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蜀学孕育和发展于巴蜀大地，独具特色，与齐学、鲁学、关学、洛学、闽学、湘学、浙学等，共同成为中华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蜀学历史，其在制度创设、学术创新、信仰体系、经典体系、核心价值等方面皆有独特造诣，对中国传统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近代以来，随着学者对蜀学的研究不断深入，界定蜀学的定义、时空范围、内涵与外延，并且注重蜀学与巴蜀文化的相互关联，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当今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指明了方向。本书选取的文章，涉及蜀学的总论、断代分论、专题研究等方面，回顾和总结蜀学研究的相关重要成果，以期勾勒蜀学研究之要点与层次。

总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便于读者直观探索蜀学之门径，可从中宏观地了解蜀学的含义、特征、贡献等。刘咸炘、谢无量、谭继和、谢桃坊、查有梁、舒大刚、彭华等诸多学人曾对此多有探索。刘咸炘先生的《蜀学论》概括了蜀学的内容，并提出了蜀学的三个重要特征，即易学以蜀学为盛、史学在唐以后莫隆于蜀、文学则盛于汉与唐宋，刘咸炘先生积极倡导“蜀学复兴”，《蜀学论》是展现其思想的杰出代表作。谢无量先生认为“蜀有学，先于中国” ，而没有先发于蜀地的学术，都得益于蜀之后影响力使其更为强大和广泛，这具体表现在儒学、易学、道学、佛学和文学五个方面。同时，谢无量先生剖析了在儒道佛三种最具影响力的传统主流思想中所涵盖的蜀学内涵，这对近现代以来学人和大众对蜀学的理解方式以及蜀学影响力的扩大，贡献颇巨。

蒙文通先生对巴蜀史的问题很早即开始了探索和归纳，他全面论述了巴蜀的区域、巴黔中、巴蜀分界、巴蜀境内小诸侯、蜀的古代、巴蜀的史迹六个问题，为后继学者研究巴蜀历史和蜀学提供了诸多便利。谢桃坊先生通过对蜀学代表人物之分析，认为蜀学具有坚持学术传统并占据时代前沿、引导一代思潮的特点；他还在梳理蜀学发展的学术渊源的基础上，揭示了自宋代四川地区产生了真正的学术文化以后，与中原地区产生的互动情况。谭继和先生对蜀学的贡献有进一步阐发，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主干，三学各有根柢，其根柢皆与蜀学有关，并归纳了蜀学“仙源（道源）在蜀”“儒学源蜀”“菩萨在蜀”三大开源性或奠基性贡献。查有梁先生将蜀学定义为“巴蜀的学者们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领域内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 。并且界定了蜀学发展历程中的三座里程碑，即蜀学含义深化扩展的三个阶段。舒大刚先生与胡游杭硕士详细指出了蜀学在制度创设、学术成就、信仰体系、经典体系、核心价值等方面的独特造诣和精深探究，阐明了蜀学对祖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并指出蜀学的这些特征仍是当今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构建当代“新蜀学”的重要资源。彭华先生则认为，蜀学的特色在哲学方面是深玄之风，玄而不虚；在史学方面是文献之传，通观明变；在文学方面是但开一风，表仪一时。

前有学者关于蜀学全貌的通论概括，接下来就是有关历代蜀学发展情况的研究，即断代分论部分。自西汉以来，蜀学兴盛，比于齐鲁，在历朝历代几经起伏。胡昭曦、舒大刚、吴龙灿、张凯等学人各有着力。学人们对各断代蜀学的发展情况也予以关注，成果丰硕。胡昭曦先生从学术思想、学术传承、学术宗旨与内容等方面着重阐述了宋代蜀学长期蓬勃发展的特征、成就与影响。并且胡昭曦先生还以培养蜀学人才的尊经书院为视角，指出尊经书院在近代蜀学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我们研究书院和地方学术史提供了经典范式。舒大刚先生系统概括了蜀学在历代的发展情况，认为蜀学经历了先秦孕育、两汉初盛、魏晋南北朝持续发展、隋唐五代异军突起、两宋高峰、元明清相对低迷、晚清民国极盛的七个发展阶段，其中又以成果较多、影响较大的先秦、两汉、两宋和晚清民国四个时期为其高潮，以这种“七个阶段、四个高潮”的论断分析了蜀学的发展过程、起伏变化，对研究蜀学的断代分论具有指导意义。

舒大刚、吴龙灿两位先生阐明了汉代巴蜀经学的发展情况，认为其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自严遵始融《易》《老》于一炉，扬雄创拟经新篇，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之特色。

清代尤其是晚清是中国历史的变革期与转折期，这在引领时代发展的学术思想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分析这一时期蜀学发展的特点与成就是理解蜀学从传统学术步入现代学术阶段的关键所在。舒大刚先生解决了这一问题，他阐明了“晚清巴蜀书院，名列全国前茅；晚清巴蜀学人，彪炳华夏史册；晚清巴蜀学术，蔚为国学重心” 三方面的成就，并详细分析了晚清巴蜀学术对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开创之功和促进意义。清季民初，西方学术分科格义中国学术，近代新学术由此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复兴蜀学成为四川学人的群体诉求，张凯先生认为：一方面，巴蜀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的立场不同，建构蜀学的系谱及其内涵因时而异；另一方面，以今文经学为线索，坚守今文经学立场的学人倡导蜀学，试图以今文经学的“义理”与“制度”整合古文学的“事实”与“方法”，由此演化出近代学术转型的新路径。蜀学渊源、历久弥新，经过七个阶段、四大高潮，并延续到今日的不断发展，与各地学术互动交流，将促进学术研究新阶段和新形态的形成。

