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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提出了“新面貌”国家安全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同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停战使美国得以从亚洲战场的羁绊中脱身；另一方面，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一届领导集团的施政方针在短时期内尚难摸清。此外，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遏制”政策的激烈批判也为“新面貌”政策的提出提供了条件。艾森豪威尔认为朝鲜战争是“遏制”政策失败的标志。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则认为遏制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一项纯粹防御性的政策绝对敌不过一项进攻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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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艾森豪威尔为了使美国不致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决定求助于一种新的战略，使其既能够遏制全面战争和苏联的扩张，又能阻止朝鲜战争式的有限战争的爆发，且不致过于加重美国经济的负担。
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战略被称为“新面貌”（The New Look），又被称为“花小钱办大事”（More bang for a buck）。其核心理念在于重新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同时降低成本。
在“新面貌”安全政策下，艾森豪威尔强调“经济的健全为军事力量和自由世界和平所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他看来，美国所面临的来自苏联的威胁将是长期的，甚至可能长达几十年，在长期对抗的过程中，苏联将以两种方式威胁美国的安全：一是苏联军事上的入侵；二是通过消耗大量的军费，在经济上拖垮美国。所以，在同苏联的长期对抗中，保持美国经济实力与保持军事力量的均衡同等重要。正如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所言：“我对纸上的军队或‘计划部门’不感兴趣。我对有枪的部队感兴趣。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艰难而健全的计划下所要实现的目标，我们最终将实现预算平衡，用更少的钱建设更强大的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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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面貌”战略也使美国对核武器及其使用有了新的认识。1954年1月25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阿瑟·雷福德（Arthur Radford）在对国家战争学院和陆军工业学院的讲话中指出：“今天，在我们的武装部队中，原子武器实际上已达到常规地位。利用盟军在二战期间所有常规炸弹和炮弹采购成本的不到1/10的钱，就有可能通过核武器获得同样的摧毁力量。”
[3]
与此同时，美国核武器数量在这一时期也获得迅速增加，从1948年的50枚增加到1954年1750枚，到1961年时，这一数字迅速增长到23000枚。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军事上之所以如此倚重核武器，一方面是他决心削减前任政府高昂的国防支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威慑”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即公开对苏联的侵略进行大规模的“核报复”，恰恰会使对方望而却步，并将在事实上排除了核大战的可能。
“新面貌”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同盟。首次系统阐释“新面貌”国家安全政策的NSC-162/2号文件强调了盟国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并认为“没有盟国的支持，即使付出高昂的代价，美国也无法满足其国防需要”
[4]
。在此指引下，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各个地区先后缔结了一系列军事同盟条约，主要包括《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8月）、《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SEATO，1954年9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12月）、《中央条约组织》（CENTO，1955年11月）。上述条约与此前订立的北约组织和《日美安全条约》（1951年9月），一起形成了对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包围。
在美国与盟国间的防务分摊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意在削减美国的海外军费开支，并鼓励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御任务。为了避免美国经济“遭到严重削弱”，应当“加强自由世界国家的自我支持和防御能力，并逐步减少他们对美国援助的需要”，并认为“对付地区性侵略的地面部队必须主要由盟国来提供” [5] 。朝鲜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将从远东撤回两个美国师，以此减少其不必要的海外费用。但必须注意的是，美国削减海外驻军并不意味着其在盟友间影响力的下降，只不过是在转变其影响的方式。正如美军参联会主席雷福德所言：“当我们进一步削减我们的海外部署时，我们必须向我们的盟友明确表示，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强大的，我们所拥有的核武器能力随时都可以被用来对付任何红色侵略的毁灭性威胁。” [6]
