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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界对美国与缅甸之间的早期关系关注并不多，而且双方早期关系在国际舞台上也并不十分突出。二战之前，美国与缅甸除了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浸信会”
传教士通过传教与当地在教育和宗教上形成的联系之外，两国几乎没有“引人注目”的关系。
[1]
二战期间，美国士兵曾在缅甸参加过战斗，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并非解放仰光，而是打通到中国的交通线，而且“缅甸战役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太平洋战役的意义重大”
[2]
。1942年缅甸沦陷时，美国人也保持了一副冷漠的姿态。1942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我从来不喜欢缅甸人，在过去50年里你们一定跟他们相处得很糟糕。感谢主，他看见了，我们看见了，你们看见了锁和钥匙。我希望你能把他们全部放进一个带有围墙的煎锅里，然后把他们榨成汁。”
[3]
二战结束后，随着亚洲去殖民化运动的兴起，缅甸国内要求脱离大英帝国的呼声变得越发强烈。早在1946年，美国就已对缅甸的独立进程产生了浓厚兴趣。1946年4月22日，美国驻仰光总领事阿比（Abbey）在致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认为美国摆脱其在国际社会的“帝国主义形象”是“相当成功的”，因此他建议美国采取行动帮助缅甸发展经济，并在“慈善事业”和“良好商业”之间寻找一个中间位置。从1946年下半年，美国决策层内部已经开始讨论向缅甸派出外交使团的事宜。不过，驻仰光总领事帕克（Packer）建议：“与美国交换外交代表的问题由缅甸提出。” [4] 1947年初，在昂山赴伦敦与英方谈判后不久，英国政府询问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原则上接受与缅甸交换外交代表” [5] 。次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原则上接受与缅甸交换外交代表。 [6] 此后，美、英、缅三方又经过多轮谈判和商讨，美国与缅甸最终在1947年9月19日正式建交并交换了外交代表。当天，美国驻缅甸代办帕克一连向国务院发回三封电报，其中一封电报写道：“美国政府对缅甸和亚洲西岸的事态发展深感兴趣，并期待缅甸早日成为一个完整和独立的国家……美国政府希望美、缅两国间的文化和经济关系能够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 [7]
缅甸独立前后，美缅双方的关系发展还生动体现在高层交往上。1947年6月10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向到访的缅甸立宪会议主席德钦玛（Mya）致以良好祝愿，并说道：“缅甸在独立过程中的和平与稳定进程正在受到怀有同情的人们的关注。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希望你们能为一个稳定和平的国家奠定基础。”德钦玛向马歇尔保证：“自由的缅甸将把与贵国保持诚恳和友好的关系视为特殊的责任和权利，将为世界和平与幸福做出所有可能的贡献。” [8] 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这天，杜鲁门总统向缅甸总统苏瑞泰（Sao Shwe Thaik）发电报致以祝贺，欢迎缅甸加入自由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并向缅甸保证美国“牢固的友谊和善意” [9] 。
不过，缅甸独立后不久，吴努政府就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叛乱：缅甸共产党（白旗，Burma Communist Party，BCP）、缅甸共产党（红旗，Communist Party of Burma，CPB）、人民志愿者组织（People's Volunteer Organization，PVO）、克伦族防卫组织（Karen National Defence Organization，KNDO）、孟族防卫组织（Mon National Defence Organization，MNDO）、圣战者（穆斯林）等先后发动了针对政府的武装叛乱。其中既有持不同政见者谋求夺取国家权力的叛乱，也有少数民族谋求独立的叛乱。到1949年春，叛乱武装控制了缅甸大部分农村地区，甚至首都仰光的部分地区在某些时期也会落入叛乱分子手中。正如缅甸总理吴努在访美时所言：“你可以想象，这些事件令整个国家沮丧。大部分民众，包括我们自己政治组织的一些成员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准备站在似乎要赢得胜利的一边。那些日子里忠于联邦政府的人，感觉就像一艘小艇上的人员，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中被无情地颠簸着。” [10]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抗政府的众多叛乱团体中，由于历史原因，克伦族防卫组织与西方国家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因而饱受缅甸政府指责。克伦族是缅甸第二大民族，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由于克伦族对殖民者的忠诚，受到了英国人的各种优待。当时，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纷纷到来，大部分信奉原始宗教的克伦人逐步皈依了基督教。其中，美国新教传教士“功不可没”。美国的新教传教士虽然明显晚于英国传教士到达缅甸，但其人数更多，活动范围更广，取得的成效也相对更大。据记载，1828年5月16日，在美国“浸信会”传教士贾德森的劝告下，一名克伦人在土瓦接受了洗礼，成为克伦人中的第一个基督徒。
此后越来越多的克伦人加入“浸信会”基督教。
缅甸独立前后，为了避免遭到缅族人的报复，克伦人希望英国支持其独立建国。虽然英国议会否决了他们的提议，但仍有大量英国人对克伦人的命运报以同情。1949年1月，训练有素的克伦族防卫组织的叛乱，构成了“政府独立以来面临的最强大的威胁，它将政府置于前所未有的困境” [11] 。最令缅甸政府难以接受的是，这些克伦族叛乱分子受到了一些西方同情者的暗中支持。由于造反的克伦族领导人大多为“浸信会”基督徒，并且叛乱首先在3个宣教中心爆发，因此缅甸政府倾向于责怪美国传教士，并将暴乱称为“浸信会叛乱” [12] 。
