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原繁思想渊源和政治哲学理论研究最新章节_卢丽著

第三节
“牧民官”时代

南原繁大学毕业前夕，大学法学部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南原繁说大学现在想留一位毕业生担任历史课的教学，问他想不想留校？南原繁认为历史与政治学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没有答应留校。

一踏入仕途

1914年12月，南原繁通过了“文官高等考试”，经过面试后进入日本内务省警保局，成为警保局的官员。当时日本的警保局是可以调动全国警察机构的组织，与地方警局拥有共同的权限。面试时南原繁希望能下到地方做郡长，“如果做郡长，想尽可能去偏僻的地方，比如岩手县或者是山形县那样的地方”。当时日本的郡是独立的自治体，也是属于内务行政职能部门的最下级单位，郡里拥有郡役所，还有财政预算权和郡议事会。南原繁对当时的现实政治感兴趣，所以，他在选择仕途时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认为在内务府最初的两年只能做实习生，无具体的事情可做，没有实际意义。但如果做了地方的郡长后便可以承担政治上的一些责任。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有实业界、学术界和官界的三条路可走。那时日本实业界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需” 的景气时期，各大企业特别欢迎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进入官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是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学科毕业生的传统出路。然而，南原繁毅然放弃了可以进入实业界和留校的机会，坚定地进入了内务省，踏上了仕途。对他来说“既然在大学学的是政治学，所以，自然就想亲自体验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并且要尽量到地方去，而不是留在政府内部工作” 。丸山真男有一次曾问过自己的导师南原繁：“您为什么对政治感兴趣呢？”南原繁回答道：“我想大概是我小时候在中学所学的知识或者是自己本身学的不是很精通的儒家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想法所致吧？这种想法也是导致我选择法科，上高中时选择了‘一高’的主要原因。” ^[1] 与当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的毕业生参与政治走仕途的惯例相反，南原繁的选择却是极富个性、与众不同的。他认为既然打算研究政治哲学就要去地方了解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政治状况。为了早日实现上大学时研究政治哲学的远大理想，既要接受来自柏拉图参与现实政治的影响，也要走理想与研究政治哲学家个人愿望相结合的道路，去地方接触乡下国民的实际生活，于是，南原繁选择了去地方而不是在内务省警保局当警官。“当然，世界大战快接近结束的时候，此时出任郡长也是我经过认真思考的结果。” ^[2] 最终，他出人意料地去了离首都东京很远、十分偏远的富山县任射水郡郡长。

二在成溪学园兼职

南原繁入内务府警保局两年后受“成溪学园” 的创立者中村春一之托，做了位于东京池袋“成溪学园”宿舍的客座舍监。当时学园指定7名学生接受南原繁的个人辅导，每天晚自习结束后，寄宿生们就要集合在一起接受南原繁的教导。作为舍监的南原繁每天既要和学生吃住在一起，还要向年轻人们传授《旧约》圣书中的《出埃及记》等章节的内容。

成溪学园是南原繁一生中除了在东京大学工作以外唯一兼过职的学校。南原繁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认识的中村春一于1906年接受了日本著名的今村银行的今村繁三和三菱合资公司的副社长岩崎小弥太的资助，创立了成溪学园私塾。南原繁刚到东京读“第一高等学校”时经同乡的介绍认识了中村春一，读书期间也曾经得到过中村春一的很多关照。南原繁大学毕业后在内务省见习时，中村春一诚挚地邀请南原繁“你来我们学园吧！只要晚上与几位孩子在一起，指导他们就可以了” 。实际上这种办学形式也是日本此后提倡的家庭式少人数合宿办学经营模式的先例。

