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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有它不同的范围。有先秦巴国，蜀国的区域；有秦灭巴蜀后巴郡，蜀郡的区域；有汉初巴郡，蜀郡的区域；有汉武帝以后巴郡，蜀郡的区域，这些都显然各不相同。更应注意的与巴蜀同俗的区域，那就更为广阔。《汉书·地理志》于秦地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武都地杂氐羌，及楗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于楚地说：“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武都是在汉时从广汉分出的，却与秦同俗。可以说凡与巴蜀同俗的就是受巴蜀风俗影响的地区。《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说：“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推结耕田有邑聚……自嶲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常璩在《华阳国志》（本文简称常《志》）中说：“以冉駹为汶山郡，邛笮为沈黎郡。”这里可以看出汉是以夜郎且兰为牂柯郡，以滇为益州郡，以邛都为越嶲郡，以徙莋都为沈黎郡，以冉駹为汶山郡，以白马为武都郡。在《西南夷列传》中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地理志》不言益州郡的风俗。在常《志》中说：“[晋]建宁本益州也，元鼎初属牂柯、越嶲。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开为郡，治滇池。”既说过越嶲、牂柯的风俗，就不必再说益州了。汶山、沈黎二郡后又并入蜀郡。自然包括在蜀郡内，也不必再举出这二郡的风俗了。这五郡每郡的君长都以十数，共计可能有七八十个君长。汉虽开为郡县，这些邑长、邑君依然存在。也有封为侯、封为王的。从民俗来看，汉所谓西南夷，可以说都是巴蜀文化所及的区域。
常《志》中说：“[蜀]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这对蜀的疆域，说出了个大致。《志》又说“杜宁以褒斜为前门”。这是北与秦分。（后还要详说）又说“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囿”，也见出西奄峨嶓，是指武都、汶山两郡。武都正连接嶓冢山。《秦本纪》说，“丹犂臣蜀”应是汉的沈黎郡。（从冘之字，酖、耽都读“丹”）汉的永昌郡有闽越濮、有僄越，这是南接于越。汉武割越嶲、牂柯各数县开益州郡，明帝又割益州六县及哀牢、博南二县为永昌郡，可见越嶲、永昌及益州郡的西部，都是南中为园囿。这就说明除武都一郡与秦同俗而外，凡汶山、越嶲、沈黎三郡和益州西部永昌东部的土地都是蜀的疆域，也都是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司马相如传》中说：“邛笮冉駹近蜀，道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矣，至汉兴而罢。”同传又说：“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筰。”这可见秦时蜀郡比汉初大得多。
《秦本纪》惠文王初更十四年（前311）载“丹犂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次年]武王元年诛蜀相壮，伐丹犂”。秦于邛苲冉駹置郡县，当是事实，《华阳国志》说：“赧王三十年疑蜀侯绾反，王[昭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张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这就是秦昭王的二十二年（前285）。《秦本纪》昭王三十年（前277）（周赧王三十八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先后相去八年，一是笮及江南地；一是巫郡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地既东西悬隔，时亦先后迥殊，可见张若为秦拓地颇广，这显然是两事。《华阳国志》中说：“蜀曰邛，汉嘉、越嶲曰笮，皆夷种也。”汉时越嶲郡有定筰、大莋、莋秦诸县，这是汉嘉（即西汉沈黎郡）越嶲都称苲的明证。司马相如说的“邛笮冉駹近蜀，秦时尝通为郡县”，应该就是张若取苲及江南地那时的事。汉分牂柯、越嶲置益州郡，益州一部分原是越嶲郡，汉又分益州郡西部六县置永昌郡，可见永昌一部分原是益州郡，也即越嶲郡。这就是所谓江南地。
秦于汶山、汉嘉、越嶲各地皆未别置郡，应该是蜀郡。《华阳国志》中又说：“以冉駹为汶山郡，邛苲为沈黎郡。”《水经·江水注》中载：“沈黎郡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以蜀郡（旧误都）西部邛笮置。”（旧误邛）知沈黎、越嶲二郡，皆有邛人、苲人。《水经注》正是用常《志》原文，戴东原校《水经注》时说：“越嶲郡治邛都，沈黎郡治苲都，不得兼言邛苲明矣。”《汉志》蜀郡有临邛，应劭注：“邛水出严道邛崃山，东入青衣。”正不必分邛人为越嶲，苲人为沈黎，那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戴东原又说：“沈黎郡元鼎六年（前111）置，武帝本纪可证，不得系之元封四年（前107）。”但《水经注》说汶山郡为元封四年置，《华阳国志》也正是说汶山郡元封四年置，都可证《水经注》是用常《志》原文本，和《汉志》不同。顾广圻校常《志》，戴校《水经注》，都依据汉书来改正，这是不必的。《水经注》于西南区域，大量用常《志》原文，是很明显的。两书相同，就是道元所见常《志》原来即是如此。既是原书本误，校者要他不误，这就不必。]常《志》中又说：“[庄蹻]……王滇，秦时略通五尺道，此诸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滇是汉的益州郡，蜀王在庄蹻入滇后就不能有此地，故僰道有蜀王兵阑。
在秦时滇不别置郡，这也应该属于秦的蜀郡。可见秦的蜀郡在滇池方面就比蜀王时境土要大些。但在汉中方面，秦的蜀郡就要小一些。汉兴弃滇国而关蜀故徼，邛笮冉駹在秦时为郡县，至汉兴而罢，汉高祖又分巴蜀置广汉郡，就说明汉初的蜀郡和秦的蜀郡是大不相同了。汉武帝置犍为郡以后的蜀郡、巴郡，就都小得多。武帝初通邛笮置越嶲郡，司马相如传说南至牂柯为徼，到开益州郡时，越嶲又缩小得多了。到汉罢汶山、沈黎以后蜀郡的区域又大不相同。从蜀王时蜀的区域，到《汉书·地理志》的蜀郡区域，是有多次的变动，有很大的不同。常《志》所说蜀的疆域，事实上也只能说是秦灭蜀时的疆域。
相如难蜀父老说：“因朝冉从駹，定莋存邛，略斯榆，举苞蒲。”又说：“故乃关沫若，徼牂柯，镂灵山，梁孙原。”这里邛莋和冉駹都分开说。汉纪元狩中“发使者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刘昭引常《志》汶江有駹水，魏略又有冉氏。应当冉駹原是两部，斯榆又称徙都，《汉志》有徙县，[天全]苞蒲服虔说“夷种也”不知就是苴读若苞之苴否。总之劳深、靡莫之类，种落很多，已不能详考了。所谓“关沫若”，沫水即《汉志》的大渡水。后称青衣水。所谓若水，即今鸦龙江，下流名打冲河。这是汶山、沈黎、越嶲三君的西界。常《志》中说：“庄蹻留王滇池，因名且兰为牂柯国。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可见滇池即牂柯地，越嶲南境和滇池接壤，这就是所说的徼牂柯。汉《地理志》越嶲郡有灵关道。《水经注》中载：“沫水出广柔徼外，东南过旄牛县北，又东至越嶲灵道县。”沫水是青衣的上源，《汉志》的渽水、《水经注》的涐水才是大渡河。沫水不应该东至越嶲。沫水经过的灵关，在后来的芦山县，《水经注》说越嶲灵道县因没有分清两个灵关而误。《寰宇纪》中载，“灵关山在雅州芦山县北二十里，峰岭嵯峨，灵关镇在县北八十二里，四面崄峻，控带藩蛮，唐贞元时韦皋攻吐蕃分兵出西山灵关”，《通典》中也说，“雅州芦山县有灵关山”，这才是镂灵山。《汉志》越嶲郡台登县（冕宁）“孙水南至会无入若”。《水经·若水注》中载“孙水出台登县，一名白沙江”。元和志谓之“长江水”。今名安宁河，这是所谓梁孙原。这是通沈黎、越嶲的两条交通线。
常《志》中说：“晋宁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属牂柯、越嶲，汉武帝元封二年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司马相如所谓徼牂柯，就是说越嶲原来和牂柯接境，分牂柯、越嶲置益州，因之越嶲、牂柯才不连接。《地理志》中说“犍为、牂柯、越嶲民俗略与巴蜀同”，不言益州，也是因为益州原来就是越嶲、牂柯。可知益州民俗亦与巴蜀略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说：“滇王者庄蹻之后也。元封二年（前109），武帝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柯、越嶲数县配之。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这里比之《华阳国志》对益州郡的建置，说得更清楚。后汉又割益州六县入永昌郡。可见越嶲、益州、牂柯，先后也有些变动。犍为一郡的变动，先后就很繁复。常《志》中说：“犍为郡孝武建元六年（前135）置，时治鄨县，元光五年（前130）郡移治南广，孝昭元年（前86）郡治僰道，后遂徙武阳。”《水经注》亦约同此说，王先谦疑治鄨县是道元，是不对的。正因为夜郎听[唐]蒙约，才置犍为郡所以就治鄨县。
元鼎六年（前111）因斩且兰王置牂柯郡，治且兰。常《志》说分犍为置牂柯郡，足补《汉志》所略。鄨和且兰接近，既置牂柯郡，自然犍为就要移治南广。唯常《志》说在元光五年（前130），是否有误？元封二年分牂柯置益州，可能是此时犍为移治僰道。常《志》中说：“朱提郡本犍为南部，[都尉]孝武帝元封二年置，建武后省为犍为属国。”似西汉曾设置过朱提郡，疑未必然。续汉郡国志犍为属国注云：“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为犍为属国都尉。”汉既置犍为南部都尉，然后犍为郡徙治武阳，也许这是孝昭元年的事。班《志》犍为郡应劭注：“故夜郎国。”夜郎内附，汉才置犍为郡治鄨县，可说犍为是夜郎国。但分牂柯以后为犍为，就不能说是夜郎国了。《水经·江水篇》中载，“江水东南过犍为武阳县”。道元注说：“县故大夜郎国。”因犍为郡最后治武阳，道元不察，以为夜郎故国就在武阳（今彭山县），就更错了。常《志》中说：“元鼎六年分广汉置犍为郡。”犍为东南部分原属广汉，虽无其他记载可考，却于事理亦合。但不能说犍为全境都从广汉分出。可见每增设新郡，各郡都不免有些变动。广汉郡初治广汉（县）乘乡，正足见它南境还远。既置犍为郡以后，广汉的郡治，也就要向北移动了。
《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这里所说巴国的疆域，只能说是巴为楚所侵后，为秦所灭时的情况。燕策苏代说燕王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这说明汉水流域，是有巴的国土。《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卢国也。”《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房陵即今房州房陵县，古楚汉中郡地，是巴蜀之境。”可见金州、房州都是古时卢国的地方，后来为巴的领土，再后为楚所有，终为秦所吞并。《楚世家》中说：“[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与秦。”《正义》引《括地志》说：“上庸即今金州、房州地。”这片地方又称上庸，应该是曾为庸国所有。秦、楚、巴三国灭庸，又才为巴所有。《楚世家》说：“怀王十八年秦使使约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而靳尚说：“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正说明上庸也是秦、楚的汉中地域。可知汉水以西，南至竹山县还是巴境，不仅汉水经过的地方才是巴境。《楚世家》中说：“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这看出同是楚之故地，但析、郦是不属于汉中的。
水经湍水出郦县，均水出析县，二水都自北而南，恰好是汉中的东界，也可说是巴国的东界。《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周赧王三年[秦]分巴蜀置汉中郡。”可见汉中郡的西面部分是蜀地，东面部分是巴地。在春秋鲁桓公时候巴和楚伐邓南鄙鄾人，又与楚伐申，申邓都在巴的北境，自然是巴的北境到达汉中，才能伐申伐邓。巴的疆域，已与秦的南阳郡接境。从《秦本纪》看出南阳原就有上庸部分地方。路史引《吕氏春秋》中说：“晋文公西伐巴蜀。”河南内乡县以北及卢氏县，是春秋所谓晋阴地。晋有阴地之命大夫，明了了巴和晋的国境，对晋文公伐巴蜀，就可理解了。
《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年中载：“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这是楚原有巫郡，后来秦把巫郡并入了黔中，汉又把黔中郡改为武陵郡。清代学者考证巫郡，仅说湖北之恩施、建始和宜昌的巴东，这三县是楚的巫郡。《十道志》说：“施州清江郡春秋时巴国，七国时为楚巫郡。”这说明巫郡也原是巴国的境土。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又都是在边境国防线上，仅仅以施州说巫郡，就太小了，绝不足以当战国一个郡的境土。施州北至房州，凡楚和巴接壤的地区是不能不置郡的。《水经·江水注》中说：“江水又东经巫县故城南，县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县以隶南郡。”《通典》中以为即归州巴东县地，这证明了巫郡一部分是并于南郡的。《盐铁论·险固》说：“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这里说的方城，是指庸的方城，在湖北竹山县，即唐的房州。可知从竹山县起，即称巫山，直到巫黔中都设捍关以拒秦，应该和施州原是一郡。《楚策》中说：“[襄王时]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这里的蔡是高蔡，在楚西境，正是荀子说的“子发将西伐蔡，获蔡侯”。巫上、鄢、郢并举，知其必然境地相接，应当是在上庸之南，因为地居长江之北，故称巫上。
《晋书·地理志》中载上庸郡有北巫县，在竹山，北巫正是巫上的意思，可以说从施州北至房州都是楚的巫郡。房州、施州，从唐人说都是巴地，自然巫郡全部也都是巴地。《楚世家》中说，“蜀伐楚取兹方”正义说是荆州松滋县。《左传》中载，“巴人叛楚而伐那处，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在今宜都。可知松滋、宜都原是楚地西境。文公十六年“麋人率百濮取于选”。在今枝江。可知枝江不是楚地，这里应该是巴的东境。巴楚接壤，正在松滋、枝江之间。《吕氏春秋》中说：“吴阖庐选多力都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柏举之战，正是阖庐的事，吴师入郢在江陵，西伐到枝江地区，显然是可能的。
《史记·秦本纪》中载：“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张守节《正义》中说：“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这是分巴渝黔中为二。自古未闻渝州为楚所有，常《志》中说：“张仪取巴执其王，仪城江州。”可见巴到灭亡之时，犹有江州，自然楚不得有渝州之地。顾观光疑巴黔中一语，因之毫无根据的，就改“巴”字为巫黔中，也是因为孝公时巴国尚存，楚自不能有巴，所以才发生这些异义。杜佑在《通典》中说：“[唐]黔中郡（今彭水）春秋战国皆楚地，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关外地易之，即此是也。通谓之五溪，秦属黔中郡。”又说：“宁夷郡（今酉阳）历代土地与黔中郡同。”涪陵、酉阳都是四川，可见巴的境内，原有黔中。颜师古注《西南夷列传》巴黔中一语，说：“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这说明在川境之黔中，原为巴人之黔中。《秦本纪》中说，“楚南有巴黔中”，正是楚国夺了巴人黔中地，所以称巴黔中。常《志》中说：“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括地志》中说：“阳关今涪州永安县，治阳关城。江关今夔州鱼复县白帝城。捍关今峡州巴山县。”唐时永安在今长寿市，鱼复在今奉节县，可见长寿以东，大江之南，在秦孝公时，已皆为楚地，这原来是巴的黔中之地。