“心理战”构成了“新面貌”战略的第三个要素。上任伊始，艾森豪威尔就一直在对冷战以来的国家安全政策进行极为系统的回顾。1953年上半年，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的指导下，召集了3个特别工作组描述各自的行动路线。经过数周的准备，他们于7月16日在白宫分别阐释了各自的建议。其中由海军中将康诺利（R.L.Conolly）带领的C组在提交的报告中建议，美国为了应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必须考虑“各种隐蔽手段、宣传和心理战、外交和政治手段、经济措施、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示威或转变军事形式” [7] 。很显然，康诺利将军关于“心理战”的建议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接受，并被纳入“新面貌”战略中。
除了上述三个要素外，隐蔽行动、谈判策略同样是“新面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隐蔽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冷战，只是在此过程中并不透露美国政府参与其中。除了冷战主题外，还会通过隐蔽的宣传渠道“传播积极的信息”，其间往往借助“独立的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来表达宣传内容”，因为“这些消息来源比明显来自美国（政府）的公开宣传更为可信”
[8]
。艾森豪威尔在任内还多次同苏联开展谈判，这一方面是由于斯大林去世而带来的形势的缓解；另一方面也是出自盟友的压力，“他们现在担心华盛顿过分僵硬甚于担心将它们‘出卖’给莫斯科的任何可能性”
。为此，1953年10月出台的NSC-162/2号文件认为“美国应该保持与苏联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尽管“通过谈判达成和解的前景并不令人鼓舞”
[9]
。
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全球冷战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去世以及朝鲜战争的结束使冷战得以以“新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面对冷战“变局”，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以重视核武器、结盟、“心理战”、隐蔽行动和谈判策略为主要内容的“新面貌”战略，并成为其未来8年任期内的主要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战略不仅影响了美国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中立国家”的政策，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冷战的形态。“新面貌”出台实施后，可谓毁誉参半：有不少冷战史学者认为“新面貌”是一项失败的战略，因为它未能帮助美国实现其预期目标；也有的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评价道：“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连贯的，差不多在每个层次上都留下他的影响的印记，并在大多数场合仔细处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而且总的来说更多的是符合而非损害国家利益。”
在“新面貌”战略的指导下，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审查了美国现有的文化外交机构，而负责执行这一任务的则是“杰克逊委员会”。1953年1月24日，在查尔斯·D.杰克逊（Charles Douglas Jackson）等人的提议下，艾森豪威尔批准成立白宫国际信息行动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PCIIA），负责“调查评估政府行政部门的国际信息政策和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政策和活动，特别是与美国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政策和活动”。此外，委员会还就“其认为可取的政策和活动，采取立法、行政或其他行动”向总统提出建议。 [10] 威廉·杰克逊（William Jackson）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他是一名投资银行家，也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其他重要成员包括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总统行政助理）、C.D.杰克逊（C.D.Jackson，国务卿代表）、西格德·拉蒙（Sigurd Larmon，共同安全署署长代表）。委员会的执行秘书由C.D.杰克逊的副手艾伯特·沃什伯恩（Abbott Washburn）担任，他是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资深成员，并在后来长期担任美国新闻署副署长。由于委员会的主席为威廉·杰克逊，所以往往称为“杰克逊委员会”。
委员会成立后，艾森豪威尔要求其不迟于6月30日提交最终报告和建议。通过对250多名证人的问询以及审阅一系列高度机密的情报评估和国家安全文件，委员会于1953年6月30日提交了最终报告。《报告》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分析了美苏冲突的本质、苏联的动机以及美国对于世界秩序的规划；第二部分主要阐释了抵制苏联扩张的举措，尤其是提出了强化针对自由世界的宣传和信息活动以及建立起更加统一的组织机构。报告认为苏联控制世界主要通过两大武器，其一是外国共产党，它们构成了控制和协调其他活动的中心机制；其二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苏联体制外的许多人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11] 在亚洲，共产主义进攻的主要途径是“强化共产党组织，削弱亚洲与西方的联系，并利用亚洲的中立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利用‘越盟’将法国人赶出越南、老挝、柬埔寨……通过经济施压、利诱和其他政治斗争手段，扩大共产主义在日本的影响……在过去的一年里，亚洲领导人，尤其是印度领导人，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意识不断增强” [12] 。报告认为唯独东南亚和伊朗的局势最“有利于共产党武装暴动的成功” [13] ，并指出：“当前，美国及其盟友可能没有能力通过局部行动在受到攻击或威胁的不同地点，阻止苏联的进一步扩张，特别是在中东和东南亚……因此，只有依靠全面战争的威胁来阻止苏联向这些地区的扩张。” [14]