提倡新型的教育方式，以全新的理念作为新教育目标，注重以培养学生个性为宗旨的中村春一特别欣赏南原繁的人品。于是，他拜托南原繁通过合宿生活给予这些孩子们以家庭式的言传身教。南原繁曾高度评价中村春一的这种新型家庭式教育方式：“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可以与吉田松阴相媲美，中村春一是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上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的教育家。” 由于南原繁对中村春一提倡的“唯有人的灵魂与人的灵魂接触，方可达到健全的教育目的”的教育理念有强烈的认同感，所以，两人一拍即合。因此，南原繁自1925年起做了成溪中学的舍监并一直持续到他到富山县射水郡任职之后，南原繁每次回到东京都会在成溪学园做几次特别讲座。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南原繁在成溪中学做舍监时经常是一手拿着德语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手拿着希伯来语版的《圣经》，这充分显示出他作为政府的内务官员十分关注当时社会上的劳动运动，一副执着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时还怀有忧国忧民情怀的政府官员兼教育者的形象跃然纸上。此间，南原繁还经常收到“白雨会”的成员星野铁男胞妹，与他已有婚约的星野百合子的来信。1916年11月20日，南原繁与星野百合子结婚，内村鉴三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坂田祐夫妇做了他们的证婚人。“白雨会”全体会员出席了婚礼，见证了南原繁人生中这一重要的幸福时刻。

三任射水郡“牧民官”

南原繁的另一位得意弟子福田欢一曾问他：“进入内务府之前您的志愿就是去乡下当郡长，对此您有什么想法呢？”南原繁回答他说：“我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已有先例，我是第二个人了。我们好朋友中间第一个去乡下的是前田多门，他去群马沼田的利根郡做了郡长。那个时候我们把郡长叫作‘牧民官’，意思是地方官里面最小的官。因为这是最基层的地方官，到了当地以后就可以和当地的百姓结合在一起体验当地的社会生活。前辈中既然有走这条路的，我也就加入其中走了这条路。” ^[3] 南原繁的第二个想法是受到了柏拉图的影响，“如果打算研究政治哲学就要到最基层去，到最下面工作几年了解搞政治的必要性。为此，接触乡下国民生活的实际状态是最佳的途径，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这个想法并不是放弃做学问，而是为了更好地做学术研究”。 ^[4]

在日本内务府工作了三年后，有一天，南原繁突然被警务课的科长长冈隆一叫到办公室，他对南原繁说：“你到富山县去给我做射水郡的郡长吧！” ^[5] 当时的射水郡包括33个町村，以射水平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此外，射水郡还有着完善的自治体组织郡会、郡参事会等。按照当时的规定，射水郡与中央政府没有上下级的从属关系，是一个相对完全独立的地方自治体。日本的“郡”是日本县与町村之间的自治体，郡长主要负责当地的文化、教育、产业、卫生等各项工作。1917年3月14日，年仅27岁的南原繁被任命为富山县射水郡郡长，他被任命去富山县做射水郡郡长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富山县射水郡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治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以富山县政府所在地高冈为中心，周边33个町街的射水郡宪政会和政友会的政治交锋异常激烈。前任郡长卷入争斗，并被人用石头打破了头，引发了暴力事件。内务省警备局将南原繁下派到富山县的目的就是让他去干涉当地的竞选。

时任内阁是寺内内阁，首相寺内正毅为了压制宪政会就将其解散了，解散之后他把所有的县知事召集起来说明了解散宪政会的意图，并指示一定要干涉本次的选举。知事们领命返回县内召集市长们如实传达了会议的内容，市长们又迅速地再向下面的郡传达。富山县也是这么做的，但在下新川郡却引发了大骚动，当地的报纸和中央报都曾报道过此事件。射水郡的郡长因生病没有出席，对上级训示贯彻得不好，因此，“下新川郡和射水郡成为众矢之的，当地又选举不出来合适的人选，于是，射水郡郡长一职就歪打正着地落到了我的头上。但听了当地发生的此次事件的整个经过后，我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但科长说完后马上把电报递给我说‘你马上给我单身赴任去’”。 ^[6]

南原繁当时新婚才两个月，刚刚在池袋安了新家。按照当时日本政府派遣官员到地方工作的惯例，一般会给赴任者10天或者一周的准备时间，但催促赴任的电报已至，南原繁二话没说，答应尽快启程。出发前，长冈隆科长还为南原繁召开了欢送会。在欢送会上他对南原繁说：“我给你收尸骨！” ^[7] 作为临别的赠言。“当时下派的官员大都是这样的心境，我怀揣着任命的电报即刻动身，似乎有一种深入虎穴的悲壮感。” ^[8]