1949年初，随着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美国开始关注这一地区。1949年3月，凯南领导下的政策设计办公室所提交的PPS-51文件中虽然对缅甸有少量涉及，但由于缅甸局势复杂并没有提出任何行之有效的策略。正如文件中所指出的：“由于缅甸局势如此混乱，无法从国外引进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应该推迟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的建议，直到局势开始澄清为止。” [13] 7月7日，在第二份PPS文件中，约翰·戴维斯提出派杰瑟普大使访问马尼拉、曼谷、新加坡、巴达维亚（雅加达）、仰光、新德里、科伦坡和卡拉奇等东南亚各国首都，并同上述政府领导人进行会晤，“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14] 。PPS文件的出台，一方面表明美国开始关注东南亚这个被“长期忽视的地区”；同时也不难看到，美国从一开始就将对缅关系置于对东南亚关系的大框架之内，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超出过这个框架。
两份PPS文件的出台虽然表明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一地区在未来的重要性，但是，这距离出台一份顶层设计蓝图还尚需时日，至于对这一地区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则显得更为遥远。正如一位当时的历史学家所言：“美国或许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日本，但它无法控制东南亚。它基本上没有关于那里的政策。” [15] 具体到缅甸而言，由于历史、地缘政治现实以及其国内混乱的局势，更无法让美国在这样一个“相对次要”的地区采取什么有意义的举动。正如赫德尔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所讲的“缅甸是一个次要问题，它的问题似乎很棘手，前景黯淡，任何明显的改善都需要几代人时间，否则不行” [16] 。
缅甸独立后的前两年里，美国对缅甸的政策显得有些“模棱两可”。尽管，在这一时期，美国曾有一些善意的声明，甚至还签订了“一些次要的文化和教育协定”，很明显，美国并没有把缅甸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国家，认为英国在这一地区才是最主要的。 [17]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1948年9月，缅甸曾向美国请求军事援助以镇压国内的叛乱分子，却遭到美国的拒绝，并暗示缅甸转向英国和通过商业渠道寻求援助。当然，随着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显然“这种被动的姿态似乎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 [18] 。
自1949年中期开始，美国政府各个部门对东南亚的兴趣日渐浓厚。6月，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做出全面评估。8—10月，分析人员提出了一份长达40页的研究报告，呼吁美国在该地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是这份报告提出对新中国采取进攻性的政策，显然这一提议远超出了国务院的想象，艾奇逊要求淡化这些提议。1949年12月23日，修正后的成果名为“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即NSC-48/1。 [19]
然而，这一文件并没有被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其理由是不够“详细和强有力”。此后，第二份更为详尽的报告于12月30日出炉，并被杜鲁门批准，即NSC-48/2。在这份文件中，美国确立了其关于亚洲政策的4个安全目标：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巩固亚洲各民族国家的稳定和自立；提升亚洲某些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以维护内部安全，阻止共产主义的进一步入侵；减少并最终消除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力；防止威胁美国或“亚洲国家的和平、民族独立和稳定”的大国关系。 [20] 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中所提及的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提供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援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了解东南亚各国具体情况及其所需援助方式及数额，1949年12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派出菲利普·C.杰瑟普以无任所大使的头衔出访亚洲，实地考察6个星期，访问了从日本到阿富汗的总共14个亚洲国家。1950年2月8日，杰瑟普抵达仰光后与缅甸总理吴努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缅甸的经贸、北方边境、克伦族、东南亚联盟等重要议题。在大使询问缅甸是否可以接受外国资本问题上，吴努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我们能够接受外国资本，但需要缓慢行动。”他还暗示“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接受外国资本。最后，缅甸总理还提出希望能够让一个缅甸金融使团尽快访问美国，大使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缅甸方面能“具体指出使团的职能及其具体人员” [21] 。
