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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同外部世界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期，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已经掌握造船技术并开始将航线延展到异域他乡。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人的祖先主要是沿着海岸线近海附近航行；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开始向海洋深处探索。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的百越先民将有段石锛、几何形印文陶率先传到菲律宾，再经此远播到南太平洋群岛。
距今约3000年前，一批殷商末代的中国人逃亡到美洲大陆，在墨西哥拉文塔建立都城。因此，后来的考古资料才发现在美洲存在众多具有浓厚商代文化特征的遗物和遗迹。
西周和春秋时期，居住在我国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民族被称作“华夏族”，在其周围还居住着蛮夷戎狄等相对落后的部落。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既有攻伐征战，也有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彼此吸收养分，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其后与更多文明的交往和接触都离不开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
陆路丝绸古道大致形成于我国历史上的两汉时期，具体而言，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首次开通了长期被匈奴阻塞的陆上东西交通，使得大汉帝国与希腊、罗马等古国开始全面接触与交往。张骞开辟的主要是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它东起长安（今西安）和洛阳这两座古都，西到大秦（罗马），横贯欧亚大陆。这条商路穿过无数河流、雪域和大漠，成为古代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历史舞台。西南陆路丝绸之路由蜀—身毒道、楚—身毒道组成。前者在中国境内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三条道路连接而成；后者则由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出发，经过青阳（今湖南长沙）、矩州（今贵阳）、云南、缅甸到身毒（今印度）。东西方陆路的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被称为“草原之路”“毛皮之路”。这条上古时期的通道东从黄河流域起，中经蒙古草原、阿尔泰，沿着天山北路向西直插中亚南俄地区，生活在中国西域的古代塞人是这一古老通道的开拓者。
随着文明的发展，这条通道的商业属性日渐增强，中国内地的一些丝货等就越来越多地沿着这条商路向西运行。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被提上日程，秦经二世而亡。汉朝承袭秦制建立了跨纪元、前后绵延400年的两汉帝国。中华古典文明正是在两汉时期达到了一个繁荣昌盛的高峰期。两汉时期体制相对完备、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且有对外扩张交往的积极愿望，中外正式意义上的文化交流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开始了。在汉初的几代皇帝被迫采取守势之后，汉武帝发动了对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全面反击，为了同西域诸邦结为盟友，形成对匈奴的钳制态势，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不辱使命、历尽艰险，终于同西域诸邦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比较准确和正规的意义上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把这一过程称作“张骞凿空”。“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西交流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并对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从此，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同时，中国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世界，中西交流的序幕正式拉开。”
丝绸之路的开通虽然不是现代意义的对外传播，但是其对对外交流和人际传播层面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以张骞通西域为内容的传播活动，掀开了中国传播史上对外传播的第一页，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对外传播交流的开端，第一次开启了古老中国的门户，堪称中国传播史上意义深远的壮举。”