四赴任

南原繁乘列车前往富山县射水郡办公所在地高岗的赴任途中，当列车经过一个被称为小杉的火车站时，他在车里突然看到沿着铁路南北两侧有一片面积很大，但地图上并没有标注出来的湖泊时惊讶不已。南原繁从前来接他的文书那里了解到，这一带是射水郡的中心地带，由于地势低洼，缺乏排水设施，每年一到春季冰雪融化或者秋季台风到来时就会泛滥成灾，形成这种大面积的洪涝“湖”。为此，当地丰年盛产的大米大量减产、地方病流行蔓延。听到文书的介绍后南原繁马上意识到：“在任期内要改善这里的排水灌溉问题。要想方设法增加当地的粮食产量、消灭地方病。一定要在任期内为当地的人们实实在在地做一些有益的事。” 虽然南原繁还没有走马上任，但是当他看到高岗附近大面积的洪涝“湖”时便立刻想到：“这件事不能搁置，必须设法尽快解决。” ^[9]

南原繁到任后的第三天便把上级要求训示的内容凝练了一下后飞奔到射水郡的办公地点，即刻召开了射水郡33个町村长会议。射水郡办公地点在高岗公园入口处的一座二层木制楼里。当时射水郡的政友会和宪政会的对立态度十分明显，当地的报纸对此也十分谨慎。“开会时记者和旁听者站满了整个会议室，町、村长们十分紧张，我也很紧张。但是，我没有把上级要求训示的内容原封不动地传达给与会者。” ^[10] 会上，南原繁首先讲了时局的重要性，希望郡民们提高选举的自觉性，同时也要求并强调了选举的公正性和选举自由。会议很快就结束了，“大家都惊讶得木若呆鸡，因为会议太短暂了。……我把政府要传达的事项都印刷成册，上级的训示作为附录附在小册子后面发给了大家……我只阐述了‘时局重大之际，请大家尽可能公平、自由地进行选举’”。 ^[11] 3月22日，当地的《富士日报》报道：“南原郡长演讲时一身正气、光明磊落，赢得了町村会长们的信任和敬佩。” ^[12] 3月29日，南原繁返回到东京。4月2日，他带着家人登上了在上野站始发的夜班列车返回到射水郡。

五规划射水平原排水灌溉事业

南原繁任射水郡郡长期间，为当地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有前瞻性地、科学合理地规划了射水平原灌溉排水治水的宏伟蓝图，并动用一切人力资源和物质条件积极地推进了此项工作。南原繁深知：“横跨14个町村，要做到大家步调一致，尤其是和地主协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民主，这件事不能头脑发热。于是，我立即着手成立了‘射水郡治水协调会’，聚集了有关的町村长、郡会议员、地主代表以及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共有160余人参加。之后又按地理位置分成东部、中部、南部以及西部四个分会，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后才开始着手进行具体工作。” ^[13] 南原繁认为最紧要的是首先应从地方发起舆论，做到上下想法一致、人心所向。会后，全体人员一致决定要进行详细的实地调查后再设计排水治水的具体方案。

南原繁首先从京都大学请来了水利专家对射水郡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还让专家们做了排水治水的初步设计方案。其后又让富山县耕地整理科科长、水利工程师川村长作和射水郡书记官前坪才一以及土木部门主任等人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南原繁提出了以下几个具体问题。第一，提出了改良灌溉排水事业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问题。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得知，以修建河流为主要目的，通过修建堤防和安装排水设施改良灌溉排水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同时，还可以平整出大面积可供使用的耕地。在此期间，南原繁还亲自出差考察了新潟、爱知等县排水治水的成功经验，并听取了有关专家各方面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此计划切实可行。第二，如何解决经费和收益等问题。经多方研究，此计划需要100万日元，一半要国库补助，另一半要县里和地方筹资。第三，南原繁提出了改良洪涝地灌溉排水的时机问题。他认为当下是绝好的时机，其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农业经济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 ^[14] 经过缜密思考和初步调查，1918年3月25日，南原繁将射水郡上下一致通过的“下条川沿岸排水灌溉设计方案”带到富山县井上孝哉知事的办公室，向他做了详细的汇报。井上孝哉知事笑着对他说：“这项伟大的工程还是等你做了县知事后再实施如何？” ^[15] 南原繁不甘心地坚持解释道：“这项工程一个是技术上完全有可操作性，经费也可以解决，而且还会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第三个是在经济效益好的情况下，还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各种收益。” ^[16] 但由于此计划规模宏大，需要耗费巨资，县知事井上孝哉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马上召开了临时县级会议商议南原繁的提案。7月，井上孝哉知事听取了“射水郡治水协调会”的建议后开始着手进行调查和核实预算，并向临时议会提交了此方案。

