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9月5日,南原繁出生于日本香川县大川郡相生村大字南野117番地。 生父三好贞吉,母三好菊。日本政府于同年2月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二战后被选为日本帝国贵族院议员的南原繁作为知识分子精英代表参与了二战后《日本国宪法》的议案以及审议的整个过程。儿时的他亲身经历了废止《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整个过程,中年后他又亲自参与制定了1946年11月出台的《日本国宪法》。如此,南原繁的传奇式人生便与日本近现代的历史有了某种契合。这一年恰好也是法西斯分子希特勒出生的年份。南原繁在二战前和二战时期对法西斯的思考与批判、二战后对日本国走向的导引,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跌宕起伏的二战后日本的历史长卷。
少年时代的南原繁本来应该与其他同龄人一样在景色宜人的乡下快乐地成长,然而,他却经历了与同龄的小伙伴完全不同的人生。1884年,南原繁25岁的母亲与入赘做女婿的三好贞吉结婚。婚后所生的长男三好昌平因病不久死去,长女三好中惠1岁多夭折。于是,南原繁实际上就成了家中的长子。南原繁的父亲三好贞吉原本是做邻里之间矛盾或纠纷时仲裁或调解人的工作,但因性格放荡不羁,在南原繁还不到2岁的时候被迫离籍 。因此,南原繁从小没有像其他的孩童一样随父姓,而是随了母亲娘家的“楠”姓。离婚后的母亲只好含辛茹苦地独自养育幼小的南原繁,襁褓中的南原繁便开始经历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小伙伴的童年。1895年,南原繁5岁时,母亲与邻村的广濑藤太郎再婚。这位石匠出身的继父,当时尚有小部分的田地可耕种,除了有饮酒的恶习以外是个近乎耿直的善良人。1896年3月,母亲生下了南原繁同母异父的胞妹馨。
南原繁母亲的娘家原本姓楠,经营着当地著名的世代相传的砂糖产业“岸野屋”。南原繁母亲的祖父楠驹之助和父亲楠松藏先后任当地负责砂糖行业的“组头” ,家族世代经营着糖厂。在家族田地里种植的甘蔗不够制砂糖的原料时还会去附近的村子里收购甘蔗,然后在工厂里生产出精制的砂糖,是方圆百里著名的“讚岐三盆”制糖老厂家。“岸野屋”糖厂每年先用大船把砂糖运到大阪府,然后销售一空满载小判 而归,在四国一带可谓名门望族。然而,明治维新之后伴随着日本政府产业结构政策的变化,楠家族产业逐渐败落了。1870年9月19日,明治政府准许平民百姓使用姓氏,第二年的4月4日新政府又公布了《户籍法》,平民百姓可以按照户籍编制拥有自己的姓氏。南原繁母亲娘家原来很风光的楠姓,被祖父楠驹之助一意孤行地改为“南原”。按照当时政府公布的《户籍法》的相关规定,一个家庭姓氏的变更同时也意味着原有家族地位与身份的完全丧失。从此,南原繁母亲娘家原来的楠姓便被改为“南原”。
南原繁的母亲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12岁时遭遇父亲病逝,心灵手巧在外面学手艺的她14岁便回到娘家开始肩负起振兴家族的重任。为了能独立地承担起这份重任,南原繁的母亲选择做日本传统和服,并从事终生。她14岁时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和服裁缝师傅,手艺成熟后她便教邻家和附近的女人做和服并以此谋生。南原繁的母亲做裁缝一直持续到去东京南原繁身边生活之前。南原繁的母亲50年间收了很多的徒弟,被当地人尊称为“师匠”。
南原繁在《母亲》一文中追忆母亲对他的人生影响时曾写道:“做和服裁缝这项工作不仅是母亲经济独立的谋生手段,还具有思想上的意义。对于母亲来说,经济的独立不光是在生活方面的独立,实际上也是在精神层面的独立。因为勤劳不仅使她能独担生活的重担,也使她内心和思想上不断地思取进步。” 教近邻做和服这项工作也磨炼了南原繁母亲的独立自立、好强上进的自尊心和吃苦耐劳的好品格。南原繁母亲这种优秀的品质也直接渗透到幼小的南原繁的心里,成为他人生的楷模。然而,这种不服输、独立自主和吃苦耐劳的性格也导致南原繁母亲的婚姻再次破裂。南原繁8岁时,他的母亲感到继父广濑藤太郎并没有能力帮助她重振家族往日的辉煌,于是,她便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培养幼小的南原繁身上了。
为了使南原繁从小立下振兴家族的远大抱负和理想,南原繁的母亲有计划地对他进行了作为家族继承人的一系列礼仪和品行等方面的教育。实际上在南原繁的生父三好贞吉尚未被取消户籍之前,南原繁的母亲就把还不到两岁的南原繁立为一家之主做了户主,还给南原繁穿上与一家之主的身份和地位相符的带有家徽的和服,并且,从言谈举止到待人接物的传统礼仪等都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指导和训练。她还经常让南原繁代表家庭,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去参加近邻和亲朋好友们举办的传统的庆典和婚庆丧葬等活动。在南原繁从小学升入中学的时候,曾经显赫一时的楠家开始彻底破落,楠家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制糖工厂也只剩下一部分宅基地了。南原繁的母亲经常拿出以前的宅基地图给他讲述家族往日辉煌的历史,嘱咐他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一定要重振家族往日的雄风。小南原繁每次都饶有兴趣地倾听母亲的讲述,并将母亲的殷切希望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于是,这个最初的人生理想在南原繁中学时代便成为他的人生目标。进入高中后的南原繁也曾无数次地在脑海中描绘着买回祖先的房屋和地产,重振楠家的宏伟蓝图。
