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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1日，美国第79届国会通过了《584号公法》，即《富布莱特法》，以促进美国和其他国家间的教育交流。可以说，《富布莱特法》是美国《1944年剩余物资法》的修正案，后者授权美国国务院“以尽可能接近合理价值的价格”，“有条理地处理”美国存放在世界各地的剩余战争物资， [1] 根据修正案，美国须将“处理的物资”的部分外汇收入用于美国对外文化教育交流活动计划，即“富布莱特项目”。该计划的宗旨是：“增进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间的相互了解；通过展示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共同利益或兴趣、发展和成果，及致力于全世界人民创造和平、富裕生活所做的贡献，以加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纽带；促进国际合作以利于教育和文化进步；协助促进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友好、善意及和平关系的发展。” [2]
众所周知，1947年11月10日，中美签订了世界上第一份富布莱特项目合作协定，国内外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而时间上紧随中美富布莱特协定的美缅富布莱特协定却并没有受到学界较广泛的关注。其实，尽管中美最早签订富布莱特协定，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富布莱特项目受资助者最早开启工作的国家却是缅甸而非中国。此外，缅甸富布莱特项目还具有以下几个独特性：首先，其自始就包括医疗和农业教育以及援助，因此构成了尚未实施的“第四点”技术援助的原型；其次，富布莱特缅甸项目并非由美新处进行管理；最后，该项目很快被卷入缅甸内战。 [3] 凭借以上几点，缅甸富布莱特项目就有理由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探讨。
缅甸之所以成为第二个与美国签署富布莱特协定的国家，与缅甸方面的积极争取有很大关系。早在缅甸独立前，缅甸官员就已着手建立与美国的教育交流计划。1947年1月21日，缅甸教育部部长吴素在伦敦同美国驻英代办高尔曼举行会谈时便表示“急于任命一名教育官员以管理在美国的缅甸官派留学生，并希望增加留美学生的数量” [4] 。23日，高尔曼在与缅甸代表吴巴佩的会谈中，后者表示“一旦美元到位，缅甸想要增加官派留学生前往美国的大学并派出官员照顾他们” [5] 。会谈后，高尔曼和缅甸代表同意向缅甸财政部部长查克拉瓦蒂（Chakravarti）致信阐释美缅文化交流的总体建议，并争取“缅甸政府的立即批准”。这封信的内容包括两国教授和学生的交换安排、向缅甸派出美国科学家和其他领域专家、用缅甸语翻译和出版美国书籍、购买缅甸文献和博物馆展品等。在信的结论部分，高尔曼表示：“我相信美国驻仰光总领事将会更充分地向你的政府解释《富布莱特法》。” [6] 缅甸代表希望扩大美缅之间教育交流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真考虑，并给予了积极回应，正如美国驻仰光总领事帕克（Packer）所指出的：“美国政府希望缅甸和美国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能够促进双方共同利益。” [7]
缅甸人的愿望终于在1947年12月22日这天得以实现：当天，缅甸和美国签署了富布莱特教育交流协定。根据协定，美国在缅甸建立一个教育基金会，负责管理美国政府根据1947年2月28日在伦敦签署的《剩余物资协定》应付的部分资金。最初，教育基金会设定的总资金额为300万美元，随后增加到400万美元，并规定每年出资约20万美元以支持这项计划。 [8] 基金会的资助主要包括：位于缅甸的学校和高等研究机构中的美国公民以及位于美国本土以外的美国学校和高等研究机构的缅甸公民的学习、研究、讲课以及其他教育活动，主要涵盖交通费、学费、生活费以及与学术活动有关的其他费用；或者为想要在美国本土学校和高等研究机构学习的缅甸公民提供交通工具。
美缅教育基金会由8名成员组成，其中主席由美国驻缅甸大使馆代理公共事务官员（Public Affair Officer，PAO）露丝·路易斯（Ruth Lewis）女士担任，其余成员包含3名缅甸代表：包括仰光大学校长吴锡昂（U Htin Aung）、缅甸公共教学部主任吴丘（U Cho）、掸邦教育部部长苏赛芒（Sao Saimong），2名美国使馆人员：包括美国驻缅大使馆二秘J.拉塞尔·安德鲁斯（J.Russell Andrus）、美国驻缅大使馆财务官员马丁·德特尔斯（Martin P.Detels），2名居住在缅甸的美国教育工作者：包括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斯特拉·埃博索尔（Stella Ebersole）女士、仰光基督教青年会秘书H.J.佩恩（H.J.Payne）。
[9]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驻缅大使馆二秘J.拉塞尔·安德鲁斯在项目初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安德鲁斯对当地有广泛的了解，作为一名20世纪30年代的浸信会传教士，他曾担任浸信会贾德森学院
的经济学教授。此外，安德鲁斯会说当地多种方言，门生遍及全缅。这些优势使安德鲁斯成为美国决策者眼中指导缅甸富布莱特项目的不二人选。
[10]