在应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的策略上，“杰克逊委员会”建议除了使用传统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手段外，还应强化对外宣传和信息活动。对于宣传的作用，《报告》中并未予以高估，而是认为“不能指望宣传成为决定重大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宣传“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来创造一种舆论氛围时才是最有效的”，“在这种舆论氛围中国家政策目标能够最容易地实现” [15] 。对于宣传的手段，《报告》则根据国际新闻署的传媒分类列举了广播、人员交流、新闻出版、电影、图书馆和新闻处、电视等6种方式。为了更好地发挥上述宣传武器的威力，《报告》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数十条改进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向：第一，在海外文化项目上，加强美国国内各机构的协调和统筹。第二，突出海外文化宣传的当地优先原则。第三，强化海外文化项目的隐蔽性，譬如由“合格的当地公民”替代过多的美国海外信息人员，并通过私人组织来促进美国的目标。 [16]
此外，为了更好地整合美国文化外交的机构及行动，《报告》还建议组建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OCB）以代替“无法满足需要”的心理战略委员会。正如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卡特勒所言：“行动协调委员会就像凤凰一样从心理战略委员会的灰烬中飞起。” [17] 新成立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将主要用于“协调各部门对国家安全政策的执行”，并将“详细的职责分配给各部门，对相关计划的充分性、政策连续性和相互一致性进行审查，然后协调和跟踪这些计划的实施，在此过程中寻求为美国获得最大优势” [18] 。9月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布第10483号行政命令，批准成立行动协调委员会。
行动协调委员会批判继承了心理战略委员会的衣钵，并革除了心理战略委员会存在的固有弊端。作为跨部门的政策与行动协调机构，行动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均来自负责美国安全与外交部门的主要决策者，其中包括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共同安全署副署长、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负责“冷战策划”的总统特别助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有权参加委员会会议。对外信息项目主管担任委员会顾问，并被邀请参加委员会所讨论的与其职能相关的主题会议。此外，委员会还会邀请其他部门和机构的适当成员参加与其职责相关的会议。副国务卿兼任行动协调委员会主席，亦是委员会的主持官员。 [19] 委员会领导和运行机制不仅缓和了负责心理战的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有效缓解了美国对外心理战总体目标和心理战行动具体实施之间脱节问题。
在职责方面，行动协调委员会不像心理战略委员会那样负责全面制定国家心理战政策，设计、协调和评估国家心理战计划和项目，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制定有关心理战计划和项目，审查隐蔽行动项目，同时促使政府部门全面实施国家战略目标和对外政策，协调政府各部门及非政府组织实施国家心理战计划和项目，以保证这些计划和项目有助于形成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外部环境。
行动协调委员会建立后，针对缅甸和东南亚制定并实施了大量的心理战和文化项目，譬如深入推进PSB D-23计划的实施，以及制定针对缅甸等东南亚小乘佛教国家的心理战项目等。这些文化项目对缅甸和东南亚小乘佛教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杰克逊委员会”为改善美国心理战先后提出40多条建议，这些建议大部分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但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外”就是他拒绝了委员会所提出的信息项目继续保留在国务院的建议。与之相反，艾森豪威尔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信息机构来管理分散在政府各部门的宣传活动。 [20]
这项提议主要来自美国白宫政府机构顾问委员会
（President's Advisory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主席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53年4月7日，“洛克菲勒委员会”向总统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对外信息机构，负责管理目前由美国国际新闻署、技术合作署、共同安全署、国务院等部门实施的“最重要的对外信息计划和文化与教育交流项目”
[21]
。这也就意味着将美国对外文化与信息项目从国务院剥离出来，并建立一个新的独立机构统筹实施这些项目。