自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志》始为异义，他说：“黔州本汉涪陵县地，晋永嘉后，地没蛮夷。经二百五十六年，至周保定四年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其地内附，因置奉州，改为黔州，隋又改为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与秦汉黔中郡犬牙难辨。其秦黔中郡所理（治），在今辰州，汉改黔中为武陵郡，今辰、锦、叙、奖、溪、澧、朗、施等州，实秦汉黔中郡之地。而今[谓唐]黔中及夷、费、思、播、隔越峻岭。东有沅江水，及诸溪并东注洞庭。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柯北历播、费、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与黔中故地，炳然分矣。”自《元和志》以后，宋白、胡三省以及清之顾景范、全祖望等，尽皆祖述其说，只以汉之武陵在今湖南者为秦黔中，汉之涪陵在今四川者不得为古黔中。以似北周名涪陵为黔州，是毫无历史根据。但常《志》中说：“[巴国]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涪陵有黔名，东晋人还这样说，这不能认为周隋都没有根据。况《通典》中说的：“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关外地易之。”这里的黔中，只能用汉的涪陵来解释，而绝不能用汉的武陵来解释（详辨见下）杜佑、颜师古而外，张守节在《秦本纪·释黔》中云：“今黔府也。”释“及江南为黔中郡”，引《括地志》说：“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江南，今黔府亦其地也。”是把辰州和涪陵都认为古黔中，这本是不错的。因为司马错先已拔楚黔中，后来张若又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所以他就以辰州和黔府两处并举。《十道志》中也说：“黔州黔中郡，战国为楚黔中地。秦昭王伐楚置黔中郡，其地又属焉。”可见唐人都说涪陵为楚黔中地，即巴黔中。李吉甫以后，才认涪陵不得为黔中。唐时于黔州置都督府，故诸家又称“黔府”。司马错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当时郡治可能在枳，即涪陵。张若取江南地为黔中郡，在后为辰州，因汉武陵郡在辰州就说秦黔中在此，似后来之误。
《西南夷列传》中说：“楚威王时（常《志》也说威王，颜注《汉书》和范《后汉书》《水经注》改为顷襄王）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乃以其众王滇。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括地志》说在郎州）此诸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这里两次说巴黔中，和《秦本纪》是相合的。张守节、顾观光显然是搞错了。循江上是指的大江、滇池正是在巴黔中以西。《华阳国志》中说：“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置牂柯系船，因名且兰为牂柯国。”且兰为汉且同亭，是今贵州遵义的桐梓县，此时楚已有巴黔中，庄蹻正可溯大江直上。自长寿以东，大江之南，既为楚境，楚略巴黔中以西，自当取道于此。今涪陵之黔江（又名乌江，在汉为延江水）原通遵义桐梓，西去直到威宁县。可知牂柯系船，必在黔水。范郦说为溯沅水，也是只据武陵为黔中，因楚失黔中而道塞不通，就把循江指为沅水，这是误解。史汉屡称牂柯江，说出番禺城下，又说夜郎临牂柯江，《后汉书》和《水经注》也把沅水认为牂柯江，汉因为夜郎“且听[唐]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应邵注认犍为是“故夜郎国”且兰灭后，汉又分犍为为牂柯郡，常《志》也是如此说。常《志》郦注都说犍为先治鄨县，在今遵义，且兰也在遵义，即夜郎地，故夜郎本在牂柯，即在犍为，牂柯为延江水，番禺为郁水。沅水、郁水皆见汉《地理志》，《志》独不见有所谓牂柯江，可知凡牂柯地区之江，皆可名之为牂柯江，实无一水专名为牂柯江。牂柯之名已见《管子·小匡篇》，是春秋时南夷国，也不会到庄蹻时才有牂柯之名。昔之且兰，今之桐梓，是黔水所经，即汉之延江水，出牂柯国，知延江水亦可名之为牂柯江。庄蹻由此入滇，正是所谓略巴黔中以西。
在明了巴黔中一语的解释以后，对庄蹻略巴黔中以西这件事，自可认为是循着巴子国境西向滇池，这里的江，明明就是黔江了。颜师古注《西南夷列传》“巴黔中”一语时，说：“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唐的黔州，是今天的彭水，也就是汉的涪陵，颜和张守节、杜佑诸家的解释是一致的，从这一水道，更可看清司马错取楚黔中那回事了。常《志》中说：“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又说：“涪陵郡本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泝舟（旧作析丹，今从《水经·江水注》校改，但刘昭注《郡国志》引常《志》仍作析丹）涪水，本与楚商于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蜀志》中又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结合三处的文字来看，这里的浮江伐楚，是溯舟涪水，是从黔江去的，是西南向，是从遵义到威宁的路，也就到滇池了。也可知巴涪水正是说巴的涪水。涪水的上游遵义一带之地，都是黔中，就说明楚黔中一地不仅限于汉之武陵，而是包括了今遵义一带一大片地区。明是汉的武陵郡小于秦楚的黔中郡。庄蹻入滇，应该和司马错溯舟涪水是一条路。秦对此诸国“颇置吏焉”。可知秦的兵力，早已及于滇境，应该就是司马错取楚巴黔中郡的事。司马错所走的路，就是庄蹻所走的路，秦已有滇池地区，就是司马错攻取得来的。《刀剑录》正是把滇说为黔中。
《秦本纪》惠文君初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时为周慎王五年（前316）。《张仪传》中载：“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之外易之。”楚怀王说：“愿得张仪而献黔中。”（《楚世家》作秦约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昭王十年（表在八年）楚怀王入秦“秦要以割巫黔中之郡”。前299年秦已得巴蜀，就希望得到黔中。这自然是指在西的巴黔中，这和巴蜀是接境的。昭王二十七年（前280）“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这是在秦灭巴蜀以后三十六年的事。因两次要求楚割让黔中不可得，遂以兵力侵略取之，这是司马错的事。这是在西面的黔中，就是汉的涪陵。到《本纪》昭王三十年（前277）“蜀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这是在东面的黔中，就是汉的武陵，这是张若的事。地方是两部分，前后用兵是两次。攻取是两人，显然是有分别的。再看这一段时间，秦人在东面对楚用兵的进展，是次第自北而南。昭王十五年（前262）白起攻楚取宛，[在南阳]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鄢，西陵，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亡走陈，三十年张若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白起从内乡、南阳攻取楚地到宜昌、江陵以后，自然才有攻取武陵的可能。《白起传》中说他“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显然是白起、张若同时进兵，就可见秦人在东面的兵力没有攻到江陵、宜昌以前，是无法取得江南黔中（武陵）的。就更可看出《张仪传》和《楚世家》两次所说秦要楚割黔中，是在西涪陵的黔中，而不是在东武陵的黔中。常《志》南极黔涪一语，在这里更可证明。
司马错取的是西部黔中的涪陵，张若取的是东部黔中的武陵，本是先后两事也清楚了。《楚世家》在顷襄王二十年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即秦昭三十年，前227），《六国年表》中只说：“秦拔我巫黔中。”无复字。这是后来校书的人只看见秦两次取黔中，不知本来是两部分地方，却在楚世家妄加了个“复”字。《年表》无“复”字是正确的。司马错用十万之众，泝舟涪水，这样的大兵向西而不是向东，秦在滇置吏就是这样大军远征的结果，司马错就是沿着庄蹻入滇的道路，去征服庄蹻的势力的。《十道志》中说：“施州清江郡春秋时巴国，七国时楚郡。”湖北的施南都原是巴国的土地，施南以西的巴黔中，更显然是巴国了，颜师古的注是不错的。《水经注》说，“汉高祖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可见武陵郡是黔中的一部分。汉的涪陵、武陵，在六国时俱名黔中，涪陵这部分黔中，原是巴子国地，所以常《志》中说：“涪陵本巴之南鄙。”颜师古也说：“黔中其地本巴人也。”因为原是巴人之地，后为楚所有，就称之为“巴黔中”。以别于武陵之楚黔中，巴黔中又为秦所夺，就称之为“楚巴黔中”。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前后分得极为清楚。牂柯其俗与巴蜀同，足够证明这就是巴的境土，就是巴黔中，汉中上庸是巴地，施州和以北直到房州，凡枝江以西是楚的巫郡，也是巴地。施州以西，汉的牂柯也是巴地。这就说明巴蜀两国的土地，都不限于今天的川境。
秦时的巴郡，比之六国时的巴国，就小了很多，北面的汉中郡，大部分是巴地。把楚的巫郡并入黔中（汉时才并入南郡）的部分也是巴地。把巴黔中也并入了黔中郡。到汉高帝又分巴蜀置广汉郡，汉武帝又分巴蜀置犍为郡，汉的巴郡比之秦的巴郡就又小了一些。《西南夷列传》中说：“常安略通五尺道，此诸国颇置吏焉。秦灭汉兴，皆弃此国。”可见汉初对滇和夜郎诸国都放弃了，到武帝才又恢复。秦分巴蜀置汉中郡，未置汉中郡之前，汉中就是巴蜀。汉分巴蜀置广汉郡，又分广汉置武都，未置武都之前，武都是广汉，广汉也是巴蜀。分巴蜀置犍为，又分犍为置牂柯，未置牂柯之前，牂柯即犍为，犍为即巴蜀。大体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汉的牂柯益州南境都很远。巴蜀的国境是不能这样远的，汉先置的牂柯是在元鼎六年，地方并不甚大。到元封五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然后牂柯郡就大得多了。《海内东经》中说：“沅水出象郡镡城西东注江。”郭璞注：“镡城县今属武陵。”郝懿行疏说：“说文沅水出牂柯故且兰东北入江。此经言象郡镡城，则知秦时镡城属象郡矣。”《海内东经》中又说：“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郝懿行《疏》中说：“即豚水也，引《地理志》牂柯郡夜郎豚水东至广郁。《水经注》郁水即夜郎豚水也。”毕沅注亦大略相同，以此知秦时象郡属地所至，并且说“此（《山海经》）秦人书也”。臣瓒注《汉书》引《茂陵书》说：“象郡治临尘县，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两《汉志》郁林郡都有临尘县，这是象郡治所，《续志》说郁林“去雒阳南六千五百里”就显然可以看出茂陵书“万七千五百里”的“万”字是衍文。可见汉在元封五年（前106）后把象郡一部分划入郁林，一部分划入武陵，一部分划入牂柯，原来沅水郁水流域都不属于牂柯郡而是属于象郡。原来的牂柯，只是乌江流域，贵阳以北地区。巴人的南境应该限于这一地带，即秦的黔中郡。可能是西至威宁南至贵阳就是巴黔中。秦开百越置南海象郡桂林，象郡即越地。蜀国南接于越，足见北盘江以南和嶲昆明都不在蜀国境内。汉罢象郡，也可能分一部分入益州郡，和划一部分入武陵郡一样，是汉武本纪略而不言的。蜀的西南境也略看出一个界至而不是整个汉《地理志》的益州郡。总的说来，犍为是因为夜郎的内附，武都是因为白马的内附，自然比之汉初，是有所开拓的，但比之于秦，只能是恢复了。汉武帝对瓯闽两粤燕代边境的开拓，都不过是恢复秦的土宇是同样的事实。
巴蜀两国的疆界，也是须得讨究的问题。常氏在《巴志》里面说：“天下既定[汉]高祖乃分巴置广汉郡。孝武帝又两割置犍为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广也。”这是把广汉说成巴国的境土。但他在《蜀志》里面又说：“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显然广汉又是蜀国的境土。常氏自相矛盾。应该是高祖分巴蜀置广汉郡才合理。从《汉书·地理志》看广汉郡最北是葭萌县，其次是梓潼县，常《志》中说：“蜀王别封弟葭萌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又说：“秦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山崩分为五岭，蜀王伤痛，登之作望妇堠。”葭萌是昭化县，可证梓潼、葭萌二县是蜀国。《寰宇记》中说：“梓州理郪县，秦为蜀国盐亭之地。”（应为潺亭之误，另有汉潺亭考）《水经注》中说：“有郪王城。”郪是一个小国，这三县以西，都是蜀地，就不需证明了。只有广汉一县，[射洪]南接垫江，[合川]那是巴国的别都，合川、射洪之间，是巴蜀接境外，很可能把涪江作界水，这一线以西都是蜀地，以东都是巴地，是很显然的。高祖置广汉郡治广汉县，因此广汉县遂兼有涪江东西两岸之地，统一后的建置，和纷争时的分界，应有所不同，是一定的。
后来蓬溪、遂宁两县都是汉的广汉县境，从广汉一郡形势来看，所谓分巴，仅有广汉一县，若论涪江为二国界水，则分巴又仅一县之半。常《志》中说：“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事本谯周《三巴记》，见《御览·人事部》）《说文》中说：“鄤蜀广汉乡也从邑，蔓声，读若蔓。”蔓是地名，蔓子应该是小国之君，蔓子是巴国的将军，就证明广汉县在涪江以东的境土就是巴地，就是蔓子之国。合川有青石山，李膺在《益州记》中说：“昔巴蜀争界，久而不决。汉高八年一朝密雾，山为之裂，自上及下，破处直若引绳，于是州界始判。”这正是垫江、广汉二县之界，亦即两郡之界。若巴蜀二国，应自有界，何待汉高八年（前199）始判。常《志》和《水经注》中都说：“高帝六年置广汉郡。”八年始判，故说争久不决。因为分巴入广汉，所以才有争执。《益部耆旧传》中说：“楚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铜梁是垫江，合川是巴境，这就是分巴蜀为广汉郡的具体情况。这里的濮江就是涪江，可知涪字也即濮字。分巴为广汉必在一郡的东部，是无可疑的。但分巴也仅仅是广汉县的一部分，广汉县的大部分，可说全是蜀地。《元和郡县志》中说：“利州本秦蜀郡地，汉分巴蜀置广汉郡。”于梓州说：“秦为蜀郡。”于遂州说：“秦为蜀郡。”于青石县说：“本属巴郡。”于合州说：“春秋时为巴国，秦灭之以为巴郡，即汉巴郡之垫江县也。”于普州（安岳）说：“秦汉为巴蜀二郡之地。”于荣州说：“秦为蜀郡。”于泸州说：“春秋战国时为巴子国，秦并天下为巴郡。[汉]武帝分置犍为郡，今州即犍为郡之江阳、符二县之地。”于昌州说：“本汉资中县之东境，垫江县之西境，江阳县之北境。”这也是巴蜀二郡之地。于戎州（叙州）说“古僰国也”，《汉志》僰道下应邵注说“古僰侯国也”。常《志》和《水经注》中都说僰道“有蜀王兵阑”据此应该是蜀地。常《志》中说：“巴国其地西至僰道。”是说巴和僰接境。王象之认为僰道是巴地，应该是错了。僰人是蜀的属国。王象之引《元和志》于阆州说：“在秦为巴郡阆中县。”于果州说：“秦灭巴为巴郡，即汉巴郡之安汉县。”于蓬州说：“秦属巴郡。”（以上三处在《元和志》缺卷中，故从王象之引志文）。这和《通典》所说也完全一致。更从《汉志》研究，阆中、充国、垫江、江州、江阳都属巴郡，从此而东，都是巴国。葭萌、梓潼、涪县、郪县、广汉都属广汉郡。资中、南安、僰道属犍为郡，都从蜀郡分出，由此而西，都是蜀国。就《方舆纪要》所考，今江安、长宁、富顺皆汉江阳地。永川、大足为江州地。合川、武胜、铜梁和安岳之一部分为汉垫江地。今南充为汉安汉县地。西充、南部为汉充国地。苍溪、阆中为汉阆中县地。以上为巴国。
