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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对中缅关系重要性的关注
从地理角度看，缅甸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重要的邻邦，其在中国内陆朝西南方向发展对外关系方面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自两千多年前开辟西南丝绸之路以来，连接中国西南与印度的缅甸成为最早与中国发生交往关系的地区，也是双边陆上交往关系最为频繁、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缅关系从而也影响、制约了中国内陆西南方向对外关系的发展。
当前，中缅双方存有长达2186千米的边界线。不仅如此，在东南亚国家中，缅甸国土面积仅次于印度尼西亚排名第二，其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其中稻米和柚木等农林产品出口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二战前，缅甸大米占世界大米总产量的5%，其产量的近40%都用来出口。缅甸柚木超过70%的产量进入了世界市场。此外，缅甸出产的铅、锡、钨、锌等矿产均约占世界的7%。
[1]
缅甸有如此广阔的面积、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以及与中国如此紧密的陆路联系，其对中国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从族源和历史文化角度看，缅甸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国家，缅甸全国有大小种族135个，其中缅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68%，以缅语为母语。
缅族历史上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有研究表明，缅族源自中国西北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西北部之间的甘肃省一带，9世纪中期至10世纪中期进入缅甸，在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中称他们为“羌”
。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他们被迫躲避到西藏东北部，并不断向南迁徙。849年，缅族人在蒲甘（Pagan）建立了缅甸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此后，缅甸在大多数时期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实际上，不仅缅族与中国联系密切，生活在缅甸的少数民族亦与中国有着不可割裂的纽带，甚至与中国南方某些少数民族同为一族。譬如缅甸最大的少数民族掸族即广泛分布于云南南部的傣族，人口较多的克钦族就是中国境内的景颇族，佤族人的生活地域横跨中缅边界。类似跨中缅边界分布的民族比比皆是。中缅两国种族上的密切联系，使两国政府和民间均用“胞波”（Pauk-Phaw）
来称谓彼此关系，这在中外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足见中缅两国关系中浓重的感情色彩。
从新中国外交的角度看，缅甸是中国至关重要的邻居和伙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缅甸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建交初期双方关系较冷淡。正如吴努在1958年说道：“有几年，我们与新中国政权的关系并不稳定。” [2] 不过，随着1954年两国总理的互访，中缅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1954年6月，在两国总理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1955—1966年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频繁的互访。另需指出的是，经过双方领导人多轮协商谈判，1960年1月中缅双方签订《边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开启了新中国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边界争端的先河。此后，两国关系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自内部形势的影响，但总体发展平稳。
2.基于对缅甸在东南亚特殊性的考察
从区位的角度来看，缅甸位于东南亚西北部，中南半岛西端，西北与印度毗邻，东北与中国接壤。这一特殊的地缘关系往往将缅甸置于大国博弈的中心位置，早在1946年11月，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在致驻英代办高尔曼（Gallman）的备忘录中就明确指出：“缅甸作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国和潜在的主要大米出口国，在美国航线规划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 此后，为应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2月23日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英国大使馆顾问H.A.格雷夫斯（Graves）的建议下，美国国务院将缅甸列入关注国家名单，并认为“我们关注的是大陆以及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暹罗和马来亚向南流动，并由此对缅甸产生的相应影响” [4] 。3月2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针对东南亚的政策文件，即PPS-51，文件中包含了专门针对缅甸的政策。只是由于“缅甸目前的局势是如此混乱，以至于无法从国外引入可行的解决办法”，才不得不等待“尘埃落定” [5] 。新中国成立后，缅甸更是成为美国决策者极力拉拢的对象。1950年2月13日，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了对缅援助。不久，国务卿艾奇逊向驻仰光大使馆发电报指出：“美国特别有兴趣与缅甸政府探讨美国可能提供的技术援助……采取措施补充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为稳定缅甸和防止共产主义颠覆所做的努力。” [6] 由于缅甸历史上长期深受中原王朝政治文化影响，并构成中国西南部的重要屏障，因此，中国政府对于缅甸投入西方怀抱尤为警惕。1954年底，吴努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晤，后者对缅甸拒绝加入美国发起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表示赞赏。吴努也向中方保证，缅甸不会允许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也不会成为任何外国势力的傀儡。 [7] 由此可见，20世纪50年代初，中美为争取缅甸博弈之激烈。
从政治体制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的缅甸是东南亚为数不多的实现独立且施行宪政的民主国家之一。反观这一时期的越南、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尚未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获得解放，而泰国则处于军政府统治下。早在独立前，缅甸就已经选举出了自己的制宪会议并制定出了一部宪法。1947年4月，缅甸举行了第一次主权国家立法机关的选举。“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AFPFL）在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优势。
[8]
9月底，缅甸通过了由吴强顿