1948年初，美国国会批准《美国信息和教育交流法案》，至此解决了富布莱特项目的资金问题。 [11] 1948年底，首批受资助前往美国深造的是来自西格雷夫医院的两名护士。第二批受资助者则是内华达大学经济学系的欧内斯特·L.英沃德（Ernest L.Inwood）博士，他来到仰光大学经济系担任访问教授。英沃德对缅甸的好奇心使其在仰光大学开设许多经济学课程。不过，由于缅甸国内的动荡局势，英沃德于1949年4月返回美国，9个月的任期只履职5个月。此后，来缅甸工作的富布莱特专家学者还有亨尔瓦德尔（Hunerwadel）夫妇，他们于1949年2月初抵达，主要在缅甸从事农业教育和家庭经济学培训。同年，两名美国博士研究生查尔斯·勃兰特（Charles Brandt）和塞缪尔·达希尔（Samuel Dashiell）来到缅甸分别研究土地利用和乡村文化。此外，还有3名教授来仰光大学任教。直到1949年缅甸局势危急，美国驻缅大使馆才决定限制美国人入境。 [12] 在美国和缅甸签署教育交流协定后的第一年内，就有14名美国教授受到资助前往仰光大学和国立仰光教师培训学院授课，课程主要涵盖化学、水电工程、淡水生物学、经济学、教育研究、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体育教育等。另资助7名美国人前往缅甸进行博士研究生学习和5名美国人从事博士后研究。后来，有40名缅甸学生在富布莱特项目资助下进入美国在缅甸设立的学校就读，其中包括设在边境地区的医疗中心；资助2名美国中学教师来缅甸工作；资助28名缅甸学生赴美旅行。 [13] 此外，美国史密斯—蒙特基金会还在1951财年为缅甸安排了37000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为富布莱特交流项目提供美元支持。在1950年的富布莱特和史密斯—蒙特交流项目中，总共有51人得到资助。 [14] 由于缅甸刚从二战的战火中走出，百废待举，以及其长期处于落后水平的社会状态，所以，富布莱特项目对于缅甸的恢复和发展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缅甸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以富布莱特项目为代表的美国文化计划除了用于促进缅甸社会的进步之外，还服务于美国亚洲冷战战略。早在美国正式将东南亚纳入亚洲冷战轨道之前，亚洲的政策建议者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文化项目在冷战中的作用。1949年11月14日，杰瑟普向美国总统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实施一项“协调一致的经济、信息和文化计划” [15] 。他的提议被美国第一份系统针对远东的战略性政策文件NSC-48/2接纳，该文件强调“美国应该在国内外开展信息项目，并出版美国针对亚洲的政策和计划，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国内外支持” [16] 。这标志着在东南亚开展以冷战对抗为主要目标的信息和文化计划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肯定。
1950年中期，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政权已日益稳固并同苏联结盟的现实，使美国逐步放弃了此前在对中国局势认知中一度占据主流的“亚洲铁托”幻想，并开始认真考虑在外围建立对华遏制包围圈，而朝鲜局势的恶化更加重了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担忧。1949年底，美国政府出台NSC-48/2号文件时，缅甸政府正苦于应付各方的叛乱势力，尚处于“风雨飘摇”中。但此时缅甸政府军的节节胜利无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声望和权威”，同时也增加了美国对“缅甸政府继续生存下去的信心”，以及“向其提供援助的前景” [17]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务院于1950年6月16日发表了针对缅甸的政策声明，并明确指出美国对缅甸的政策目标之一是“增强缅甸政府从军事上打败共产党叛乱组织的能力，并在边境地区防御中共的渗透或入侵”。为了支持和实现美国在缅甸的目标，文件强调了信息和文化项目的重要性并指出：“美国应该继续实施和扩大其信息和文化交流计划，促进缅甸人民对西方民主精神的理解，努力渲染共产主义将意味着最终使缅甸处于苏联控制下的极权统治的事实。” [18]
为此，国务院建议根据《共同防御援助法》第303款，在可动用的资金中拨出大约40万美元，用于“大力扩大信息和交流项目”。此前，根据美缅富布莱特协定条款在缅甸建立的美国教育基金会，已经资助了15名美国教育专家和研究学者前往缅甸工作，“他们非常成功地在缅甸人中建立了一个更好、更热忱的展示美国的团体”。基金会还为12名缅甸学生赴美学习支付了洲际旅费，另有35名缅甸护士获得基金会的奖学金来美国人在缅甸开设的西格雷夫（Seagrave）医院学习。国务院指出“基金会的工作将在缅甸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和扩大” [19] 。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之所以要加强以富布莱特项目为代表的对缅信息和文化项目，是因为政策建议者们对缅甸的战略地位及前景有了重新认识。1950年4月3日，已结束对东南亚14国访问回到美国的无任所大使杰瑟普向国务院汇报了其远东之行的情况，并总结说：“东方的局势很糟糕，但并不令人绝望……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是关键点。” [20] 格里芬也指出了缅甸的重要性，并认为“美国的援助是缅甸整体局势迅速改善的必要因素” [21] 。政策建议者们对缅甸的重视最终写入国务院对缅甸的政策声明中，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声明指出：“如果缅甸……能够抵御共产主义，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拥有整个东南亚。如果缅甸……倒下，泰国将紧随其后；东南亚在共产主义冲击下，实际上将变得毫无防备。” [22] 因此，在这样的认知下，美国政府强化对缅甸的富布莱特教育交流计划乃理所应当。