今广元、昭化为汉葭萌地。剑阁为汉梓潼地。三台及射洪一部为汉郪县地。盐亭为汉涪县地（《元和志》以为广汉县不可据，别有考论），遂宁、潼南、蓬溪及射洪一部为汉广汉地。资中、内江、隆昌、荣昌及安岳一部为汉资中地。威远、荣县为汉南安地。南溪、庆符（自南溪分出）为汉南广地。（《元和志》说南溪本汉僰道县地），这和《通典》及《元和志》也相同。杨守敬沿革图于此即依据《通典》，但作图于遂州之境，似与《通典》不合。遂宁在《通典》既为蜀郡，专据这一点，蜀境就应该到涪江东岸。杨图于此处把巴境延伸到涪江西岸，这就不能令人信服了。《元和志》于兴州说：“战国时为白马氐之东境，秦并天下属蜀郡，汉武帝以白马氐置武都郡，今州即武都郡之沮县。”汉分蜀置广汉郡，又分广汉郡置武都郡，自然武都属蜀郡。常《志》中说：“武都有丈夫化为女子，蜀王纳为妃，无几物故，蜀王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今武担是也。”自然在蜀王时武都即为蜀境。常《志》中说：“周赧王三年（前132）分巴蜀置汉中郡，自应从南郑以西，合武都皆为蜀地。”巴蜀分界，自阆中以东为巴，可见汉中自南郑以东即为巴境，然后于形势才合。汉武初时但有越嶲、牂柯，越嶲在此前应为蜀，牂柯应为巴，是很明了的。后分越嶲、牂柯为益州郡，可看出益州原为巴蜀两国地，可能僰道、南广以西为越嶲旧地，以东为牂柯故地，详细的界线，是无从考论的。《后汉书·哀牢夷传》中说：“显宗以其他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注据《续汉志》中说：“六县不韦、嶲唐、比苏、揲榆、邪龙、云南也。”也说明这六县原是越嶲，也就是蜀境。
古时巴蜀地广，汉之牂柯、越嶲各郡，都有很多邑君，如夜郎王钩町王邛都国卧漏侯之类很多，不下数十。即以汉初巴郡蜀郡疆内各地而言，也还有不少的侯王，兹分别述之。汉《地理志》僰道，应劭注说：“古僰侯国也。”《水经注》说“县本僰人居之”，又引《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此其一。
《水经注》中说“汉水又东经鱼复县故城南，故鱼国也。《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与群蛮叛楚，庄王伐之，七遇皆北，惟裨儵，鱼人逐之”是也。《周书·王会》“其西鱼复鼓钟钟牛”。孔注：“鱼复南蛮国也。贡鼓及钟，而似牛形者，美远致也。”此其二。
《舆地纪胜》说《九域志》引《益部耆旧传》言“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这亦可证明秦灭的巴在阆中，楚灭的巴在枳，既有铜梁，可见江州、垫江都属楚了。此其三。
陈留《风俗传》中载“资姓黄帝之后，食采益州资中，因以为氏”。《玉篇》也说：“资故国，黄帝后。”此其四。
水经“青衣水出青衣县”《注》中说：“县故青衣羌国也。青衣王子心慕汉制，上求内附，顺帝阳嘉二年（133）改曰汉嘉。”此其五。
《秦本纪》中说：“丹犂臣蜀，相庄杀蜀侯来降，武王诛相壮，伐丹犂。”这就是汉的沈黎。此其六。
《十道志》中说：“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这应该是《益部耆旧传》中说的“楚襄王灭巴子”。秦先已灭巴，楚襄王又灭一巴，这就是《秦策》苏代说的“楚得枳而国亡。襄王失了郢都，亡走陈可说是国亡。上距秦灭巴蜀已四十年了”。《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枳是后一个巴子。也是《通典》说的“[唐]黔中郡（今彭水），通谓之五溪，秦属黔中郡”。也许是《周书·王会》所说的枳已（巴）。此其七。
常《志》中说：“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说文》“
，广汉乡也”。可见蔓子是部落诸侯，所以称子。此其八。
常《志》中说：“蜀王别封弟葭萌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此其九。
《水经注》中说：“有郪王城”（常《志》王志误作土）在郪水。此其十。
常《志》说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賨自是李雄的前世，卢是尝从武王伐纣的古国。賨和卢此其十一、十二。
《路史国名记》有果氏，[今果州]姓纂说：“果氏出古巴子国。”此其十三。
姓纂说：“通氏巴大夫，食采通川，因氏焉。”此其十四。
《路史和御览都》中说：“昔蜀王栾君王巴蜀，见廪君兵强，结好宴饮，以税氏五十遗廪君。”此其十五。
《汉书·扬雄传》中说：“周衰扬氏或称侯，号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楚汉之兴，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此其十六。
后汉越嶲有旄牛王，论者以为即从武王代殷之髳。此其十七。
《华阳国志》有“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约”。在《三国志》中称“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但未说袁约是什么夷王。此其十八、十九、二十。
《后汉书》中说：“廪君死为白虎，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此其二十一。
汉繁长张禅碑题名有“邑君兰世兴，邑君宋（缺名），夷侯养达伯，夷侯资伟山，白虎夷王资伟”五人。张禅做官在繁县，但碑出土是在宕渠，这九个夷侯应该是这一地区的邑君邑侯。合这些邑君共计为二十六。
《牧誓记》从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常《志》说“巴子之国，有濮、賨、苴、共（龚）、奴（即卢字）、獽（或作狼），夷、蜒之蛮”。除去和前面重复的髳、卢、賨、苴、奴不计，巴蜀境内可考见的又有九国。合上面所记有三十五。
此外，海外西经有巫咸国。《路史》中说：“今夔之巫山。”汉中古有襃国。夔州原是楚的同祖国夔子，《史记》中说：“昌意娶蜀山氏之女。”常《志》中说：“帝喾封支庶于蜀。”汉高帝封賨人范目为渡沔侯、称范三侯，就有四十国。王家祐同志又从甲骨文和金文中考得巴蜀境内古小部落十多个，如其更从《路史·国名记》中和汉的牂柯、益州、永昌、越嶲、汉嘉（沈黎）、汶山、武都各郡的邑君来看，就是百数十个小部落。《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麜人率百濮聚于选”。都是部落联盟。常《志》中说：“保子帝攻青衣雄长僚僰。”又于秦灭蜀后说：“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四五十个乃至百数十个小部落，就是所谓的“戎伯”。司马错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蜀就是这些戎伯之雄长。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国家和部落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部落中的雄长。巴蜀的疆域也只能说是所联盟的部落的疆域。主要的还是要从和巴蜀同俗的文化区来看。蜀自然是个文化的中心，所以蜀就显得更为重要。
古代巴蜀区域内既是有百多个小部落诸侯存在，《尚书》已举出庸蜀等八国从周伐纣，可见蜀只是很多小国中的一个，不能把它想象得很大。武王封宗姬于巴，只是子爵，当然也很小。假如说古代梁州那样广大的区域，其间只有巴、蜀两国。那么它的力量就应当比春秋齐晋诸大国还要强大，它在晚周所起的作用，就更不同了。
荀卿说：“齐桓公并国三十五。”李斯说：“秦穆公并国二十。”韩非说：“楚庄王并国二十六。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但秦晋它们也还不能全有整个雍州或冀州。而齐、秦、晋、楚在晚周已经是第一等大国。至于巴蜀则比之宋、郑、陈、蔡还不如。只是到秦灭巴蜀时，它才是比较大的两个国家。在巴蜀区域内，却又有某些小部落，到汉时依然存在。可见巴蜀发展到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两个部落联盟的盟主。巴蜀也一定合并了一些部落扩大为自己的部落，到秦汉时还能考见的古部落，大概只是些残余了。《蜀王本纪》等书所说的蚕丛、鱼凫，也等于齐古代的爽鸠、季萴、伯陵、蒲姑之类。不过是蜀这个部落的范围，一定不会很大。常《志》将把从武王伐纣的蜀，说成“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这是把秦灭蜀时的蜀国疆域，认为西周初年或更在前的蜀的疆域，这真是常氏的错误。庸蜀从周伐殷，本是八国平列，应都很小。把蜀的疆域认为这样大，其他七国的疆域，又如何安排呢？又如常氏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这里也不够清楚，既是武王克殷，才封建巴国，而武王克殷时却已有巴师。但《牧誓》所说八国，就没有巴。范目发賨人与汉共定秦，高祖封范目为渡沔侯，真的早有个巴国从周伐殷，但是武王夺了他的土地，来另封一个宗姬，事就可疑了。常《志》中说：“[巴]其属有濮、賨、苴、共。”可知巴的境内原有很多部落，賨人正是其中之一。他从周伐殷，必然是在伐殷之时，賨人这一部落是服属于八国中的某一国的。巴国建立以后，賨人后来又服属于巴。它是这样才称为“巴师”。苴也是巴的属部，但蜀王却封其弟葭萌为苴侯。鱼复在王会是自立的部落，到春秋时它为庸之鱼邑。就变成庸的属国了。这样的盛衰起伏变动，应该是很多的。
濮既有一部分服属于巴，就应在巴境。左思说：“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巴中也正是濮人住地。很可能是武王伐纣时賨是服属于濮的。从巴蜀境内很多小诸侯来看，不难想象这些部落之间应有很多很大的变动。武王会师孟津，《史记》中说：“八百诸侯，不召自来。”牧野誓师又只有庸蜀八国。应该八国统率了各自境内的小部落去伐殷，未必有八百之多，但不止八国，是可以肯定的。后来的人都强调秦汉是得了巴蜀之助，才完成了它统一大业。但牧野誓师，明显提出的只是八国，学者把八国都解释在今天的西南，那么就可以说武王克殷，同样是得巴蜀之助，然后才能完成它的大业。如其像一般所认为秦灭巴蜀，四川才和中原有交道，这就未必妥当。
《史记》中说：“禹兴于西羌。”在汉时广柔县。可见在汶山也有最古的国。《尚书》中说：“禹娶于涂山。”常《志》中说：“今江州涂山是也。”这也是个古国。杜预也说：“巴县有涂山，禹所娶。山有禹王及涂后祠。”《水经注》中说：“江之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余案群书咸言禹娶在寿春当涂，不于此也。”这是前人争论很大的问题。但他们提出的证据都不够早。都是些六朝的材料。《吕氏春秋·音初篇》载“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实始作南音，周公及邵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在诗三百篇里，《周南》有汝汉，《召南》有江沱，必须要在江沱汝汉这个区域找涂山，是一定不移的。但是在二南这一区域找涂山，就只有巴县的涂山了。禹兴于西羌，娶于涂山。[巴县]是很近理的。在二南区域以外，距西羌很远的地方找涂山，又根据是汉晋以下的材料，说服力就不强了。
“以雅以南”的“雅”，就是“夏”字。（荀子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说：“居越而越，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史记》中说：“颍川南阳，夏人之居。”把南和夏区别开，也就容易解决南的所在。《逸周书》中：“昔有南氏，有二臣贵宠，势均力敌。君弗禁，南氏以分。”《水经注》中说：“南氏用分为二南国也。秦使白起拔鄢郢，以汉南地而置南郡焉。”南郡这名字，是沿南国来的。二南之分，就是因南国分为二。韩婴解释二南也说：“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从南国南音来看涂山，就比从魏晋以后注家的话，可靠性要强些。《史记·夏本纪索隐》引《系（世）本》说：“涂山氏女名女娲。”世本的话，当然比后来《纬书》中说的“女娲为古天子”的话可靠。经传里只《礼记》说过女娲氏作笙簧，晚周也只屈原天问谈到女娲，其他伪妄的书所谈女娲，是不必置信的。唯《风俗通义》等书所说女娲，似乎有附带在这里提到的必要。《风俗通》中说：“天地初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贤智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绳人也。”这明明就是剥削阶级的欺骗哲学。
但可见女娲又是西南民族所传初造人类的工作者。所以屈原就要反问道：“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意思是说人如其是女娲造的，那就要问女娲也是人，又是谁造的呢？王逸章句在这里说：“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蛮”“闽”字都从虫是蛇，巴也是大蛇，女娲蛇身，正是南方民族的传说。许慎说：“女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这是说万物都是她所造的。《淮南子·览冥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氏拣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女娲乃开天辟地之人，万物都是她所造，当时有水灾有火灾，有猛兽鸷鸟之灾，都是她一手解决的。人类之有贵贱阶级，也就从她起就有了。到三国时代，汉族才知道有盘古的说法。在这以前，只有女娲的神话，而就是涂山氏之女。在川境长江一带，各处有很多新旧石器，早就有人在这里活动，并创造了多种工具。有信仰，有神话发生，也是自然的。这一传说在两汉时期极为普遍，在魏晋以后，盘古的传说才代之而起。
褚少孙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三代世表》）褚少孙在元成间为博士，可见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之前，西汉时代早有蜀为黄帝子孙之说。常《志》说：“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水经注》作颛顼，与《大戴礼》《史记》皆合，但别书亦有作帝喾者，兹不径改）。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这可和褚说相印证，蜀王后代既在元成间还常朝献于汉，这就是汉代所谓西南夷中的邑君。黄帝子孙之说，可能是从这些邑君朝献时自己称述得来。在西汉南五千里之说，其地所在，也可推求。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中把各郡去雒阳若干里，都明白注出，它说蜀郡“在雒阳西三千一百里”。可见褚说蜀王的后代，不在汉的蜀郡，它说牂柯“在雒阳西五千七百里”。越嶲是“四千八百里”。益州是“五千六百里”。永昌是“七千二百六十里”。又说京兆“长安在雒阳西九百五十里”。除去雒阳长安之间的里数，就看出只有在越嶲之南，益州，永昌之北的地带，恰好是在长安西南五千里。《史记正义》引《谱记》载：“蜀之先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从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这里用唐的姚州嶲州来说蜀王后代所在。正和五千里之说相当；也证明了《谱记》亦有蜀王为黄帝子孙之说。《正义》中又说：“昆州、郎州等本滇国，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又说：“靡非在姚州北（靡非为靡州之误，《史记会注》删非字亦误。《旧唐书·地理志》靡州在京师西南四千九百四十五里南接姚州）。去京师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西南夷列传》）可见所谓“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