司马迁的《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传》记录了在我国四川和古印度之间，经过我国云南和缅甸到达印度阿萨密有一条商路。东汉时期，汉帝国统治者仍然重视对西域和丝绸之路的经营，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东汉的班超。公元94年班超征服了焉耆、葱岭，交流通畅，《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西域都护班超此时已经把目光投向了遥远地中海的另一个古典文明全盛的大帝国罗马。公元97年，班超以汉朝西域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向罗马帝国派出了正式的使节甘英，虽然因为大海的阻隔，干英没有成功到访罗马，但是甘英西行对于丝绸之路的开拓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其所到之处，广结善缘，友邦纷纷来朝。公元87年和公元101年，安息国王曾经两次把狮子和条支大鸟（鸵鸟）赠送给东汉王朝。班超在西域经营了30年，保证了西北丝路的畅通，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西亚、欧洲的经济文化往来，同时也帮助西域各国摆脱匈奴的压榨，增进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之间的友谊。
两汉时代丝路的开辟与畅达使中国的丝货沿着丝绸之路西行、畅销海外。丝绸之路并不只是由中国人向西开通，西方各族人民也为自西向东凿通这条古代通道做出了贡献。根据托勒密的《地理志》相关记录，马其顿商人曾经穿过塔里木盆地到达丝国，时间大致在甘英西行的前后。对中国丝绸的强烈需求，使更多的罗马人集中注意力向东凿通丝绸之路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罗马人丝绸之路东扩的努力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阻力—波斯。波斯在丝绸之路上占据了中间商的最佳位置，从公元前129年到公元224年，丝绸之路木鹿到斯宾国一段都为安息所控制，继之而起的是萨珊王朝，一直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兴起为止
，波斯为了维护中间商的巨大利益，千方百计地阻挠罗马人和大汉帝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为了继续维持海外贸易，古代中国人在海上开始开拓丝绸之路。
罗马帝国时期，为了打破波斯人对丝绸之路的垄断，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先后两次直接派遣使臣前往阿克苏姆，希望与阿克苏姆结盟，从海路绕航到印度，以便直接同中国贸易。
罗马人向东经营海上丝路的同时，中国王朝也向西实行海上拓展，汉武帝在平定南方之后，在今天广东濒临南海一段设置了珠崖、南海等郡，并从这里派人出海，向南向西，扬帆远航。《汉书·地理志》中就详细地勾勒了这一条航线的交易情况。正是中国人、罗马人从东西两端的努力开辟，加上沿途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埃及各地人民的共同经略、世代奋斗，红海印度洋到中国南海的超长海上丝路终于在公元166年直接开通。《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公元166年，一位自称大秦王安敦派来的使者走海路前来中国，在越南登陆，终到洛阳，拜谒中国皇帝。罗马使者到达洛阳的时间是九月，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罗马同中国的首次直接交往。汉朝由中国出发经由南海到印度洋的海上丝路虽然只能抵达印度，但是通过印度人和罗马人的转贩，中国的丝货一直远销到非洲、欧洲，促成东西方海外贸易网的形成，也进一步拉近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丝绸之路的开通，表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当时，自大宛以西直到波斯、罗马都是不产丝的，所以中国的特产丝绸在亚非欧大陆各族人民那里得到了由衷的喜爱。丝绸交流和传播不仅仅限于器物文化的领域，因为在物质的表层之下，有着更深的精神文化底蕴。“当罗马妇女一旦披上了丝绸披巾，她们就分享了那些东方人的价值观，她们身着的丝绸服装，也就深深打上了中国的价值观。”
生丝和丝货的西传罗马，沿途诸邦都有获利。丝绸生产技术是当时世界上的一项高科技，沿途各邦国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都可以从中获得技术秘密。公元3世纪，伊朗已经从中国引进了简单的提花机，而到南北朝时期，波斯锦已经回流到中国，声名大噪。除丝绸及相关技术外传，在器物文化层面上，中国的建筑也曾西传。《汉书·西域传》就记载了下嫁乌孙（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塞克湖滨地区）的汉朝公主细君，她就在乌孙国建立汉朝宫室自居。
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最大的成果就是纸张的发明与外传。纸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纸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件大事，它的发明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明的重大贡献。公元前2世纪，也就是汉武帝时期，中国发明了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灞桥纸；公元1世纪，也就是汉和帝时期，有一位叫蔡伦的宫廷官吏，用树皮、麻头、破布和破渔网造纸，蔡伦造的纸体质轻薄、适合书写，而且原料来源广、价钱便宜，可以大量生产，因而很受人们的欢迎。公元105年，蔡伦把纸呈给了汉和帝，汉和帝对蔡伦的造纸法给予高度赞扬。此后，全国各地便开始使用这种新方法造纸；公元3世纪，中国的造纸术已经传到当时属于中国版图的交趾。384年，东晋的胡僧摩罗难陀，渡海到达朝鲜半岛的百济国，送给百济国王很多汉文书籍，胡僧在百济传授造纸术，于是中国造纸术在朝鲜被应用。日本学会造纸是经由朝鲜中转过去的，公元285年，百济的汉学家王仁博士带着中国的《论语》《千字文》到日本，日本国王对这些书本爱不释手，并请王仁留下给太子当老师，可见日本人在公元3世纪就接触了中国的纸。
