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两个“八·一五”

二○○六年八月十五日，一个平行蒙太奇式的善恶视觉反差，为世人推出了两个势同水火的“八·一五”世界及其对决场面：小泉向甲级战犯拱手作揖的同时，也正在接受着已故东京大学校长、著名政治学家南原繁先生和日本主流知识界的审判。

“八月十五日·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八月十五日与南原繁追怀会”正式拉开了帷幕。安田讲堂，这幢几乎目睹和经历了近现代日本国历史全过程的红褐色欧式建筑，此时又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日本战败日及旋即展开的系列往昔场景。它为今天的与会者营造了一个它所熟悉的氛围。应东京大学黑住真教授和东京大学出版会竹中英俊先生的邀请，笔者于当日参加了集会，见到在这一氛围中，那些曾令安田讲堂感动的声音、理念乃至面庞，都再度登场，一如中断了几十年的系列正剧，终于重新开拍。由东京大学前校长、政治学者佐佐木毅，东京大学教授、政治学者姜尚中，哲学学者高桥哲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历史见证人、免疫学者石坂公成等日本一流专家学者组成的发言团体鱼贯而入，会场气氛为之肃穆和庄严。会议的主旨由本次活动的主要发起人，日本著名评论家、东京大学特任教授立花隆，做了特别说明。其大意为：在“小泉改革”的过程中，日本国的基础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放弃平等、海外派兵这些迄今被严格禁止的行为，均堂皇登场。舆论认为，接下来的安倍政权，将继续在“小泉改革”的延长线上不断行进，并且宪法修正工作也已经进入了其下一步行动的视野。

战后六十一年过去了。今天的日本，正在步入大的转换期。无论日本今后如何变化，人们都应该重温战后日本再出发时作为“建国之父”的南原先生是怎样构想这个国家的，以及这些构想方案中有哪些在后来的岁月里结出了果实，又有哪些不该丢弃的东西被人丢弃了。南原繁一八八九年出生于日本国香川县。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前身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学科，在日本内务省工作八年后返回东大。一九二五年任法学部教授，一九四五年任法学部部长，同年至一九五一年，出任东京大学总长。仅就日本近现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立花隆的推理显然不错，即东京大学是帝国大学，帝国既然是天皇的国家，那么帝大就应该是天皇的大学。也正是在这个逻辑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大日本帝国”的灭亡，也意味着“东京帝国大学”的灭亡。可旋即发生的“转语”是：旧制东京帝大的“死”，刚好标志了新制东京大学的“生”；“大日本帝国”的垮台，则换来了民主国家的扬帆；而东京大学的重建，亦即意味着日本国的更生。

南原繁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他的及时登场，更体现在他对东京大学乃至整个日本国未来发展的正确设计和拼死掌舵。他不但给日本国新宪法、教育基本法等国家全部基本重要法案的设计赋予了全新的思维，还唤起了“茫然自失”的日本国民创建新的民主国家的热情。由此，他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日本国“建国之父”的美誉。

能否坚持大学固有的办学理念以及这种理念是否拥有对整个社会的引领和范导作用，是南原繁校长主持东京大学校务以来的核心问题。南原在任六年间，安田讲堂的讲坛几乎每个月都要迎接他的到来。六年来他反复强调的办学理念只有两条：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全校学生为他离任校长时所举行的送别会上，南原繁不无感慨地说：“这六年间，我虽然做得不够却丝毫不敢懈怠的努力目标，是‘学术的自由’和‘大学的自由’。应该说，正是这两点得不到确立，换言之，由于这两点受到了威胁，日本才酿成了今日的悲剧。因此，学术与大学自由的确立，便不单是我等大学和大学人最大的关心所在，实际上还是建设新日本的必备条件。”南原繁之所以如此讲，是因为日本的教训刚好缘起于政治强暴了学术和大学教育所必须遵行的铁律。它与发生于东大的沉重历史记忆相连带，以至于今天，人们还经常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而抱恨。从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这四年间，堪称东大历史上的“遭难期”。根据南原繁弟子丸山真男的回忆，这期间，因学术行为及结论与当时泛滥的“国家主义”、“日本精神论”和“皇道哲学”等官方意识形态发生了严重争执甚至冲突，因此法学部、经济学部乃至整个东京大学，不久便以“赤化容共学风的出自本源”和“民主主义无国家思想”之“元凶”所在地等罪名，变成了官方和右翼势力整肃的重点对象。大学里的许多教授，在这种整肃中纷纷遭到驱逐——不是被停职，就是被起诉。一九三八年夏秋之交由官方做出的禁除教授会自治方针等决定，则几乎从制度和组织上摧毁了大学的基本原则。后来的事实表明，东大教授的横遭整肃及由此带来的噤若寒蝉局面，不但没有使国家走向强大，反而使灾难的降临具有了不可逆性，以至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九四三年，以法文科系为主的“东大生”也开始被押赴战场——“学徒出阵”，使一大批知识精英倏忽间化为炮灰。“八·一五”前的东大灾难，构成了南原校长一生难以愈合的精神外伤。因此，战争结束后他终身为之呼号的，便是“和平、民主主义和学术自由”。