其间当有蜀王子孙，靡莫住地，正合五千里之数，《蜀王本纪》中说：“[蜀]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这是古代蜀人的标识，在《西南夷列传》中说夜郎和滇和邛都“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正是牂柯、益州、越嶲三郡，也是椎髻，和蜀人同，这就是汉《地理志》说的与巴蜀同俗。从“椎髻”来看，蜀王子孙在益州、越嶲也是对的。《西南夷列传》中又说：“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编发和椎髻显然不同，蜀王的子孙，可决定不在这里了，也可见与巴蜀同俗的地区，其间原有许多邑君，是早期巴蜀统治者的子孙所建的国，它们和竹王庄豪各系的子孙相杂处，也证实早期的蜀人，原有南迁的事实，由民族移住，而形成了文化的传播，蜀封苴侯，也就是这种事例，不过蜀王的后代，在汉时只有西南五千里才存在。
褚少孙称述“蜀王黄帝后世也”之说，这证明巴蜀古代的史料，在西汉时早已存在，这应该是西南邑君所传，和《史记》中说“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是一致的，可说是同一来源。《史记·索隐》引《世本》说：“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也。”世本和帝系姓都有汉儒增加的材料，也就是黄帝后世西南邑君所传的材料。因为他们还常来朝献于汉。一般说来，在汉代如竹王的材料、九隆的材料，当然是夜郎和哀牢所传。就是盘瓠廪君的材料，也一定是他们本族所传。夜郎、哀牢有历史，蜀不应该没有历史。
《蜀王本纪》一类资料，就是西南邑君靡莫之属家传的资料，蜀王子孙在汉时依然存在，别人就不能找些“无稽之谈”来妄称蜀的历史。尤其是蚕丛、柏濩、鱼凫、蒲泽，这些名称，也不是谁能凭空杜撰的。这和班固说齐国在“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蒲姑氏，皆有诸侯，国此地”是同样的，毫无足奇。认《蜀王本纪》是扬雄作，可能是错误，但一个作蜀古代史的人，他不能不向当时存在的蜀王后代探访，是无可怀疑的。
正如杨升庵的《白古通》《年运志》，是从南诏的后代，找得了南诏的历史。今天从凉山彝族，就可访得彝族的历史是一样的。从《蜀王本纪》佚文和常《志》对读，可见常《志》大部分是依据《本纪》的。今所见《本纪》佚文，最晚的事是汉宣帝时穿盐井，常《志》也是这一条，接着便总论两汉人物。常氏叙事，也止于此。可见《本纪》所记实停止在这里。足证这是西汉时书，可能还在扬雄稍前一点，常《志》首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之说。但它先就说这是出于洛书。合《本纪》、常《志》来看，它纪事都是年数。这就不是民间传说所能记叙。但纪年多和《史》《汉》不合。如惠王二十七年城成都。赧王七年（前308）司马错取楚黔中。[昭王十年还要楚割黔中]秦孝文以李冰为蜀守，和他又杀蜀侯恽。此等错误很多，但其他年岁也大体能和《史》《汉》相合。从不合处看，若是通人考订所加，就不应错误。从其合处看，若是出于不学者之手，绝不能杜撰得和《史》《汉》相仿佛。就只能说是蜀王的家史，正和《六国年表》世家的互相参错一样，各国本来就不同。所以它能纪年，却又不免错误，既是常璩、扬雄，那是谁也不能擅改的。
从褚氏的话来看，即“蜀王黄帝后世，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大概它们依然还称蜀王，也许《史记》的“靡莫”就是蜀，这和《春秋公羊传》的邾娄就是邹，《蛮书》的越析就是磨些，是同一个道理。因《正义》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又说：“靡莫在姚州北。”从地区上看，靡莫和蜀王后代是同在一处的。他自有他的家谱，也就是本纪。《路史》说：“蜀山（依《全蜀艺文志》引补山字）今成都，见扬子云《蜀纪》等书。然蜀山氏女乃在茂详妃后国。”《路史·妃后国》又说：“蜀山，昌意娶蜀山氏女，益土也。”这应该是常《志》等所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封其支庶于蜀”的说法所从出，可证蜀王黄帝后世之说，已见于《蜀王本纪》只是清代洪、严诸家辑本，遗漏了这一条。更可见《史记·帝系姓》“昌意娶蜀山氏女”之说，和《蜀本纪》之说，是同源的。《初学纪》和《史记正义》都引《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夏本纪》依《世本》说“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顸，颛顸之父曰昌意”。可见《蜀王本纪》序禹生广柔，正是序夏朝和蜀王都是昌意后代，又同在蜀。《世本》《史记》皆说“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在蜀，是后来的雅砻江。这一系列的说法，都自为一个系统，但都已为《史记》所采用。
青阳降居江水，禹生于西羌，也是为《史记》所采用，这些说法，都是后来所怀疑的。但这些可疑之处，正是另成一个系统而和正统派相抵牾之处。世本帝系姓采取这部分材料，与北方所传材料，合在一起，自然不免矛盾可疑。正因为它是自为一系的历史，所以就可贵。这里可见蜀和中原的史料，分合异同之间，在共同的传说，而又有个别的传说，这就不可忽视了。它和南方材料《山海经》有些相似，却又不尽相同，是更可注意的。关于蜀古代史的材料如先蜀记、蜀论之类还多，却都是这一系统，是应该与《蜀王本纪》合并研究的。这批材料中，自有很多神怪妄诞之说，其实真是很古旧的材料，总是妄诞。不妄诞，就难以使人相信它是真正的旧材料。常《志》中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从它所称述蜀传的内容来研究，可以断定他指的就是《蜀王本纪》。他既在他的书中引用了蜀传许多材料，也批驳了一些材料并斥而不用。其说都见于本书序志一篇。自然从这些材料是可以看出一些史迹的，另一部分不合理的，应当加以否定，不过常氏所承认的未必是，常氏所否认的未必非，这有待于今天重新研究。
在晚周时期，秦在献公、孝公以前，还是很落后的小国，它已有自己的历史。司马迁说：“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吴越很小也很落后，从《吴地记会稽录》来看，也是有历史记载的。蜀也同样如此，把它当作《山海经》和《天问》的材料，当作哀牢、夜郎的材料同样来看待，或不会大错。西南少数民族旧日很多土司，都有家谱，蜀王不可能没有家谱。藏文的吐蕃史、蒙文的蒙古史，和汉文记载出入都很大，但是谁都须注意到这里，这是研究古代巴蜀历史不能例外的，这原是珍贵的史料，而不是废物。
刘渊林注《蜀都赋》引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古文苑章》樵注引扬雄《蜀王纪》亦有蒲泽。其他诸书所引，脱此蒲泽二字。常《志》中说：“望帝更名蒲卑。”古“睪”字往往为“皋”，太皥《潜夫论》作“太曎”可证，可能“卑”字是“泽”字之坯。《初学记·类聚御览》引《蜀王本纪》皆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濩，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从这里可见蚕丛等都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犹之开明氏十二世都称开明。蒲泽也是一代之号，杜宇才是一人之名。章樵注又引《蜀纪》说：“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后皆仙去。自望帝以来，传授始密。”这正是说蚕丛、鱼凫三代各数百岁，望帝、开明就传世短促。所以扬雄《蜀都赋》中说：“昔天地降生杜
（宇）密促之君。”刘逵注引《本纪》云：“三万四千岁。”《太平御览》引作“四千岁”。显然相互抵牾。《华阳国志》中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又言：“蜀樵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蚕丛杜宇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这正是驳斥《蜀王本纪》之文。常氏一再说“三千岁”，应该是他所见的《蜀王本纪》只是三千岁。《御览》作四千岁，《古书》三四字，原多互误。《文选》注三万四千岁，倒是后来附益上去的。从刘歆《三统历》起，才有三万六千岁之说。这是历法家之言，而不是史文。可确定是后人所改。至《纬书》所说二百七十万年，这些都是历家言，是与史无关的。
《韩非子·显学篇》中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张寿王说黄帝到西汉是六千余岁。安陵桮育说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这些不同的说法，在西汉都是存在的。世俗间《蜀本纪》之类从而有三千岁的说法，不足为奇。倒是很可能表示它是南方一系的说法。常道将又说：“周失纪纲，蜀先称王。七国皆王，杜宇称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常氏不信三千岁之说，而他却说：“帝喾封其支庑于蜀，世为侯伯，历虞、夏、商、周。”由帝喾历夏、殷、周三代，即依一般用三统历之说，[世经]也将近三千岁了，这就不免自相矛盾。常《志》中既说“开明氏凡王蜀十二世”。《六国年表》秦惠文王四年“诸侯会徐州以相王”。又九年为惠文王初更元年，初更九年，秦灭蜀。从七国相王到蜀之灭亡，仅十八年。杜宇又在开明之前，很像十八年间，蜀已经过十三代，在秦却只是惠文王一代。常氏对这一问题，真是太缺乏思考了。
《路史》说“开明传三百五十年”。若以二十五年一世计算，十二世也应该三百年。《蜀王本纪》中说：“望帝积百余岁。”假定杜宇的蒲泽氏为五世或六世来计算，应该是一百二十五年，到一百五十年。这两代就共有五百年左右。秦灭蜀在周慎王五年，为公元前316年，上推五百年为公元前816年，也就是西周宣王十二年时代。这是杜宇称帝的开始，也是周失纪纲的时期。蚕丛、柏濩、鱼凫自然更在其前了。《蜀王本纪》说“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那就可能当于夏、殷、西周了。蚕丛称王，杜宇称帝，都说为周之叔世，是毫无是处。《古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汉书·地理志》湔氐道：“禹贡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可证在江水以西，才是汉人说的岷山。湔氐道为今松潘，江水以东，湔水所出，古称“湔山”，又称“玉垒山”。《史记正义》引《谱记》云：“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又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唐嶲州是四川的越嶲，姚州是云南的大姚，可惜却未说明蚕丛为谁所破。但可见各代之间，还是有战争的。
常喾子孙历虞、夏、商，和常《志》的说法相同，还可见三千岁之说并非无稽。《史记索隐》又引《蜀王本纪》说：“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朱提在云南昭通，自然和蚕丛、鱼凫都不是一个部落。《舆地纪胜》卷一六四引《华阳国志》云：“荆（原误经）州有一人从井而出，自号鼈灵。灵死其尸溯流而上，至汶山忽复生，杜宇神之，立为相。会巫山壅江，蜀地潴水，鼈灵遂凿巫山，开广汉金堂江，民得安居，宇遂禅以位，灵嗣位自号丛帝。”（这段材料仍然是根据《蜀王本纪》又小有异同，因今本《华阳国志》逸此段文，故引之于此）这又显然是荆州人来到梁州，是楚人入蜀。《水经注》中说：“南安县治青衣江会，即蜀王开明故治也。”也许开明溯江而上，先在南安，[乐山]又北上至广都，[双流]后移成都。这显然是从荆州来的，与前杜宇的部落相代替。《蜀王本纪》中说：“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时蜀民稀少。”又说：“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这一资料，可理解为鱼凫是一个部族，为杜宇别一部族所侵，遂退入西山，它的部民也随之而去。这就是“民亦随王化去”。后来这些部民又从山中出来归附了杜宇。这就是“化民往往复出”。到开明侵逐望帝，是荆人逐去蜀人。
从成都羊子山的发掘来看，下面是战国前期的文化层，上面是战国后期的文化层。上层和巴的文物有联系，下层和巴的文物无联系，就是纯然蜀的文物。巴和楚的文物，也显然是有联系的。似可认为鱼凫、杜宇、开明的相代禅，是不同部族的代禅，是楚人入蜀的代禅。鱼凫田于湔山仙去，望帝升西山隐焉，秦灭开明时，“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华阳国志·蜀志》）。它们在失掉成都平原后，都入西山。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是又西南下建国去了，这和安阳王往南越的路线也很相同。常《志》中说：“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汉《地理志》严道有“邛崃山，邛水所出”。这是邛民的区域。有越嶲郡又有邛都县，有邛池。应劭说：“故邛都国。”常《志》中：“邛崃山本名邛苲，故邛人、苲人界也。”（在刘昭注《郡国志》，今本《华阳国志》无此文）由《西南夷列传》看来邛是越嶲郡，苲在沈黎郡（即汉嘉郡），可能是临邛的邛民，南徙越嶲去了。越嶲也有定莋、大莋、莋秦各县，也可能是苲人由沈黎南迁去的。《汉志》蜀郡有旄牛县，但《后汉书》中说：“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旄牛也由沈黎南徙越嶲。在三国时重开旄牛道招降旄牛王的，也是越嶲太守张嶷，而不是另一个汉嘉太守，都可见在北的小部落有继续南徙的情形。常《志》中说：“僰道县本有僰人——汉民多渐斥徙之。”常《志》中又说：“阐县故邛人邑。会无故濮人邑也。”濮原在巴境和蜀境各处，但后来也到越嶲，这和“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是先后一致的。这和很大的地区都和巴蜀同俗，是有关联的。
蜀在梁州，梁州以外还有个蜀，《周书·世俘》中说：“庚子新荒命伐蜀。乙已新荒蜀磨至告禽。”从庚子到乙巳，不过五天，往伐蜀的将帅，就已经回来了。这显然不是梁州的蜀，而是距离牧野不远的蜀。也就不是从武王伐殷的蜀，而是与纣同党的蜀。这必然是另一个蜀。绝无刚刚败殷于牧野的几天之后，就来伐自己伙伴的道理。梁州以外既另有个蜀，还有一些有关巴蜀若水江水的远古材料，也只好存而不论。《天问》桀伐蒙山的材料也只能付之阙如。肇于人皇之说，也更不必谈。常《志》所引《洛书》人皇兄弟九人之说，更是荒谬，常氏反信而不疑，倒很奇怪。
蜀是个古国，历夏、商、周是常道将所承认的。他却又反对“三千岁”的说法，真使人不解。四川最早就见于禹贡。在这篇书里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峨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郑康成注说：“《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汉阳西。”又说沱潜二水亦谓“自江汉出。《地理志》在今郫县。潜水盖汉，西出嶓冢，东南至巴郡江州入江，即为西汉水也。蔡蒙在汉嘉县。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读曰桓，《地理志》桓水出蜀郡蜀西南，行羌中者也”（凡郑所称“地理志”却非班书，而与司马彪《郡国志》同，应当是东汉的《地理志》，在东观《汉记》内，司马与郑同用此书）。西汉水就是嘉陵江，桓水也可以说是白龙江，从这些地名，可以看出禹贡的梁州，偏在今四川的西北，这是最早开拓的地方。嘉陵江以东广大地区都未提及，那是未开拓的。也可见这个开拓区很小。如《禹贡》中说：“
山之阳，至于衡山。”“
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可以说对西南地区知道的实在不多，而又显然错误。
《禹贡》中又说：“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可见东西汉水之间，作《禹贡》的人对巴岭地区，是全不知道的。所以对荆州的西部，也一字不提。这说明
