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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具有悠久的历史，如今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其始自汉代。“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传播具有多种形式，其形态随着商业以及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丝绸之路的开通大约是从中国的汉代开始，并在唐代达到高峰。中国在丝绸等方面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以及对西方世界诸如小麦加工技术等发明创造的需求，构成了丝绸之路形成的东方因素；政治因素不可忽视，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由于东西方文化多样性的差异与互补特点长期存在，丝绸之路便成为颇有影响力的古代国际文化交流路线，甚至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象征。
两汉伊始开辟的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方文明的重要通道，边疆少数民族在对外交流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反观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平衡性和可持续性有待改进。
清朝以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民众大规模开启下南洋活动，并形成了华人社会关帝崇拜的现象。这些祀奉关帝的公庙是所在地区的华人社群的集体记忆，不但能唤醒同乡情结，同时也是关帝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
8—14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既体现了东西方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又体现了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所发生交往关系的人和物都是传播媒介；借此传播媒介所传递的某种信息，因其模糊性和变换性，引发双方无限的想象。如麝香的西传放大了东方宗教冥想的空间，而丝绸和瓷器则传递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美学智慧。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一直按照自身的文化认知来建构“东方形象”
。
历史上，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西去印度取经的法显、玄奘以及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都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典型代表人物。明清以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据学者们研究，主要的文化传播主体为：来华传教士、旅行者和商人（武斌，1998）、跨国出海谋求生路的华侨华人（詹正茂，2012）、各民族海外移民（吴瑛，2010）、来华以及出外访学的留学生（安然，2015）、各种公益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刘娜， 2013）和其他民间团体（迟玉琴，2016）。
通过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文化交流各项实践活动进行梳理和总结，学者们认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路径有以下几种：第一，早期旅行者、官员、商人和传教士等通过口头传说、日记或游记向外传播中华文化（白润生，2005）。第二，近代以来，海外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文化研究对象，并以“民族志”书写的方式向海外学界介绍中华文化（秦红增，2012）。第三，20世纪中期以来，大众媒介在系统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New York Times ,2006；于桂敏，2014），如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尹明明，2013）、新媒介（孙英春， 2013；肖珺，2015）、各大影视节会和图书交易展会（董亚男，2010；陈旭光，2011）、中国新闻社（申宏磊，2005）、新华社（万京华，2012）等传媒平台都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中华文化的媒介化传播是其走出国门的重要路径。第四，有学者认为文化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着“国际演员”的角色，有助于建立双边信誉。因此，公共外交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条重要路径。第五，大力推广对外文化贸易（王国平，2013）和发展文化产业（黄霞，2003）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策略。第六，举办孔子学院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提高国际友好感和影响力的方式（吴瑛， 2012）。第七，文化亲缘关系和跨界民族是边疆民族地区对外传播的独特优势（杰伊·帕克，2013）。第八，民族乡村旅游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新渠道（赵明龙，2009；符文涛，2016）。总体而言，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具有路径多样化的特点（史安斌，盛阳，2020）。
武斌（2008）认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借助古丝绸之路经历了汉代、唐代、宋元时代和明清时代四次高潮，但各层面文化要素的传播不平衡。Jennifer. Wing. See（2010）发现中国武术、大明星、神话元素及错综复杂的摄影和特效在美国观众中很叫好，但中国通过举办世博会（Seongseop. Kima,2012）、奥运会（Ben. Feller,2011）来传播中华文化和让世界了解中国却常遭到国际媒体的批判（Nail. McCartney,2011）。Anne. Marie. Brady（2009）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治宣传的工具；Jeffrey. Gill （2008）认为借孔子学院在推广汉语和提升软实力的过程中仍有障碍。
学者们研究发现，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深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输出比重小，文化逆差现象严重（侯景娟，2013）；政府主导的海外文化传播弊端明显（胡晓明，2013）。文化输出的内容停留于表面，未触及中华文化的深层次内核，难以获得国外受众认同（肖永明，201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会发展形态、文化传统上有较大差异，这是中国走出去面临的挑战与压力（胡智锋，2015）。古老的历史背景造就了“丝绸之路”电视纪录片独特的传播效应，大时代背景下的政策环境又为作品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良好的传播环境。但是仍面临变现内容、文化内涵难以推陈出新、东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折扣等问题。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传播现象。但在传播过程中仍存在认识的有限性和文化相对独立性的矛盾、“先入为主”的刻板认知和文化多元性的矛盾以及文化中心主义的矛盾等。
由于地理环境及自身特点，历史上中华文化在对外交流中缺少传播意识与交流意愿，更多的是在物质上吸收外来的文化，精神上基本是独立发展的，处于一种“开而不放，传而不播”的状态，如果一味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中国特色则将难于行。
由于战争产生的历史矛盾和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壁垒，我国对东北亚周边存在“近而不亲”的传播问题，其中包括时间周边上的身份认同障碍、文化遗产争夺诱发的内外周边矛盾以及良好自它周边形象塑造的困境等，这些都造成了传播中的文化阈限。