南原繁的母亲对少年南原繁的教育方针源于她幼时在“寺子屋” 学过的儒家经典《论语》中“立身扬名兴家,即尽孝道亦是以天下为己任”等中国儒家经典的影响。这种儒家思想的浸润逐渐让南原繁养成了一家之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并终生保持着“强烈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顽强的主体性” [1] 。这种家族意识以及从小被灌输的对家族的责任感与自觉意识亦成为此后构筑南原繁“共同体”思想意识的基石 。这种以振兴家族的“共同体”意识,坚持独立自主的自律原则对南原繁其后的同乡共同体、同窗共同体、同事共同体、国家共同体、世界共同体,并把“共同体”意识不仅作为个体的担当,而且将其升华成人类共同体的思想意识无疑密切相关,影响深远。
有一次,当南原繁的母亲看到年仅5岁的南原繁跑到学校,站在教室外面认真听课的情形后,便于1895年4月,在南原繁年仅5岁零7个月的时候就让他上了当地香川县大川郡的相生寻常小学。相生寻常小学是在那个年代很少见的男女共校的小学,“此环境对南原繁日后形成的浪漫主义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相生寻常小学和日本当时的其他小学一样也是四年制,23岁的阿部正树训导 一年级至四年级,一直是南原繁所在班级的班主任。他学识渊博,有6年的教学经验,对每一位学生都充满了爱心。阿部正树不仅向孩子们传授知识,还经常教授学生们礼节礼仪,是一位十分优秀的教师。
阿部正树非常重视让孩子们从小立志,并且,他还强调要把人生的目标定得高远一些,鼓励孩子们通过刻苦努力去实现人生远大的理想。在南原繁寻常小学四年级(日本当时小学是四年制)毕业口试面试的时候,担任考官的阿部正树在与南原繁一问一答的过程中,再次肯定了南原繁在各个方面都十分出色的能力,于是,他站起来摸着南原繁的头对他说:“繁!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去东京学习。” 南原繁多次提及阿部正树先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位导师,他曾高度评价道:“他是一名学问优秀、充满爱心的优秀教师”,“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之一。”
受过“寺子屋”教育的南原繁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十分乐观,性格开朗坚强、做事情也极有主见,对生活更是充满了信心。这应源于当地浓厚的宗教意识、淳朴的民风浸润、“寺子屋”教育以及她本人所受的宗教精神的影响。南原繁的母亲出生于四国的讚岐,这里是日本著名的弘法大师空海 的诞生地,也是享誉日本的“八十八刹”朝拜神道圣地的信徒们在四国地区必拜的最后一个朝圣地。当地四季景色优美、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当地人无论是否信奉真言宗,都会给前来参拜的人们一些当地的小礼物,并且,还会向参拜者们免费提供食宿。南原繁的母亲自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传统中逐渐形成了对宗教的虔诚和对周围人的热爱。 [3] 讚岐的人们信奉金比罗神, 对宗教信仰十分虔诚的南原繁的母亲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参拜附近的神社。一有机会便会向孩子们灌输崇拜神佛的宗教思想。每当神社或邻居有法事活动时,南原繁的母亲便会带着南原繁虔诚地前去参拜,善男信女们参拜神社或法事活动的场景在幼小的南原繁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埋下了信仰宗教的种子。
南原繁的母亲经常教育南原繁和他的妹妹:“老天有看得见的眼睛、听得见的耳朵。我们所做的任何事,说出的任何话都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其实老天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 她经常把“信天命、耐苦劳!”挂在嘴边鼓励孩子们。南原繁的母亲最尊崇金比罗大权现、氏神 、天照大神 ,还有佛教等神佛思想。南原繁小时候家中就有严格的宗教习惯,全家人早晨起来后都要到后院的井边汲水洗净手和脸,然后,先拜西方金比罗大权现,再向东方拍手拜氏神杉尾大明神,进到家门后还要再次向供在神龛上的天照大神和佛坛上摆着的世代祖先们的牌位跪拜,这也是南原繁离开家乡去东京上“第一高等学校” 前每日家人必不可少的日课。 [4] 不可否认,由于母亲的这种言传身教,年少的南原繁相信并敬畏宗教中有一种超越自然的神佛存在,对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的南原繁彻底皈依基督教大概也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召唤。