不可否认，富布莱特项目在许多领域为战后渴求重建和发展的缅甸提供了帮助。许多美国专家学者以及中小学教师在这项计划的资助下来缅甸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一方面推动了缅甸相关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在与缅甸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医学、经济及水电工程等领域，得到了富布莱特项目的重点支持；另一方面，缅甸在独立后，政府领导人认识到：“必须通过科学教育迅速解决医疗卫生、工业化、资源利用和研究等一些最紧迫的问题”，而富布莱特项目则为“科学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教科书乃至科学设备。 [23] 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缅甸官员为何一再要求美国增加其富布莱特项目的资金和名额。
富布莱特项目还在增进美缅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美国官员评价说：“对教育的渴望是美国在东南亚……的亲密爱人。《富布莱特法》可能是战后在东南亚采取的最具建设性的长期措施之一。” [24] 富布莱特项目为扩大美国与缅甸的教育交流提供了途径，不仅促进了两国官方的交往，对于加深两国民众的理解同样有所帮助。更重要的是，美国认为这样的援助所“产生的后续影响”，使缅甸年轻人“不再参与抢劫，而是开始坚持学习，并使其疏远来自左翼的宣传” [25] 。不仅如此，富布莱特学者或教师也比较受当地师生的欢迎，正如一名体育教育专业的富布莱特教授所认为的，他的努力得到了缅甸人“热情地回应” [26] 。
尽管如此，富布莱特项目在缅甸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例如在资助人员的选择方面，缅甸政府“倾向于不接受单方面控制其公民的选择”，并就此向美国政府正式陈述了其意见。对此，美国国务院认为，哪怕“暂时中断与缅甸的交流项目”，也要维护其原则，即美国“政府最终有责任选择由国会拨款资助的受助人” [27] 。其实，如果考虑到缅甸人曾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则不难理解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长期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使缅甸人尤其是缅甸领导人内心里深深植入了“反帝国主义”的情感，这往往会使他们“不愿意接受西方的援助”。
此外，美国官员们认为富布莱特项目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富布莱特项目与“该地区的需要和愿望”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为此，他们认为必须扩大和完善“美国的信息和教育项目”，并招募私立教育组织参加“一些先进和基础的教育项目”，从而使“国家的长远利益得到回报”。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在缅甸开展的富布莱特项目与其他相关政策（如随后的技术援助计划）未能保持协调，而且也缺乏合适的人选等。 [28] 这些问题在后来随着富布莱特项目在缅甸的深入开展以及美缅关系的提升而逐步得以缓解。
1948年1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Smith-Mundt Act），
该立法要求国务院利用无线电、出版物、电影、展览和文化教育交流等一切手段使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更好地理解美国。
与此同时，该立法还授权国务院建立一个全新的、和平时期的宣传机构——美新处负责美国的对外宣传。
一般来说，美新处往往设于美国驻外大使馆内，在有的国家还会在一些领事馆下设美新处，冷战时期美新处最多在全球达到200家左右。美新处的宣传官员被称为“公共事务官”，主任被称为“首席公共事务官”，一般而言他们拥有领事职衔。 [29] 位于世界各地的美新处一方面要与美国国务院（后来是美新署）保持密切联系，接受其指导和资助；另一方面，各地的美新处也会根据驻在国的具体情况策划、实施一些公开的宣传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原先设于东南亚各国的美新处的主要任务由以往通过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增进当地人民对美国的理解很快转变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围绕冷战主题，美新处运用报刊、广播、图书、新闻、展览、电影、文化和教育交流等多种媒介和形式，对东南亚各国民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外交攻势。杜鲁门政府时期，美新处针对缅甸采取了丰富的项目来加强其冷战宣传和文化渗透，例如针对缅甸华侨的“亲台”广播宣传，开展电影播放活动，促使缅甸民众更加“亲美” [30] ，以及美国在缅甸开展的图书项目等， [31] 但最具代表性活动的是美新处与好莱坞合作改编了缅甸总理吴努的剧本《人民胜利了》，并大肆将其用作宣传冷战对抗的题材。如图1.1所示，美新处邀请缅甸民众观看电影《人民胜利了》。
