,其中修改了对缅冷战策略。在这份文件中,美国试图尽可能地向缅甸提供援助,以换取缅甸的信任和支持,并服务于美国的冷战大战略。例如“美国将会搞清楚如果吴努政府对解决缅北的蒋军问题感兴趣,那么美国将准备好后勤支援以帮助完成这项任务。美国将根据最新达成的协定迅速行动起来向缅甸军方提供物资和武器,并准备好重新开始向缅甸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力劝吴努政府同非共产主义国家展开合作” [17] 。除此之外,美国还提出如果缅甸遭到中国的入侵,将会通过“联合国集体行动”予以军事上的反击。尽管美国如此“优待”缅甸,但吴努政府最终拒绝了同西方国家站在一起,其中典型的事例则是缅甸拒绝加入美国一手策划的“东南亚条约组织”

尼古拉斯·塔林的《英国、东南亚和冷战肇端,1945—1950》主要阐释了二战刚结束的几年里英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与冲突,以及英国针对东南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说,该书的出版为研究英国在这段混乱时期对东南亚政策的演化提供了尤为重要的参考。正如该书序言中提及的“通过大量档案材料的研究加上对英国心态和官方政策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塔林向大家展示了“在英国看来,东南亚是由相互合作的新国家构成,而不是一盘散沙” [18] 。该书所研究的时段从二战结束到科伦坡计划的出台和朝鲜战争爆发。通过对比塔林的另一部姊妹篇《英国、东南亚和太平洋战争的肇端》 [19] 可以看到,英国在面对日本威胁和面对共产主义威胁时的反应。该书中,塔林也提到战后英国极力寻求美国对东南亚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也寻求美国对英联邦国家的介入,尤其是对印度的介入。总体上看,该书对东南亚国家外交和政治史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严格来讲,不应该把此书放在本部分的文献综述中,但缅甸独立前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长达60年,独立后的缅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很多都继承了缅甸长期作为殖民地的既有传统,而且本书的研究也离不开英国对缅甸殖民统治时期和缅甸独立后的政策研究。因此,将该书罗列于此是有必要的。

总的来看,国外学者对美缅关系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而更多是将其放在美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中加以论述。显然,目前这是国外学界在该问题研究中存在的较大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西方学界在涉及东南亚研究中往往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较少单独对某一个国家作个案分析;第二,缅甸并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容易被学界忽略,致使研究成果较少;第三,缅甸独立初期,局势不稳定,而且其官方档案公开较少,使得缅甸研究和美缅关系研究缺乏资料支持。

(二)国外学者对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东亚文化外交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东亚文化外交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著作或文章:

托尼·戴(Tony Day)和玛雅·廉(Maya H.T.Liem)合编的《文化战争:冷战与东南亚的文化表达》 [20] 总共收录了10篇关于美国在东南亚开展文化项目研究的论文。在导言部分,托尼·戴认为冷战时期东南亚人的文化表达主要是其从殖民时期就开始的对国家认同、现代性和独立的长期探索中形成的,而美苏冷战格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对东南亚的文化表达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本书研究联系最紧密的是该书中的第六章“以‘排外社会主义’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重读20世纪50年代缅甸军队的宣传杂志”,作者为缅甸学者博博(Bo Bo)。文中,博博追述了20世纪30—50年代的缅甸文学史,认为这一时期缅甸左翼作家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冷战致使《妙瓦底杂志》( Myawaddy )中出现了激烈地评论,《妙瓦底杂志》的作者们攻击共产党是民主的敌人,但他们也寻求与之合作共同对抗缅甸东北部的中国蒋军。他们将共产党人描述为侵略性的、受到外国支持的民族团结破坏者,而不是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意识形态,使其构成冷战写作的主题。