（U Chan Htoon）主持起草的宪法，即《1947年宪法》。该宪法吸纳融合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政原则，譬如英国有关内阁应对民选议会多数负责的要求，以及殖民地时期制定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法院程序；参照法国设立总统，但总统并无实权；仿照美国人民主权的主张，设立有权决定立法是否违宪的高等法院，以及由五个部分构成的联邦。此外，《1947年宪法》中的一些社会主义规定主要借鉴了南斯拉夫宪法的规定和苏联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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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缅甸举行了独立后的首次大选，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赢得了议会中85%的席位，因而得以继续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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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下的缅甸，相对于独裁政体，在施政方略上更具有合法性和可预见性，因而可以成为国家和区域研究的理想样本。
从对外政策来看，缅甸是典型的主张推行中立主义政策的东南亚国家。不过，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梁志教授的研究，缅甸并非独立之初就奉行这一政策，其在“口头上宣称中立主义，实际上却推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
。1948年5月26日，吴努政府提出了一份包含15项内容的“左翼团结纲领”，其在外交上主张“同苏联建立与英国现有关系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拒绝一切损害缅甸政治、经济和战略独立的外国援助”
[11]
。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周边国际形势的变化，缅甸政府决定在参与国际问题决策时采取一种高度灵活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1949年12月11日，吴努在群众集会上讲道：“我们的国情要求我们走独立的道路，不与任何大国集团结盟……我们唯一应该追求的政治纲领是我们真诚地认为最适合我们联盟的纲领，无论英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走什么样的道路……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
[12]
一般认为，此次讲话标志着缅甸中立主义政策的最终形成。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缅甸既同西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援助关系和经贸往来，又不断强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纽带，甚至还一度扮演了国际事务“调停人”的身份，这在冷战前期的东南亚尤具特殊性。
3.基于美国“新殖民主义”对缅文化渗透问题的思考
国内外学界对殖民主义（Colonialism）和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问题的研究早已十分成熟，并有大量成果问世。尽管如此，学者们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解释仍莫衷一是。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殖民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统治“形式”
[13]
。英国历史学家菲尔德豪斯（D.K.Fieldhouse）则认为殖民主义是“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南亚与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在1870—1945年所经历的、短暂的并具有过渡性质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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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高岱教授则认为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应被看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它体现的是1500年以后全球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不断发展变化的关系，表现为一个相应的社会发展阶段。
总之，主流学界均把殖民主义看作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并将其截止时间大致定于二战结束。
与殖民主义相对，国内外主流学界都认为“新殖民主义”出现于战后。不过，不同的学者对其解释仍然有所不同。对于该问题研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属加纳总统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恩克鲁玛认为，二战后，旧殖民体系受到了沉重打击而无法维持，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壮大，为了使殖民主义适应西方失去政治霸权的新局面，西方列强采取种种手段，包括控制国际市场和操纵商品价格，高利率，“经济援助”，“无形贸易”，文化渗透等，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控制。
[15]
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考察了新殖民主义问题，他写道：“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
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在《殖民地的经济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一书中认为：“战后40多年里，殖民地国家即政治殖民地大都获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但政治殖民地消失后，经济殖民地即新形式的殖民地依然存在……用经济力量，争夺和建立经济殖民地，就成为当代殖民主义的特点。”
一言以蔽之，新殖民主义不同于旧殖民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主要出现在二战结束后，一般表现为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文化渗透等。
毋庸置疑，冷战时期，美国打着“自由民主”旗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输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帝国主义”一词一直是文学学者和文化史学家在分析冷战时期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关系时所使用的一个关键术语。 [16] 显然，在特定的语境下，“帝国主义”同“新殖民主义”有着强烈的共性，新殖民主义构成了帝国主义的一个阶段。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卡德（William H.Blanchard）更是出版了《美式新殖民主义（1960—2000年）》 [17] 一书，并举例论证了美国在这期间与伊朗、尼加拉瓜、菲律宾的关系即符合美式新殖民主义的特征。然而，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在探讨冷战时期美国对外进行新殖民主义扩张时，都存在较少讨论其文化手段的缺憾。本书研究的主题可算作对冷战时期美国文化新殖民主义探讨的一点尝试。