1899年4月,南原繁从相生寻常小学毕业后,升入了香川县大川郡白鸟高等小学在引田村刚刚成立的引田分校的高等小学校。此时年仅9岁的南原繁便给住在香川县大内郡誉水村的生父三好贞吉写下了表达自己未来人生高远志向的《我望》 ,充分地表达了他想要继续求学接受上一级教育、立身扬名的远大志向和人生抱负。为了进一步培养南原繁,加强他的人生修养和人格魅力,他的母亲在南原繁刚上高小二年级的时候,便拜托邻村黑羽村著名的汉学家三谷椙之介先生每周教授南原繁两三次汉学经典中的《论语》等中国的儒家典籍。
关于这段历史,南原繁的弟子福田欢一等人在采访南原繁时,南原繁回忆道:“我家里虽然很穷,但却有很多布满虫眼的中国典籍《论语》《孔子》等。” [5] 南原繁将这些古书籍拿到三谷椙之介先生的家里,从小学高年级一直到中学,通过“素读” 的方法,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了这些中国的经典原著。“虽然那时我还不能完全读懂《论语》,但是我把《四书》和《十八史略》等全部读了一遍,请老师讲了各种各样的话题,书中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句子我至今还能背诵下来。这些中国儒家古籍中的学识不知不觉地构成了我的人生教养和学识。一个乡下的中学生从完全不知道时髦的西洋文化,到知晓天下学问、经国济民。这种想法使我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之后,我选择考了‘一高’,而后考入大学法科。” [6] 南原繁在《母亲菊追忆录》(私家版)中追忆:“我小时虽然是通过以汉字发音为主的‘素读’的方法学习的汉籍经典,但书中很多地方因为有日文解说,学习时根据上下文就能大致理解文章的大意,所以有些章节直到晚年仍然记忆犹新。” [7] 后来的史实也证实了《论语》中的“政者正也”对南原繁影响至深。 [8]
对于出身于贫穷家庭的南原繁来说,幼年就能得到中国儒家经典耳濡目染的熏陶,对母亲的感恩之情自然难以用语言表达,终生难忘。南原繁的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深知教育对培养孩子的重要性。她经常向南原繁灌输教师职业的崇高性,殷切地希望他能出人头地,长大后能成为当地中小学的“先生”。因而,当中小学老师的愿望便在幼小的南原繁心里扎下了根。1901年4月上完高小三年级的南原繁在修完高等小学四年规定的全部课程以外,他母亲还让他进了在同一校舍内的香川县大川郡“教员养成所” 学习了获得教师资格的全部课程。当时“教员养成所”的学生绝大部分是高等小学的毕业生,年纪在十五六岁到20岁之间。南原繁当时年仅11岁,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们要选学“讲习”科目中难度很大的教育学、教授法、逻辑学、心理学等课程。一年的“讲习”课结束后要参加县里的“教员检定资格考试”,合格者便可拥有“小学准教师资格证”。1902年3月,13岁的南原繁破格参加了“教员检定资格考试”,并顺利地通过考试拿到了证书。对于这段独特的学习经历,南原繁终生为荣,即使当上了东京大学校长以后,他也会经常提及诸如在东大的教师中,只有我一个人有“小学准教师资格证”之类的话题。
1900年4月,香川县立高松中学在三本松町设立了高松中学大川分校,定员400名,五年制,一年级招80名学生。1902年4月,地方政府决定要从相生村招收几名适龄学童。南原繁的老师们都劝他继续升中学读书,但他固执地没有听从老师们的建议。他考虑的是自己家境贫寒,自己已拥有了“小学准教师资格证”,以后可以一边当教员一边等待机会再读公费的“师范学校”,这样可以不让家里承担更多的经济负担。但是,到了中学开学的前夜,南原繁的母亲对他说:“考虑到你的未来,我还是决定让你继续上中学学习。” [9] 第二天,南原繁的母亲拜托要带孩子去上学的邻居带上南原繁一同去学校报到。同年4月,南原繁进入了香川县立高松中学的大川分校继续学习,这也成为南原繁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南原繁进入高松中学的大川分校以后,每天从家所在地的相生村到学校所在地的三本松町,要步行大约22千米,他还要按照母亲的要求自己做盒饭带着上学。这种艰苦自律的求学生活不仅锻炼了南原繁的体力,也磨炼了他的耐心与毅力。5年中,南原繁的各科成绩始终在全校名列前茅。他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努力向上的学习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学习的坚强毅力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十分突出,南原繁也得到了国语和汉语课的福家几太郎教谕 、英语课的铃木熊太郎教谕、西洋史课的大川利吉教谕几位老师特别用心的指导。