蜀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源于其在儒家经典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文翁开办石室学宫，其教学内容即突破中央“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体系而传授“七经”（“五经”加《论语》《孝经》），将《论语》《孝经》纳入“经典”。“七经”体系到东汉时被普遍承认，实现了儒家经典体系的首次突破。唐代科举考试的经典是“九经”（《诗》《书》《易》加“三礼”“三传”，即使“开成石经”刻了十二部也不称“十二经”而称“九经”），而“蜀石经”却一共刻了十三部（“九经”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并命名为“石室十三经”（或“蜀刻十三经”），“十三经”体系由此定型。在推动儒学不断发展的同时，蜀学也具有对佛、道二家学术兼容并包的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信仰体系和核心价值精神。蜀人“道德仁义礼”的价值体系，实现了道家与儒家、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务虚与务实、本体与实用的统一，对儒道互补、知行合一的新儒学体系构建有着重要借鉴。

关于蜀学各专题的研究成果，涵盖了史学、哲学、易学、美学、文学、宗教、科技等诸多方面。蔡方鹿、刘俊哲、金生杨三位先生揭示了巴蜀哲学的特点与深刻影响，指出其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分支和巴蜀地域文化精神的体现，不可分割地与中国经学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哲学史和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促进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发展贡献巨大。李远国先生将目光聚焦于巴蜀历代道教文献及其价值，指出由于蜀学兼容并包、儒道互摄的价值体系，使蜀学的道教发展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使文献整理与思想阐发齐头并进。除了传统经典领域的专题研究外，学者们还将目光聚焦于科技创造等新的研究领域，查有梁先生便列举了巴蜀科学技术中影响世界的十大成就，令人叹为观止。粟品孝先生重点阐述了“统观蜀学，大在文史”的蜀学在史学方面的宏大成就，可谓蔚为大观，故刘咸炘有言：“盖唐后史学，莫隆于蜀。” 舒大刚、李冬梅二位先生具体考察了巴蜀易学，将其分为两汉滥觞期、六朝续传期、唐代总结期、两宋高峰期、元明以下流衍期五个阶段，并统计自两汉迄清末，历代巴蜀易学著作约有180 余种，这些著作尽管数量不多，然特征鲜明，流派众多。刘咸炘曰：“易学在蜀（伊川语），如诗之有唐矣”（《蜀学论》），信然。李凯先生则指出古代巴蜀文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即汉、唐、宋三代繁盛的“三盛”时期和魏晋、元朝相对衰落的“二衰”时期；并且古代巴蜀多一流作家，他们往往代表着当今文学乃至整个文学门类的最高成就，宋代已有“蜀儒文章冠天下”之说。在艺术美学领域，以文人画为代表，姚宇轩先生提出了自苏洵开创宋代蜀学，主张人情、兼采佛道后，为文人画意识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形成了尚平淡的风气、“逸品”的确立、与权变有关的“随物赋形”论和“诗画本一律”绘画观，对后世影响深远。

根据编者的体会，当前有关蜀学研究有三大特征。第一，是重视遵循传统学术研究的理路。蜀学学人们主要从蜀学的含义、内涵、发展阶段、特征、成就与影响等方面对蜀学发展进行探究与评价，例如刘咸炘、谢无量、蒙文通等对蜀学的整体面貌进行了概括；胡昭曦、粟品孝等着重对蜀学的含义展开了探讨；谭继和、谢桃坊、舒大刚等对蜀学的时空维度和成就贡献进行了分析；同时学者们通过代表人物、重要时间阶段和书院机构的分析，探讨了蜀学各方面的影响。这与儒学研究、文史哲学研究、宗教研究等学科共同遵循了传统学术研究的理路，有利于后继学人和读者快速直接概览蜀学之面貌，促进蜀学学术的延续；但从另一方面看，蜀学研究缺少专题性、细节性、以小见大等角度、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的研究成果，多扬少抑，缺乏思辨性。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蜀学研究的进一步扩展。

第二，是蜀学研究不断深入，重视与相关学术的关联，逐渐受到学界关注。蜀学研究重视分析与儒学、宗教、史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关联，而后进一步探讨蜀学的发展内涵，这促进了读者大众对蜀学的认识与理解。自近代以来，在经学界诸前辈多年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后，蜀学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文献的、考古的材料不断涌现，同时依托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的研究，使蜀学的研究不断向更全面、宽广和纵深的方向发展，这为日后的蜀学研究提供了更多样的方向和更丰富的参考材料。

第三，是蜀学研究重视蜀学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研究，欠缺了一些关于历史认识的总结和反思。当前蜀学研究对蜀学本体论的探讨已经十分深入，这增强了蜀学学术的独立性，并扩大了蜀学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影响力。但是，从蜀学研究本身来看，少了一些可以上升到精神价值层面的探讨，诸如蜀学独有的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的构建问题，以至于在方法论上，蜀学之精华所具备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难以彰显。关于这一点，舒大刚先生近年已有相关文章进行了探讨。

本书选取的文章皆观点精辟、论证严谨、思想深邃，可谓蜀学研究之精粹。希望本书对目前蜀学研究的一点初步总结，能抛砖引玉，为蜀学研究提供一些借鉴。总体看来，蜀学在制度、信仰、经典、学术、核心观念等方面颇有创新和贡献，始终与中原学术形成互补互动，助力主流学术发展。当代学人正当继承这一传统，重构儒家经典，重推儒道和治，重阐核心价值，重新探讨新蜀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经典体系、信仰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期望今后的蜀学研究中能遵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并“以史为鉴、经世致用”，不断提升蜀学研究方法，扩宽蜀学研究视野，取得更具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为充实地域学术内涵、促进中华学术文化发展贡献巴蜀力量！由于编者学力有限，书中分类、选排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此责当由编者承担，敬祈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