在返回华盛顿后不久，杰瑟普于3月23日向国务院报告了调查结果，在报告中描绘了一幅黯淡的图景：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亚和缅甸都在打仗，印度和巴基斯坦处于“临战”状态，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暴力活动阻碍了那里的复苏。亚洲政府缺乏代表性、缺乏民主、腐败和低效。他们缺乏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对抗共产主义武装的军事能力，经济和金融的疲软使他们不堪重负。从心理上讲，亚洲不准备倒向西方，他们更愿意“等着看谁赢”，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西方的动机。最后，在亚洲有利害关系的西方国家未能有效协调其政策：美国和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在越南、老挝、柬埔寨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荷兰殖民者的重心是要回印度尼西亚。杰瑟普在结论中认为，“我们并没有集中我们的技能”。现在需要的是西方协调一致的努力，帮助东南亚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 [22] 杰瑟普建议美国政府对想要援助的东南亚国家给予经济和技术援助。 [23]
杰瑟普的提议得到了杜鲁门政府的认可。为了确定“实施援助的最佳方式”，1950年2月底，美国政府又派遣曾担任经济合作署（中国）官员的R.艾伦·格里芬率领的使团出使越南、老挝、柬埔寨、新加坡、马来亚、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并于4月22日返回美国。与杰瑟普一样，格里芬也发现亚洲人对美国援助的态度模棱两可：一方面，它们对美国作为前殖民地的记录以及美国批准菲律宾独立的行动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他们对华盛顿的长期意图表示怀疑，担心接受美国援助和咨询服务会影响他们的独立性。 [24] 然而，格里芬和他的团队并不对此感到“悲观”，他认为：“一小队优秀分子和较少的开支可以创造奇迹。” [25] 最后，格里芬建议在1951年6月前的15个月中，向东南亚提供约6600万美元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在涉及缅甸的情况时，格里芬在报告中认为，缅甸政府不稳定且荒诞，毫无准备且摇摇欲坠。但是，情况也并没有像他之前预期的那样糟糕。“土匪”的掠夺不像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游击队活动那样严重和持久。反对派并非恐怖主义者，也不排外。格里芬认为，如果缅甸政府能改变态度，缅甸就能迅速和令人满意地实现稳定。在格里芬使团温和地劝说下，缅甸政府最终提交了使团希望它提供的确切的经济援助建议。格里芬说：“美国可以执行这项提议，英国人却不能，这很可能被证明是实现缅甸整体局势迅速改善的必要因素。” [26]
实际上，早在1949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官员们就已经开始讨论对缅甸的援助计划。10月，杰瑟普团队建议“不加限制地采取”措施来强化吴努政府，包括“行政、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帮助” [27] 。国务院负责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基也敦促采取行动，他告诉艾奇逊，缅甸值得美国国务院“特别关注”。如果吴努要镇压共产党，改善缅甸经济状况，他将需要“紧急援助”。麦基认为，其关键在于“识别缅甸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然后协助政府来证明，如果得到民众支持，它将实现这些目标” [28] 。
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2月13日正式批准了对缅甸的援助。2月17日，艾奇逊在发给仰光大使馆的电报中指出：“美国特别有兴趣与缅甸政府探讨美国可能提供的技术援助，以补充英国和英联邦的援助项目”，并“采取措施补充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为稳定缅甸和防止共产主义颠覆所做的努力” [29] 。
1950年3月23日至4月4日，格里芬和他的团队在仰光进行了长达两个星期的访问，并拟定了援助计划的详细提案。在此期间，使团广泛会见了缅甸政要、商界领袖、学生以及缅甸少数民族代表。值得一提的是，与缅甸人的接触并没有给格里芬留下较好的印象，格里芬认为缅甸人“病态多疑”，甚至说这是他在东南亚遇到的唯一“不相信圣诞老人的民族”。格里芬和他的团队被缅甸人视为“一群扒手” [30] 。尽管如此，格里芬认为：美国的援助是可能的，他的建议是设法向缅甸提供约1200万美元的援助。 [31]
6月中旬，美国出台了援助缅甸的政策框架。这份文件认为，美国在缅甸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合理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在缅甸领导人的领导下能够很快完成对一个充分发挥作用的经济进行改组，使缅甸能够成功地抵抗共产党即将把缅甸置于自身统治之下的努力。” [32] 这份援助政策框架中还尤其提到了美国与英国在缅甸援助中的关系问题，在“英国和英联邦继续承担军事和财政援助的主要责任”前提下，“如果中共给予缅共强大的军事援助，而英国和英联邦对缅甸政府的援助没有相应加大，那么美国可能就有必要大幅扩大其目前的军事援助计划” [33] 。
7月，有关援助的正式谈判在仰光举行。谈判中，缅甸人不愿意对“美国的善意和合理性给予充分信任”
[34]
。7月19日，吴努在对议会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缅甸只接受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的外部援助。”
[35]
尽管如此，谈判仍取得突破。9月13日，两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缅甸人称之为《双边协定》。根据协定，缅甸将得到大约1000万美元的赠款援助。此外，美国将向缅甸派遣一个“特别技术和经济使团”，“协助提供机械设备和技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恢复和经济发展”
[36]
。12月中旬，美国就援助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内容涉及医疗卫生、农业、工业、通信、住房和教育等各方面。1951年2月，缅甸政府宣布雇用一家美国咨询公司帮助其制订经济发展计划。9月，缅甸政府通过美国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ECA）