图1.1 缅印边境部落居民参观仰光美新处，并观看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部有声电影 [32]
缅甸内战期间，毕业于仰光大学且擅长翻译和写作的缅甸总理吴努，想要通过发挥自己专长写一部剧本，使缅甸民众知道“武力夺权”的危险性，并引导他们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参与政治。抱着这个目的，1950年6月8日，时任缅甸新闻部部长的吴丹和几位缅甸著名作家、学者来到吴努家中，讨论这部剧本的创作。讨论的结果是任命小组成员吴觉悟（U Nyana）来写这部剧本。但是，吴觉悟的版本在8月5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被否决。在此情况下，吴努亲自创作了这部剧本，并命名为《人民胜利了》，其间经过小组成员多次讨论和修改，最终获得通过。剧本主要描写了一名缅甸青年在内战初期选择加入了缅甸共产党，但很快便对叛乱失去了兴趣，并对自己当初（参与叛乱）的决定感到后悔的故事。 [33]
1951年初，《人民胜利了》剧本由“弘扬民主精神协会”（Society for the Extension of Democratic Ideals）出版。不久后，缅甸广播以每周一章的进度对该剧连续播放。需要注意的是，在剧本的写作和出版期间，吴努曾深深怀疑苏联策动并支持缅甸国内共产党叛乱，并认为美国和苏联是干涉的源头，必须加以抵制。但是，剧本并未提及中国干涉缅甸的可能性，就此，一些美国人杞人忧天地揣测“明显可以预见，若与中国发生地面冲突将会对缅甸造成消极的后果” [34] 。因此，《人民胜利了》的中心思想是警告缅甸人防范外国势力的渗透以及国内政治团体对政治的操纵，而不是强调共产主义有多么“邪恶” [35] 。
《人民胜利了》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广大国内外读者的关注，甚至还成为吴努政府时期最流行的出版物之一，并被制作成了卡通连环漫画，还入选公立学校必读课文。 [36] 不仅如此，这部剧本的出版还引起了美国大使馆方面的注意，美新处官员乔治·艾德曼（George Edman）将其带回美国，并介绍给了其在好莱坞做编剧的朋友保罗·甘吉林（Paul Gangelin）。甘吉林是一个极右翼分子，他曾说：“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着的力量，无论出现在哪里，它都会不断有意地从外部汲取力量。无论它怎么伪装自己，它的目的就是重新把人奴役于无产阶级暴君统治下的国家，就像它在历史上一直是君主统治下的国家的奴隶一样。在我看来，缅共的背信弃义是造成这个国家困难的核心所在。” [37]
在甘吉林和艾德曼的游说鼓动下，吴努同意将这部剧本改编为电影，并由甘吉林负责撰写一部新的电影剧本。在新剧本的写作中，甘吉林对吴努的版本大加斧削。他通过剧本中主角的话语来渲染共产主义的威胁，并指出其价值在于“让缅甸人民懂得真正的民主责任，并意识到在这个时代，武力和阴谋必须给共同意志和自由表达让路” [38] 。一开始，吴努对其中有些改编表示不满，后来，经过两人不断交谈和辩论后，双方达成妥协。至于拍摄这部电影的资金问题，艾德曼承诺美国将对此提供帮助。
1952年11月，随着电影拍摄资金的到位，负责电影摄制的美国“小瀑布影片”公司（Cascade Pictures）将剧组人员和拍摄设备运往仰光开始了电影的拍摄。拍摄任务完成后，他们回到好莱坞进行剪辑，并在1953年底向缅甸发回了已经制作完成且含有英文字幕的影片。12月26日该影片在仰光进行预演，不到两个月后便在缅甸全国各主要城市纷纷上映。缅甸民众观影后的感受总的来说五味杂陈，有些人认为“这是在缅甸制作最好的电影”。正如一名评论人士称：“在艺术价值和卓越技术方面，很少有缅甸电影能与《人民胜利了》相媲美。” [39] 其他观众则对这部影片的冷战主题感到忐忑不安，甚至还放火烧毁了一家放映这部电影的影院。 [40]
其实，早在1952年这部剧本就在加利福尼亚被制作成舞台剧在帕萨迪纳剧场（Pasadena Playhouse）上演，使许多美国民众得以了解这部剧。1953年8月3日，吴努在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还附带了《人民胜利了》剧本的复印件。在信中吴努告知艾森豪威尔这部剧本正在被拍成电影，而且电影的名字被冠以《叛乱》（ Rebellion ），甚至他还请求艾森豪威尔“出席这部电影的首映式” [41] 。电影正式上映后的1954年1月21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处还向缅甸驻美大使馆索要影片的副本送往白宫，以便“在总统方便时进行放映” [42] 。
吴努试图凭借其专长以剧本的形式重构缅甸人眼中的冷战，并呼吁缅甸民众不要受到美苏为主的外部势力的误导，放弃叛乱并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到民主政治的建设中来。在剧本中，吴努十分明确地指出：“叛乱和打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和平的方式和民主的途径才是测试和尝试理想的方法。” [43] 很显然，吴努内心十分清楚卷入冷战将会给缅甸带来什么。因此，在吴努版本的《人民胜利了》中，非常审慎的避免涉及任何有关冷战的话语乃至这方面的感情倾向。但令吴努始料未及的是，美国根据自身利益将这部剧本改编成了一部具有明显宣扬冷战主题的电影在缅甸和全美公开上映。改编后的电影使吴努从一个努力将自己国家置身冷战之外的中立主义领导人摇身变为反对共产主义向缅甸渗透的“冷战斗士”。他的主要敌人也从蒋军和国内叛乱武装转变为国际共产主义武装。最终，吴努发现自己创造出来的“想象中的冷战”，给西方的宣传提供了以同样的方式参与进去的机会，并根据他们的目的重建这一想象的空间。 [44] 大体指美国宣传人员通过想象和创作，重新建构了《人民胜利了》这部剧本。
