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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研究意义

无论是对日本近现代政治民主化运动的叙述,还是对日本宪法以及天皇制的考察,抑或对日本二战后各项教育改革以及大学发展史的梳理,南原繁(Nanbara Shigeru,1889—1974)都是近现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一位无法绕行的人物。

关于南原繁的历史功绩及其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多年以来一直研究南原繁的日本学者、著名评论家加藤节 认为:“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猖獗狂暴的德意志纳粹与日本天皇法西斯主义把本民族视为神圣民族的狂热的‘超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仍然存在着一群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思想家。南原繁是此期间日本为数不多的批判思想家群体中以批判的彻底性而著称的杰出的政治哲学家。” 著名学者韩东育 也有过如下判断:“南原繁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他的及时登场,更体现在他对东京大学乃至整个日本国未来发展正确方向的设计与导引。他不但给日本国新宪法、教育基本法等国家全部基本重要法案的设计赋予了全新的思维,还唤起了茫然自失的日本国民创建新民主国家的热情。由此,他赢得了二战后日本国‘建国之父’ 的美誉。”

南原繁于1889年出生在日本国香川县下田市,毕业于东京大学前身的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学科。他在日本内务省工作了8年后重新返回东京大学做学问,1945年出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部长 ,同年至1951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和二战后东京大学校长。他发表的大量演说和学术著作成为日本二战后虚脱状态下全体国民极大的精神支柱。南原繁在就任日本二战结束后“教育改革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委员长期间,指导率领委员们一起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诸多教育法规,为战后日本各项教育改革的推进与成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南原繁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被选为贵族院议员后,还积极参与了日本宪法草案的审议工作,成为二战后日本新宪法制定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作为政治学者、政治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南原繁通过对康德、新康德、费希特等哲学家思想理论的研究,密切联系激变时代的社会问题意识,对古典哲学思想进行了认真考察,并通过对古典哲学思想严密的逻辑解释重新返回日本严酷的现实社会,进而对现实的意义提出了批判。最后,他将自己的研究课题定位“在政治社会中回归于目标”,并由此构筑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

南原繁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知性学术思想对二战结束后日本了解、认识、吸收西方哲学、政治思想,日本转型期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日本国民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认识、激发日本国民创建新的民主国家的热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原繁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与知性学术思想在日本的思想史以及日本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从日本历史的角度而言,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就其广度和深度,还是从长远来看,南原繁都是不得不提及的人物。” [1]

综上,对南原繁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和知性学术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对近现代日本特别是二战后日本人的思想变化轨迹、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凸显出来的日本独特的新国民精神改造和由此展开的国民性格之转变、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内在知性与宗教精神的问题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把握,进而以南原繁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和知性学术思想透视日本,通过邻家东瀛看中国,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并认识日本转型期的思想、文化脉络的走向及其对东亚思想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

二 先行研究成果

南原繁一生著述颇丰,著作种类繁多且内容涉及宽泛,包括哲学、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史、宗教、历史、文化、文学(和歌 )、教育、宪法等诸多领域及学科的内容。

南原繁的著作,从1942年11月出版的第一册单行本《国家与宗教》 至1958年7月出版的最后一册《故乡》 ,共计24册。从题材上看,论文、翻译、介绍类等文章从1923年4月至1968年1月共有38篇;演讲、对话、访谈类的文章从1934年8月至1972年1月共有127篇,其数量居所有类别之最;评论、随想、序、书评等从1931年3月至1971年7月共有95篇。几乎所有的论著、论文、演讲,包括和歌在内的文章被南原繁的弟子丸山真男、福田欢一收录在《南原繁著作集》 (岩波书店发行,共十卷、别卷一)里面。从1972年11月18日第一版开始至1973年8月18日陆续由日本岩波书店发行。1984年2月25日岩波书店又再次出版发行了这部全集的特装版。