福家几太郎教谕是位刚刚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年轻教师,但他却是位国语和汉语都教得很好的优秀教师,扎实的知识、优秀的人品和诚实的性格对学生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时接受到的国语和汉语的教育成就南原繁直到晚年时很好的人生教养。” [10] 铃木熊太郎教谕一口漂亮的英语、开朗豁达的性格和那份独有的教授范儿,激起了学生们对英语学习的极大热情和兴趣。这几位优秀的教师极大地鼓舞了南原繁这些年轻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点燃了他们的人生理想之火,引领了他们人生前行的方向。南原繁在中学时就能接触到西方文明,少年时就学到了英语和西洋史,这也为他进入大学后研究西方哲学、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南原繁的母亲除了十分注重对南原繁学问和教养方面的培养以外,由于她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净琉璃” 非常感兴趣,她本人还可以自己边弹三弦琴边说唱“净琉璃”的代表性曲目。因此,南原繁的母亲很用心地培养南原繁接受日本传统文化的熏陶。四国自古以来就是个盛行日本传统文化的艺术之地,当地有比关西地区最大的都市大阪府还闻名的演出日本“净琉璃”的“人形座” 剧场。在南原繁出生的引田这个乡下的小村庄,甚至还常年开放着上演日本传统“芝剧” 的小剧场。每当有节目上演时,总是座无虚席。南原繁从小就浸润在当地这种浓厚、传统的民间艺术“人形净琉璃” 环境中,这也是家境贫寒的南原繁和家人唯一的娱乐方式。所以,每当有演出时,南原繁的母亲便会带着小南原繁观看“充满人情味和精神力量”的传统“阿波木偶净琉璃” 。为此,年幼时的南原繁几乎观赏到了日本净琉璃所有的经典剧目。南原繁在十五六岁学习汉籍经典的同时,他母亲还让他师从“净琉璃”名师学会了许多著名段子与曲目。多年研究南原繁的山口周三认为:“在没有钢琴和小提琴的偏僻乡下,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也是因地制宜,很好地接触和培养艺术感觉的方法……南原繁演讲时抑扬顿挫、极富张力的声音应该与他儿时学唱过‘净琉璃’有关。” [11] 日本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代表艺术形式“净琉璃”所展示出来的那种人间纯情和层次丰富的人类情感培养了南原繁纤细的日本传统审美观和朦胧的浪漫主义情怀,同时也孕育了日后被日本天皇新年召见的“学者歌人”南原繁以及他创作的和歌集《样子》的诞生。南原繁本人也一直认为将来流传于世的应该是他的这部和歌集。
1907年3月,南原繁从香川县立大川分校中学毕业,18岁的南原繁人生中第一次独自坐船从四国的讚岐出发,穿越濑户内海,去京都大学的“第三高等学校”参加了日本旧制“高等学校”的选拔考试。7月,他考入了“第一高等学校”。日本当时的“高等学校”在全国只有7所,后来在名古屋又增加了一所,总共有8所。1907年5月修改后的《高等学校大学预科入学者选拔考试规章》规定:凡参加选拔入试者需在指定的高等学校和学部学习。学部分科如下:第一部甲类(英语法科、政治科);第一部乙类(英语文科);第一部丙类(德语法科、德语文科);第一部丁类(法语法科、法语文科);第二部甲类(工科);第二部乙类(理科、农科、医科中的药学科);第三部(医科),据此分类,文科分为英语、德语和法语三大类,南原繁进入了第一部甲类英语法科、政治科学习,当时学生定员是80名,分为两个班,南原繁被分在2班。
南原繁之所以能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的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家境贫寒的南原繁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位匿名的银行家在学费上的资助;二是小学班主任阿部正树鼓励他要去大都市东京见世面;三是受益于母亲和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从小励志振兴家族的理想促成。然而,南原繁的母亲并不赞同他离开家乡去千里迢迢之外的大都市东京求学。对于南原繁的母亲而言,除了要忍受与含辛茹苦带大的儿子长期分离的寂寥,更让她担心的是她倾注了全部心血培养起来的孩子,离开自己去花红柳绿的大都市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然而,此时的南原繁却抱定了“自己的将来一定会发生什么” ,“一定要试试看” 的决心。于是,1907年9月,南原繁告别了母亲和家人,独自一个人从偏僻的乡下去了东京,开始了在东京本乡向之丘校内南寮8号 的高中住宿生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正如南原繁的母亲所预料的那样,南原繁自从进了这所培养国家精英的旧制“第一高等学校”之后就“完全彻底地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 。