在《人民胜利了》被美国人发掘、改编并资助拍摄为影片的过程中，美新处扮演了尤其关键的角色。作为美国对外信息和文化部门设立在海外的站点，设在缅甸的美新处能在第一时间掌握缅甸国内动向，尤其是其文化动向。而精通文化事务和宣传的公共事务官员往往能“嗅出”这一“新动向”里蕴藏的巨大宣传能量，并熟练地为己所用。美新处之所以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改编吴努总理的剧本并最终拍摄成电影上映，与其自身的运作策略有很大关系。实际上，美新处在缅甸的文化活动尤其注意“适应当地民众的态度和敏感性”，强调缅甸政府在一些具体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使其“获得主要的赞颂和利益”，并淡化美国的“贡献”（尽管不忽略它），以免使缅甸政府官员的情感受到“伤害” [45] 。美新处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注意考虑缅甸政府的感受和形象，因此，其活动也往往能够获得缅甸政府的默许和支持。
毋庸置疑，对吴努剧本的改编只是美新处在缅甸开展的众多文化外交活动的冰山一角。其占比更大的文化活动则集中于图书馆、电影、人员交流等日常项目。如图1.2所示，仰光美新处图书馆吸引了不少的缅甸读者。总的来说，美新处在这一时期对缅甸开展的文化活动仍受到了缅甸人的欢迎。正如吴努总理在会见美国驻缅新任大使泽巴尔德（W.J.Sebald）时所说：“在使缅甸民众了解美国人对缅甸的真实态度方面，美新处的工作做得很棒！” [46]
图1.2 仰光美新处图书馆 [47]
缅甸属于东南亚古老的佛教国家，佛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85%，约1900万人，因此，佛教构成了缅甸民众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佛教不仅塑造着缅甸人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同时也塑造着缅甸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其思想观念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缅甸佛教与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如泰国、柬埔寨、锡兰、老挝、印度的佛教同属小乘佛教（也被称为“上座部佛教”），其教义也基本相同。 [48] 佛教在缅甸乃至在南亚、东南亚部分地区的巨大影响力使其在亚洲冷战爆发初期便进入美国外交官员及其国内政策设计者的视野。
美国外交官员关注缅甸佛教与吴努总理有很大关系。在缅甸国内，吴努被公认为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且对佛经有相当深的研究。吴努的佛教信仰不可避免地塑造着其政治思想，甚至有些时候会左右缅甸的政策方向。独立初期，随着缅甸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纷纷脱离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执政党的统治根基面临动摇。在此背景下，吴努不得不寻找新的强大政治联盟以巩固其执政地位。有人认为，吴努的好友——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向吴努建议：“应当追求与佛教徒的团结。” [49]
此后，吴努越来越重视巩固佛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举措。1949年《维纳萨亚法》（Vinasaya Act）出台，要求所有僧侣必须进行登记，并建立宗教法庭以仲裁僧侣的不当行为。1950年颁布《法师法》（Dhammacariya Act），要求成立一所巴利语大学来训练和尚的佛教素养，并培养传教僧人。同年，《佛教精进会法》（Buddha Sasana Council Act）的颁布为政府提供了制定专门针对佛教徒政策的方法。另外，在吴努总理的倡导下，许多佛教信徒
（Buddhist Laymen）纷纷将他们的财物捐献给“佛教精进会”，使总部位于仰光的“精进会”的规模迅速扩大，甚至还建有佛教徒大学以及先进的研究机构。1952年，政府又颁布了《巴利语教育委员会法》（Pali Education Board Act）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政府资助下的巴利语考试。
[50]
吴努复兴佛教的努力很快便引起了美国驻缅甸外交官员的注意。1951年11月13日，美国驻缅甸大使大卫·基（Dccvid Key）在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明确指出了佛教在缅甸的重要性及其巨大的政治意义，并认为吴努的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佛教的杰出捍卫者和缅甸重要的佛教领袖”。因此，基向国务院建议，如果“想要有效地援助吴努和他的政府”，首要步骤就是“利用经济合作署的大约200万美元资金来复兴宗教，在缅甸则意味着复兴佛教”，因为信仰佛教的缅甸民众占据“压倒性多数”。另外，过去几个月以来，吴努一直“以最有力的措辞”敦促美国“进行这方面的援助”，因为在吴努看来，这将“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来加强他和他的政府”，哪怕美国“在军事或经济领域提供几倍于此的援助”，也无法“复制”这项援助的效果。 [51]