按照日本的惯例，像排水灌溉这类大型的地方事业，自古以来都不是郡级政府能做的事，基本上都是由国家或者是县级政府来统一规划才能完成。“下条川沿岸排水灌溉设计方案”需要的调查费为5万日元到10万日元，治水排水灌溉水利工程大约需要200万日元，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最后反复商量的结果是地方政府负担一半的费用，剩余部分由国库和县里出。

1920年3月，在南原繁全力以赴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下，终于完成了排水灌溉的调查和设计工作。1923年设立了“东庄耕地整理工会”，并获得了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进入实质性的工作则是1926年正式举行开工仪式之后的事了。“下条川沿岸排水灌溉设计”工程分为一期、二期、三期，1934年3月彻底竣工。从最初射水郡提出建议历经了15年的时间 ^[17] ，从最初的调查设计到1926年开始施工整整花费了10年的时间，从施工到最终竣工则整整用了30余年的时间。 ^[18]

在南原繁的带领下，经过几届地方官员们的不懈努力，射水平原的农业水利灌溉排水事业顺利、持续地进行着，此项浩大的治水排水灌溉水利工程使得几百年间每到春季和秋季洪水泛滥的洪涝“湖”变成了现在约6000公顷旱涝保收的优质良田。南原繁后来评价道：“射水郡的灌溉排水事业涉及14个町村农户的人们，他们克服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采取了步调一致的行动，对此，我们应该大书特写，我们要把这块优质自由的土地留给子孙后代。” ^[19] 山口周三认为南原繁实施这项宏伟的治水排水灌溉水利事业与歌德在《浮士德》诗剧里开拓沿海排水不佳的土地，创建理想国，让民众住在自由的土地上幸福生活的情节相吻合。 ^[20]

曾任富山县土木部部长的白井芳树对南原繁策划这项排水事业的评价是，南原繁有着与众不同的各种杰出难得的能力，才促使这项工程完成。第一，南原繁在领命赴任途中看到地图上没有标出的洪涝“湖”就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要尽的义务，证明他有着非凡的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洞察力；亲自到各地考察排水灌溉工程，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认真调查，亲自策划充满说服力的规划书，证明他有着非凡的策划能力和说服力；召集160村町长组成“射水郡治水协调会”，并多次与县知事沟通、与各部门协调，还说服了富山县知事井上孝哉支持此事，证明南原繁有一定的行动力和鼓动力。第二，这是一项南原繁把他的人生理想付诸实践的伟大事业。“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类并不只是官能上的享乐，也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的幸福和富有，而在于为同胞的自由和幸福构建宏伟蓝图，并为实现人类崇高的理想所做出的各种不懈努力。” 射水郡的治水排水灌溉事业对于抱有崇高人生理想的南原繁来说，不仅仅是完成了一项治水排水灌溉工程的水利工程，也是他政治理想在现实社会中的付诸实践，理论联系实际，检验真理的一块试金石。

六建立射水郡“农业公民学校”

南原繁任射水郡郡长后对富山县射水郡所做的另一个大贡献是于1918年开始为射水郡建立“农业公民学校”所做的立项方案。南原繁在接受福田欢一的采访时曾回忆道：“射水郡是比较发达的郡，当地有个风气即尽可能地在本郡花巨资做大事。于是，我在任职的第二年提议要和大家一起共同为郡里做一项大事，此提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这个事就是建立一所学校。我的提议是如果要建立普通的像现在已有的县立学校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在郡里建立一个有特色的学校吧。” ^[21] 南原繁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和赞扬。射水郡是富山县大米的主要产地，他认为在乡下建学校就应该为农村打下一个基础，培养一批与时俱进的领军人物。此前高岗和富山只有中学，却没有一所能升入上级学校的过渡阶段的学校，更缺少独特的教育理念。南原繁想把这所学校建成“属于郡立的中学，学校里有学生宿舍，全体学生实行寄宿制” ^[22] ，“要是找不到首任校长的话，虽然我有些顾虑，但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选，那就由我来兼任校长，我要和孩子们吃住在一起，和学生们一起过集体生活”。 ^[23]