同美国纳彭—蒂皮兹—阿贝特工程公司（Knappen-Tippetts-Abbett，K.T.A.）签订了价值300万美元的合同。随后，该公司与罗伯特·R.内森联合公司（Robert R.Nathan Associates）对缅甸的经济和工程项目进行调查，并于1952年初完成了第一份调查报告。
[37]
在截至1952年6月的早期援助计划中就安排了总价值达2500万美元的项目。
[38]
除了经济援助外，美国对缅甸的军事援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早在1948年，缅甸内战爆发后不久，缅甸政府第一次向美国请求军事援助，但遭到拒绝。然而，随着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蓬勃发展并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后，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地区的政策。1949年12月，美国国务院在报告中建议马上向缅甸提供军事援助。次年3月，又提议向缅甸提供10艘海岸警卫队的二手巡逻艇，以改善缅甸国内航道安全。美国国务院认为，这些船只将“增强政府打击共产党占据的伊洛瓦底江谷地的军事行动能力。它们的存在将提升缅甸人民的士气和缅甸政府的声望” [39] 。1950年5月12日，杜鲁门总统批准拨出350万美元，用于1949年《共同防御援助法》第303条规定的向缅甸提供军事援助。 [40]
[1] Burma，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6，1950， FRUS ，1950，Vol.6，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237.
[2] Matthew Foley， 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 ， Britai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 1948-62 ，New York：Routledge，2010，p.77.
[3]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 The United States ，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 1941-1945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6.
[4] The Counsul at Rangoon（Packer）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30，1946， FRUS ，1946，The Far East，Vol.Ⅷ，pp.2，10.
[5] 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anuary 22，1947， FRUS ，1947，The Far East，Vol.Ⅵ，p.5.
[6]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British Embassy，January 23，1947， FRUS ，1947，The Far East，Vol.Ⅵ，p.6.
[7] The Consul General at Rangoon（Packer）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ember 19，1947， FRUS ，1947，The Far East，Vol.Ⅵ，p.43.
[8] U . S .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7（July 13，1947），p.101.
[9] U . S .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7（January 12，1948），p.61.
[10] U Nu， An Asian Speaks about Neutrality ， An Asian Speaks ：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made by U Nu ， Prime Minister of Burma ， during th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ne 29-July 16，1955，p.15.
[11] Kenneth Ray Young， Nationalist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 Obstacle in Burma ' s Foreign Relations ， 1949-61 ，Ph.D.，New York University，1970，p.42.
[12] John F.Cad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p.596.
[13] PPS-51，Policy Planning Staff Paper o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March 29，1949， FRUS ，1949，Vol.Ⅶ：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art 2，p.1132.
[14] Paper Drafted by Mr.John P.Davis，Jr.，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Suggested Course of Action in East and West Asia，July 7，1949， FRUS ，1949，Vol.Ⅶ，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art 2，p.1149.
[15] Andrew J.Rotter， The Path to Vietnam ：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Southeast Asia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46.