查尔斯·K.阿姆斯特朗(Charles K.Armstrong) 在《文化冷战在朝鲜1945—1950》 [21] 一文中,关注到战后朝鲜半岛的政治分化,重点讨论了美国在半岛的占领当局和朝鲜的知识分子(教育家、作家、艺术家等)之间的互动。文章认为,从美国的角度看,1945—1950年是逐步丧失机会和感到沮丧的时期,而此后的朝鲜战争则被看作在半岛乃至整个东亚争取民心的斗争。另外一篇文章《心理战在朝鲜》 [22] ,也是关于美国在朝鲜文化外交的研究,这是一篇内部报告,没有注明具体作者,所反映的时间也比上一篇稍晚,记述的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文化外交。文章介绍了美国心理战的三大目标,即,削弱朝鲜军队的影响与抵抗;将战争真实面目呈现给朝鲜人民;提升韩国兵民的斗志。里面展现了多幅宣传画更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美国的心理战策略。

格雷斯·周爱玲(Grace Ai-Ling Chou)在《用文化教育遏制共产主义:美国非政府组织在50年代香港的矛盾地位》 [23] 一文中,探讨了美国如何用文化教育的方式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及遇到的困境。美国非政府组织对于香港新亚书院的支持具有十分复杂的意义。一方面,这些非政府组织赞同冷战中意识形态分野的局面,并致力于将这样的认知应用于亚洲的高教领域;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其真实需要和目标又优先于甚至脱离于冷战的考虑,这使得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大相径庭。

保罗·G.毕克伟(Paul G.Pickowicz)的《再探冷战宣传:详析朝鲜战争时期中美电影代表作》 [24] 一文,从较为独特的视角论述了两大阵营间的文化对抗。文章选取了中美两部代表性的电影作品,分别是美国由路易斯·迈尔斯通执导的《猪排山》( Pork Chop Hill )和风靡中国的《上甘岭》( Shangganling )。两部电影都描述了双方的在朝战中的一次争夺制高点的战斗(并非同一处制高点,猪排山描写的是双方在石岘洞北山的争夺,上甘岭描写的是双方在597.9和537.7高地的争夺),都刻画了己方军队在对方优势兵力的压境之下的奋勇坚守与顽强不屈的意志力,两部电影都对各自观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对两部电影的每个细节和相应的人物都做了详细对比,揭示了两部电影的异同。另一个从电影的角度论述东西方文化外交的是雷昂·扬,他通过分析鲍比·苏亚雷斯(Bobby A.Suarez)执导的4部谍战片,探求全球电影的流行是如何塑造亚洲谍战影片的创意和制作的。这些电影为西方观众拍摄,但也融入了一些别的元素,如黑人、香港功夫片,而且也融入了亚洲的文化,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到亚洲人对西方的对抗都尽在其中。 [25]

顾若鹏(Barak Kushner)的《背叛的联盟:东亚冷战与美国战后的焦虑》, [26] 从审判被俘的美国大兵着手分析战后美国对东亚局势的担忧。这个美国大兵名叫约翰·鲍渥(John David Provoo) ,战后美国政府用了十几年,花费一百多万美元来追查其在菲律宾做囚徒时期所犯的罪行以及为日本军队做宣传的过程。美国法庭甚至邀请日本军队宣传员、军队长官和战俘营看守来佐证其罪行。该文就是对以下问题进行回答: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将一个曾经的囚犯定为叛国罪?鲍渥认为这主要由于美国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对于东亚局势的忧虑。

在《冷战中的东方主义:中产阶级眼中的亚洲,1945—1961》 [27] 中,克里斯蒂纳·克莱因(Christina Klein)认为通过研究关于文化的作品,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理解冷战。在她看来,冷战不单是对抗或者遏制,也是整合亚洲非共产主义者进入美国领导的秩序中来,实现世界上种族间的和谐共处。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称赞,他们认为克莱因利用各种形象的作品来为冷战服务,即鼓励美国人向世界的非殖民化地区传播民主,并且坚定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信念。