1948年1月4日，经受了长达62年英国殖民统治
的缅甸人民带着复杂的心情终于迎来了独立的那一刻。正如吴努在凌晨4点20分的独立演说中所言：“我们曾失去了独立，却没有失掉尊严；我们坚持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我们现在珍视和发展这些文化传统……我们毫无怨恨地、友好地离开了那个让我们付出了代价的伟大的英国。”
[18]
不过，事实证明刚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缅甸却很难摆脱以美国为首的新殖民主义的纠缠，这其中就包括借助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对缅甸进行有组织的文化渗透。
1948年秋，缅甸独立不到一年，美国便根据双方此前签署的富布莱特项目协定向缅甸派出了世界上第一批富布莱特受助人员开展工作。 [19] 很显然，美国政府之所以把第一批富布莱特学者派往缅甸，除了个别偶然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美国决策者相当看重缅甸在美国文化外交中的突出地位。首先，缅甸是战后最早一批获得完全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之一，首先在缅甸实施富布莱特项目，将有助于为美国在更多的新独立国家开展这一项目积累经验；其次，独立后，缅甸政府为了扩大执政基础，提出“左翼团结纲领”计划，奉行所谓“社会主义”路线，这引起了美国当局的警觉，后者希望通过富布莱特受助者向缅甸政府“提出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的替代方案” [20] ；再次，作为美国决策者眼中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缅甸国内面临内战，外部面临共产主义威胁，所以首先在缅甸推行包括农业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富布莱特项目，将有助于为美国即将大规模开展的“第四点计划”提供模板 [21] ；最后，美国驻缅外交官的积极推动也为富布莱特项目在缅甸的落地生根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美缅富布莱特项目实施的效果来看，该项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双方的隔阂，促进了美国民众对缅甸文化的了解以及缅甸精英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正如肯尼迪总统所指出的，富布莱特项目是“铸剑为犁的经典范例”，是用来改善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最为重要的”手段，“是在通往和平之路上迈出的重大且富有建设性的一步”
。
亚洲冷战爆发以后，美国对缅甸的文化项目更多开始围绕冷战战略目标展开，正如美国国务院在1950年6月16日针对缅甸的政策声明中所指出的：“继续实施和扩大信息和文化交流计划，帮助缅甸人民更好地理解西方民主传统，努力渲染共产主义将最终使缅甸处于苏联极权统治下的事实。”
[22]
1953年，缅甸政府单方面停止接受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后，美国在缅甸的文化项目从此变得更加重要。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仰光美国新闻处（简称美新处，U.S.Informcdion Seroice，USIS）与好莱坞合作拍摄的电影《人民胜利了》在缅甸各大影院上映。这部根据吴努总理同名剧本改编成的冷战题材电影在缅甸引发了强烈反响，影片中蕴含的冷战思维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缅甸人民的潜意识之中，降低了缅甸民众对西方的敌视情绪，增强了其对美国的认同感。
可以说，美新处拍摄该电影是美国官方对缅甸进行文化渗透的最为典型的个案，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已有少量成果发表。此后，美国不断强化其在缅甸的文化项目，除了电影外，影响广泛的还包括美新处的图书借阅、举办展览等。总之，在民族情绪高涨的缅甸，借助文化手段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相比其他方式成本低廉且行之有效。
在梳理这一时期美国对缅甸文化外交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以下几对矛盾需要厘清：第一，英、美矛盾。英、美在缅甸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矛盾以及各自实际利益的冲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二战结束以后，英国殖民者重返缅甸试图恢复殖民统治，这一举动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并严重动摇了英国在缅甸的统治与合法性。与英国不同，美国本身即具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美国独立便是反殖民主义的结果），这一信念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得以发扬光大。早在罗斯福在与丘吉尔订立《大西洋宪章》时就提道：“我深信如果我们要实现持久的和平，就必须发展落后国家。我不相信我们一方面能够反抗法西斯的奴役，却不去努力让全世界人民从落后的殖民政策中解放出来。”
第二，中、美矛盾。中、美在缅甸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之争并带有国家现实利益的冲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雅尔塔体系关于东亚秩序的安排遭到彻底颠覆，这使得美国决策者加紧制定其冷战战略。1950年4月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成为美国的“冷战蓝图”，它在凯南“遏制”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全面遏制”战略。在亚洲则表现为通过与中国周边国家签订共同安全条约，封锁中国，防止共产主义的持续扩张。在美国决策者看来，缅甸是建立对华包围圈的重要一环，其将缅甸“拉入亲西方阵营”的战略体现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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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美、缅矛盾。这主要体现在美国与缅甸双方在援助问题上的冲突：对美国而言，支配其援缅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就使得美国在提供援助时往往按照自己的意图开展行动，忽视了缅甸的实际需求，甚至为了自身和盟友的利益而损害缅甸的利益”
。应当看到，中、美矛盾是美国对缅文化外交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构成了美国制定对缅政策的战略背景。
本书旨在通过梳理1947—1963年美国对缅甸文化外交的脉络，探究从杜鲁门到肯尼迪政府对缅甸文化外交政策的流变，并将美缅关系置于整个国际冷战环境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以揭示美国对缅甸的文化外交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本质。本书还重点关注了美国准政府组织（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Quangos）