南原繁想方设法做文部省有关负责人的工作，下决心要建立一所郡立，旨在为当地培养有见识、有教养、精通当地农业状况的“农业公民学校”。他的具体想法就是“要建立一个不同于常规的普通中学，一所学生可以直接升入上一级学校的新型农业学校。这所学校不光要培养学生们掌握农业技术，还要让这些身在乡下的孩子们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淳朴的民风、尊重辛勤从事农业工作的当地农民、掌握各项实用的农业技术，同时，还要培养具有知晓日本、世界农业相关知识和教养的领军人物。并且，学生们还要像家庭成员那样朝夕相处地一起共同生活，还要培养学生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风貌”。建立这样一所培养当地青年的“农业公民学校”，大概是南原繁认为当时的欧洲特别是丹麦的农村克服了恶劣的自然条件等诸多困难，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是与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公民和胸怀大志有理想的年轻人有关吧。 ^[24] 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南原繁先后考察了几个地方，最后他选定了位于射水郡中央地区的小杉中西部的一块田地作为学校的新校址。

1920年9月17日，富山县射水郡的小杉举行了“射水郡立农业公民学校”的开学仪式，县里把这一天作为建校纪念日。1948年3月21日，“射水郡立农业公民学校”改名为“新制富山县小杉高中”。在两任町长梅川新多郎和片口安太郎以及郡议会议员山崎要吉的大力支持下，南原繁的人生理想再次得以实现。这所学校的创建在当时的日本是独一无二的，“射水郡立农业公民学校” ^[25] 是“唯一被日本文部省认可的地方农业学校”。这所农业公民学校的建立使南原繁培养“自由的公民和有教养”的当地有为青年的人生理想得以实现，他所提倡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众多年轻有为的年轻人，为当地的农业、经济和卫生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南原繁之所以要在射水郡建立“射水郡立农业公民学校”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他规划建立这所学校的初衷应该还与当时世界以及日本的社会现状休戚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日本为了步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便萌生了“脱亚入欧”的想法，打算以西方文明取代东方文明来充实自己。由于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国家的实力逐渐增强，特别是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已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日本举国上下为此欢欣鼓舞、澎拜不已。但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人文教养。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南原繁清醒地认识到：“对外要放弃武力，停止扩张，对内既要谋求国民大众的幸福，更要设法提高当下十分匮乏的国民精神文化。为了达到此目的，应在日本各地建立振兴地方的各种产业，让国民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还要培养和提高国家自由公民的意识，进而做具有和平意识的有教养的世界公民。”

七创立日本最早的“妇女会”、振兴地方产业

南原繁任射水郡郡长期间，除了规划了“射水平原灌溉排水治水”水利工程、建立“射水郡立农业公民学校”以外，他还做了以下几项影响深远、为当地百姓造福的大事。首先，他设立了“町村自治委员会”，打破当地因循守旧的传统，努力改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同时，他还想方设法地提高妇女地位，组织起了全日本最早的县级“妇女会”。他在大岛村首先建立起了“村妇女会”，之后，他还指导小杉、大门、新凑、伏木等地率先成立了“妇女会”，其后又成立了“郡联合妇女会”。南原繁做通夫人百合子的工作后让她担任“郡联合妇女会”的会长，协助他做此项工作。这项工作在二战结束后还得到了富山县知事吉田实母亲吉田久子的鼎力协助。吉田久子毕业于同志社大学，是内村鉴三著作的热心读者。南原繁担任射水郡郡长期间，她任高岗女子学校的英语教师。为了改善并提高当地人们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在简化婚葬礼嫁和农家厨房的现代化地域性活动中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南原繁的影响下，吉田久子协助南原繁成立了“富山县妇女会”，并担任了“富山县妇女会”的首任会长。“富山县妇女会”每年举办一次或两次大型聚会，主要组织演讲会或者讲习会。每次活动以小学为一个单位，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再分别组织进行小型的裁缝、料理、卫生等对实际生活有指导意义的各种相互学习的活动。通过这些简单易学的启蒙学习活动，“富山县妇女会”的成员们苦口婆心、循序渐进地劝大家改善婚姻状态，打破因循守旧的陋习，极大地提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除了以上几项工作，南原繁还千方百计地设法促进“构成国民之精神文化”的地方产业振兴。他认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我们忙于追求构建近代的日本，为此，吸收了西洋文明，特别重视以此来武装自己。日中和日俄两次战役的胜利，成为众人皆知有实力的东洋选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形成了与世界上所谓的五大列强并驾齐驱之势。” 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加强我们的自身建设，而不是图谋武力向外扩张。一定要对内提高国民大众的福祉，特别是国民的精神文化。为此，急需在全国偏僻的地方也要进行地方产业的振兴活动。” 这是南原繁在当地共进会举办的农产品展览会上致的开幕词，表达了南原繁振兴地方产业的远见卓识。

