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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科学已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又是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或更准确地说，它构成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一个基本途径。政策科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途径而出现的，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它日益被融合在“新公共管理”的范式之中，成为新公共管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实际上，它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是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研究途径的替代物而出现的，此后不少学者主张用它取代传统的行政学研究；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887年W.威尔逊的“行政之研究”一文是它诞生的象征性标志），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它自己的一整套理论原则、假定和方法或范式特征。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者G.彼特斯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称为“旧时代的宗教”，并归纳出它的如下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笔者本人在“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一文（载《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曾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信念或范式特征为四个方面：一是采用制度或法理的研究途径，并以官僚体制（正式的政府组织）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二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构成其理论基础；三是致力于政府管理的普遍原则的探索；四是强调以行政效率作为最高的标准。
以上信念既反映了早期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论成就，又充分显示出其缺陷或局限性。它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这种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已开始（其背景是政治学中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公共行政学传统的批评来自各个方面，而最有影响的是这样两篇论著：一是罗伯特·达尔的“公共行政学的三个问题”——它批评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不能解决好它自身与规范价值、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三方面的关系问题；二是赫伯特·西蒙的《行政行为》——该书集中批评传统的行政原则和政治—行政二分法，并试用确立一种以决策过程为核心的行政行为理论。但是，这两篇论著都未能最终超越公共行政学的传统。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新公共行政学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传统行政学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是公共行政学范式的一次转变。但是它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续性，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年），它以公平为核心，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于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70年代以后，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研究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核心，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七八十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的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府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对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发展有益的启示：
——必须充分认识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学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一种研究途径的事实，把政策科学的研究放到公共管理的大背景上去考察，熔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于一炉。这将有助于开阔政策科学研究的视野，拓宽研究主题，并形成新的知识框架，也有助于政策科学的研究更好地为现实的公共管理实践服务。
——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学作为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以及作为政策研究的一个主要途径的地位与作用。任何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活动有经济的成本与效益，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更是当代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一个基本方面，因而经济学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是政策分析不容忽视的知识基础，目前国内政策科学界对这一点的认识不足，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加强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为政策科学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应该加强对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定量技术的研究。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之所以成为独立的学科，与它有过硬的分析手段有关，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与技术。目前我国政策科学研究基础不牢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对于研究方法重视不够，定性的东西多，定量的东西少；至今没有一本像样的专著或教科书系统地介绍分析方法。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对政策分析方法尤其是定量方法的引进、研究和开发，真正使政策科学成为“硬”科学。
——应该加强对西方政策科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的前沿的跟踪研究，积极地批判吸收西方政策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当务之急是跟踪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政策价值观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以及新公共管理学发展的一般趋势的跟踪研究，完善我国政策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发展政策科学的各种分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