一九四七年，在新制东京大学成立纪念日的演讲会上，南原繁以“大学的自由与使命”为题，严肃却不乏沉重地指出：“大学，是真理之府，也是理性之府。在大学所具有的教育、研究和知识传授这三大功能中，其必须保持的最重要品质，是自由条件。一旦该条件不保或大学应有的品质一经丧失，这个国家便即行衰退，这就是那场战争开始前日本的实况。”一九五○年四月十二日，他在新生入学大会上对大学的本职和本质进行了再度确认：“大学自身，作为探求真理的场所，不可自陷于眼前诸般变化的旋涡中。大学的非党派性，使它必须成为能够整理时代各种事务并对其施行科学讨论和尖锐批评的场所。但这绝不是说，大学因此便可以无视社会现实并从中退却，相反，大学的作用应该是如何对苛酷的现实和危机进行平静、客观和清晰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把握之。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可以被研究、被了解和被讨论。当超越了左和右与任何偏执的党派性进而唯余可与对决的问题对象时，大学参与时代事务工作的意义才能得到凸显。”南原繁显然是在忆及皇国意识形态对东大的强暴及旋即带来的恶果时，说这番话的。在他看来，建立在神话和蒙昧意识上的天皇制国体论，无疑是导致这场战争的精神病源；而战争的不可逆转，又在相当意义上决定于潜藏在日本国民当中的深刻的“内在缺陷”。

“新纪元”说，堪称南原繁克服这一“内在缺陷”的杰作。纪元，是某一历史的起点年和从此计算出的该历史年数。一八七三年三月，明治政府将《日本书纪》中神武天皇即位日——辛酉年正月朔（公元前六六○年二月十一日）确定为日本国的诞辰，史称“纪元节”。如此计算下来，则日本战败年的一九四五年，相当于日本国建国二千六百有五年。可是，这漫长的岁月究竟给日本人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呢？一九四六年，在日本战败后迎来的第一个“纪元节”上，南原繁发表了题为《新日本文化的创造：关于纪元节的演述》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重点强调的是这个“纪元节”与以往“纪元节”在本质上的不同，即迄今为止的所谓“纪元节”，是建立在神话与传说上的、未经任何实证研究因而必须进行彻底批判性追究的政治规定。这种迷信的精神状态，是把日本国引向战争并最终使之覆灭的根本原因。在日本用如此固有的传统和精神去赌一场战争的输赢并导致其精神自体毁灭的今天，日本人显然不能把“祖国”的复兴大任寄托在过去的历史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历史不在过去，而在于将来，在于将来全新的自我创造。因此，与其说今天是日本国二千几百年的纪念日，不如说是日本新纪元元年的第一天。