嶓以南蔡蒙（在雅安名山）地区，和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一小块地方，才是最先开拓的区域。这正是蜀的范围。后来的学者，往往以为周官没有梁州，说秦灭巴蜀，四川和中原才有交通，因之定《禹贡》为秦后所作。其实武王伐纣，《牧誓》就说有庸蜀羌髳，《左传》中詹桓伯也说：“巴濮楚邓，我南土也。”《周书·王全》中说成王时“巴人以比翼鸟，蜀人以文翰”。这不能说周没有巴蜀。孙贻让就说过周把梁州一部分划入雍州，一部分划入荆州（见《周礼正义·职方》），这是正确的。秦人灭了巴蜀，《吕览》的九州就没有梁州。汉从汉中巴蜀统一中国，《淮南子》书中也没有梁州。我们是不能据《吕览》《淮南子》序九州没有梁州，就说秦汉都没有巴蜀，这是不可以的。《禹贡》以后梁州的确和中原的接触不多。这是因为四川偏在西南，和中原容易脱节，这是很平常的。正如汉代开拓西南、牂柯、益州（建宁）、越嶲、永昌、云南都置州县，有好几百年。但在晋以后，把这些地方都放弃了。隋唐又才暂时恢复，但不久就发生了南诏问题。直到元代灭大理，明代又才在云南置州县。假若只据明清的云南省来看，因之说两汉三国时不可能有越嶲诸郡，这是不合理的。
春秋时也有少量关于巴国的记载，如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楚及巴师围鄾。”后又与楚伐申，“楚惊巴师”。庄公十八年“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御之大败于津”。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鄾、邓、申都在楚的北境，巴人常常在北方和楚交涉，这是可以理解的。《华阳国志》中说：“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合川]或治平都，[丰都]后治阆中。”巴、楚有关的事既多在北境，可见先是都在阆中。今天的奉节是春秋时庸国的鱼邑，可能在灭庸以后，巴才南迁江州。[巴县]房州和鱼邑都是庸国的土地，后来都是巴国的土地，巴成为大国，应在灭庸以后，是很显然的。
这类事件在北境，和《商君列传》赵良说，百里傒相秦“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同是北境的事，这是很可注意的。百里傒相秦穆公，穆公和鲁僖公同元，《秦本纪·叙》百里傒至秦穆公五年（前655），说：“百里傒年已七十余。”赵良说百里傒相秦“三置晋君，一救荆国之祸”，事皆在穆公早的一时期。僖于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卒，可证巴人致贡应在鲁僖公时，这也是巴早期的事。《华阳国志·叙》秦灭巴蜀说“赧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可见秦汉的汉中郡原有古时巴的土地，不仅仅是蜀的土地，自然巴和申、邓、鄾、秦的关系要多一些，这些都应该是从陆路交通，至于巴人伐那处在南郡编县，阎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华容，大败于津在江、陵，巴也从南境和楚有交涉。这时的夔峡属于庸，当时的秭归也还有楚同祖的夔子（楚灭夔在僖二十六年），巴是否可以从水道伐楚，也成疑问。《十道志》中说：“施州清江郡春秋时巴国，七国时为楚巫郡。”可见楚的巫郡，原是巴国的土地。《晋书·地理志》中说：“秦取楚巫郡地为黔中郡，汉高祖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原来武字就是巫字。《汉·地理志》武陵君的无阳县有无水。洪北江说：“无阳三国吴时作潕阳，晋《宋志》作舞阳，水亦作
与舞。唐名武溪，又曰巫溪，本亦作武与巫，置巫州。”可见这个“无”字在地名上有时作“潕”、作“舞”，也作“巫”、作“武”。秦把巫郡合并于黔中，汉把黔中改为武陵，是用“武”字代“巫”字，这是有依据的。施州武陵既都是巴境，《后汉书》说这里有佷山、有扞关。《世本》中说：“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扞关而王巴。”也可见巴、楚之间有陆道的扞关，不仅水道才有扞关。《三国志》说刘备“自率诸将自江南缘出截岭，军于夷道猇亭”。又“自佷山通武陵”。从刘备攻吴的路来看，也可想见巴人攻楚的路线。
《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房州竹山县即金州古卢国也。”《正义》又说：“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巴和秦、楚三国灭庸的时候，已不见卢，可见卢的地方，后来并入庸。三国灭庸，庸的地方自然一起并入巴。常《志》说：“宕渠有卢城，是古卢国，卢的西境在宕渠，东境在房陵，翻过巴岭，必然有它的交通线。庸的东境在郧阳，西境在奉节，也是越过巴岭的。庸既有卢地，可能和卢越巴岭的路是相同的。在汉代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使张合督诸军循三巴，进军宕渠，巴西太守张飞与郃相拒五十余日，飞击郃大破之，郃走还南郑。”《水经·沔水注》中载：“汎水出梁州阆阳县，魏遣夏侯渊与张郃下巴西，进军宕渠，刘备军汎口，即是水所出。张飞自别道袭张郃于此水，郃败弃马升山走还汉中。”《寰宇记》校勘记说：“筑水自房陵至榖城入沔，张飞取道巴西，无缘相拒于榖城。”（《寰宇记》引“汎”作“筑”）《刘备传》中说：“张飞与郃等战于瓦口。”（《水经注》作汎口）《张飞传》说“张郃进军宕渠蒙头、荡石（常《志》飞等进军蒙头，邀合战于阳石）。与飞相拒五十余日”。《舆地纪胜》中说：“八濛山在流江县东北，《三国志》张郃进军宕渠——飞遂破郃，巴土获安。”张郃进军的路线在流江与《水经注》不同，但此说最有理。《张郃传》中说：“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进军宕渠。”《魏武纪》中说：“巴七姓夷五朴胡，賨巴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郃进军宕渠如偏在北，就和巴东无关。必在流江，渠县才能降巴东、西巴二郡。这也是现在成都通襄阳、信阳铁路所经的道路。方志说渠县有勒石“汉将张飞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皆说是“飞所自题”。这是越过巴岭最合理的路。卢庸建国时东西的主要交通，可能就在这里。古时巴国通汉中，也应该在此一道。汉中房州一带，以至于湖北的施南，都是巴国的境土，这说明古巴国疆域之大，绝不是为古巴国的范围，就必然要有越过巴山的道路。其他如米仓道，也是古来巴中、汉中的交通要路。《舆地纪胜》中说：“近者开禧逆[吴]曦之变，士大夫之逃难者，多由米仓以东归，此正趋荆襄之路。”由巴入汉中的路，就在宋代，米仓道仍然是很重要的。
关于巴事的记载，春秋时稍多，战国时就很少。关于蜀的记载，战国时稍多一些。常《志》中说：“卢帝攻秦至雍。”不知确在何年。从开明氏十二世而亡计算，上推卢帝是十一世。从秦惠王灭蜀上推到悼公，是十一世，历公是十世，躁公是九世。《秦本纪》孝公下令国中曰：“往者历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三晋攻夺我河西地，诸侯卑秦。”躁公二年（前441），南郑反。义渠来伐至渭南。可见秦在此长时期，本极衰弱。卢帝攻秦至雍，是可能的。历共公二年蜀人来赂，二十六年左庶长城南郑，躁公二年南郑反，可见这一时期，是秦蜀多事之秋。惠公十三年（前387）《六国年表》中说：“蜀取我南郑。”《本纪》在同年说：“伐蜀取南郑。”《史记》在这里自相矛盾，应该是《本纪》错了。常《志》中说：“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知惠王以前，蜀早有襃汉之地。太史公说：“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又说：“献公之后，常雄诸侯。”秦失南郑，必然在献公之前。惠公后仅隔出子二年，就是献公，如依《本纪》说惠公十三年（前387）取南郑，就找不到秦失南郑的时候，自然要从《年表》才对。《秦本纪》惠文君元年蜀人来朝，此为周显王三十二年（前337），常《志》作“周显王二十二年（前347）蜀侯使朝秦”。这是常《志》的文字之误。
从秦蜀争南郑经六十五年而南郑为蜀有，且兼有武都之地。自蜀有南郑，经七十一年而蜀亡于秦。秦惠文王初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常《志》中说：“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长僚僰。”可见开明开国的二三代间，北攻秦，南攻青衣，蜀在此时就开始扩张，渐成为大国。秦惠公十三年蜀伐秦取南郑，是周安王的十五年。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是周安王二十五年。这十年之间，北伐秦、东伐楚，可见这是蜀最强盛的时候。常《志》中说：“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这里所说蜀的疆域，不应该是武王时蜀的疆域，而是蜀有南郑以后的疆域。汉中的襃城，是古襃国，幽王时还存在。幽王既败，郑人南迁，始有南郑之名。蜀不可能早在周初就有南郑区域，使西周初年蜀已有汉中，此时关中之地，为周王畿，就应该北与周分。秦在西周孝王时代，始封非子邑之秦为附庸，到东周之初，《秦本经》中说：“文公十六年伐戎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北与秦分，应在秦穆公前后，而不得在周初。蜀伐青衣“雄长僚僰”以前，也不可能“南接于越。西奄峨嶓”。这都是常氏用材料不审慎，真贻误后人不少。
《楚世家》肃王四年（前337）载：“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正义》中说：“荆州松滋县。”蜀何以那样远越过巴境来伐楚？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左传·庄公十八年》“巴人叛楚而伐那处，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在今宜都。文十六年“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在今枝江。所以昭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以攻濮”。应该是濮在大江，即在枝江。显然可见楚的西界在宜都松滋。至于枝江就不是楚地了。就可看出在此以西，是后来巴的土地，也就是巫郡的东界。巴在四川的土地（巴中），就是百濮的土地，到濮入荆从汉入江，巴后来也有汉水区域的濮地，枝江是濮，巴也可能后来取得枝江。从楚肃王四年（前377）到秦孝公元年（前361），中间仅隔十六年。《秦本纪》中说：“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肃王卒宣王立，和秦献公同时，《楚世家》说此时“秦始复强，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这段时间既齐、秦、三晋都强，所以楚不能向北发展，肃王之前是悼王，蔡泽说吴起“事悼王，南收扬越”，于是楚国“遂有洞庭苍梧之野”。可见悼王以后，楚是向西南发展的。
《楚世家》说惠王十六年“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楚东侵广地至泗上”。在此以后，楚灭蔡、灭杞、灭莒。这段时间，都是向东北发展，而且已经达到顶点了。吴起相悼王以来，楚就向西南发展，因之南有巴黔中。庄蹻入滇，《史记》说在威王时，也都是这一方向。就说明肃王前后是楚西侵巴境的时间。巴蜀就必须联合起来，对抗楚的侵略。周安王十五年（前387）蜀伐秦取南郑，安王二十五年（前377）蜀伐楚取兹方，十年之间，南伐楚北伐秦，这应该是蜀最强大的时候。把楚在不同时间的侵略方向搞明白，对蜀伐楚取兹方的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从此时起（周安王二十五年，前256）到秦灭巴蜀（周慎王五年，前316）这六十年间，楚对巴蜀的威胁稍稍解除，于是“巴与蜀仇”“世战争”“各来告急于秦”。（《张仪传》）秦一举遂灭巴、蜀。巴、蜀都是由小部落扩张起来的，在它们联合抗楚的期间，可能两部还没有到彼此接触，到它们境土相接的时候，便自然要发生冲突，而都去向秦求援，为秦人造成吞并的机会。它们渐发展为两大盟主，也不过是春秋战国时间的事。
秦灭蜀后，三封蜀侯，三个蜀侯又都被杀，这事真是可疑。在《史记》一书内，《本纪》和《年表》《列传》，叙说得既简略，又处处矛盾颠倒，怕是《史记》原来把这回事没有弄清楚。常氏《华阳国志》依《史记》来写，又略增加了些，如《蜀本纪》之类的材料，但还是说不清楚秦封蜀侯的事。《史记》本书的矛盾原来太多，如《秦本纪》中说：“惠王十一年公子通封于蜀。”《年表》作“十二年公子繇通封蜀”。（常《志》作封子通国为蜀侯。《蜀王本纪》作封公子通为蜀侯）应是《年表》误后一年。《本纪》十四年“相壮杀蜀侯来降。惠王卒武王立，元年诛蜀相壮”。《年表》同，但在《甘茂传》中说：“武王立，蜀侯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杀相壮是在此年甘茂的事。杀蜀侯辉在《本纪》和《年表》都是在昭王时，更不是甘茂的事。常《志》中说：“赧王七年封子恽为蜀侯。”是在武王三年（《蜀王本纪》也作蜀侯恽）。更可证不会武王元年就诛恽。
《本纪》说昭王六年（前301）“蜀侯恽反司马错定蜀”。《年表》作六年“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恽定蜀”。把恽说成蜀守而非蜀侯。但《甘茂传》作蜀侯恽，作蜀侯是正确的。可见《史记》抵牾太甚，是并未弄清楚的。常《志》说赧王十五年（秦昭王七年，前300）“封其子绾为蜀侯。三十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史记》就没有记蜀侯绾的事，可见《史记》的确误失很多。常《志》又把蜀侯恽的被杀，说为孝文王的事，就更不对了。惠王十四年蜀相壮杀蜀侯，武王元年诛蜀相壮，是在赧王的四年和五年。常《志》把两年的事都说为六年也是错的。《史记》和常《志》记蜀侯事都不明白，《秦本纪》说“蜀侯恽反”，说“相壮杀蜀侯来降”可能蜀侯通也是因反而被杀的。常《志》中说，“疑蜀侯绾反”，蜀相陈壮也是反，《本纪》说：“丹犂臣蜀（不是臣秦）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诛相壮伐丹犂。”又可见丹犂和蜀侯反秦是有关系的，这都很奇怪。从秦灭蜀后三十年，到诛蜀侯绾才算定蜀。秦三次封的蜀侯，都是因反叛而被诛。六国和秦，都不把土地分封给子弟，但秦对蜀却是几次反，又几次封，这是很难理解的。秦既置蜀相，又置蜀国守，这在当时的制度上也很特殊。但从汉代越嶲、牂柯诸郡来看，很多县既有县令，又还有邑君，如钩町王之例却很不少。《两粤传》中说：“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粤王勾践之后也，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粤从诸侯灭秦。”这就可见秦汉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对内地不相同，虽设置郡县，但邑君侯王依然存在。蜀侯、蜀相之外又置守，也就是这个缘故。说“秦封其子”都是从前蜀王之子，而不是秦人之子。秦人对义渠的情形，也是这样。
《六国年表》惠文王七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十一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亦见《本纪》）但初更五年秦又伐义渠。七年义渠败秦于李伯。（见《西羌传》）初更十年（前315）“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到赧王四十三年是秦昭王三十五年，秦“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事见《后汉·西羌传》。从《史记·范雎传》中看，也证明灭义渠是在这一年。从秦定义渠、县义渠、又伐义渠，到义渠灭亡，时间也长，用兵次数也多。义渠、闽、粤、巴、蜀都是当时的少数民族，情形也可互相证明。《史记·张仪传》中说：“卒起兵伐蜀，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战国策》中也说：“蜀主更号为侯。”可证明是贬原来的蜀王为侯。后来屡次所封，都自然是蜀王的子孙，而不是秦王之子孙，是显然的事。可能因为旧史文字省略，汉人没有搞清楚，《华阳国志》更是根据民间传说之误，而收了一些不足信的材料入史籍。如果认封蜀侯是秦的子弟，是很难讲通的。秦武王元年（前310）诛蜀相壮，武王三年（前308）“封子恽为蜀侯”。依《秦本纪》说：“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武王卒]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武王明明无子，封子恽为蜀侯，难道是武王的儿子。