射水郡灌溉排水计划的实施和“射水郡立农业公民学校”的成功建成，各级别“妇女会”的建立以及“构成国民之精神文化”的地方产业的振兴，通过对教育、经济、卫生到产业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南原繁终于实现了人生最初的“修身、齐家、济国、利民”的远大理想。从这几项利国利民的业绩中，我们不难看出南原繁深受儒家“经国济民”思想的影响以及他本身所具有的西方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家的人生情怀。

然而，1917年的俄国革命给予世界很大的冲击，日本国内的“米骚动” 运动和日本宪法史上首届原政友会内阁的成立也引发了日本国内劳动运动的高涨。

八领命返京

1919年1月19日，一个降雪的夜晚，内务省警备局从东京突然发来一份电报，让南原繁马上动身返回东京接受新的职务。南原繁接到电报后又惊讶又失望，他白天刚刚向射水郡的郡议会提交了建立“农业公民学校”的方案并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并且，得到了大家的首肯，他十分高兴自己的人生理想又能进一步得以实现。听到南原繁被调离的消息后，郡议会和郡役所的工作人员也很吃惊。南原繁感到这不是他个人的私事，好几项计划还未能付诸实践，于是，他马上去了县知县办公厅找到县知县说：“我说过让我在这里再多待几年，5年计划有很多的事情才刚刚开始。排水治水事业进展顺利，建学校的方案才刚刚提出来，让我再干一段时间吧。” ^[26] 县知事也不愿意让南原繁返回东京，于是，马上连夜召开了县部长级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向上级主管部门请求延迟南原繁返回东京，但是，这也没能改变内务省的一纸调令。当晚，南原繁和年轻的妻子，还有不满一岁的女儿待子在高岗车站受到了当地众多人自发的夹道欢送，一家人乘坐夜行列车急急忙忙地赶回了东京。

191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第二年，日本在各个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工人运动频发。1920年8月，南原繁被任命为内务省内务事务官，当时日本政府召集了各方面的力量匆忙成立了“劳动工会”，但劳动争议事件依然频发。随着工人运动、社会问题的激增，用以往的《治安警察法》《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等法律条文处理是否合适已引起内务省很多人的关注。在日本内务省以警保局为中心管理控制各个方面的中枢机构的内部，如何处理好劳动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时成了内务省警保局人们热议的话题。不久，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召集地方局、警保局、土木局、卫生局等部门年轻的法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们开了一次恳谈会，希望大家针对频发的劳动争议事件能够畅所欲言，提出解决问题的良策。南原繁当场有理有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他认为只靠警保局的力量是不够的，仅靠管理控制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应该让工人们成立劳动者团体和组织机构，让他们和资本家们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谈判或许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九制定日本“劳动工会法”