对于南原繁来说,进入“第一高等学校”不仅仅是从四国的讚岐来到了大都市东京开阔了眼界,更加重要的是还给他带来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巨大转变。究其蜕变的缘由,南原繁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答道:“我从乡下来到了东京,在‘一高’发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也可以说发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完全是校长新渡户稻造 给予我们的。我想对当时所有的‘一高’的学生来说都是如此,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乡下孩子来说简直就是开了天眼。” [12] 南原繁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对一位外国的年轻教师卡拉伊鲁(音)印象深刻。他在丸山真男采访他在“第一高等学校”的学习生活时追忆道:“以卡拉伊鲁(音)为中心的年轻教师们完全敞开心扉地教导并告诫我们‘你们在外面的世界想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前,先要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因为人是由内心世界构筑的。” [13] 在“to do(做事)”之前要“to be(考虑好)”。后来他又回顾道:“自从我来到了大都市,进入‘第一高等学校’ ,惊讶于更加前卫的世界新思潮,触摸到文化的真谛,犹如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大世界,所以,之前形成的人生观和生活理念便顷刻间轰然倒塌了。” 南原繁一语道出了那些出身于穷乡僻壤、很少能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及世界新思潮的乡下青年们初次接触到欧美文明与文化时,在异文化的强烈碰撞和冲突下,内心充满疑惑与新奇的众生相。
此后的南原繁几乎完全抛弃了年少时受家族净土真宗和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他欣然全盘接受了校长新渡户稻造的“感化” ,并毅然决然地与已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进行了彻底的“决裂”和“清算”,南原繁从此改信基督教了。高中二年级的暑假,当南原繁再次回到四国讚岐家乡的时候,他的母亲发现自己的儿子已彻头彻尾地变成了完全不认识的另外一个人。于是,她黯然伤心地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又转寄到在小学工作的南原繁同母异父的妹妹南原熏的身上。
南原繁在“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的三年间正值日本著名教育家新渡户稻造任“第一高等学校”的校长。丸山真男对新渡户稻造评价是:“新渡户稻造一方面构成人道主义和教养主义的源流,另一方面他始终是一位基督教的思想家。” [14] 南原繁对新渡户稻造的定位是:“他是在宗教教养主义和人道教养主义两方的影响下形成的教养……新渡户稻造的教养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着一种清教徒式的觉醒的超越主义。” [15]
新渡户稻造于1881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大学期间他主攻英国文学等课程,并赴美国、德国留学,毕业后留在札幌农校做了教授,但不久后生病去美国疗养。回国后他受到友人台湾总督后藤新平的邀请到台湾总督府工作,他在民俗调查和整顿制糖业方面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后来被京都帝国大学招聘讲解农业经济方面的课程。1906年9月,“第一高等学校”校长职狩野亨吉被任命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第一位校长,于是,新渡户稻造便接替他被任命为“第一高等学校”校长。1913年4月,新渡户稻造辞去了“第一高等学校”校长一职,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此时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巅峰时刻。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4月17日的甲午战争和1904年2月8日至1905年9月5日的日俄战争后,日本作为战胜国跻身于世界列强的五国之一,日本人开始为这两场战争的胜利感到骄傲和自满,不可一世。