秦昭王六年（前301）诛蜀侯恽，七年“王封其子绾为蜀侯”。《秦本纪》中说：“[昭王]三年王冠。”因昭王立时很年幼。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子孝文王立。《始皇本纪》中说：“孝文王生五十三而立。”孝文王应该是昭王四年出生的，其次的儿子应该是五年或六年出生的。蜀侯绾如其是孝文王之弟，受封时才一岁或二岁，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昭王二十二年蜀侯才十五六岁，又疑他反而被杀，都是不可信的。昭王同母弟也仅封高陵君、泾阳君，何以绾独封侯，都是说不通的。常《志》中又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于孝文王，恽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文王大怒，遣司马错赐恽剑使自裁，安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蜀人为蜀侯立祠，水旱祷之。”孝文王立时年已五十三，可能有多的儿子可以封蜀。但《秦本纪》中说：“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孝文王在位才三日，他来不及封他的儿子为蜀侯，更来不及献馈和加毒，也来不及杀这个儿子。根据秦汉的制度来看，和闽粤的事例来看，可见三封蜀侯，只能是蜀的子孙。根据秦王朝的世代实际来看，可见蜀侯之封，绝不是秦的子孙，而必然是蜀的子孙。
《水经·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民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为雒将。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遣太子名始降服于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有女名媚珠看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遂败，王下船径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见有故迹，越遂服诸雒将。”秦灭蜀后，仅仅百年而秦亡。赵佗遂称南越王。此时已有蜀王之后安阳王来交趾建国。这和殷亡而箕子往朝鲜建国大致相同。
据《清一统志》说武宁在安南国北江府武宁县，平道县在国威西北。依明峥著《越南史略》（范宏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说：“越南最初是文郎部族，沿着红河向东南边移住。在前选为代表每个部落的[乡]称为蒲政，代表氏族的称为貉将，代表部族的称为貉王。蜀部族是住在越南北部的东北（应作西北），渐渐迁移到红河两岸，和文郎部发生战争，蜀部族战胜了。”《大越史记全书·蜀纪》中说：“蜀王子泮即安阳王，巴蜀人，在位五十年，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又说“蜀战胜了文郎之后，合并两地为瓯貉国。古螺城是后来的东福安省东英县。蒲政是一村之中最大一个家庭的族长，文郎各村社的人民，就变成了奴隶。瓯貉国成立了三十余年，秦朝就派屠睢来侵。丁亥年（前214年）侵入瓯貉的北部，但百越人民逃到森林去了，因秦兵不服水土，患病的多，于是百越人民就趁机起来杀死屠睢”。陶维英著《越南古代史》（1959年版）说蜀泮领导这次抗战，完全胜利了。这些记载，和《交州外域记》可以互相补充，可知安阳王就是蜀王子泮，这是很宝贵的材料，和汉文古代记载也是符合的。
考《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这是在公元前214年，瓯骆（貉字疑误，《汉书》作“骆”）建国既在三郡的地区，但安阳王并未降服于秦。《汉书》严安说：“秦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深入越地，粮食乏绝，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天下大叛。”安阳王在位五十年为赵佗所败才失国。《南粤传》中载：“秦已灭[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高帝已定天下，释佗不诛。”佗攻安阳王即在击并桂林、象郡之时，亦即在汉统一之前秦灭之后的三数年间，可假定为在汉高帝的三年，是公元前204年，距秦开三郡恰恰十年的光景，秦终未能征服安阳王，是无可疑的。
《淮南子·人间》中说：“秦王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三年不解甲弛弩，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这就是杀尉屠睢的事。晁错说：“秦时北攻胡貉，南攻扬粤，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
这都可证实《大越史记》是有根据的。《水经·温水注》中说：“临水又西南经封阳县，东为封溪水。”又说朱吾[县]以南，有文郎人，（从杨守敬说）县南有文郎究。又引《扶南记》说“山溪濑中谓之究”注中有古郎究、越裳究、扶严究、无劳究、金山郎究，可能都是古代部族，这也和《大越史记》可互相印证。赵佗攻安阳王在公元前204年，秦置桂林、象郡在公元前214年，安阳王在位五十年，也就证明秦攻百越的时候，恰是安阳王建国已经三十余年将近四十年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254年到公元前251年。这几年间，也就是秦昭王五十三年到五十六年的几年间。从张仪、司马错灭蜀，到安阳王建国，相隔仅六十年的光景。若从周赧王三十年秦诛蜀侯绾，到安阳王建国，相隔只三十年，蜀王子泮又在越南北部建一瓯貉（应作骆）国了。
《十道志》中说：“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西、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秦灭的巴是姬姓，这是楚灭的巴，即五溪蛮，应该是槃瓠族。这和《益部耆旧传》说的楚襄王灭巴子是一件事。很可能不是一个巴子，就是楚得枳而国亡的枳。其时其地都合，常《志》说巴子“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应该说的是楚灭之巴。所谓楚得枳而国亡，即秦拔郢都，襄王亡走陈。（徙都寿春）这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87），距秦灭巴蜀已四十年。但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司马错从枳南入，溯舟涪水，取楚黔中。为顷襄王十九年（前289）。知楚灭[枳]巴子，应在秦取黔中之前。秦取黔中，距秦灭姬姓之巴，已三十六年。（巴灭为楚怀王十三年，即前316）先后两个巴子，是显然的。楚襄王封巴废子为铜梁侯，应该江州、蛰江，都是这个巴子的旧都。而秦灭姬姓之巴，只能说在阆中了。干宝《晋纪》中说：“武陵、长沙、卢江郡夷，槃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水经·蕲水注》中所说的“五水蛮”，即庐江郡蛮。《寰宇记》中载：“涪州俗有夏巴夷蛮，蛮则盘瓠之神。”“夔州山峡险隘，多山蛮据峙。”《北史》中载“蛮盖槃瓠之后，江淮之间，布在数州，东运寿春，西通巴蜀，北接汝颍，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又说：“信州（白帝城）向五子王等都是蛮。屯据三峡，遏断水路。”《寰宇记》中载忠州、万州、开州同有唱竹枝，二月郊外迎富的风俗，和僚人用铜鼓不同，也不是廪君系，显然都是盘瓠系。《北史》说的河南王蓝洛洲，和梁王、谯王，可说都是楚灭的巴子之后，六朝时北入淮水建国的。元魏也迁很多蛮于六镇秦陇，都在北方。巴子之后的蛮，活动的地区就广了。
《粤峤志》中说：“南越古洞蛮，秦时最强，俗尤善弩，每发铜箭贯十余人，赵佗畏之。蛮王有女兰珠，制弩犹精，佗乃遣子赘其家，不三年尽得其制、破弩之法，遂起兵伐之，虏蛮王以归。”这和《交州外域记》中所说“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圃佐安阳王治神弩，一发杀三百人，南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见始端正与始交通”，事迹全同。这里的古洞蛮也就是安阳王，说虏蛮王以归，和《外域记》中说安阳王下船径入海稍不同。《大越史记》中说“安阳筑螺城不成，一只金龟替王除妖，城才筑好，龟还送王一只爪，制作弓弩，一发可杀万人”，这和《周地图经古文苑注》引李膺《蜀记》说张仪筑成都城的大龟是相同的。陶维英著《越南古代史》一书（刘统文译，1959年版）依《太平寰宇记》引《南越志》原文似未完，故陶书疑安阳王百余岁，又疑雄王的“雄”字是否《寰宇记》之误。
现在把《旧唐书》卷四十一引《南越志》全文抄在这里，它称《南越志》说：“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日雄王，其佐日雄候（两日字是曰字之误），后蜀王将兵三万讨日（疑衍日字）雄王灭之，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其国地在今平道县东，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阜。尉佗在番禺遣兵攻之，王有神弩、一发杀越军万人。赵、佗乃与之和、以其子始为质。安阳王以女眉珠妻之，子始得弩毁之。越兵至乃杀安阳王，兼其地。”可见《南越志》原作雄王，非《寰宇记》刻本之误。不过“雄”字终是“雒”字之误，是无可疑的。这里说“蜀王讨雄王灭之。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是否可解百余岁之疑。这里又说杀安阳王，和前两种资料都不同。《御览》引《日南传》说：“南越王尉佗攻安阳王，遣太子始降安阳，与安阳王女眉珠通，入库鉅（锯）截神弩，亡归报佗，佗复攻安阳王，弩折兵挫，浮海奔窜。”《日南传》和《交州外域记》都是六朝的书，比《南越志》《粤峤志》早一些，应该可信。安阳王始终是英勇抗敌的豪杰，他的浮海，往更南方建国去了。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八也记载安阳王事，大致都同，末了也说安阳王遂败亡入海。蜀抗秦失败，一部分英勇的人民遂往交趾建国，又抗秦十余年而杀屠睢，再抗赵佗的侵略，又失败而浮海别去，始终不屈服于暴力之下，这是历史上最英勇的一支队伍，是值得歌颂的。
常《志》中说：“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又说：“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可见此时的巴蜀，还是畜牧和耕稼并行的社会。《蜀王本纪》说“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襃合”，常《志》说“秦昭王时廖仲秦精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白虎”。所以明峥说：“蜀部族（指蜀王子泮即安阳王）的材料不多，从旧史知道蜀部族善于狩猎，可以推测蜀部族是以畜牧和狩猎为生的。”
秦灭蜀后六十年安阳王就在越南建国，他和常《志》说的畜牧、狩猎生活情形是一致的。从杜宇时已知务农，又作杜宇城因名杜宇。（《艺文类聚》引《蜀王本纪》）常《志》中说：“开明九世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也是已有农业的证明，又有城郭宫室。常《志》又说周赧王七年（此误应为秦昭王二十七年，即前280），“司马错率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可知在李冰守蜀开二江灌溉之前，蜀已大量产米。昭王三十年（前277）仍是张若守蜀取楚巫黔中，知李冰守蜀，必在昭王三十年后，但在二十七年蜀已能输六百万斛米出去，可见产量相当丰富。《江水注》中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成都平原可能在李冰前已有水利灌溉。在今天我国基建工作中发现的地下材料来看，知战国早期蜀已有铁器和纺织品。司马错说：“蜀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所以《战国策》中说：“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都可窥见在秦灭巴蜀之前，蜀的劳动人民在生产方面，是有高度成就的，它并不落后于七国，这才为汉代蜀刀、蜀布驰名全国，准备了条件。
常《志》中说开明九世“蜀有五丁力士，立大石重千钧作墓志”。“秦惠王时蜀遣五丁迎石牛。”从开明九世到十二世，应该有百年，前后服劳役的都是五丁。常《志》中又说：“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每王薨，辄立大石。”显然十二世三百余年间，都有五丁服沉重的劳役。可见五丁就不是偶然天降的五个大力士了。《春秋繁露》中说：“梁内役其民，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蜀的五丁，想来和梁是同样的。这是一种劳役组织形式，可能就是奴隶社会制度。司马错说：“[蜀]有桀纣之乱——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而又有禁暴之名。”可见蜀进行残酷的剥削的统治。秦灭巴蜀，倒是拯救了巴蜀的人民。明峥《越南史略》中说：“蜀战胜了文郎之后，文郎的人民就变成了奴隶。”可见这一长时期蜀还是奴隶制度，两种材料是相符合的。
秦灭巴蜀，使巴蜀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灭巴蜀是秦惠王，在《汉书·地理志》说是“秦昭王开巴蜀”。作辕田开阡陌是秦孝公商鞅的事，在《史记·始皇本纪》中说：“昭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这只能认为把商鞅辕田的制度，此时才推行于巴蜀。应该在杀蜀侯
，司马错定蜀以后，秦以巴蜀的改革，才能积极进行。商君变法的一切有效设施，秦是可能推行于巴蜀的（秦灭六国，到汉时还有东田存在，可见秦的田制，并未推行到山东）。蔡泽说范雎相秦“栈道千里，通于蜀汉”。这是整理交通。范雎相秦也是在昭王时。《水经注》引《风俗通》说“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县两江，溉田万顷”，《史记·河渠书正义》引《风俗通》亦正相同。常《志》中说：“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前面讨论过孝文王在君位仅三日，不能有一些大的措施。巴蜀的开发，始于昭王，是一定的。李斯说：“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使秦成帝业。”明明范雎是法家，是商君政策的继承者。可惜太史公只把他认识为一个说客，那就错了。
常《志》中说：“张仪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楼观射兰。”张若“营广府舍，置盐铁官，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与咸阳同制，在当时可算是了不起的规模。常《志》中说：“李冰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工省用饶，灌溉三郡，沃野千里。”冰“又识察（旧误作齐，依《水经注》校正）。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这都是有关经济文化发展极伟大的措施。常《志》中说：“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豪侠即工商业者）。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民。工商致结驷连骑。”《项羽本纪》中说：“秦之迁人皆居蜀。”《货殖列传》说的蜀卓氏程郑，正是六国灭后迁来的，他们都是以冶铁致富。到汉时从《禹贡传》说：“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岁费五千万。”颜注：“三工官少府之属官。”如淳说：“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可见蜀的工业情形，它的岁用比之长安三工官的岁用要占五分之一。