总的来看,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一般是以小见大,即从较小的问题入手,揭示当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心理宣传战策略及其过程。类似的叙事方法对于国内学者书写历史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国外学者对本专题已有研究

在已有研究中,笔者发现一篇与本书研究较为接近的论文,即迈克尔·查尼(Michael Charney)写的《吴努、中国与“缅甸式”冷战:20世纪50年代在缅甸的宣传》 [28] 。该文主要论述了吴努政府为了避免卷入国际冷战旋涡,通过自编的剧本《人民胜利了》号召缅甸人民团结起来帮助政府对抗各种叛乱武装。但这个剧本被仰光美新处注意到,并把它改编成缅甸人民团结一致抵御缅共的剧本,好莱坞还将其拍成电影在美国和缅甸各地上映。剧中吴努被塑造成了冷战斗士,而缅甸政府的主要对手既不是蒋军也不是国内的叛乱武装,而是“直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指挥的共产党武装” [29] 。通过这种方式,“缅甸原本用于反对外国势力介入本国叛乱武装的宣传被西方国家利用,为自己的冷战宣传服务” [30] 。文章最后指出,尽管“吴努尽力不给中国找麻烦并向缅甸人民制造出一种想象中的冷战,一方面能够避免来自中国对缅甸造成的威胁,另一方面能防止国外势力对国内武装的联络和支持,但这一努力随着1962年吴奈温的上台以失败告终” [31]

1947—1963年是亚洲冷战形势逐步严峻的时期,美国对缅甸的文化外交从本质上来说是服务于其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大战略。美国的冷战战略需求与缅甸恢复国内秩序与发展经济的渴望在一定时期内达成了合作共识,故而这种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活动能够顺利开展。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左右,这一合作又充满荆棘,其中既有缅北蒋军问题,也有缅甸政府不想同中国过于疏远等缘由,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与缅甸战略出发点相左。因此,美国政府对缅文化外交政策的最终流产也不可避免。

(四)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1.国内学者对“美缅关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美缅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近十年,且均为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目力所及,尚未发现研究该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和专著。

有关美缅关系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较多,篇幅所限,此处只介绍三篇有代表性的文章。郭朋弟的《杜鲁门政府的缅甸政策研究(1949—1952)》 主要考察了杜鲁门政府在亚洲冷战兴起背景下的缅甸政策,核心是援助政策,主要涉及美国对缅甸政策的调整背景、制定过程、实施情况和对其评价等方面。文章通过对杜鲁门政府缅甸政策全貌的分析,认为其完全服务于美国对华冷战政策。当然这也是文章的目的所在,即通过杜鲁门政府的对缅政策来揭示它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的这种同向变化的从属关系。唐清云的《中国、美国与缅甸关系考察:1961—1963》 主要考察了1961—1963年的美缅关系,并认为这段时期是中国、美国与缅甸关系的转折时期,由于美国对缅仍坚持遏制中国“扩张”的僵化政策,美缅关系急转直下。相比之下,中国对缅甸采取务实做法,使中缅关系进一步发展。该文运用了国际政治中的成分从个人、国家、体系三个角度分析了1961—1963年中国、美国与缅甸关系出现差异的原因。最后认为中、美、缅之间的合作是缅甸自身利益以及中国、美国在缅甸利益的保障。高亚兰的《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缅甸的政策》 认为,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对杜鲁门时期的美国对缅政策继承的基础上做了一定调整,确立了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为主的方式发展美缅关系,阻止苏联在缅甸势力的扩张,以图将缅甸从中立政策转向西方世界。美国的援助最终使美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但是随着吴奈温的上台,艾森豪威尔政府之前对缅甸的援助成了两国交恶的导火线,两国关系开始恶化。