[16] Huddl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8 November，1949，845C.-849，CDF，Box 6121，RG59，USNA.
[17] Frank N.Trager， Burma from Kingdom to Republic ，New York：Praeger，1966，p.425.
[18] Matthew Foley， 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 ， Britai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 1948-62 ，New York：Routledge，2010，p.81.
[19]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NSC-48/1，23 December，1949， United States - Vietnam Relations ， 1945-1967 ，Book 8，Washington DC：Department of Defense，1971，pp.225-265.
[20] NSC-48/2，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December 30，1949， FRUS ，1949，Vol.Ⅶ：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art 2，pp.1215-1216.
[2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mbassador at Large（Jessup），February 10，1950， FRUS ，1950，Vol.Ⅵ，East Asia and Pacific，Burma，pp.229-232.
[22] Oral Report by the Ambassador-at-Large Philip C.Jessup upon his Return from the East，3 April 1950， FRUS ，1950，Vol.6，pp.68-76.
[23] Philip C.Jessup，Broadcast，April 13，1950，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Far East ，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ⅩⅫ，April 24，1950，pp.627-630.
[24] Samuel P.Hayes，ed.， The Beginning of American Aid to South - East Asia ： The Griffin Mission of 1950 ，Lexington，MA：Heath Lexington Books，1971，p.33.
[25] Record of an Interdepartmental Meeting on the Far East at the Department of State，11 May 1950， FRUS ，1950，Vol.6，p.90.
[26] Record of an Interdepartmental Meeting on the Far East at the Department of State，11 May 1950， FRUS ，1950，Vol.6，p.89.
[27] Matthew Foley， 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 ， Britai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 1948-62 ，New York：Routledge，2010，p.85.
[28] McGee to Acheson ， US Policy for Burma ，25 January 1950，611.90B/1-2550，CDF，Box 2856，RG59，USNA；Matthew Foley， 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 ， Britai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 1948-62 ，p.85.
[29]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Burma，February 17，1950， FRUS ，1950，Vol.6，East Asia and Pacific，Burma，pp.232-233.
[30] Bowker to the Foreign Office ，No.278，3 April 1950，FO371/84555/FZ1108/20；Bowker to Bevin，6 April 1950，FO371/84555/FZ1108/23，UKNA；Matthew Foley， 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 ， Britai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1948-62，p.86.
[31] 格里芬提出的援助缅甸的具体建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农业（400万美元）、政府（240万美元）、公共卫生（230万美元）、教育（180万美元）、工业、交通运输及通信（140万美元）、商品（140万美元）、经济发展计划（120万美元），还有一小部分用于促进缅甸和美国政要的交往。此数据之和与给出的总额有出入。参见Samuel P.Hayes，ed.， The Beginning of American Aid to South - East Asia ： The Griffin Mission of 1950 ，Lexington，MA：Heath Lexington Books，1971，p.37。
[32] 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6 1950， FRUS ，1950，Vol.6，East Asia and Pacific，Burma，p.242.
[33] 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6 1950， FRUS ，1950，Vol.6，East Asia and Pacific，Burma，pp.243-244.
[34] Key to the ECA Administrator ，27 July 1950，part 1 of 2，CDF records of the US foreign assistance agencies 1948-61，Far East Geographic Files，Burma，Box 2，RG469，USNA；Matthew Foley， 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 ， Britai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 1948-62 ，p.87.
[35] Key to the ECA Administrator ，27 July 1950，part 2 of 2，CDF records of the US foreign assistance agencies 1948-61，Far East Geographic Files，Burma，Box 2，RG469，USNA；Matthew Foley， 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 ， Britai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 1948-62 ，p.87.
[36] Frank N.Trager， Burma from Kingdom to Republic ，New York：Praeger，1966，p.310.
[37] John F.Cad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p.616.
[38]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Far East Program Fiscal 1952 Budget ， Burma ，20 February 1951，CDF，Office of Far Eastern Operations，Burma Subject Files 1950-61，box 14，RG469，USNA；Matthew Foley， 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 ， Britai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1948-62，p.87.
[39] Hare to Merchant ，3 March 1950，records relating to the Mutual Security Assistance Program（Far East），1949-54，Lot 57D472，box 1，RG59，USNA；Matthew Foley， 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 ， Britai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 ， 1948-62 ，pp.87-88.
[40] 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6 1950， FRUS ，1950，Vol.6，East Asia and Pacific，Burma，p.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