南原繁的著作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部分是他的政治哲学学术理论,如哲学、政治、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史等,其中也涉及了战中对法西斯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南原繁著作集》第一卷《国家与宗教——欧洲精神史研究》、第二卷《费希特的政治哲学》、第三卷《自由与国家的理念——政治哲学论文集》、第四卷《政治理论史》、第五卷《政治哲学序说》等论著中。第二部分是关于“建立新日本、创造新日本文化、创建新民主主义国家”,保持中立、全面讲和等与日本当时的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政治哲学思想部分。此类主要论著大多被收录在《南原繁著作集》以下卷中:第一卷《国家与宗教——欧洲精神史研究》、第三卷《自由与国家的理念——政治哲学论文集》、第六卷《学问·教养·信仰》、第七卷《文化与国家》、第九卷《日本的理想》、第十卷《创造历史》等。这些论著大致为我们展示了南原繁关于二战后日本走向的全面思考及其作为思想界领袖的思想轨迹,以及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精神全貌。第三部分可以归为杂类,有演讲、和歌、悼文、序、书评及回忆录等。此部分不仅延续了南原繁一贯的严谨学术作风和渊博的学识,还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描绘出不同于以往的思想家、政治学者、教育家的另一种形象和风范,让我们感受到一位忧国忧民的跨世纪老人那颗高尚而平凡的心灵。

目前在国内外能查阅到的除了上述专著以外有关南原繁的传记仅有《访谈录·南原繁回顾录》 [2] 《南原繁——现代日本和知识分子》 《南原繁与现代》 。这三部书籍为我们描绘出南原繁从一个乡下无知的少年成长为日本著名的政治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诗人,以及其在日本处于战后民主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奔走呼吁,不懈努力的人生历程与思想变化轨迹。

关于南原繁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知性学术思想相关方面先行文献的研究成果,目前在国外能查阅到的有东京大学教授立花隆 编写的于2007年出版的《南原繁的语言》中立花隆的《缘何现在提起南原繁?》和《南原繁与学问·自由》、佐佐木毅 的《政治学者南原繁》、姜尚中 的《南原繁与宪法第九条》、鸭下重彦 的《结语——当下我们所欲求是什么?》等文章;南原繁研究会于2005年3月出版的“南原繁30周年纪念研讨会”论文集《南原繁与现代》中加藤节的《来自南原繁政治哲学的提问》、高木博义 的《南原繁的和平构想》、小林正弥 的《先驱的社群主义者南原繁》、福田欢一 的《南原繁先生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等相关文章;加藤节于1997年出版的《南原繁——现代日本和知识分子》; A.E.巴谢著,宫本盛太郎监译的《南原繁与长谷川如是闲》;加藤节在2011年9月“东亚的历史与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上发表的论文《南原繁的“爱国的民族主义”》、2017年在东京举行的南原繁研究年会的专刊《南原繁的战后体制构成》 等。

国内正式出版的文献和论文仅能查到加藤节的《政治与人》 和韩东育2006年在《读书》上发表的论文《两个八·一五》。加藤节的《政治与人》仅有一章考察了丸山真男与其导师南原繁之间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立场的不同,对本书的参考价值不大。韩东育的《两个八·一五》虽然文字不多,却高屋建瓴地概括并定位了南原繁的大学教育观、天皇观以及中国观等诸多观点和立场,对本书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原东京大学校长佐佐木毅 认为:“南原繁作为政治学者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洞窟哲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方面与他本人严于律己,只专研学问的学术学风和人格有关;另一方面也缘于他曾经做过政府官员,对行政事务性工作不感兴趣之故。相反,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将其诠释为他不仅是作为政治学者埋头于政治哲学以及政治思想的研究,而且是积极地全身心投入日本二战后的政治、教育、文化和宪法等各项改革中。这从1945年8月15日以后的东京帝国大学多变的命运中便可以体会并领略一二。佐佐木毅认为,“没有政治自由的地方基本上也没有政治学诞生的可能性。在日本二战后非常严峻的那个时代,如何明哲保身地生存下来,不同的政治学者有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也会极大地影响并左右着每个人的命运也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政治学者的南原繁的确有着与他人不同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和人生观。