“昭和维新”的根本课题，便是针对上述日本精神自身而开展的革命，是新的国民精神改造以及由此展开的国民性格转换、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内在知性与宗教精神的革命。只有给国民注入这样的新精神生命，方可语恒久之自我；也只有在投身于人类文化与世界和平事业的前提下，日本人才能找到自身的真使命。一九四八年七月，传统的“纪元节”遭到废止。与此相连带，南原繁对一九四六年年初天皇宣布自己不再是“现人神”而是“普通人”的诏书表示了超乎寻常的欢迎。在他看来，这不但是天皇从“日本神学和神道教义”中获得解放和人性独立的宣言，也是日本国文化和日本国民从此摆脱所谓“特殊民族宗教之束缚”、确立具有普世人文主义价值基础并可能成为世界市民的重大转机。重要的是，这“一举完成的日本式宗教改革”（立花隆语），还促使南原繁开始进一步思考“天皇退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天皇在战争中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由南原繁最早提出的观点，成为战争结束前夜“东大七教授”秘密筹划完成“终战”工作最后一个课题的关键突破口。据《南原回顾录》载，完成“终战工作”的核心人物高木八尺，便正是在南原繁的“天皇道德责任说”基础上推衍出了“道德高于权力”命题，并将这一命题渗透给天皇本人的。它的逻辑延伸是：既然天皇对战争负有“道德责任”，那么天皇就应该以一个新的道德面貌出现；而为了塑造自己新的道德面貌，就必须离开权力的塔尖——因为“道德高于权力”。在该舆论和占领军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一九四七年，天皇果然公开表明了退位的态度，虽因周围人士的反对而未果，但此后的天皇却只能以“国民统合之象征”的身份存续下来，而这一条，后来被写进了日本国宪法。

人性有不可破的底线。即便在“民族国家”时代，“落后”与“挨打”亦不应构成必然的逻辑关联，就像不能见到穷人就必须杀掉一样。在南原繁的表述中，“犯罪”和“赎罪”，是他教育东大学生和日本国民时使用得最为频繁的词组之一。他坦言，日本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暴行（“暴举”），对人类犯下了大罪。他在《如何继承战没学徒的遗产》一文中指出：“这场对中国大陆、东南亚诸岛施加了如此暴虐并导致几百万人（实际数字应该是一千余万人——引者注）丧生的战争，不是我们民族的暴行和过错以及对同胞与人类所犯下的罪行，又是什么呢？！”正因为如此，南原繁才清醒地指出了日本人必须直面的实际状态，即“我们应抛弃二年历史的骄傲，并站在世界历史的审判法庭上”（《新日本的建设》）。他显然在思考着如何行动才能赎救这种全民性罪行的方式和方法。他认为，“现在以及将来我们所承受的苦恼和痛楚”，是“历史的复仇女神”要求“我国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即必然被陈诸真理和理性祭坛上的‘国民式赎罪’！”（同上）他于是把“偿还国民罪责和恢复名誉的任务”交给了年轻人，他翘首期待这些年轻人能与世界各国人民“全面讲和”，并为“人类同胞”的事业而尽职尽责（《人的使命》）。

日本的战败，一般被认为是美英武力打击的结果。南原繁的认识显然没有如此浅薄。在他看来，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未必就是美英”，而是“偶尔被它们所肩负起来的理性和真理本身”（《新日本的建设》）。这句话的反命题应该被理解为：倘若美、英有一天背弃了“理性和真理”，日本国民应当服从和捍卫的，则仍然是“理性和真理本身”而不是美英武装。南原繁把《波茨坦公告》的有关条款径称为今天的“大义名分”（《民族的危机与将来》，见南原繁：《和平宣言》），认为日本所应遵循的“理性和真理”，就是深刻吸取军国主义的教训，在向被侵略国家真诚谢罪并求得谅解的同时，建设起民主主义的新国家，并为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贡献智慧和力量。实现这一目标的大前提，当然是永远放弃武力，永远做和平国家，并永远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中立”。