和非政府组织在对缅文化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并以亚洲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为例展开论证。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对缅文化外交推动者的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还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本书将重点关注中、苏因素在美国对缅文化外交中的影响。最后，本书在分析美国政府机构、准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缅文化外交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效果评估的基础上，对其影响和效果做出评估，进而对文化外交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方面起到的作用进行分析。
1.学术价值
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外交的研究方兴未艾，且涌现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这是20世纪70年代“新文化史”兴起和20世纪90年代“冷战史新研究”范式出现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学界关注的重点也由以往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转移到了思想、文化等“软实力”上来；由关注重大事件与上层人物转移到了普通民众和一般事件上来。文化外交研究正是在这样学术转向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有关文化外交和心理宣传战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的发表，这一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冷战时期的文化外交研究作为冷战国际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后者的研究路径、方法和史料基本一致。近年来，随着东、西方多国档案的陆续解密开放，冷战史研究的研究角度日趋复杂多样，单是文化外交研究领域就已发表了数量众多且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不过，作为较新兴的研究领域，文化外交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对“较为关键的”中小国家关注度不够。
本书以缅甸作为个案展开研究，利用相关史料（档案、报纸、外文专著、外文论文、中文译著、中文专著、中文论文）深度剖析1947—1963年美国在缅甸实施的形式多样的文化项目。本书将对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的对缅文化外交政策进行梳理，分析、比较历届政府对缅文化外交政策的异同及变化。这一研究将打破国内外学界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传统范式，而专门研究美国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外交，从而深入探究美国对缅甸文化政策的特殊性。
目力所及，尚未发现美国非（准）政府组织对缅甸文化外交的专著或论文，本书第四、第五章即在该领域的突破。尽管发现已有国内学者利用档案研究美国非（准）政府组织针对亚洲的文化外交，但是，文章中较少涉及缅甸等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具体国家。此外，本书大量采用来自亚洲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未刊解密档案进行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可信度。
2.现实意义
本书的现实意义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缅甸研究的现实意义；二是美国文化外交研究的现实意义。任何国家只要力图融入国际舞台都难以摆脱地缘政治和大国外交对其对外政策的影响，中国作为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同样也不例外。所以，本书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中国周边国家情况的了解，还可以深入探究冷战时期美国对华采取的各种文化活动及其政策安排。
缅甸与中国接壤，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邻邦。因此，缅甸的稳定与否关乎中国边境安危。对缅甸历史文化和外交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从而为我国的现实政治服务。此外，缅甸与中国有2100多千米的共有边界线，由于历史文化和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中缅边境地区仍存在较多不稳定因素，地区局势不容乐观。因此，对缅甸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美国在亚洲进行的文化外交以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引发了冷战史学界的关注和思考，国内学界近年来亦有大量成果涌现。他们对美国通过准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对亚洲国家开展文化外交的本质基本达成共识：面对亚洲更为复杂的冷战形势，转而以更为谨慎的方式来推行亚洲冷战政策。
以亚洲基金会为代表的准政府组织和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冷战前期美国在亚洲推行文化外交的主要前线工具，从事“政府乐见其成但又无法直接参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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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冷战早已成为历史，但有些人的冷战思维并未终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没有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愈演愈烈之势。更何况，我国国内以及周边局势尚不稳定，各种挑战与危机始终存在。在复杂且严峻的国际局势下，美国的文化外交和宣传策略为我们应对挑战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大国文化外交提供了参考。
3.文献学价值
在写作过程中，笔者下载并使用了大量来自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图书馆数据库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美国解密档案在线”（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USDDO）、“珍稀原始典藏档案”（Archives Unbound）、“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USDDO由Gale公司开发，此数据库包含了10万份档案资料，由595000多页资料组成，内容涉及军事、政治、历史、外交、新闻业、美国对外和本土政策等，其中包含了大量冷战前期美缅关系以及美国对缅文化外交决策和实施的文档。Archives Unbound亦为Gale旗下产品，收藏内容涵盖了从中世纪的前瞻性到巫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的政治史。该数据库于2017年11月新增的子库“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及其政策”（U.S.Relations and Policies in Southeast Asia，1944-1958：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Southeast Asian Affairs）中有大量档案涉及冷战前期美国与缅甸的交往以及相关报告等，这些文件对本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ProQuest公司开发的DNSA数据库中亦有涉及美国政府机构对缅甸的政策性文件，对本书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本书第四、第五章的写作主要利用来自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关于亚洲基金会在缅甸活动的未刊档案，以及来自洛克菲勒档案中心关于福特基金会在缅甸活动的未刊档案。这些档案均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是研究冷战前期亚洲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在缅甸文化项目的权威材料。