对于上述这些先行研究成果中关于天皇退位的问题,韩东育进行了深刻、精彩的剖析:南原繁对天皇制国体论的认识揭示了建立在神话和天皇制国体论是导致这场战争的精神根源;而战争的不可逆转性又在相当意义上决定了潜藏在日本国民当中深刻的“内在缺陷”,即“新纪元”(新的“纪元节”)说堪称南原繁克服这一“内在缺陷”的利器。南原繁强调,所谓的“纪元节”是建立在神话与传说上且未经过任何实证性研究的,因而必须彻底批判地追究其政治界定的内涵。这种迷信的精神状态是把日本引向战争并最终使之覆灭的根本原因。日本用如此固有的传统和精神去赌一场战争的输赢并导致其精神自体毁灭的今天,日本人显然不能把“祖国”复兴大任寄托在过去的历史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历史不在于过去,而在于将来,在于将来全新的自我创造。 先行文献与此相关的成果很多,但至今为止,尚无人指出南原繁的“天皇退位论”是为了使日本在二战结束后能够延续国体,是他“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使然。笔者曾发表过相关的论文,但只是梳理了南原繁在二战前和二战结束后对天皇态度转变的过程,本书拟从学理上追本溯源地探究南原繁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及其思想根源。

关于二战结束后日本教育改革的问题。山口周三在《资料解读 南原繁与战后教育改革》 一书中很好地梳理了南原繁二战结束后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做出的具体工作和光辉业绩;大园诚在《战后改革的热情——南原繁的人间形成与教育理念》 一文中论述了南原繁教育改革的主张和理念。然而,在先行研究成果中没有专著或是论文详细的解读南原繁在日本二战结束后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所起到的主导性引领作用,特别是南原繁为什么力主二战后日本教育一定要进行改革的深刻原因,即源于日本人精神内部的“人间性”缺欠,从而导致全体国民盲目地服从极少部分人的精神控制和指挥,致使日本国走上战争不归途。本书第三章阐述并梳理南原繁关于日本二战结束后在各项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教育改革问题,从本源上探寻并考察南原繁力主二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深层原因和理论依据。同时,力图厘清南原繁的教育改革主张与他的天皇观、“和平构想”等层层环绕、错综复杂的逻辑关系。

关于南原繁的《永久和平论》问题,高木博义认为南原繁的《永久和平论》有五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精神革命”。南原繁的《永久和平论》是伴随着“精神革命”的达成而形成的,这也是南原繁“和平构想”的最大特点。第二个特征是“国体论”和“放弃战争论”。第三个特征是“不再步入军备之旅”。第四个特征是“坚守基于历史毫不动摇的信念”。第五个特征是“战后和平论”。南原繁的“和平构想”是日本战后一系列改革的重要精神支柱。南原繁提出要面向世界的“永久和平”、建立“人类世界共同体”、要“全面讲和”、不搞军事备战的“中立立场”、要与共产世界及自由世界“和平共存”的和平论为二战结束后的日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他的《永久和平论》来源于康德“在政治中构成人类最高善”的“永久和平论”。关于此观点,先行研究文献中关于南原繁“和平构想”的理论依据与来源至今尚无人提及。本书在第四章试图梳理南原繁“和平构想”的理论构建依据与思想脉络走向。

关于南原繁“中国观”的认识问题,韩东育指出:“昭和维新” [3] 的根本课题,表示针对上述日本精神自身而开展的革命是新的国民精神改造以及由此展开的国民性格转换、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内在知性与宗教精神的革命。 南原繁认为只有给国民注入新的精神生命,方可语恒久之自我。即只有在投身人类文化与世界和平事业的前提下,日本人才能找到自身的真正使命。日本所应遵循的“理性”和“真理”就是深刻地吸取军国主义的教训,在向被侵略国家真诚地谢罪并求得谅解的同时,建设起民主主义的新国家,并为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贡献智慧和力量。实现这一目标的大前提当然是永久放弃武力、永远做和平的国家,并永远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中立”立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南原繁认为要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保持“中立”立场,特别是中国。因为他已充分地意识到中国在日本未来的发展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作用。他指出:“我们应该对新中国的诞生和未来表示祝福,并与之携起手来以图东亚的和平与繁荣。” 先行文献的研究中没有探究南原繁主张和平的思想渊源,也没有从理论上考察探寻政治哲学理论。本书将从源头追溯南原繁在战前、战中对法西斯政治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从深层次上探寻他对侵华战争“谢罪”认识的深刻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