他们认为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号称强盛的大清帝国,完全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在亚洲一直以来的霸主地位,改变了东亚几千年来构成的“华夷秩序” ,日本从此可以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的霸主,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人普遍认为日本已经正式迎来了“大日本帝国的全盛时代”。当时,举国欢庆的日本人难以抑制因日俄战争的胜利所带来的天下无敌的高涨情绪。然而,在以汇聚“天下秀才”、培养“帝国忠臣”闻名天下的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新渡户稻造校长却反其道而行,强调要培养学生形成两种理念:一是要培养学生们的人道主义精神,主张要从人的内心构筑人性,并使之丰富起来;二是要培养学生们的国际主义精神。他认为世界是由各国相互依存才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世界各国只有相互提携、共同努力,才能构成真正的和平世界。 [16] 新渡户稻造与众不同的教育理念,主张青年人要拥有全世界的视野、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理念,他的这一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给予“第一高等学校”的年轻人极其深远的影响。
南原繁后来追忆道:“日俄战争刚结束,正是日本帝国兴盛隆起的时代。进入到天下秀才聚集的‘一高’,‘打算做什么事的时候,要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完全被校长的这种高见深深地吸引了。新渡户稻造是一位有着很高深的人文主义精神兼具西欧教养的人。” [17] 南原繁对“第一高等学校”新渡户稻造校长授课的细节也有很温馨的回忆和评价:“先生在大学授课时担任‘殖民政策’的讲义课,当时对先生的讲义课有两种批评的声音,一种是毫无体系,没有什么意思,对此我们从高一开始就知道。先生的讲义课虽然不是从绪论开始讲到结论那么完整,但是在飘雪的日子里,先生会首先介绍席勒的诗,然后由此进入‘殖民政策’的讲义课内容。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很好的讲义课。因为他给予了学生永远难忘的知识,先生以深厚的教养为背景对我们进行了很好的教育。总而言之,新渡户先生的讲义课虽然在逻辑上和形式上似乎有所欠缺,但是,先生的讲义课却有着学问上的哲学思想和宗教的价值,我们必须看到先生授课时的这些优点。” [18]
事实上“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们在接受了新渡户稻造的熏陶后便开始相互讨论,并分成了几个小组,还成立了读书会开展了各种议题和不同形式的讨论。他们提出了诸如:何为人生?何为文学?作为日本国民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采取行动前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付诸行动后我们还要反思为什么要这样做等各种议题。新渡户稻造校长对年轻人的这种国际主义“教化”使学生们带着青春期特有的烦恼与烦闷,在更深的层次上展开了对人性以及人生未来走向的探讨,因此,当时的“第一高等学校”被报纸和杂志等媒体称为“烦闷的一代”。 [19]
南原繁也和其他同学们一样,在新渡户稻造校长“感化与震撼”的同时,欲求挣脱青春的烦闷期,找寻人生前行的方向。自此,南原繁从小深受日本传统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人生信条也改弦易辙。但同时,追求人性的内在性和人生的真谛亦成为南原繁新的人生烦恼和困惑。于是,受到新渡户稻造校长“感化”的南原繁也迎来了人生中“曙光”与“烦闷”共存的一个崭新的青春时代。
南原繁接受了新渡户稻造校长的教诲,受到先生的“感化”后,开始积极地追求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探索未来的人生。他开始每天往返于教室和图书馆之间,每天除了学习教科书上的知识以外,他开始大量地阅读日本当时的思想家以及世界闻名的文坛作家们的作品。南原繁希冀通过阅读大量的世界名著,重新审视并思考今后的人生。他先后阅读了克莱尔 、希尔蒂 、歌德 、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 ,还有高山樨牛 、德富芦花 、尾崎红叶 、森欧外 、夏目漱石 等很多外国和日本知名作家的经典作品。这不仅满足了南原繁如饥食渴的求知欲,也为他提供了很多在文学和学术方面的给养,同时也部分满足了他探求人性内在精神世界的渴求。