长安八万八百户，二十四万六千口。成都是七万六千二百户，是当时全国的第二大城市。可见在秦时和咸阳同制。不是偶然的。最奇怪的是长安为当时中央政权所在，统治者和他们的附从必定很多，但比成都只多四千户，这更可见成都的重要。蜀的盐铁工业都是秦时展开的，所以成都有盐铁官。盐铁在秦汉间占经济最重要的地位，蜀刀、蜀布在汉代也是名产，可见蜀的经济，从秦时起就迈进了一大步。
四川从古至今，因为经济文化的开发和逐步发展，变动很大。所以从形势方面来看，有许多区域在古代很重要，但后来却不为人所注意。也有许多地方在宋明以后渐次重要起来，但在古代就不那么重要。这种转变，前后是很大的。从有史迹可寻的时候来说，临邛和成都，几乎有同等的地位。常《志》中说“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与[张]若，筑成都城，郫城，临邛城”（《文选·蜀都赋》，注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若与张仪筑成都城，这是《蜀王本纪》的文，从《古文苑注》可证，《水经注》也作二十七年，可说即根据常《志》。清人顾广圻指出常《志》认为二十七年是错的，是宋人改窜的，他不知道《文选注》《水经注》早已如此，不是宋人妄改。顾的说法不足据，现仍依常《志》文）。这三个城高五丈或六丈或七丈，正如商君在秦“大筑冀阙，营如鲁卫”，这是不平凡的工程。从常《志》说，郫是杜宇的旧都，成都是开明的旧都，要不是临邛有和成都郫城同等的价值，就不会在这次同筑三个城的。常《志》中又说：“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这和秦惠王灭蜀“以张若为蜀国守，移秦民万家实之”，显然是不同样的理由。
《水经注》中说：“[南安]县治青衣江会，即蜀开明故治也。”《舆地纪胜》说：“秦水在峨眉西南。”又引《旧经》云：“秦惠王伐蜀克之，徙秦人万家以实焉。秦人思秦之泾水，于其水侧置戍，谓之泾口戍。天宝六年改名秦水。”《寰宇记》亦有这样的记载，是系之罗目县。这又可见青衣一道的重要。《舆地纪胜》庐山县“有开明王城”。又引《旧经》云：“开明王所筑。”这和开明故治在南安，又由广都迁成都，这四处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地带。常《志》中说：“望帝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襃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熊耳灵关正是青衣水的首尾。这里也有移民，可见秦代建设是多样的，不仅是穿两江的灌溉工程。
李冰在蜀对水陆交通的工作做得更多，又都是在岷江和它的西岸，这都是很可注意的。（1）《史记》中说：“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2）常《志》中说：“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这是青衣江）（3）常《志》中又说：“僰道有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穿凿，乃积薪烧之。”（这是岷江）（4）常《志》中又说：“青衣江会，汉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悬溉有滩名雷坻，亦曰盐溉，李冰所平也。（上河平中十二字依《水经注》）（这是岷江和大渡河）。（5）常《志》中又说：“冰又通笮道文井江，与蒙溪分水，迳临邛与布濮水会，至武阳天社山合江。”（旧文倒错，今依《水经注》校正。布濮水旧作白木水。唐宋人引也是白木水。但《水经注》作布濮水，和常《志》临邛县有布濮水合文井江同。（这是文井江）。（6）常《志》又说：“[冰]又导洛通山洛水，径什邡郫别江，会新都大渡。”（7）又有绵水，经绵竹入洛，东流过资中会江阳。[泸县]除洛水以外，李冰治水全在岷江和岷江西岸，这些都属于水道交通。“通苲道文井江。”又正是通往笮都的陆路交通。这也反映临邛在古代的重要了。
《禹贡》中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蓻，沱潜既道，蔡蒙旅平。”蔡山、蒙山都在雅安名山县境，也正是汉的徙、笮、青衣江发源于此，有灵关，下流到乐山合岷江，有熊耳峡。常《志》中说：“高后六年城僰道，开青衣。”从《禹贡》蔡蒙的提出，直到秦汉，都见出这一地带的重要。公孙述为王莽的导江卒正治临邛，后来才到成都。岂不是反映了临邛的重要。开明三世保子帝攻青衣，《水经注》中说：“青衣县故青衣羌国也。”又引《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以证明青衣的古老。
蜀伐楚取兹方，是蜀最强的一段时间，从取兹方到惠成王十年共十六年，蜀请别国的工程师治水，也是国家强盛的表现。《蜀王本纪》中说：“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张仪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常《志》中说：“开明王乃徙治成都。”开明原治青衣江会，在乐山，又治广都，后移成都，这也看出开明是从南面沿着泯江北上，最后才到成都的。成都、临邛、青衣（下流）秦都移民往实之，这也是一个三角形地带，就反映出当时的地理形势，说明蜀的经济繁荣是在什么地区了。凡常《志》所记七桥以外的桥和七津，都在岷江一道，也正和这一形势符合。《汉书·货殖传》中说：“蜀卓氏之先，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卓氏曰吾闻汶山之下沃野，民工作布。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这说明临邛早已发现铁矿，所以专门冶铁的卓氏，求远迁临邛。他说民工做布，汉时蜀刀、蜀布是最有名的，可见早在秦时，临邛做布、做刀的工业，就有相当的基础。
常《志》中说：“临邛县有火井，井有盐（旧错作二依《水经注》改正）水，取井火煮之。”汉时临邛有盐铁官，临邛的井是否秦时所穿，志无明文，但广都的井，就是李冰凿的，也可能秦时临邛已有盐井。常《志》说：“宣帝时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盐铁在西汉前期在经济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盐、铁、布三者都是盐邛的产物，那就无怪张仪在成都、临邛筑城，秦在成都临邛移民了。公孙述在开始就是要控制这一经济富裕地区的。从《汉书·地理志》看有盐官的地方仅二十八郡，蜀郡的临邛，犍为的南安（今乐山、夹江、洪雅、犍为、荣县）都有盐官。有铁官的地方是四十郡，蜀郡的临邛，犍为的南安、武阳二县，都有铁官。卓氏程郑以冶铁致富，成都罗襃“往来巴蜀间，擅盐井之利”（盐井仅蜀才有）。这是以盐致富。就可看出临邛、南安、武阳长时期的经济地位颇高。张仪、李冰的施设，和秦的移民，都在这一地区，是可以理解的。
从人口的密度来推测，可能看出成都小平原和临邛南安这一小小三角地带，几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汉时广汉、犍为，都主要是从蜀郡分出，把当时这一精华地区，三郡各得一部分，所以称为三蜀。蜀户二十六万八千余，广汉十六万七千余，犍为十万九千余，巴郡十五万八千余。晋时分汉的广汉为三郡，新都郡户二万四千五百，是在成都平原，梓潼郡户一万二百，广汉郡户五千一百，可说晋的新都，占汉时广汉郡人口的八分之五。其余二郡占八分之三。晋时分汉的犍为为三郡，江阳郡户三千一百，朱提郡户二千六百，犍为郡户一万。它正在南安、武阳的岷江两岸，占汉时犍为郡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他二郡只占三分之一。以汉时广汉人口八分之五的十万户，犍为人口三分之二的六万户，和蜀户共计是在四十二万户以上。以汉时广汉人口八分之三的六万户，汉时犍为三分之一的人口三万户，和巴郡共计二十四万以上。据这种约略估计，说这一小小三角地带，在秦汉时期大致占巴蜀人口的三分之二，是不太过分的。可知古代四川经济文化集中在这个小地区，是不能否定的。
在《山海经》中可以看出蜀的情况。《中山经》前七经的水，都是豫州注于河洛伊谷诸水。中次八经的水，就是江津睢各水了，这是荆州入江的水。中次九经序岷山以次入江的水，中次十经无水，内有涿山，郝懿行说：“《史记·索隐》云涿鹿或作蜀鹿，是涿山即蜀山也。”这应该是梁州。从中次十一经以下见湍、潕、澧、沦诸水，都是荆州入汉兼有入汝的水。次十二经有洞庭之山，有沅、澧、潇、湘和九江，都在荆州南部。可见《五藏山经》作者所谓的“中”究竟是什么地方。
《山海经》一书的内容，和屈原《天问·庄子》《逸篇》相同，属于南方系统（别有专论）。在《五山经》又显然是把豫、荆二州的西部，和梁州认为中央，更是奇特。《五山经》和海外海内各经，都是以南方为首，也表示了作者是南方人，是可以肯定的。中次九经说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又东北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注于海。”又东北曰：“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又东曰：“崌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大江。”又东曰：“鬲山，蒲
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江。”又东北曰：“隅阳之山，徐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又东曰：“岐山，减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又东曰：“风雨之山，宣余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江。”此篇凡见八水，其七皆注于江。其首可考者四水，其末四水不可考，以全书之例求之，八水各水相去应该很近，都未必到岷江以外。甚至不能在乐山以下，亦未可知。这里提出了江水、洛水，又提出了崃山、崌山的江水。这和《禹贡》所提的沱潜既道，蔡蒙旅平，是一致的。《禹贡》是北系的作品，山经是南系的作品，蔡、蒙、崃、崌，都显示了临邛和青衣、严道在古代的重要。因丹犂臣蜀，蜀遂叛秦。秦定蜀就同时伐丹犂，可见丹犂是强大的部落，汉的沈黎郡，就是丹犂，这也可见当时的形势。
《中山经》曰：“崃山，江水出焉。”又曰：“崌山，江水出焉。”郭注于前者说：“邛崃山，南江水所自出也。”于后者说：“北江。”《海内东经》说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成）都西。崃山、崌山和曼山、高山显然有别。三江之说应是说大江的发源，崌山、崃山的江水应该是说下流入江之水。前后二者不能牵合为一。《水经注》对此就不免混淆不清了。山经这样详细列举各水，详西略东，和《禹贡》是一致的。也可见两书对此一地区的重视。
就在《汉书·地理志》里，也同样有详西（雅安诸地）略东（川东）的倾向。从《汉书·地理志》严道下说：“邛崃山邛水所出，东入青衣。”于青衣下说：“《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渽。”于汶江下说：“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这里的渽水，段玉裁说：“《汉志》青衣县下有大渡水而无青衣水，盖今之青衣水，班所谓大渡水也。今之大渡河，班所谓渽水也。《地理志》不言沫水，《水经》《华阳国志》皆曰沫水与青衣水合入江，即班志之大渡水与渽水合也。渽水即《司马相如传》之沫水。”段氏于此分疏最为清楚。唯以《华阳国志》《水经》之沫水即《司马相如传》之沫水，或犹未尽。汉《郡国志》中说：“汉嘉故青衣有蒙山。”刘昭注引《华阳国志》说：“有沫水从邛崃出。岷江又从岷山西来入江，合郡下青衣江入大江，土地多山。”《水经·沫水注》说：“沫水出岷山西，东流过汉嘉郡。《华阳国志》曰：‘二水（青衣水沫水）于汉嘉青衣县东合为一川。’自下亦谓之为青衣水。沫水又东经开刊县，故平乡也。”《水经注》中说沫水，似即用常《志》之文。刘昭所引常《志》应有误衍。道元于《青衣水注》中说：“青衣水迳平乡，谓之平乡江。”这都显然可见常《志》水经的沫水，不是班《志》的渽水（今之大渡河）。《沟洫志》中说：“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正是青衣江。颜师古的注也错了。
杨守敬作《水经注图》以今之大渡河为涐水，而沫水为青衣上游来会之水，是合于班《志》、常《志》和《水经注》的。这比段玉裁更正确些。《江水注》中说：“南安县有濛水，即大渡水，水发濛溪（这是班《志》的大渡水，即青衣水），东南流与涐水合。水出徼外迳汶江道，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东入江。”这里所说的涐水，正是今天的大渡河。《青衣水注》中说：“汉嘉县有蒙山，青衣水所发，东经其县，与沫水会于越嶲之灵关道。青衣又东，邛水注之，水出汉嘉严道邛崃山，东至蜀郡临邛县东，入青衣水。”道元所说：“沫水过汉嘉合青衣水，又东邛水注之。”这和刘昭注引《华阳国志》所说“沫水合郡下青衣江”是一水，而绝非班《志》之渽水。段玉裁解释《水经》、常《志》的沫水，认为是汉的渽水，这就不免粗疏错误了。可见《中山经》说的“崃山江水出焉”，指的是邛水。《初学记》卷八引《山海经》“峡山邛水出焉。”“峡”是“崃”字之误，邛水可能是正确的。《中山经》中说的“岷山，江水出焉”。应该指沫水（非今之大渡河）。郭以崃山所出为南江，崌山所出为北江，沫水正在邛水之北，郭注是可以理解的。《沫水注》中说：“沫水出岷山西，东流过汉嘉郡”，这里的“岷”字，可能是“崌”字，崃山、崌山，和邛水、沫水，见于《中山经》，这和《禹贡》见出蒙山、蔡山都正足表示临邛、青衣、严道在远古的重要。所以郭璞在《江赋》中说：“流二江于崌崃。”可能蜀文化的开始，是在这一地区，而成都平原，反是第二步的发展。
《汉书·地理志》临邛县：“仆干水至武阳入江，过郡二行五百一十里。”《水经·江水注》中说：“江水又与文井江会，李冰所导也。自莋道与濛溪分水，至蜀郡临邛县与布仆水合。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水从县西布仆来，分为二流，一水迳其道，又东经临邛县入文井江。文井江又东经江原县，又东至武阳县天社山下入江。”这里说的与濛溪分水，即与青衣江分水。常《志》临邛县有布濮水，从布濮来，合文井江。常氏于《蜀志》首说：“冰又通笮（道）文井江，迳临邛、与濛溪分水（迳临邛三字应依《水经注》在濛溪分水下）与白木江会，至武阳天社山下合江。”临邛县明著布仆水，这里又作白木江，《水经注》是依常《志》作布仆水，是对的。就是班《志》的仆干水。作白木水大概是唐人改的，《元和郡县志》作“白术水”，可见唐时布濮水名白术水。而《寰宇记》七十五作泉水江，又显然是白木江的误字。常《志》和《水经注》都说文井与濛溪分水，即与青衣江分水，说明二水是相通的。常道将是江源人，说应可据。但从今天的地形说是不可能的。不知是古今之变否。仆干水行不到二百里，但班《志》中说：“行五百一十里。”这也应当和青衣水通，才有这样长的水程。从崃山、崌山的邛水、沫水来看，《中山经》中说的“鬲山蒲
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江”。蒲布音近，可能是布濮水，不过这类问题可以存疑，不必去穿凿解释。这都可见《汉志》依然是详于川西。
《五藏山经》中说洛水、江水、崃山、崌山，正是表示古代这一区域是蜀文化的发祥之地，和《禹贡》说蔡蒙是一致的。《先蜀记》中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从岷山下居低湿地区，可能先在青衣、临邛一道的河谷里。若成都平原，总须经过治水，才能居住，也必须在农业发展时，才显得重要，是可以想象的。路氏引《姓纂》说：“高阳后封以为蒙双氏。”（今孙辑本姓纂漏此条）另一姓氏书说高阳后封于蒙山在雅州。《路史》说桀代蒙山氏（事出《天问》），即岷山氏，今蒙州蒙山郡（西魏隋初有蒙山郡）。足见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原在蒙山，《禹贡》说蔡蒙，《山经》举崌崃，这就可以理解了。