以上则是近几年在国内外能查找到的关于南原繁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研究的一部分成果。除了加藤节、韩东育的观点对本书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以外,我们不难发现其他人的观点与研究不足以概括南原繁在日本二战后转型期的关键时刻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至今为止,尚无人系统、全面地研究在南原繁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诸如“天皇退位”问题、南原繁为何力主教育改革的深层原因以及南原繁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谢罪”认识,特别是没有展开考察和探寻南原繁在日本近现代思想上和历史上彪炳于世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

三 研究内容

本书探讨的重点拟置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梳理南原繁不平凡的一生,尽可能地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与日本近现代激荡的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位有良知的日本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思想轨迹。

第二,对南原繁政治哲学体系中的思想渊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南原繁的知性学术思想之形成既有中国的儒家文化给予南原繁以东方式的文化教养及人格熏陶,使他从少年时期就立下“修身、齐家、治国”的大志,也有新渡户稻造与内村鉴三给予南原繁西方式的学问、思想及信仰之启迪。新渡户稻造追求人类内在世界的教养与学识为南原繁日后研究政治哲学和政治学,进而研究日本的政治哲学思想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新渡户稻造的国际主义精神与内村鉴三的“无教会主义”基督教精神则成为南原繁二战结束后主张放弃战争,保持中立与和平,创建新的民主国家之思想渊源。南原繁忧国忧民之情怀、济世之经纶无不渗透着东西方文化纵横交织融合之结果,又与他理论密切联系现实社会的时代意识密不可分。

第三,对南原繁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哲学命题进行理顺和整体把握。南原繁在代表作《政治哲学序说》中阐述道,他的哲学之路——“政治的知性”是由“常识的见解”转向“客观的科学知识”,进而迈向“质疑人类的历史应如何发展”的“世界观的哲学”,并且,最终自然走向“辩证法的发展”。这一思想的发展历程向我们展示了南原繁遵从知性的要求,将自己的课题定位于“在政治社会的回归于目标”,并明确决定由此构筑自己独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南原繁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框架似乎可以概括为“价值并行论”和“共同体论”。本书认为其中最具价值的是他将此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在现实社会中“学以致用”的“天退位论”、教育改革、“和平构想”等知性学术思想。

第四,南原繁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大致可归纳整理为以下四个方面。(1)关于天皇和天皇制的问题。南原繁认为天皇在法律上、政治上对战争没有任何责任,但天皇自身负有道德、精神上的责任。这显然与他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相左,也与他本人终生信奉的基督教相悖。南原繁这种浓厚、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他终生呼吁世界和平、建立民主主义新日本的“建国构想”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缺失。(2)关于二战后各项教育改革的问题。南原繁认为,教育改革与新宪法同样是一项重要的改革。要建设新的民主文化型国家、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尊重个人、培养希冀真理与和平的人、普及尊重传统与充满个性的文化教育等既是日本教育法最基本的教育理念,亦是建设新日本之根本。(3)南原繁反思战争,建立全面和平、民主的新国家“和平构想”。南原繁和东京大学六教授探讨的“终战构想”、在贵族院讨论制定以及修改新宪法、制定新教育法时与政府官员达到白热化的据理力争、与时任首相吉田茂的“曲学阿世”之论战等事实,凸显出南原繁为了把日本建成“民主、真理和自由”之国度具有的非凡的想象力和对天下大势的良好把握以及济世救民的拳拳“爱国情结”。(4)梳理了南原繁在政治哲学理论上对法西斯的批判,本书拟从理论上追本溯源地考察并试图找出相关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据。