11月16日，国务院情报研究办公室（简称“国情办”，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提交了一份名为“心理因素与美国在缅甸情报活动”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佛教对缅甸传统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并指出“佛教的传统是宽容接受人类环境中‘不可避免’的特点，以及其后带来的令人沮丧的影响，此外，还导致了缅甸人较慢的生活节奏以及脱离民众控制的政治精英统治”。不仅如此，作为宗教界代表的僧侣集团历史上曾在缅甸人的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只不过由于“过去的政治运动破坏了僧侣的威望”，才使其“难以恢复”。但是，包括吴努总理在内的许多缅甸政要都希望通过“复兴僧侣的影响力来对抗战争动乱造成的社会混乱和失范倾向” [52] 。
大卫·基的建议和“国情办”的报告不久便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重视。12月27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向代理国务卿提交了经济合作署利用相关资金，通过资助佛教项目来强化冷战行动的建议。在这份建议中，经济合作署拟提供约134万美元帮助缅甸政府在仰光建立一所佛教大学，作为“增强缅甸民众道德感并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手段”。需要提及的是，在大学正式成立前，这些建筑将首先被用于1954年第六次佛教大结集的庆祝活动，以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
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则将“极大地”促进“同共产主义斗争的因素”，并对“其他佛教国家产生相似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这项计划的宣布将使缅甸政府和人民对美国的态度“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这也将“令人震惊地”表明，“美国关心的是缅甸人民”，而不是将其当成与苏联权力斗争中的“一枚棋子”
[53]
。
此外，经济合作署毫不讳言这项工程所能带来的好处。第一，这为支持缅甸总理和政府热心赞同的一项计划提供了宝贵机会，而且这项计划也将加强他们促进与西方合作的努力；第二，这将是美国方面抵消共产主义在缅甸影响的最有效方法；第三，该项目完全符合美国政府加强缅甸作为自由世界伙伴的宗旨；第四，相应的资金是以卢比的形式提供，这种卢比只能在缅甸使用，而且只能用于缅甸政府同意的项目。
[54]
由于此前这个项目就已经得到了驻缅甸大使大卫·基、经济合作署官员以及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官员的“热情支持”，最终，美国国务院于1952年1月9日批准同意了这项工程。
杜鲁门政府支持缅甸“复兴佛教”的项目并非孤立的项目，而是在美国顶层制度框架指导下的代表性案例。为了制定和实施对包括宗教人士在内的心理战，杜鲁门总统于1951年4月4日指令创建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负责制定和公布国家心理战略计划和政策……同时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心理战行动”
[55]
。心理战略委员会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直接领导，负责所有公开和隐蔽的心理战活动。它的成立标志着美国政府决心在同共产主义斗争中更有效地使用“心智”（Heart and Mind）这一潜在力量。
从成立到杜鲁门总统任期届满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时间限制加上美国此时已将其在亚洲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于朝鲜战场，故而心理战略委员会未能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宗教心理战活动，仅仅是作了一些初步的研讨。1952年3月29日，在心理战略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美国著名学者菲尔默·斯图尔特·C.诺斯罗普（F.S.C.Northrop）指出共产主义与亚洲的本土文化是“对立的”，通过“复兴亚洲的文化价值”最能实现美国的“目标”，而不是在当地直接攻击共产主义或“推销”美国的价值观。因此，如果美国“支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那么其“追随者”（信徒）将会“支持我们，并接受我们的援助和军队” [56] 。
诺斯普罗的分析和建议被生动地反映在了心理战略委员会针对东南亚的心理战略报告中，这份报告详细分析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心理目标、心理事业及其存在的问题。报告指出美国应该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削弱并最终消除共产主义的活动”，其中包括“发展压力团体”，尤其是发展“青年、农民、劳工、妇女、知识分子和宗教”等团体。 [57] 关于美国在东南亚心理战略中存在的问题，报告也一针见血地提出：“东南亚民众深信美国并不真正了解或理解东南亚的文化和精神传统。” [58] 就此看来，美国针对缅甸乃至东南亚大规模实施佛教文化项目尚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显然这些在杜鲁门总统仅剩的短暂任期内已经无法完成。
[1] Walter Johnson，Francis James Colligan，J.W.Fulbright， The Fulbright Program ： A Histor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12.