杜勒斯也“急于从国务院撤除信息项目”，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就可以使国务院“尽可能地减轻业务和行政责任，使其能够严格集中于决策” [22] 。杜勒斯的另一重考虑则是借此摆脱麦卡锡主义对国务院的干扰。1950年，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在全国范围内煽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迫害运动，许多知名人士和政府部门都受到了其诽谤和陷害。1953年，麦卡锡认为新闻署内部“有叛徒”，随后他发起了一场针对该机构的调查运动。不久，调查者报告称：“在美新处的图书馆里，至少发现了75名‘共产党作家’的书籍。” [23] 4月7日，麦卡锡致函杜勒斯指出：“迄今为止，艾奇逊—杜鲁门团队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解释，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通过购买、发行和给大量知名共产党作家盖上美国的认可章来对抗共产主义这种行为的。” [24]
1953年6月1日，在富布莱特和洛克菲勒等人的支持下，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建立美国新闻署”的第8号改组计划。早在上一份改组计划中，艾森豪威尔就强调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负担和承诺的挑战”，需要“将意图转化为建设性的事实”，他敦促国会通过建立“最有效和最具凝聚力的组织来处理外交事务”来实现这一目标。 [25] 第8号改组计划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建立美国新闻署，该机构不仅将负责国务院内部的国际新闻署所管理的信息活动，而且将负责“政府资助下的有关信息项目，如共同安全署和技术合作署的信息项目”，艾森豪威尔指出“这似乎是一个提供真正统一和高效的方法” [26] 。
7月15日，国务院政策设计人员沃尔特·A.雷迪厄斯（Walter A.Radius）和豪兰·H.萨金特（Howland H.Sargeant）提交了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美新署的指导”的文件。文件指出赋予美国新闻署相关职能的主要目的是“使外国人民相信，采取符合美国国家目标的行动也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美国新闻署的详细行动计划需要得到行动协调委员会的接纳，而且美新署署长兼任行动协调委员会顾问，并有权受邀参加相关会议。通常情况下，美新署署长通过行动协调委员会向总统汇报和接受指令。 [27] 7月31日，国务院发布第45号公告，宣布成立美国新闻署。此前一天，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来自纽约的西奥多·C.斯特里伯特（Theodore C.Streibert）为首任署长。“杰克逊委员会”的执行秘书艾伯特·沃什伯恩担任副署长。
美新署成立后仍进行了诸多完善和调整。10月14日，杜勒斯致函总统，讨论了信息项目中的官方标签问题，他认为：“美新署性质的改变……将使人们质疑其他（信息）输出无法反映美国官方政策。”为此，他提议国务院将定期准备项目，这些项目由美新署发布，在每个项目实施之前和之后都会有一份声明，表明国务院已就美国外交政策发表了一份特别声明。这一提议还得到了斯特里伯特和C.D.杰克逊的赞同。 [28]
10月2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165/1号文件，对美新署的使命做出了如下界定：美新署的宗旨是通过交流向其他国家人民证明美国的目标和政策，符合并将促进他们对自由、进步、和平合法愿望的实现。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将会采取以下行动：向外国民众解释和说明美国政府的目标和政策；富有想象力地描述美国政策与世界其他民族合法愿望之间的联系；对歪曲和阻挠美国目标和政策的敌对企图进行揭露和反击；描绘美国人民生活和文化中重要的方面，促进民众对美国政府政策和目标的理解。此外，除了美国之音的运作，美新署还被授权与其他国家的民众进行沟通，而无须向美国政府汇报，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就承担归属的事项进行沟通。 [29]
1954年3月1日，斯特里伯特向副国务卿史密斯提交了一份长达18页的报告，里面详细阐释了美新署的战略原则，并将其“全球主题”设定为“团结自由世界，以非战争手段减少共产主义威胁”。此外，还定义了美新署的功能，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美新署将在美国政府的指挥下，与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结合使用，帮助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30] 这份报告清楚解释了美新署的职能、基本权力、公共角色、工作方式、面临的不利因素及敌方心理战等，标志着这一机构逐步走向完善。
此后，美国之音、海外图书馆和情报中心、电影和电视服务处、新闻和出版机构等部门相继并入美新署。但在参议员富布莱特和卡尔·蒙特（Karl Mundt）的坚持下，人员交流与一些文化项目仍保留在国务院，因为他们担心“这些项目会因为与政府宣传人员操纵公众舆论过于密切而受到玷污” [31] 。遍布全球的美国新闻处是美新署的海外分支机构，其负责人通常被称为公共事务官，他们接受来自美新署的指令，负责监管驻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和信息政策” [32] 。美新署成立之初，在世界上76个国家设有217个美新处， [33] 有9539名雇员，其中有2207人在美国本土工作，7332人在海外工作，而海外工作者中的美国人仅占14%。 [34]
美新署的建立一举解决了美国对外信息和文化项目机构的设置问题。此后，随着该机构的不断扩充，美国对外文化项目越来越集中于美新署。海外美新处的分工便能够很好地说明直接听命于美新署的公共事务官（Public Affairs Officer，PAO）负责处理与媒体、政府、政党以及商业联系等事务，而对国务院负责的文化事务官（Cultural Affairs Officer，CAO）仅负责“结交教育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等”。不仅如此，信息机构还把控了任务布置、工作调动、财政预算、人员管理和升职提拔等。 [35]
[1] Christian F.Osterman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ashington D.C.，1994），pp.2-3，27，43.