恳谈会的第2天，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把南原繁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委托他思考并制作出“劳动工会法”的试行方案。于是，南原繁成立了“劳动问题调查室”。他先后找到了内务省擅长英语的松村光磨、德语最好的安倍源基、精通法文的伊藤义文，这三个人都是法学专业出身，大家开始收集研究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先进国家的立法法案和相关的文献。他们开始着手制定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劳动工会法”草案。此时，日本内务省也面临着历史上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最严峻的问题，即如何尽快组成劳动工会以应对频发的劳动争议等事端。为此，南原繁草拟了“劳动工会法”方案，并将其定位在“为保护劳动者的共同利益，承认已经成立起来的‘劳动工会’”。在政府给予“劳动工会”一定程度的保护下，“劳动工会”也要相应地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此方案旨在建构一个让劳动者和雇佣者之间相互协商的基础上，政府要承认“劳动工会”，“劳动工会”也有义务向上级部门实行呈报的制度。这是一个给予“劳动工会法”承认人人平等、承认劳动者有人格资格的法案，可以说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南原繁主持的“劳动工会法”方案在报纸上一经发表，立即得到了站在劳工运动最前沿，曾经指导过川崎造船厂大罢工“劳动工会”的领袖贺川丰彦和山口均等人的大力赞扬。然而，南原繁等人制定的22条“大正九年内务省劳动工会法案”虽然被各部门认为是很好的方案，但最终也只是被当作内务省一个应对劳动纠纷的方案交到了原敬首相的手中。其后，因此案与内阁大臣的意见相左，农商务省大臣山本达雄也认为内务省制定的这个“劳动工会法”方案不符合日本当下的国情，采用此方案还为时尚早，因此，以南原繁为核心制定的获得众人好评的“劳动工会法”方案便被原敬总理锁在抽屉里闲置起来了。曾经受到过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的重视，很多人认真调查研究后完成的“劳动工会法”方案最终以此种形式寿终正寝完全出乎南原繁的意料。这也是他从少年时代就树立起来的“经国济民”远大理想在社会和政治境遇下第一次遭受到的挫折。“劳动工会法”方案的搁浅也促使南原繁开始意识到走仕途的不确定性和个人抱负与理想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的软弱无力。同时，此事件也是促使南原繁放弃走仕途，施展人生抱负的人生最初理想，重返东京帝国大学做学问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

南原繁积极策划参与制定的“劳动工会法”方案被束之高阁之后，他开始认真地思考“劳动工会法”在立法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他意识到：“要实现‘劳动工会法’是不是今后还需要30年的时间？作为内务省的一位官员我是全力以赴地尽力了，但是，关于劳动纠纷等问题，我还是没有信心应对。” ^[27] 他后来回忆道：“诚实地讲当时自己还完全搞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劳动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呢？大概是从感到解决此问题并不是通过立法就能解决问题的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28] 南原繁认为制作法律条文是自己对内务省所尽的最后义务，但最切合实际、能解决问题的可能是要研究今后如何接受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于是，他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此后，南原繁开始专注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认真通读了“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出版的杂志《社会问题研究》（1919年创刊），书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观点和内容使他受益匪浅” ^[29] 。此外，他还受到了研究劳动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节田民藏以及大内兵卫等人相关研究的一些影响。

南原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理论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问题，而唯物史观的问题则是哲学的问题。我有了这种认识后就开始研究、关注产生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源流的德国理想主义。我意识到与其研究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原理，莫不如追本溯源地从源流入手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30] 与此同时，南原繁还产生了要搞清楚哲学世界观和唯物史观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确的、可以持续多久的想法。当他读到《科学是空想》序文：“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不仅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作为始祖，甚至还把康德、费希特等不同的哲学流派的思想也作为我们引以为傲的哲学思想” ^[31] 的一部分时，南原繁立即联想到要判断唯物史观是否正确，则很有必要研究产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德国理想主义。“可以说作为哲学的一个世界观，究其根本，确定马克思主义正确性和可持续性的意识一直是萦绕在我头脑里的问题。我当时很迷惑，迷茫的同时也明确了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学习新知识、重新做学问……要想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源头中真正的精髓，就必须回溯究明德国理想主义、黑格尔、康德。于是，我开始考虑重新回到大学做学问的事情。” ^[32] 做出此决定的南原繁去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如实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劳动问题和社会问题并不是通过政治手段就能简单地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重新回到大学好好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33] 床次竹二郎认真地听取了南原繁的辞职说明，也很赞成他的想法，于是，南原繁于1921年5月义无反顾地辞去了内务省内务事务官一职。