[2] Walter Johnson，Francis James Colligan，J.W.Fulbright， The Fulbright Program ： A Histor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viii.
[3] Richard T.Arndt，David Lee Rubin，eds.， The Fulbright Difference ： 1948-1992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6，p.18.
[4] The Charge in the United Kingdom（Gallm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2，1947， FRUS ，1947，Vol.Ⅵ：the Far East，p.4.
[5] The Charge in the United Kingdom（Gallm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3，1947， FRUS ，1947，Vol.Ⅵ：the Far East，p.7.
[6] The Charge in the United Kingdom（Gallm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5，1947， FRUS ，1947，Vol.Ⅵ：the Far East，p.14.
[7] The Consul General at Rangoon（Packer）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19，1947， FRUS ，1947，Vol.Ⅵ：the Far East，p.43.
[8] 54-D-190：Records Of The Philippine And Southeast Asian Division， 1944-1952 ，Southeast Asia-Regional Affairs，Agreements，Pacts And Treaties Treaty：U.S.-Burma，February 4，1948，SC 5005175779， Archives Unbound ，p.10.
[9]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Burma，December 19，1947， FRUS ，1947，Vol.Ⅵ：the Far East，pp.47-49；Isabel Avila Maurer，The Fulbright Act in Operation， Far Eastern Survey ，Vol.18，No.9，1949，p.106.
[10] Richard T.Arndt，David Lee Rubin，eds.， The Fulbright Difference ： 1948-1992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6，p.18.
[11] Ralph H.Vogel，The Making of the Fulbright Progra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491，1987，p.14.
[12] Richard T.Arndt，David Lee Rubin，eds.， The Fulbright Difference ： 1948-1992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6，p.24.
[13] Isabel Avila Maurer，The Fulbright Act in Operation， Far Eastern Survey ，Vol.18，No.9（May 4，1949），pp.104-107.
[14] 58 -D- 782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Southeast Asian Affairs（Economic），Subject Files， 1950-1957 ：Griffin Mission Reports：Indochina，1950，SC 5005205634， Archives Unbound ，p.94.
[15] Outline of Far East and Asian Policy for Review with the President，November 14，1949， FRUS ，1949，Vol.Ⅶ，Part 2，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1214.
[16] NSC-48/2，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December 30，1949， FRUS ，1949，Vol.Ⅶ，Part 2，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1220.
[17] CIA 5-50，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s it Relates to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May 17，1950，CK 2349376154， USDDO ，p.9.
[18] 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6，1950， FRUS ，1950，Vol.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235.
[19] 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6，1950， FRUS ，1950，Vol.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235.
[20] Oral Report by Ambassador-at-Large Philip C.Jessup upon his Return from the East，April 3，1950， FRUS ，1950，Vol.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76.
[21] Record of an Interdepartmental Meeting on the Far East at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11，1950， FRUS ，1950，Vol.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89.
[22] 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6，1950， FRUS ，1950，Vol.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244.
[23] Charles Walker Prewitt，Science Education in Burma and the Fulbright Program， Science Education ，Vol.43，No.3，April 1959，pp.257-263.
[24]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October 6-9，1949，CK 2349378341， USDDO ，p.204.
[25] 54 -D- 190 ：Records Of The Philippine And Southeast Asian Division，1944-1952，Southeast Asia-Regional，Country Files，Thailand（1938-1952）：Aid：Point IV，1951，SC 5005188626， Archives Unbound ，p.2.
[26] 58 -D- 782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Southeast Asian Affairs（Economic），Subject Files， 1950-1957 ：Griffin Mission Reports：Indochina，1950，SC 5005205634， Archives Unbound ，p.108.
[27]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progress Report on the National Psychological Effort，October 30，1952，CK 2349129940， USDDO ，p.39.
[28]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October 6-9，1949，CK 2349378341， USDDO ，p.205.
[29] Frank Ninkovich， U . S . 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 ，New York：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1996，p.22；翟韬：《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机构研究（1949—1964）》，《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30] 美新处在1950财年针对缅甸放映电影的预算为3万美元，这些电影的放映被认为构成了“一个能够接触到各阶层民众的渠道和教育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58 -D- 782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Southeast Asian Affairs（Economic），Subject Files， 1950-1957 ：Griffin Mission Reports：Indochina，1950，SC 5005205634， Archives Unbound ，p.112.