[2]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901 ，Sixteenth Street，N.W.Washington D.C.，April 6，1953，CK 2349193036， USDDO ，p.6.
[3] Arthur Radford，Military Strategy and Defense Planning，January 25，1954，CK 2349427761， USDDO ，p.5.
[4] NSC-162/2，Statement of Policy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undated， FRUS ，1952-19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two parts），Part I，p.583.
[5] NSC-162/2，Statement of Policy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undated， FRUS ，1952-19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two parts），Part I，pp.591-592.
[6] Arthur Radford，Military Strategy and Defense Planning，January 25，1954，CK 2349427761， USDDO ，p.8.
[7]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ask Force“C”of Project Solarium on a Course of Ac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Present or in the Future Undertaken with Respect to the Soviet Power Bloc-Alternative“C”，July 16，1953，CK 2349708136， USDDO ，p.229.
[8] Kenneth A.Osgood， Total Cold War ： US Propaganda in the “ Free World ”， 1953-196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Ph.D.，dissertation，June，2001，p.61.
[9] NSC-162/2，Statement of Policy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undated， FRUS ，1952-19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two parts），Part I，p.584.
[10]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Report to the President，Appendix I，June 30，1953，CK 2349103928， USDDO ，p.107.
[11]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June 30，1953， FRUS ，1952-1954，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Vol.II，Part 2，p.1806.
[12]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June 30，1953， FRUS ，1952-1954，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Vol.II，Part 2，pp.1810-1811.
[13]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Report to the President，June 30，1953，CK 2349103928， USDDO ，p.19.
[14]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June 30，1953， FRUS ，1952-1954，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Vol.II，Part 2，pp.1817-1818.
[15]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Report to the President，June 30，1953，CK 2349103928， USDDO ，p.55.
[16]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June 30，1953， FRUS ，1952-1954，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Vol.II，Part 2，pp.1851-1852.
[17] Draw Cramer， Grant Mullins ， Lessons Learned from Prior Attempts at National Security Reform ，p.15.available at https：//www.wm.edu/as/publicpolicy/documents/prs/nsr.pdf#page=16.2020-7-24.
[18]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Report to the President，June 30，1953，CK 2349103928， USDDO ，pp.89-91.
[19]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Report to the President，June 30，1953，CK 2349103928， USDDO ，pp.91-92.
[20] Kenneth A.Osgood， Total Cold War ： US Propaganda in the “ Free World ”， 1953-6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Ph.D.dissertation，2001，p.77.
[21]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the President's Advisory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Foreign Affairs Organization，April 7，1953， FRUS ，1952-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two parts），Part 2，p.1692.
[22] Kenneth A.Osgood， Total Cold War ： US Propaganda in the “ Free World ”， 1953-6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Ph.D.dissertation，2001，p.78.
[23] Frank Ninkovich， US 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 ，New York：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1996，p.22.
[24] The Chairman of th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McCarthy）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7，1953， FRUS ，1952-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two parts），Part 2，p.1698.
[25] Editorial Note，undated， FRUS ，1952-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two parts），Part 2，p.1710.
[26] Editorial Note，undated， FRUS ，1952-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two parts），Part 2，p.1710.
[27] Paper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Proposed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irec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July 15，1953， FRUS ，1952-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two parts），Part 2，pp.1724-1726.
[28]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the Official Label Information Program，October 14，1953， FRUS ，1952-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two parts），Part 2，p.1738.
[29] NSC-165/1，Statement of Policy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undated， FRUS ，1952-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two parts），Part 2，p.1753.
[30] The Direc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Streibert）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Smith），March 1，1954， FRUS ，1952-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two parts），Part 2，pp.1761-1762.
[31] Kenneth A.Osgood， Total Cold War ： US Propaganda in the “ Free World ”，1953-6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Ph.D.dissertation，2001，p.79.
[32] Frank Ninkovich， US 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 ，New York：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1996，p.21.
[33] Richard T.Arndt， 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 ：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hington D.C.：Potomac Books，Inc.，2005，p.275.
[34] NSC-5430，Status of United States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s of June 30，1954，the USIA Program，August 18，1954， FRUS ，1952-54，Vol.II，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in two parts），Part 2，p.1790.
[35] Frank Ninkovich， US 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 ，New York：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1996，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