针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认为，未来要提高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效果，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传播中华文化时应考虑东道国文化和环境特征（陈敏，2012），寻求与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包容共生（梁海明，2016）。第二，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尽量淡化官方色彩，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对外交流，使用对象国的话语体系，消解其现有偏见（张昆，2013）。第三，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必须坚持国家文化外宣的基本方针，并发挥中华文化特色与优势（晏友琼，2016）。通过稳步推进数字化与产业化以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实力（郑保卫，2013）。中华文化外译应保持其完整性与特质性（贾磊磊，2011；刘汝荣，2014）。第四，“一带一路”上的对外传播要盘活存量、开发增量（储殷，2016）；电子媒介对外传播应以讲述“丝绸之路故事”、纪录片、电视剧、数字丝绸之路为依托，实现立体、系统的传播（刘娜，2016）。第五，话语权的较量、西方惯性思维之下的疑虑与偏见、地缘政治利益的影响等，也应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特别关注的问题（陈力丹，2016）。第六，在大众传播的理论视阈中，寻觅语境传播异质文化的现实契机需要借助于新媒介，一方面新媒介提供了导读差异性的文化信息与观念，另一方面新媒体也使信息的多方传递与互通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也需要用文化平等的观点逐渐取缔文化霸权观念，这样才能逐步跨越文化差异的隔阂，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风采（崔之进， 2020）。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顺应全球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律而提出的一项综合性的国家战略。在中国的国际战略体系中，文化战略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不断加深，以及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向全球拓展，进一步强调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从战略角度思考文化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是极其重要的。
萧盈盈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第二层是指国际贸易中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同时还强调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存在误区，认为社会发展进程从来都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这样才能为文化的繁荣与交流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文化的繁荣还需要摒弃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焦虑心态，将人文价值和人性关怀渗透到产业和经济之中，二者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胡晓明认为社会上对“走出去”一词存在一定认知误区，误区之一是自我单向化，即无视或轻视其他传播力量；误区之二是形象外向化。文化交流着眼于全人类主义，向其他文化学习，而不是将外邦中华化；而“中国文化走出去”则过于强调地方主义，强调中国古代说的德化、教化。误区之三是文化特殊化，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绝对、固定、抽象的普世价值，任何文化都是平等的。误区之四即文化世俗化。因此，想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要真正拿好东西、有内涵、有深度、有浓度的文化，才能传播出去。
齐勇锋等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内涵与现状进行了创新解读，提出“走出去”战略的本质是在继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使文化引进来与走出去紧密结合，转变以往吸收多而输出少的局面，形成双均衡交流和传播的新格局。我国已经把文化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予以实施，鼓励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从国家层面看，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可以说是一种“政府扶持、企业运营、银企合作、利用和建设国际化流通渠道与传播平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模式。因此，我国更应通过政策扶持、文化创新和资源整合，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文化“走出去”方面取得更大成效。
缪开金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为宣传中国革命、巩固和开创中国外交局面，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外交不仅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环，当前文化外交作为一种战略手段，不仅继续服务于政务外交、经济外交等传统外交，同时也肩负着塑造新时期中华文化形象、培育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增强世界各国国对中华文化认同感的重要使命。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情境，具体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建构和对外传播方法等展开了研究。李凤亮等认为“一带一路”作为经济贸易与文化发展并存的“双核战略”，为我国文化产业的新一轮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稳步提升提供了契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有利于文化产业走出去，进一步推进文化产业区域协作、丰富文化产品内容，因此首先要坚持文化引入、突出交流先行；其次要深入跨区域融合，开拓发展空间；最后要加强跨文化交融，扩展文化内涵，这样才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在‘一带一路’交流中，要加强文化交流，而不是文化渗透；要共同学习，而不是思想灌输；要合作共赢，而不是攫取利益；要友好交流，而不是争取话语权和政治影响。”
在“一带一路”范畴的国家和地区应该建立有适合“一带一路”发展的国际话语体系，加快该地区的体制建设和理论研究，努力构建该地区融合文化传播的渠道，以此标准来制定我国文化传播的方式和规则，以符合“一带一路”文化融合的要求。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的中国，要主动的担起责任，发出中国声音，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营造声势。
“一带一路”倡议的宣传报道应避免宏大叙事，并应由一般性的政策阐释转变为针对性传播、嵌入式传播和精准传播，及时回应不同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关切与质疑；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应当强调中国对外传播多元主体的能力共建。
秦永红等表示，自古以来“边疆”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关口就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意义。“边疆”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政治内涵。当下，边疆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挥其地缘优势、战略优势、文化优势、资源优势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因此“边疆形象”研究的出现正是在边疆治理的总体纲领下，对国家形象的补充丰富，是对外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的重要方面。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做了理论梳理和实践案例分析，这为本书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但在如何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不同文化圈层的兼容性来促进世界各国对新时代中华文化的认知和认同上仍有一些研究盲区，对这些盲区的关注将成为未来的研究重点和趋势。
在新时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社会背景、经济和文化环境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对新环境，中华文化传播路径的创新和传播形式的变革是必然趋势，加强相关研究正当其时。今后将有更多的研究者从传播媒介创新、文化产业路径创新等方面来研究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经贸往来的日渐频繁，以及各国学术界文化合作、交流项目的增多，国内学者的国际化学术活动已成常态化。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出国调研日渐普及。今后，社会学实证研究、民族志、田野调查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于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将成为传播学领域新的趋势。尤其是在中华文化传播效果研究、中华文化传播的受众研究等课题上，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将成为一大趋势。
现实中全球化的最大障碍是民族与文化分野，而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摆脱了血统束缚、通过文化认同来塑造民族认同的种族，因此其民族模式适合“全球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大融合大发展时代。国家政策体系构建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特殊路径与形式的探讨等内容，都将是未来文化对外传播相关战略实施后新的研究议题与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