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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20日，来自共和党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宣誓就任美国第34任总统，这一举打破了民主党对此职位长达20年的垄断。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刚上任不久，便不得不面临两桩重大国际事件的考验，分别是“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停战。对新政府而言，斯大林的突然去世意味着“一系列新的议题以及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苏联挑战赫然出现了”
，新的美国领导人能否以足够的灵活来同莫斯科的新面孔打交道，在此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对于后者，艾森豪威尔还在竞选总统时就声明，如果他当选，他将立即“抛弃政治分歧，集中精力于结束朝鲜战争”。很显然这个声明打动了绝大多数选民的心，保证了艾森豪威尔在大选中赢得胜利。
由此看来，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新任总统都面临着一场全新的冷战，需要一种全新的冷战视角和战略。
作为曾长期任职欧洲的将军，艾森豪威尔并不认为亚洲处于“次要位置”。正如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言：“我们对各大洲与各民族一视同仁和同等尊重，对关于某一种族或某一民族在任何意义上低人一等或可以牺牲的暗示，我们都不接受。”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首次国情咨文中确认了上述观点，即美国不仅在欧洲和美洲，而且在亚洲都要承担“保卫自由”的义务。艾森豪威尔的主张固然有对前任政府的“欧洲第一”政策的抨击，却也暗含着新任政府将会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投射更多的力量，当然也包括缅甸在内的中国周边地区。此外，由于杜鲁门政府在冷战中文化宣传方面较为充分的政策准备，熟悉心理战的艾森豪威尔及其政府将更加系统、多样地利用各种文化手段在缅甸推动其“亲美”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