[31] 有证据显示，美新处设在仰光的图书馆，每天接待约1600名来访者，甚至缅甸政府也经常向美新处寻求技术出版物。 58 -D- 782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Southeast Asian Affairs（Economic），Subject Files， 1950-1957 ：Griffin Mission Reports：Indochina，1950，SC 5005205634， Archives Unbound ，p.110.
[32]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World Audience for America ' s Story ，Washington：Division of Publications，Office of Public Affairs，1949，p.47.
[33] Michael W.Charney，“Ludu Aung Than：Nu's Burma and the Cold War”，in Christopher Goscha and Christian Ostermann，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4] Michael Charney，“U Nu，China and the ‘Burmese’Cold War：Propaganda in Burma in the 1950s”，in Zheng Yangwen，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and 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0，p.50.
[35] U Kyaw Tun，“A Review”， Burma Weekly Bulletin 2.39，30 December 1953，p.310.
[36] Michael W.Charne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88.
[37] Paul Gangelin，“How‘The People Win Through’became a Film：A Whale of a Tale”， Guardian 1.5 （March 1954）：19-20；Michael Charney，“U Nu，China and the‘Burmese’Cold War：Propaganda in Burma in the 1950s”，in Zheng Yangwen，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and 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0，p.50.
[38] Paul Gangelin，“How‘The People Win Through’became a Film：A Whale of a Tale”， Guardian 1.5 （March 1954）：20；Michael Charney，“U Nu，China and the‘Burmese’Cold War：Propaganda in Burma in the 1950s”，in Zheng Yangwen，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and 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0，p.52.
[39] U Kyaw Tun，“A Review”， Burma Weekly Bulletin 2.39 （30 December 1953）：310.
[40] Michael Charney，“U Nu，China and the‘Burmese’Cold War：Propaganda in Burma in the 1950s”，in Zheng Yangwen，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and 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0，p.54.
[41] Copy of Letter from Prime Minister of Burma，Rangoon，August 3，1953，SC5005185897， Archives Unbound ，p.66.
[42] Anti-Communist Play“The People Win Through”，by the Prime Minister of Burma，January 21，1954，SC5005185897， Archives Unbound ，p.64.
[43] Review by Josef Silverstein，“The People Win Through”，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16，No.4（August，1957），pp.648-650.
[44] Michael Charney，“U Nu，China and the‘Burmese’Cold War：Propaganda in Burma in the 1950s”，in Zheng Yangwen，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and 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0，p.58.
[45] 58 -D- 782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Southeast Asian Affairs（Economic），Subject Files， 1950-1957 ：Griffin Mission Reports：Indochina，1950，SC 5005205634， Archives Unbound ，pp.117-118.
[4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mbassador in Burma（Sebald），July 25，1952， FRUS ，1952，Vol.Ⅻ，Part 2，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26.
[47] Edward R.Murrow， USIA ， 19 th Review of Operations ，July 1- December 31，1962，p.29.
[48] Outline Plan Regarding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Ceylon，Burma，Thailand，Lao，Cambodia，January 16，1957，CK 2349143796， USDDO ，p.22.
[49] E.Michael Mendelson， Sangha and State in Burma ： A Study of Monastic Sectarianism and Leadership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p.263.
[50] Donald Eugene Smith，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Burma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117.
[51] Memorandum by the Ambassador in Burma（Key）to the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Battle），November 13，1951， FRUS ，1951，Vol.Ⅵ，Part I，Asia and the Pacific，p.309.
[52]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volved in US Informational Activities in Burma，November 16，1951，CK 2349391565， USDDO ，pp.1-3.
[53] ECA Proposal to Use Counterpart Funds for Strengthening Anti-Communist Activities Through Buddhist Projects in Burma，December 27，1951， FRUS ，1951，Vol.Ⅵ，Part I，Asia and the Pacific，pp.326-327.
[54] ECA Proposal to Use Counterpart Funds for Strengthening Anti-Communist Activities Through Buddhist Projects in Burma，December 27，1951， FRUS ，1951，Vol.Ⅵ，Part I，Asia and the Pacific，p.327.
[55] Directive by the Preside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he Secretary of Defense（Marshall），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Smith），April 4，1951， FRUS ，1951，Vol.I，pp.58-60.
[56] All Day Meeting of Americ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April 3，1952，CK 2349264323， USDDO ，p.2.
[57]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 Psychological Strategy for Southeast Asia ，January 5，1953，CK 2349568523，p.15.
[58]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 Psychological Strategy for Southeast Asia ，January 5，1953，CK 2349568523，Appendix A，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