南原繁的论著虽然涉及诸多学科的内容,但他一生中除了二战中、二战后,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象牙塔里”做学术性的研究,正因为如此,他的影响除了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格外引人注目以外,其他的大部分时间仅仅是在范围狭窄的学术界被同行以及弟子们所熟知,这也是长久以来南原繁在日本思想史等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不被众人所知,受到的关注较少,几乎没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南原繁关于哲学、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史等理论部分高深、难懂的确让普通读者或是一般主攻思想史的学者望而却步。加之,关于南原繁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的资料只能是在其回忆录、访谈录或演讲中捕捉一部分信息,有价值的研究或论著甚少。再者,由于南原繁少时便习英语、德语,年轻时又留学英、法、德国三年,他不仅可以研读西方哲学家的原文经典,还吸收了许多世界级哲学家的理论与逻辑之精华,其论著的理论性和逻辑性较强,且富有极强的哲理性,文章中很多章节或句子晦涩难懂。再加上表达方式深受西方语言的文法和表现的影响,结构复杂且句子较长不易理解,同时他的文笔又多为半文言半现代的日语,还大量使用了日常生活使用频率较低的学术用语,也为本书的文本解读和逻辑诠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无论是日本国内还是国外似乎尚未充分地认识到南原繁在日本思想史及历史上的作用、地位和意义。这从研究他的论著寥寥无几即可窥见一斑。此情形与南原繁在二战后转型期的关键时刻所起的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和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成正比,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机构的数量之少都是比较罕见和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也使本研究陷入了先行文献相对匮乏的境地。

四 研究方法

就思想史而言,大体不超出“历史·思想史”以及“哲学·观念史”的研究范围。前者将南原繁置于日本近现代史和东亚思想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特别注重南原繁思想与日本近现代史的关联性,从而在研究方法上将南原繁用以表达自身思想的若干观点、主张与日本近现代社会、政治、教育、文化传承的思想体系相关联,假设其思维方式、思考方法,进而凸显其观点与主张的自主性、关联性与逻辑性。南原繁知性学术思想中的“天皇退位论”、教育改革、和平构想和中国观等互为一体、环环相扣、纠葛缠绕构成庞大的思想体系,其思想中既有深奥的政治哲学原理,更有南原繁独特的立场和观点支撑,其内在的知性与逻辑关系似乎难以剥离与梳理。

丸山真男在《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 一文中指出,思想史可分为三类:“教义史”,如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史、日本的儒学史等。“教义史”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一般是具有高度觉悟的、抽象的理论体系或教义,“教义史”就是要追寻这种体系和说教的历史展开过程,而作为对象的人物往往是比较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观念的历史”,它的定义可以解释为:它并不以历史上某人物的思想为研究对象,而是以某个文化圈里,某个时代或几个时代里一直通用的特定观念为对象,研究这些观念与其他观念相结合、相分离的过程,追求这些观念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机能的变迁。“观念的历史”也重视某种观念的社会基础和主张者等因素,而且,由于这些因素的处理方法不同,“观念的历史”也会产生出丰富多彩的差异。总而言之,它的任务主要在于分析出特定观念的内部结构和某种观念与其他观念之间的融合关系,追寻历史发展的线索。“范畴的历史”主要是把时代精神或时代思潮整体作为历史的对象来探讨。以某个特定的时代为对象,总体地把握其政治、社会、人间、文学、艺术等各领域出现的思维方式以及相互关联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关联,也就是说,综合地把握时代精神的整体结构,从而解明其历史发展状况的一种思想史。

综上,本书拟借鉴“教义史”的方法,采取“历史·思想史”和“哲学·观念史”相结合的研究构想,对南原繁其人、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知性学术思想的“天皇退位论”、教育改革、“和平构想”、南原繁对侵华战争的“谢罪”认识、对法西斯的批判、政治哲学的思想渊源、理论框架和哲学命题等内容作出系统的分析、梳理及论述,同时,对南原繁与日本近现代社会、历史、文化、教育、宪法等多方面的互动影响进行追踪与探讨,从而对南原繁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学术上的影响有一个历史性的整体把握。

[1] 隆:「なぜ今南原繁を問われているか」、『南原繁の言葉』、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第3頁。

[2] 丸山真男、福田歓一:『聞き書 南原繁回 録』、東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隆:「なぜ今南原繁を問われているのか」、『南原繁の言葉』、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第18頁。 /JqoPI13rWSrECL4HmrlDSVyurfkQznFKATbtSDB5aFIy0e1qoNQmq0YDSWoif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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