十一重返东京大学

实际上在南原繁犹豫是否辞去内务省的工作之前，他也曾找过大学时代教过他“政治学”的大学恩师小野塚喜平次教授商量过此事。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听小野塚喜平次教授的讲义课，大学毕业就职前，也找恩师相商过有关毕业去向的问题。这次南原繁诚恳地和小野塚喜平次教授商量，要研究政治理论基础，是不是有必要从头开始做柏拉图的政治学史、政治学等哲学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南原繁做公务员时对劳动问题、社会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就产生了兴趣，也很想从理论上追根溯源学习、研究这些问题，因此，才有了重新回学校做学问的想法。小野塚喜平次教授认为了解时代的状况、明确有些事是力所不及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将来大学可能会需要在思想方面的政治学。因此，他建议南原繁研究政治学。

南原繁回到东京帝国大学是在1921年5月，此前法学部部长小野塚喜平次教授接受了日本学士院的使命出国一年，南原繁正好是此时回到了大学工作。南原繁认为大学之所以能接受他，可能与小野塚喜平次教授即将出国，已经考虑到让南原繁接他的课有关系。“我留校的想法如前所述，政治理论、柏拉图的政治学、政治哲学等基础性研究大学还是很需要的，我自身也是这样考虑的，并向小野塚喜平次教授做了上述的说明。不过我还补充说明我是个做过官员的人，我对劳动问题、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我特别希望能研究这些理论才想回到学校做学问的。” ^[34] 小野塚喜平次教授也很赞同南原繁的这些想法。“我想大概先生认为我想研究的内容不仅有先生本身的实证性科学解释不了的领域，也有先生政治学理论中尚没有出现的问题，这才是他接受我回到大学做学问的其中一个理由吧。” ^[35] 虽然南原繁当时并没有学术研究方面的业绩，只是在内务府工作时研究劳动问题时做了些翻译和资料方面的整理，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学术方面的建树。但小野塚喜平次教授考虑到将来思想方面的政治学会很有必要，于是，他在大学教授会上推荐南原繁做政治学和政治学史讲座的副教授，教授会的各位教授也同意了小野塚喜平次教授的提议。

此时，恰巧东京帝国大学在1919年开始恢复法学部，讲座和讲义课增加后教师人手严重不足，于是，法学部准备从毕业生中收集人才回到学校任教。在恩师小野塚喜平次教授的努力下，南原繁回到了母校。与南原繁同期回来的人都是从政府或民间著名企业回到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如1917年从内务省回到法科大学的田中耕太郎；1919年从大藏省回到经济学部的大内兵卫；1919年从大藏省回到法学部的高木八尺；1920年从住友公司回到经济学部的矢内原忠雄；1920年从农商务省回到经济学部的河合荣治郎；1921年从住友公司回到经济学部的江原万里 ^[36] 等，他们中有的人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校长、法学部的部长或院系的教学、学术研究骨干。

南原繁回忆道：“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政治学研究室，当时有小野塚喜平次教授、吉野造作教授、助手有蜡山政道和贺河村又介，研究室是个很大的房间。当时法学部还没有专用的研究室，最初是借用高野岩三郎教授开设的统计学研究室，之后发展成经济学部，后来才有了研究室制度和演讲课程。小野塚喜平次教授每天9点半到研究室，我第2个到研究室。平日大家都安静地看书，中午大家一起去‘山上御殿’教工餐厅用餐，然后，大家一起返回研究室继续读书专研。下午三、四点钟小野塚喜平次教授回家。” ^[37]

南原繁原来在内务省工作时，在研究制定“劳动工会法”方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困惑和疑问。他认为制定“劳动工会法”方案是国家大事，但首先要搞清楚与“劳动工会”相关联、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哲学观点，特别是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德国理想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则无法真正地应对日本当时的劳动运动和“劳动工会”等一系列问题。南原繁认为劳动运动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则扎根于德国理想主义哲学对现实社会中最契合实际的被关注的问题上，可以说究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所关注的本源与实质是南原繁决定回归母校、重新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缘由。

南原繁认为：“德国的观念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所在。” ^[38] 因此，为了彻底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基础原理，考察德国哲学的源流，解决“劳动工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困境，南原繁认为很有必要去欧洲留学学习西方哲学、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等政治哲学理论。

[1]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南原繁回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