作为著名的政治学家，他对二战后形成的东西冷战格局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把日本的重要任务设定为如何以中间者应有的“中立”立场来缓和东西方可能发生的冲突和争端。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却给日本国民“理性和真理”的坚持带来了政治思维混乱。南原繁十分担忧美国的这一政策会给日本“纯真的青年人”造成对和平信仰的“怀疑和动摇”，甚至摧毁“他们好容易才确立起来的（和平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他敏锐地断言，这一动向将成为“我国的根本理想——非武装—中立思想的转折点和引起军备论再度发生的诱发物”（《和平还是战争》，见南原繁：《和平宣言》）。事实是，由于美国政策的转变，已开始使“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日本有所复燃：“（有人）不但不把那场战争看成是日本的过错和不当，反而试图强调起它的历史意义来。即我国虽然不幸败北，但唯此也使亚非各民族得以从欧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无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云云（《如何继承战没学徒的遗产》）。他不能容忍战后昭昭然揭诸天下的日本和平“誓约”，因美国的无原则调整而化为虚诞，他的信念十分坚定：“我日本国民即便将来一无所有，也要做信义、忠诚和认真的国民！”他呼吁，现在，“尤其是现在，对我国来说最为要者，就是坚守宪法所规定的自由与和平理想，而不可有丝毫的动摇”（《和平还是战争》）。他甚至不允许有人在和平主义的观念和行为当中掺杂进任何不健康的思想成分，因为类似于“卧薪尝胆”式的和平主义诉求，是无法使国家得到真正复兴的（《学徒的使命》）。

由于他预见到位处如此东西冷战格局中间的日本，倘把握不好，将极易出现“一边倒”的可怕情形，所以还反复告诫他的国民：只有“中立”，才能“独立”。日本人除了做好两个世界的融和工作外，绝不可偏向任何一方，也绝不可以设定任何“假想敌”。他坚信：“历史绝不总是暴力和非合理力量的统治场所。正如本次大战所显示的那样，只有正义和真理才能带来最后的胜利。这才是历史的逻辑。”（《世界破局的危机与日本的使命》，见南原繁：《和平宣言》）按照南原繁的论理，无论是谁，一旦乖离了这个逻辑，也就乖离了“理性和真理”；而乖离了“理性和真理”的国家，纵然是美国、英国，亦必将丧失其模仿意义。日后发生在东亚区域内极难解决的诸多事端，都证实了南原的预言——《日美安保条约》在今天的东亚国际事务中，已变异为该地区短期内难以疗救的膏肓痼疾（参阅拙稿《东亚的病理》，《读书》二○○五年第九期）。

事实上，日本在外交事务中的“一边倒”倾向，在它只与西方和谈而完全无视中国和苏联等行为上，已表现得十分明显。面对无异于抽掉了“中立”与“和平”这一战后日本国基本国策前提的政治走向，南原繁挺身出阵，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召开于华盛顿的“被占领国全美教育会议”上，公开提出了包括与中苏缔结和平条约在内的“全面和谈论”，并重申了他的一贯立场：“尽管欧洲和亚洲已经被演化为冷战舞台，但如果有一天真的出现了最严重事态，日本所应选择的道路也只有一条，那就是严守中立，而绝不参与任何战争！”南原的仗义执言，与将日本助推到“一边倒”道路上的当时总理大臣吉田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一九五○年五月四日，在日本各家早报上，几乎同时推出了吉田茂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发言：“南原东大总长在美国叫嚣要全面讲和，这不过是一个不通国际事务的曲学阿世之徒所发出的学者空论而已！”——这就是在日本引起过巨大反响的“曲学阿世论争”。作为“全面和谈论”的舆论界领袖，南原繁的影响，有力地遏制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日本死灰复燃的危险走势，也对日本政治的懵懂右转趋向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如果了解“全面和谈论”提出的真实背景，则南原繁的主张根本就不是什么“曲学阿世”和“学者空论”。南原能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他已充分注意到中苏特别是中国在日本未来发展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意义。他认为：“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正如过去一样，决定日本将来命运的，完全取决于我国对新中国的态度如何。”他认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那里正发生着伟大的变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只有现在诞生的政权，才堪称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应该对新中国的诞生和未来表示祝福，并携起手来，以共图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如果仅仅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体制的不同为由就妄称不共戴天，并在彼此间画上一条线，那么请问：我们是不是想重复战争的惨祸？这岂不是要把我国推向永远灭亡的道路吗？！”（《如何继承战没学徒的遗产》）高桥哲哉教授演讲中插播的“靖国神社”录像，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安田讲堂现场，也带回到问题严重的日本政治现实中。