但是,不久,南原繁发觉自己“越努力探求人性的内心世界也就越暴露出了更大的人生矛盾。自己变得开始不了解自己,不仅不能判断是非,甚至还感觉到自己的无聊和丑陋,甚至到了怀疑自我的虚无主义的境地”。 [20] 南原繁也深深地“陷入各种各样的烦恼里,深切地感受到了苏格拉底‘你要了解自身!’我想自己能做的事情不是选择自我破灭之路,而是要积极地去探求生存之道”。 [21] 于是,虔诚地追求那种“内在的、精神的、绝对的、永恒的” 精神为何物的南原繁打算拜访名师,渴望他们能为自己指点人生迷津。当时以“第一高等学校”和大学为中心,有很多著名的精神指导者。南原繁先后拜访了当时被称为“精神导师”的佛教真言宗的近角常观 、“本乡教会”的海老名弹正 、“富士见一番町教会”的植村正久等一代宗师。当时的“本乡教会一番町教会”和“富士见一番町教会”是东京两个最大的教会,此时也是这两个教会的鼎盛期。南原繁逐一拜访了这些大师,希冀大师们能解决自己的人生烦恼。此间,南原繁在同室教友石本慧吉的推荐和建议下,借到了内村鉴三 创办的杂志《圣书之研究》,“最后寻访到的就是《圣书之研究》这本小小的20多页已经出版的小册子,遂入了内村鉴三的门下。先生当时在东京的柏木埋头专研《圣书》第一卷。《圣书之研究》是一本充满了灵感的书籍,阅后犹如被电流击中一般。先生的这扇门很高深,但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进门的机会”。 [22] 研读了《圣书之研究》后的南原繁如梦方醒,茅塞顿开,他感到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前行的“精神导师”。于是,他开始参加此教会的各种活动,并定期地去参加内村鉴三的宣教会。
此时,正苦于找寻不到“如何拯救自己”的“烦闷时代” [23] 的南原繁,在精神导师内村鉴三激动人心的无教会超越主义的宣讲中犹如醍醐灌顶般地在混沌的精神饥渴状态中寻求到了人生的甘露。与内村鉴三的这场精神邂逅,也使南原繁与以往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也促使他与母亲寄厚望于一身振兴家族的夙愿分道扬镳。南原繁不仅虔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精神洗礼,自此也成为一名忠实的基督教信徒并影响他本人和家人持续终生。
南原繁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东京帝国大学 的岩元祯 教授用瑞士法学家卡尔希尔蒂博士原版德语的《书简》做教材,对学生们进行德语授课,于是南原繁开始对卡尔希尔蒂博士的《幸福论》以及其他著作感兴趣,进行了大量研读。南原繁终身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德国政治思想史应该是以此为契机展开的。1910年6月,南原繁以优异的成绩从“第一高等学校”毕业。
[1] 山口周三:『南原繁の生涯 信仰·思想·業 』、東京教文館2013年版、第46頁。
[2] 山口周三:『南原繁の生涯 信仰·思想·業 』、東京教文館2013年版、第12頁。
[3] 山口周三:『南原繁の生涯 信仰·思想·業 』、東京教文館2013年版、第47頁。
[4] 山口周三:『南原繁の生涯 信仰·思想·業 』、東京教文館2013年版、第47頁。
[5]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4頁。
[6]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4頁。
[7] 山口周三:『南原繁の生涯 信仰·思想·業 』、東京教文館2013年版、第48頁。
[8] 山口周三:『南原繁の生涯 信仰·思想·業 』、東京教文館2013年版、第48頁。
[9] 山口周三:『南原繁の生涯 信仰·思想·業 』、東京教文館2013年版、第49頁。
[10] 山口周三:『南原繁の生涯 信仰·思想·業 』、東京教文館2013年版、第50頁。
[11] 山口周三:『南原繁の生涯 信仰·思想·業 』、東京教文館2013年版、第52頁。
[12]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4頁。
[13]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5頁。
[14]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8頁。
[15]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8頁。
[16] 山口周三:『南原繁の生涯 信仰·思想·業 』、東京教文館2013年版、第56頁。
[17]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5頁。
[18]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5頁。
[19]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5頁。
[20] 1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6頁。
[21]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6頁。
[22]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6頁。
[23] 山口周三:『南原繁の生涯 信仰·思想·業 』、東京教文館2013年版、第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