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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中国局势的“突变”与中共部队的节节胜利令美国决策者始料未及。随着中共掌控政权变得越来越现实，杜鲁门政府一方面准备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离间中苏关系，使其“自行瓦解”；另一方面，杜鲁门政府加紧从东、西、南三面构建“新月形防卫环带”封锁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是，一系列针对东南亚的新政策相继被提出，从两份PPS文件到NSC-48/2号文件出台，美国在东南亚逐步确立了“消除苏联影响力”和“防止共产主义进一步侵犯”的“防苏”政策。 [1] 1952年6月出台的NSC-124/2号文件则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并确立了以“反华”为中心的冷战政策。
与美国东南亚政策出台相伴随的是杰瑟普使团和格里芬使团的远东之行，前者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东南亚各国局势及其所需援助，后者则是为了“确定实施援助的最佳方式”。两个使团成员都曾在缅甸作了较长时间停留，走访了缅甸的许多地区，尽管两者在报告中描绘了截然不同的东南亚图景，却都积极支持美国与英联邦国家合作，通过援助以“有效加强缅甸政府” [2] 。杜鲁门政府始终认为，“为缅甸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的主要责任应该完全落在英国和英联邦身上”，而美国的援助仅是“补充他们的努力” [3] 。缅北的蒋军问题则使缅甸政府于1953年6月暂停接受美国援助，并一度使美缅关系跌入低谷。
作为应对冷战危机的美国首届政府，杜鲁门及其助手们坚定地认为冷战是一场“自由与专制”的争夺，必须通过“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实现其总目标。 [4] 因此，美国将文化外交用于欧洲冷战的经验顺理成章地搬到亚洲，并根据亚洲各国的具体国情做出相应的调整。针对缅甸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以及佛教徒众多的事实，美国一方面强化了此前与缅甸达成的教育文化交流方面的协定，尤其是增加了富布莱特项目的资助名额；另一方面，美国还大力支持缅甸政府复兴佛教的努力，并向佛教徒展示“自由世界的生活方式以及共产主义的危险性” [5] 。《人民胜利了》则是美新处在缅甸开展冷战文化项目的典型案例，这表明美国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项目在亚洲冷战中的作用。尽管如此，杜鲁门政府对缅甸的文化外交尚处于探索阶段，通过完善文化外交机制来更加系统地开展对缅文化外交要等到艾森豪威尔时期。
[1] NSC-48/2，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December 30，1949， FRUS ，1949，Vol.Ⅶ：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art 2，p.1215.
[2] 58 -D- 782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Southeast Asian Affairs（Economic），Subject Files， 1950-1957 ：Griffin Mission Reports：Indochina，1950，SC 5005205634， Archives Unbound ，p.83.
[3] 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6 1950， FRUS ，1950，Vol.Ⅵ，East Asia and Pacific，Burma，p.234.
[4] NSC-20/4，U.S.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Security，November 23 1948， FRUS ，1948，Vol.I，Part 2，p.668.
[5] OCB，Proposals Regarding U.S.Relations with Theravada Buddhist Countries，July，1956，CK 2349148157， USDDO ，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