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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化的新学术之建设，全世界人皆有责任焉。新国学之建设，全国人皆有责任焉。新蜀学之建设，全川人士皆有责任焉。吾今就乡言乡，觉新蜀学之建设，大有及时提倡之必要，而在提倡建设之前；尤有一先决问题，谓须先养成周密深入之观察力，精卓严明之判断力及优美和粹之修养力，而后从事焉，乃可以收建设上之实效也。奚以明其然耶。非明其观察，莫由穷物之理。非精其判断，莫由致吾之知。非有健实之修养，莫由行其所知。起人之信，是故心力之锻炼，实乃一切学之学，一切法之法也。既确立“心力之锻炼”之目标矣；又须博搜客观之资料而鉴别其醇疵，由具象的、个别的事物中推见其抽象的、共通的原理，乃可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愚固未之逮也，然蜀学在历史上之变迁，为蠡测所及者，正复不妨略述一二，为读者诸君告。
由史家眼光观之，我蜀先辈，在两汉两宋明清诸代学术史上，各皆有其当相之位置，西汉司马相如以飘飘凌云之天才，为西蜀文学之导师，在彼时代，诚不媿为唯美主义的文学家矣；然言乎殚见洽闻，饶有科学之精神者，则审是主义的哲学家杨子云，尤足尚也。
杨子默守太玄，本有契于形上之真理，然于客观之资料，仍务极意搜集，而酌施其鉴别力，其言曰：“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扬子法言·吾子》此与孟子“既力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孟子·离娄上》，荀子“兼陈万物而中县衡”《荀子·解蔽》之旨趣，实相共通，即揆诸孔门“博文约礼”之训条，亦觉思过半矣。唐代学者，尚论先秦两汉，往往以荀、杨并举，至谓“因杨氏而孟氏益专”岂偶然哉。
亦有陈子昂、李太白者，在唐代诗坛上极占地位。北宋“三苏”文章，向来为人所乐道；而东坡之慷慨大节，尤可为后进之楷模。南宋时代，南轩先生笃信洛学（程学），鹤山先生深悦闽学（朱学），而皆对东坡公表示相当的敬礼，其显例已。
南轩先生讲唯其是，故其哲学之重心点，不偏于唯理派的一极端，亦不偏于经验派的一极端，其言曰：“狂者所见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见，狷者所守坚确，而见有未得于其理。”（张栻《癸巳论语解·子路篇》）又曰：“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而鹜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二者皆有其弊也。”（张栻《南轩集·答陆子寿》）其微旨在调和当时尊德性与道问学两学派之冲突，而酌施其消极的补救之方术，以求达其积极的建设之目的，质言之，既谋自建一种中行主义的哲学系统，而乐得狂狷两路之特殊人才，进而裁之于中也，故其言曰：“狂者力行以践之，则其见不差；狷者致知以明之，则其守不失，而中可得矣。”（张栻《癸巳论语解·子路篇》）
但“致知”之方，以存良心为前提，“力行”之道，以“奉天职”为要务，此唯心论的宇宙观及天职论的人生观所以有潜体实践之必要也。南轩常言：“心也者，万事之宗也。”（张栻《南轩集·静江府学记》）又云：“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该徧者，本体也。”（张栻《南轩集·桂阳军学记》）此言人心之本体，既宇宙之本体，与西洋唯心主义的形上学极相近，南轩又云：“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张栻《南轩集·静江府学记》）则又于唯心论的基础之上，自建一种新道德之规模，而与先哲“本隐之显”之学相共通矣，又云：“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职也。”（张栻《南轩集·静江府学记》）为天职而奉天职，与康德为义务而尽义务之旨颇相印契。由万殊之事变，以推见其抽象之通宗。与先哲推见至隐之情，尤合符节。故吾谓南轩之人生天职论，乃最纯粹之道德学也。
明乎宇宙观与人生观之两大关键，则介乎其间之知识论，亦可瞭然言下矣。吾尝言唯理派求知之方法，以演绎为主，经验派求知之方法，以归纳为主；由今观之，南轩之“售学”方法论，非高挹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之胜义而谨其折中者，孰能与于斯乎？
蜀学自南轩以后，当推魏鹤山为第一人。张魏之学，固皆归于自得，然得助于真师友之讲习者，亦颇不少，南轩师五峰，而友朱陆吕诸子，受晦庵影响尤深，故造诣亦相若，吾昔为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撰著论文，盛推吾蜀南轩先生生平行谊，呈新濂洛主义运动之异彩，其观点盖在此。
若鹤山者，天下卓犖，学力淹贯，蔚然与真西山齐名，而不存门户方隅之见，尤妙在穷极问学之根源，以致其亲知。答人书云：
“又见得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檐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得活精神也。”（魏了翁《鹤山全集·答周监酒》）
鹤山之努力做大规模的、长时间的研究，而卓然有以自树立也如此，可谓深得朱子穷理致知之精意者已！
诚由张魏之航路，力溯洛闽之渊源，而反躬以践其实，必可终身受用弗尽，此吾所敢昌言也。而吾蜀学在宋学史上，占重要位置，益可深长思已。
非独在宋学史上为然也，即在明学史上亦有然。来瞿塘深爱阳明品格之粹美，而其自为学，则于程朱王均不苟同。其学风殆与濂溪康节极相近。此清初夏峰梨洲二曲三大儒，所以称道不置也欤？
清初蜀学界，受二曲影响最深者，杨愧庵也。受夏峰影响最深者，费燕峰也。燕峰之特色，在研究历史上学术变迁之迹，能说明宋学所自出。愧庵之特色，在提挈本体，能得王学之受用。亦有唐铸万者，与王崐绳、魏冰叔、顾景范为友。而自为学则宗尚阳明。其自得之乐，与心斋木崖绝相似。而文笔之高古雅瞻则又过之。此吾述论清初蜀学，所为举唐杨费三先生为重要代表也。
道咸以降，濮伯平李申夫皆有可称。顾申夫侧重事功，伯平专宗稼书，犹不能无待于后学之折中也。
晚清有廖季平者，妙造姬汉，蔚然经师。关于今文之学说尤多独到处。若求其制行谨严，而岿然不愧为人师者，其惟刘裴材（光第）先生乎？
新蜀学在历史上之演变，略如上述。所望有志之士起，而综覈杨子云、苏东坡、张南轩、魏鹤山、来瞿塘、唐铸万、费燕峰、杨愧庵、濮阳平、刘裴村等……诸先辈之学术及其人品，而兼采其特长，以磨炼自己之心力，而激发其勇猛精进之志气，由淹博以趋于精约，由广师以返于自得，则今兹所理想之二十世纪新蜀学之建设之究极目的，或亦终有能贯彻焉者。惜乎余小子有志斯业，而久未著手，所欲自完其责任心，以报历史上乡先辈之恩我者，仅乃讬诸空言也！
《重庆商务日报》驻京记者金君，为十周年纪念，索文于余，再辞不获，辄略抒夙怀以应雅征。如荷读者诸君，鉴兹微尚，痛予鞭策，俾小我之心力，今后益得磨炼以自振拔，则更区区寤寐诚求者已！
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