这一时期在器物文明阶段中国是遥遥领先的，但是在制度乃至精神层面，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较少，反而呈现出一种输入状态。古代中华民族在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广袤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的积淀之下具有了宽厚的胸怀和恢宏的气概。因此，从汉代以来包容四海的民族心态和社会心态使中国在文化交流中受益匪浅：这一时期，在衣食住行、音乐美术、宗教信仰层面，中国都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收获颇多。《续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喜好胡饼，而胡床、玻璃、琉璃等产品也在此时期传入中国。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佛教传入阿富汗，并通过阿富汗西传叙利亚、埃及、马其顿和希腊。与此同时，佛教也从阿富汗逐渐传入中国内地，佛教传入中国的准确时间大约是在前后汉交替之际。《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是我国最早记载佛教传入中国的古籍。其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借黄老之学以栖身，发展势头迅猛，汉恒帝时期已经在宫中立足根基，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200多年中，佛教从上层社会走向黎民百姓，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态势。
与此同时，佛教艺术也传入了中国。中国最早的佛教石窟开凿于3世纪新疆龟兹。4世纪后，龟兹以东的焉耆、吐鲁番一带也开始开凿石窟。4世纪中后期、敦煌、凉州一带开凿石窟蔚然成风。5世纪中期后，敦煌以东大部分地区都有石窟，8世纪形成我国凿窟高峰期，其尾声一直延续到18、19世纪。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都是我国佛教石窟的艺术瑰宝。
随着佛教的传入，我国的一些著名高僧也开始西行求法。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高僧是东晋的法显，他西行求法前后14年，游历域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回天竺大量的梵文佛经，回国后勤奋译成中文；他还著有游记《法显传》，为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及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法显是中国古代一位艰苦卓绝的伟大旅行家和杰出的佛经翻译家，他不仅保存和翻译了很多印度佛教经典，也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法显传》被公认为不朽的世界名著，它是研究中国西域地区和南亚各国中古史以及东西交通史、佛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过渡的阶段，也是中外海上交通与中外文化交流、开拓、发展的时期。三国的东吴政权依靠江南经济的发展，利用发达的造船技术和航海优势，积极向外交往，北到辽东朝鲜半岛，南到中南半岛、印度和斯里兰卡都有吴国的船队和商人足迹。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诸国与南朝密切往来，高句丽在晋安帝义熙九年与东晋建立了联系。梁朝大同七年百济王派遣使者拜谒梁武帝，梁武帝派学者和梁朝的工匠画师到百济，百济还采用了刘宋时期制定的先进的元嘉历。中国的阴阳五行、医药占卜以及投壶游戏等传入朝鲜。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前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进行。魏晋后，日本迫切要求输入中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加强了经由海路与中国的联系。《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了自公元238年到248年间，魏国与日本使者往返6次。东晋南朝时期，日本经常派遣使者前来，日本的使者也带回南朝的织工和缝工，促进了当时日本纺织业的发展。六朝时期，外销东南亚的中国瓷器主要是分为生活实用的器皿以及殉葬明器等，这些瓷器满足了东南亚人民的生活需求。公元57年光武帝赐给倭奴国国王印，据此日本人开始接触汉字。其后，日本人开始把汉字作为自己的文字利用起来，汉字在日本的使用标志着日本走进了文明的大门。在中国汉字的影响下，日本在5世纪后期已经开始运用汉字的音和义发展书写日语的方法，成为后来纯粹的日语标音文字，并在此基础之上完成了自己文字的创造。
此时期我国本土道教开始向外传播：道教作为我国本土宗教，是在古代黄老学说基础上吸取神仙信仰和鬼怪崇拜观念而形成的一种宗教。道教形成于东汉顺帝年间，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交往、商贸活动的增加，我国道教也逐渐传播到海外。公元4世纪道教传入朝鲜半岛，并对新罗的花郎道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