透过“八·一五”当天日本右翼游行队伍震天的吼叫声和安田讲堂学者们的愤激而冷彻的现实分析，人们不能不承认，今天的日本政治，与南原繁时代崇高而富于前途的国家理念正在做相反方向的疾驰：自一九六○年新《日美安保条约》的制定，一九六七年旧“纪元节”的恢复，到“警察预备队”朝“自卫队”和“自卫军”组织的变身，日美同盟的空前加强，“周边有事法”和“海外派兵法”的遂行，“皇国神道”论的复燃和靖国问题的白热化，钓鱼岛、独岛和东海油气田水域的局势紧张等等，都已严重地危及日本国立国之本的宪法“第九条”。立花隆感慨道：“终战”六十一年后的今天，主张对承诺“永远放弃战争”的日本国宪法进行修改者，已逐渐变成了日本国民的大多数；而去年辞世的日本前副总理、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在临终时甚至说：“今天日本社会的急遽变化，与昭和六年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后的激变情形已非常相像。我对此十分忧虑！”发生于“八·一五”当天的重大纵火案，验证了这些看似耸人听闻的讲法——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的老家、山形县鹤岗市一座约三三八平方米的二层住宅连同事务所，竟被来自东京的右翼分子纵火烧掉！只因为加藤主张东亚各国和平相处，并在媒体和其他公开场合谴责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据报道，这个纵火犯行凶后还当场剖腹自杀（未遂待审）！面对禁止言论自由这一危及民主政治底线的卑劣行为，加藤没有退却，爱好和平的民众也无所畏葸：在“八·一五”当日的善恶对垒中，既有小泉登峰造极的靖国表演，也有东京大学的理性抗争；既有修宪者的剑拔弩张，也有“九条会”的拼死护持；既有右翼团体的呼天骂地、杀人放火，也有广大民众的冷眼怒视和反恐呐喊。日本的各家报纸还大多以负面的笔法在头版（除《朝日新闻》外）报道了小泉当天的行为，认为这是小泉下台前所干的最后一次“愚行”、“蛮行”和“暴行”。立花隆希望，小泉政权应该在最后一个“八·一五”去认真倾听南原繁的声音。事实是，小泉不会再听，但日本的知识精英和民众却认真在听——“我们应永远把宪法第九条传承下去并格外珍视之！”（南原繁：《第九条与国际政策》）南原校长显然是参透了日本的历史和未来，才说这番话的。它的意义，将随着事态的发展而越发得到凸显。

初稿于八月十五日·东京大学，修订于八月二十五日·东师史苑
原载于《读书》二〇〇六年第十一期

附记：

卢丽教授的大作《南原繁思想渊源和政治哲学理论研究》，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日本“建国之父”《南原繁研究》的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的。能做到十数年如一日地去研究一个人物，作者的学术精神首先就非庸常者可比。一般来说，博士论文从通过答辩到专著出版，确实需要一个阶段的沉淀和修整工夫。可如果有人得到学位后还会用去读博年限的三倍时光去“上穷碧落下黄泉”，去穿梭于海内外来搜罗、爬梳和占有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全部资料，那么我想，大概也只有卢丽做到了。她那样认真不苟，那样惊喜于自己的每一个发现，对于学术又是那样地膜拜甚至已达到了信仰的程度，这些，都是我以前很少能见到的，当然，也是某些只给博士学位和研究生涯定位以工具价值和生计目的的学生和学者所当深思的。而我之所以拿一篇旧稿权作该著述的代序，除了作者的研究内容与此有关外，还因为自己明显感受到在南原繁的话题上，作者已经攀至国内的最高端，而我又实在不肯去做了无底气的聒噪。尽管如此，作为作者博士课程期间的指导教师，我倒经常可以从如此认真的学生及其结实的论著身上获得逆向的激励。我想，这也应该是从事其他职业者所无法体察和无法理解的幸福吧。

韩东育
2021年5月6日·长春 dDNMbSdtZC7ObVLK8G1rhPQrpVYwe1h1xjOhSEfJrb3ZM0Bsaqq04SIRraJtkW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