另外，与其他大多数美国外交史研究成果类似，本书大量使用了来自美国国务院网站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FRUS ）档案，这些档案是本书前三章参考文献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涉及美国政府在缅甸文化项目的部分，本书使用了大量美国新闻署（简称美新署，U.S.Information Agency，USIA）年度报告。本书第四章还使用了少量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这些档案虽已刊出却因不易发现，至今使用该部分档案进行研究的个案依然不多。在第五章，本书除了大量使用来自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档案外，还较多使用了福特基金会年度报告。多渠道来源的档案资料，不仅其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而且提升了本书研究的水准。
[1] Richard T.Arndt，David Lee Rubin，eds.， The Fulbright Difference ： 1948-1992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6，p.16.
[2] Maung Aung Myoe， In the Name of Pauk - Phaw ： 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1，p.22.
[3]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é in the United Kingdom（Gallman），November 8，1946， FRUS ，1946，The Far East，Vol.Ⅷ，p.6.
[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Southeast Asian Affairs（Reed），Spread of Communism into Southeast Asia，February 23，1949， FRUS ，1949，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Vol.Ⅶ，Part 2，p.1119.
[5] PPS-51，Policy Planning Staff Paper o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March 29，1949， FRUS ，1949，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Vol.Ⅶ，Part 2，p.1131.
[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Burma，February 17，1950， FRUS ，1950，East Asia and Pacific，Burma，pp.232-233.
[7] Maung Aung Myoe， In the Name of Pauk - Phaw ： 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1，pp.24-25.
[8] Lowell Dittmer，ed.， Burma or Myanmar ？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Identity ，New Jersey，London，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2010，p.29.
[9] John F.Ca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188.
[10] John F.Ca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205.
[11] Matthew Foley， 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ion in Southeast Asia ， Britai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 1948-1962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18.
[12] Maung Aung Myoe， In the Name of Pauk - Phaw ： 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1，p.12.
[13] L.S.Stavrianos， Global Rift ：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New York：William Morrow & Co.，1983，p.41.
[14] D.K.Fieldhouse， Colonialism ， 1870-1945 ： An Introduction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83，p.6.
[15] Xuanjun Xie， China Came to Jerusalem - the Return of Human History ，Morrisville，North Carolina：Lulu Press，Inc.，2017，p.348.
[16] Steven Belletto，Joseph Keith，eds.， Neocolonial Fictions of the Global Cold War ，Iowa City：The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19，p.6.
[17] William H.Blanchard， Neocolonialism American Style ， 1960-2000 ，London：Greenwood Press，1996.
[18] John F.Ca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195.
[19] Richard T.Arndt，David Lee Rubin，eds.， The Fulbright Difference ： 1948-1992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6，p.15.
[20] Richard T.Arndt，David Lee Rubin，eds.， The Fulbright Difference ： 1948-1992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6，p.16.
[21] Teresa Brawner Bevis， A World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 ： The Legacy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9，p.142.
[22] 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6，1950， FRUS ，1950，Vol.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235.
[23] Michael W.Charne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80.
[24] The Asia Foundation，Database： The CIA Records Search Tool （ CIA CREST ），DOC_000108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