在期刊论文方面,国内学者有关美缅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样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姜帆的《非殖民化与冷战策略:战后初期美国对缅甸政策的动因和影响》。 文章探讨了战后初期美国对缅甸的关注和介入,并指出美国先是积极支持缅甸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又尽早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向缅甸政府提供援助。文章通过对美国解密档案的分析,认为战后初期美国对缅政策实则源自两个出发点:一是利用非殖民化语境,扩大美国在缅甸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二是在遏制苏联冷战策略下,防范缅甸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李雪华的《吴努政府时期美国对缅援助探析》 指出冷战扩展到亚洲后,美国加大了对缅甸的关注度,因此,在英国承担主要援助责任的前提下,美国向缅甸提供了经济、军事和技术等援助。但到了1954年,缅甸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国家与缅甸的政治、经济联系不断扩大,缅甸国内形势的发展迫使美国取代英国承担起援助缅甸的主要责任。文章分析认为美国在缅甸的利益需求是决定美国援助的根本因素,在具体实施援助的过程中,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和美国援助政策的法律框架成为一时间难以跨越的障碍,而英国将缅甸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美国的援助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英国的制约。

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美缅关系的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尤其是近年来有不少成果涌现。不过,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下列问题:首先,已有研究成果中均为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有欠细致和深入;其次,研究中缺乏一手材料的使用,虽然获得缅方的解密档案不太容易,但美方早已公开了大量相关档案,这是国内研究美缅关系的学者亟须掌握的材料;最后,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大多为英文文献,缺少对缅文文献的使用和解读。

2.国内学者对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的研究

目前,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已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已有成果主要为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数据库,仅发现一篇该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亚洲基金会在亚洲的电影宣传(1951—1968)》 。该文以亚洲基金会在亚洲推行的电影项目为考察对象,详细阐述了冷战时期亚洲基金会所推行电影项目的主要内容与具体方式,通过挖掘史料,深入探讨了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开展的电影项目如何帮助美国发动心理战与获得国家利益的。该文与本书研究联系最紧密的是其第四章“以缅甸电影《人民获胜》为案例的研究”。在该章,作者通过大量使用美国胡佛档案馆的亚洲基金会档案,深入剖析了亚洲基金会如何通过将吴努的剧本《人民胜利了》拍摄成为冷战题材电影,以帮助美国实现其冷战目标。该章最大的亮点在于其参考文献全部使用一手档案,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不过,其不足也十分明显,一方面其参考文献过于单一且引注较少,另一方面作者未对亚洲基金会在缅甸资助的电影项目做出深入的分析和解读。

相关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计爽的《冷战初期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心理战政策——以心理战略委员会D-23号文件为核心的探讨》 ,该文以PSB D-23文件为核心探讨了冷战初期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心理战政策。文章认为,总体而言,美国针对各国特殊情况所采取的心理战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美国的宣传攻势下,东南亚主要国家如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都成为美国的盟友,并且成为其在东南亚冷战包围圈的一部分。

相关研究领域的期刊论文较多,文章质量整体较高。翟韬教授的《“文学冷战”:大陆赴港“流亡者”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反共宣传》 认为冷战初期美国浩大的反中共意识形态运动主要依靠香港在东亚传媒中的中心地位和大陆赴港“流亡者”这个超大规模移民群体达成。在香港美新处的动员和策划下,赴港流亡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冷战文学作品。由于这些作品具有“冷战意识形态拟人化”的特点,因而对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华人产生了一定的宣传效果。翟韬教授的另一篇文章《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4)》 主要从两个节点阐述了美国对东南亚华人政策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美国制定了诋毁新中国形象、提升中国台湾当局声誉的双轨心理战战略,并对东南亚华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心理宣传战攻势。但是这一宣传政策恶化了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所以美国在1956年之后转为实施以促进海外华人融入东南亚社会为主轴的宣传政策。随即,这种专门针对海外华人的宣传活动逐渐式微。

张杨教授的《“海外华人项目”与美国反华保台之心理战政策初探》 主要借助了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获得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以及从美国国家档案馆获得的部分“中央情报局”原始文件,追述了以“海外华人项目”为代表的美国“反华保台”心理战政策的来龙去脉,揭示了美国使用“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实现其冷战目标的政策实质,同时也表明了美国实践其政策的能力有限。张杨教授的另一篇文章《以宗教为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心理战》 以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主要针对中国而对“东南亚佛教国家”设计并实施的心理战项目研究为个案,初步探讨了美国以宗教为冷战武器的理论基础、政策目标、方法手段及其成败得失。文章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佛教国家实施的心理战项目未能奏效,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国家目标不具备统一性;第二,对宗教的理解和运用简单化;第三,冷战中美国的现实主义政策,使其自身未能突破文化和宗教意义上的心理价值取向,对非基督教信仰难以产生真正的信任。

史澎海的《冷战初期美国对泰国的心理战行动——以PSB D-23心理战计划为核心的考察》 考察了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通过继承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心理战战略和对泰国的政策目标,制订了对泰国的PSB D-23心理战计划。通过这一计划的实施,艾森豪威尔政府巩固了泰国的亲美政府,削弱了泰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影响,构建了以泰国为核心的东南亚集体防御体系,最终将泰国纳入了西方阵营。常贝贝的《心灵的争夺:1950年代美国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图书宣传行动探析》 深入剖析了美国利用图书作为同共产主义争夺东南亚华人的有力工具,其目的一方面是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输出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以汇聚一股“亲西方”的社会思潮并加强之。

总之,中国学者关于美国对东南亚实施文化外交的研究成果较多,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研究层次多元,既有针对东南亚具体国家的个案研究,也有针对整个东南亚的区域研究;第二,研究角度多样,既有针对“海外华人”群体的研究,也有针对宗教、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第三,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于解密档案或者未公开文献等一手资料,譬如《“海外华人项目”与美国反华保台之心理战政策初探》一文大量运用了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获得的美国政府解密文档,使该文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由于美国25年档案解密制度,目前可以获得的解密档案理论上已涵盖了整个冷战时期。即便如此,随着新档案的不断公开与日益详尽,相信该领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亦将越来越多。不过,已有研究成果中均把研究范围设定为东南亚,对缅甸的探讨仅为其中的某些章节或段落,有失精专。目前,尚未发现国内学界关于美国对缅甸文化外交的专论。

[1] David I.Steinberg, Burma A Socialist Nation of Southeast Asia ,Boulder:Westview Press,1982.

[2] David I.Steinberg, Burma The State of Myanmar ,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01.

[3] David I.Steinberg, Burma / Myanmar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4] Michael W.Charne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5] John F.Ca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6] Matthew Foley,T 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1948-62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

[7] Chi-shad Liang, Burma ' s Foreign Relations 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90.

[8]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5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9] David I.Steinberg,“The United States and Myanmar:A‘Boutique Issu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6,No.1(Jan.,2010),pp.175-194.

[10] Matthew Foley,T 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1948-62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

[11] 本书所用到的英、美档案材料主要包括:UK National Archives(UKNA)(英国国家档案)、US National Archives(USNA)(美国国家档案)、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等重要一手材料。

[12] Kenton Clymer, A Delicat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 Myanmar since 1945 ,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6.

[13] Chi-shad Liang, Burma ' s Foreign Relations 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90,p.xi.

[14] Chi-shad Liang, Burma ' s Foreign Relations 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90,p.xii.

[15] John F.Ca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211.

[16] John F.Ca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80.

[17] John F.Ca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80.

[18]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5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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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ichael W.Charne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88.

[31] Michael Charney,“U Nu,China and the‘Burmese’Cold War:Propaganda in Burma in the 1950s”,in Zheng Yangwen,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and 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0,p.58. cJxX1PRmWQxy8L47lYMRmY+ohE3inAbLXOigkn5IThQ7thKsrZXueBXGhgUU0V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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