《五藏山经》是什么时候的材料，也不妨加以探讨，黄河初次改道，是在周定王五年（前602）。开通鸿沟，是在梁惠王十年。《中山经》中说：“浮戏之山，汜水出焉，北流注于河。”汜水以东有器难之水、有太水、承水、末水都注于役水。《中山经》中又说：“役山役水出焉，北注于河。”在《水经注》器难之水、承水、太水、役水皆注渠水，即鸿沟。役水注河之迹，古今地势变异，不能确定。但役水以西之水，在《山经》皆注河注役，《山经》中也看不出有渠水。足证作《山经》时，尚无鸿沟，这就可断定《山经》是作于梁惠王以前。北次三经之首曰：“大行之山。”以下皆黄河西北之水，曰：“虫尾之山，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黄泽。”又说：“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黄泽。”依《禹贡锥指》所考，周定王五年以前，黄河西面的水，不能流入“黄泽”。自河决宿胥口改道以后，太行的水，才有入“黄泽”的可能。“黄泽”之名，亦不见于春秋而见于战国。这就说明《山经》是周定王五年以后，梁惠王十年以前的作品，也说明崌山、崃山地区在这一时代具有重要地位。《山经》是《吕氏春秋》《淮南子》早就引用过的，是一种古旧的资料，是肯定的。
同时还须研究《山海经》确实和屈原《天问》《庄子·逸篇》相同，是属于南方系统，而和北系的《禹贡职方》是有距离的。尤其是南方以十万为亿，而和北方以百万为亿不同（吕子方先生所说）。但十八篇中《五山经》两湖、河南的西部和四川是中央，而在海内东经又从四川起，把岷江以东直到东海都认为是东，这就不大相同了。可见《五山经》和《海外经》或许是一部书，《海内经》四篇却又是另一部书，《汉志》把这十三篇合为《山经海》。至于《大荒经》以下五篇，王逸称它为“山海经”，郭璞也认为是《山海经》的逸篇，又才合十八篇为一书。《五山经》海内外都是以南为首，唯《大荒经》是以东为首，也表示不同。可说原是三部分。唯三部分所述的内容，是指同一区域，故所列的山水，重复的多。而又互有出入，甚至抵牾。如说古帝王葬处和世系就很不相同，所以说本来就不是同一部书。但又同属于南方系统，而仅是大同小异，就应该是南方不同地区的书了。因它和《天问》的相同，《五山经》五篇和海外四篇，也许就是楚国的九丘。《海内西经》六次说到“开明”这个名词，最为突出，这和鄨令的十二世开明王朝，就不能全无关了。它独提到阴平的白水，朱提的濛水，可以说都是细流，以及大江支源高山、曼山的南江、北江，这些小山小水何以都提到了，就暂时胆大认它是蜀国的书，或许是也无妨的。至于《大荒经》中，它把巫山提出四次。《山海经》全书只在这里才提到巫山，这也是很突出的。最后一篇《海内经》在裴骃《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用它的文句，却称它为“大荒经”，可见晋宋间人认它为《大荒经》，这不是错的。它和《大荒经》四篇同是逸在十三篇之外的，郝懿行认为是裴骃错了，其实是郝氏有所未能理解。
这篇《大荒海内经》共提出十四个国，但东面和北面只提出四国，其他十国都在西南两面，也可见它是详于西南而略于东北。它又说：“西南黑水、青水（二字从裴骃引补）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郭注说：“其地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这是惊人之语，但《楚辞·九叹·王逸章句》就引《山海经》曰云云，即此郭璞注语二句，可知这二句原是经文，被后来传本，误入注中。把天下之中说在西南，真是奇怪。
前一《海内经》只有《东经》《西经》而无中央，它的中就应该在《东经》之西，和《西经》之东去求。就应该不出蜀境。因为《东经》最西是江水、濛水、白水。《大荒海内经》又明指西南都广之野是天下之中，此种对中央的看法，都是西南地区的看法，也不可能是秦汉以后的看法。从《五山经》的中来说，可认它是楚人之书；从《海内经》的中是开明来看，可认它是蜀人之书；从《大荒经》的中来看，可认它是巴人之书。因它说都广之野是天下之中，但又在西南。也只这里才提到巴国。又四提巫山。它又说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膏是美好之意，全书用“膏”字也止此处，是赞美此处为农作物最好之地。在西南地区地方三百里，农业又最发达，此语真使人不易想象。常《志》中说：“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可见巴人是羡慕蜀的农业的。
总的说来《山海经》三部分同为南方系统的作品，但又大同小异。它说古代帝王葬处和世系却又小有矛盾，那就只能说三部分是南方三个不同地区的作品。从三部显然指出不同的中央所在，就无法认它为东南地区的书，而应该是西南地区的书了。《海内西经》中说：“后稷之葬，山水环之。”郭注说：“在广都之野。”这是郭氏将汉的广都解释为都广之野。范《汉书·王景传》中说“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知《山海经》诸书在汉代原传有地图。也许汉代案图寻地，故置县以广都为名，是因都广来的，郭注也正是根据这一点作注，陶潜诗所谓“流观山海图”在晋末依然存在。《御览》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知开明王朝曾治广都，汉武元朔二年（前127）才置广都县，唐宋以后为双流县。《大荒海内经》所谓都广之野，可说即双流。因此认它是巴蜀地区的书，或不至于太错。
总的来说，《山海经》十八篇，是一部离奇怪诞的书。《史记》就说过它“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但这部书又很古，《淮南子》《吕览》都采用它，又接近于《庄子》和《天问》，它是什么人用文字写出来的。这绝不可能是闭门臆造的小说。它必是先秦的书，而不可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汉代的书。从先秦一般文化看，它必是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地区的书。写了些远方传闻之词。在汉代是早已不能有这样思想的。春秋战国各国都有它所特有的书，邹鲁有六艺，齐有五官技，楚有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孔子之宋而得坤乾，之杞而得夏时。巴蜀也可能有它自己的书。至于《大荒经》中有后代的地名，当是后人所增入，这倒不足为奇。古书传写，往往都加入些后来的词句，原是很普遍的事情。
《汉地理志》中载：“青衣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渽。”王益吾说：“依文例当云禹贡蒙山在西，有蒙溪，疑夺文。”王说是确当的。《水经》中“青衣水出青衣县西蒙山”注说：“县有蒙山，青衣水所发。”又《江水注》有“蒙水即大渡水也。水发蒙溪，东南流下入南安”。这都说明班《志》的大渡水，是源出蒙山的。《江水注》中又说：“江水又与文井江会，李冰所导也。自筰与濛溪分水，至蜀郡临邛县与布仆水合。”这说明文井江也从蒙山的濛溪发源。可见大渡水、文井江都源出蒙山。临邛是汉代经济最高而又最古的地区，蜀的文化是从这一河谷发生孕育出来的，以至于蜀刀、蜀布、盐井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蜀的先代从山岳下居河谷，可能最先住在文井江和大渡水（青衣江）这些河谷，所以《禹贡》和《五藏山经》特别重视蒙山、蔡山、崌山、崃山这一地区。
四川古代的水道，也是不易清理的问题。《汉地理志》青衣县的大渡水，是现今的青衣江。汉汶江的渽水，是现今的大渡河。常《志》“旄牛有鲜水、若水，若水至大筰入绳”。若水是现今的雅砻江，绳是金沙江。常《志》中又说：“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金沙江以西的水，就是澜沧江，确是入南海的。《史记》中载：“乃令[张]骞因蜀楗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当时发使远出，既能到金沙江，也自然能到澜沧江。《汉志》中载，“绵虒有湔水，东南至江阳入江”，是清代叫的沱江。郫下说，“江沱在西，东入大江”，是现今的郫江。常《志》宕渠“潜水西南入江”，“不曹水出东北，南入潜。”《水经注》中说：“宕渠水即潜水，渝水也。”是现今的南（难）江。不（又作徐）曹水是现今的渠河。因近人误说很多，附论于此。
广汉郡是汉高祖六年（前201）分巴蜀所置的，沱江和涪江在汉时也渐渐重要起来。李冰导洛水经广汉郡雒县过资中，也表明洛水被重视了。其实绵水比洛水还长，但李冰时显然没有重视绵水，更说不到涪水。也说明这些区域还无足重轻。广汉郡初治广汉县绳乡（在射洪），这是由于广汉南向发展得远。元鼎二年（前115）移涪（在绵阳），后移雒县（今广汉县），常《志》中说：“以处州中，益州恒治此郡。”这是说汉武帝分十三部刺史，广汉郡正在益州的中心，所以益州刺史常住在此郡。因为汉前一时期刺史是无定处的。《水经注》中说：“益州初（初是恒字之误）治广汉之雒县。”从公孙述传看，传说：“王岑起兵于雒县，杀王莽庸部牧。”可知王莽庸部牧也住在雒县。庸部牧是王莽为益州刺史改变的新官名。《汉地理志》载广汉、雒县有工官，成都有工官，广汉工官做银铁器。广汉距成都不过数十里，认为广汉处州中，而成都不是州中，这是从经济的发展来说的。
从绵洛水来说，可见广汉在当时很重要。临邛铁官只做铁，广汉工官做铁器。成都的工官可能就是锦官了。常《志》中说：“[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故曰锦里。”《寰宇记》中说：“雒水水性刚，宜淬刀。”这说明成都是蜀布的产地，广汉是蜀刀的产地。雒县在汉代已经形成政治和经济（工商业）的重心了。所以后来发展汉代的古器物很多是广汉工官所造，那不是偶然的。刘焉为益州牧先治绵竹（德阳的黄浒镇），移治雒县，后才移成都。这也看见绵水受到重视了。雒县去成都很近，为什么说雒县“处州中”。从刘焉治绵竹来看，可见绵雒水处在一州之中，而岷江却偏在西部了。从李冰导洛水，到汉的刺史、工官在雒县，和刘焉住绵竹，这是因为经济在四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它的重心就有所移动。到三国时涪县（绵阳）才重要起来，唐初仍然如此。剑南东道节度使先是住绵州，后来才移到梓州。至于重庆，又是在南宋和元代才发展起来的。只能在以后详论。
自秦惠王灭巴蜀，昭王时范雎、张若、李冰相继经营，把比六国落后的地区，变为可能比六国更进步的地区，所以秦益富饶。范雎把秦孝公、商鞅的新法，推行到新开拓的巴蜀广大地区，本是意中之事。这时四川的繁荣，正如前面所举，对秦成帝业，巴蜀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陈胜、吴广起义，直到汉的统一，看不见蜀有什么扰动。很可能社会长期是安定的，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
在《史记》《汉书高祖功臣侯年表》中载“曲周侯郦商，以将军从起岐攻长社以南，别定汉中及蜀，定三秦，击项羽，侯四千八百户”。又“平棘侯林执以客从起亢父，斩章邯所置蜀守，用燕相侯千户”。在汉初为高祖定蜀的就是此二人。这也反映出他们的战功都不大，所以封的户也少。至《郦商传》中也没提到定蜀的事，林执在《汉书》中别处更看不见他的名字，《高祖本纪》也无一字提到定蜀。可见蜀没有什么大的战事。《高祖本纪》中说：“元年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汉王至南郑，听[韩]信策，部署诸将，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仅仅在一个月之间，留萧何收巴蜀租，好像巴蜀只有不到一个月是战争。富饶的巴蜀，未受到战争的影响，社会繁荣，依然如故，所以说“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蜀对汉的统一，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西汉的大都市是长安，它是京师，八万户，其次就是成都，是七万六千户，其余新兴都市南阳有名的宛，仅四万七千余户，是远不能相比的。京兆十一县，十九万五千七百户，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口，每十户三十五口。蜀郡共属国都尉九县，计十五县二十六万八千二百户，百二十四万五千九百口，每十户四十八口。从人口看就比京兆多一倍，从平均人口看，蜀郡也显得殷实。若并广汉、犍为、蜀郡三蜀计算共二百三十九万七千余口，比之三辅仅少三万八千余口，可说大致相当。其他战国以来许多大都市，此时都已经下降了。《高祖功臣侯年表》中说：“酂侯肖何以客初从入汉为丞相，守蜀及关中，给军食，佐定诸侯，侯八千户。”这里说的“守蜀”显然是曾任蜀郡守。此时天下汹汹，蜀却得到休养生息。常《志》中说：“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南给助军粮。收其精税，以补伤疾。”又说：“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这正是收其精锐。《高祖本纪》二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又尝发巴蜀材官。《史记·平准书》中载：“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天子（武帝）诏下巴蜀粟以赈之。”武帝开拓西南，也屡次发巴蜀之众，都证明巴蜀在汉初以来，是足食足兵之地，正反映在秦汉间巴蜀社会是安定的、繁荣的。
常《志》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推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彭祖本生于蜀，为殷大史，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至于汉兴，反无书学乎。《汉书》曰郡国之有文学，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齐鲁当无文学哉。”常道将驳斥世俗“蜀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之说，以为“汉末祝元灵性滑稽，聊著翰墨”。常氏主张先秦时蜀已有文学，文翁之前，蜀已知书。吾友徐仁甫著论据《司马相如传》说：“相如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据《文翁传》“景帝未为蜀郡守，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他说：“可见文翁尚未到蜀，相如早已游宦在外。文翁所遣的是郡县小史，绝不是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的司马相如。现在弄清楚了史实，司马相如是在文翁之前。那么四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见1959年6月21日《四川日报》）徐先生的论点是正确的。他提出蜀为什么会产生司马相如这一问题，也是应该有解释的。常《志》说：“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项羽本纪》说：“秦之迁人皆居蜀。”这些豪侠迁人，很有讨论的意义。《货殖列传》说：“秦末迁不轨之居于南阳。”《平准书》说：“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所迁不轨之民，豪侠之徒，正是卓氏、程郑一流的工商业者，迁罪人的事例就更多。如淳说：“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史记·吕不韦传》载：“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又始皇赐文信侯书：“其与家属徙处蜀。”《始皇本纪》载：“不韦死，其舍人临者，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这种被迁的舍人，其中知识分子就很不少。《吕不韦传》载：“亦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作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李斯传》载：“斯乃求为吕不韦舍人。”《始皇本纪》说嫪毐：“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此等史料，都可看出迁蜀者之多。共同撰著《吕氏春秋》的知识分子，被迁的当然不少。迁蜀的工商业者，提高了巴蜀的经济水平。迁蜀的知识分子，自然也要提高巴蜀的文化。
在这样的情形下，或者可以解释徐先生的四川为什么会产生司马相如这样杰出人物的问题。文翁遣张叔等诣京师受业，《蜀中广记》中说：“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蜀地学者比齐、鲁焉。”如其巴蜀在先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短短的时期之间，就比于齐、鲁，是不可想象的。又如巴、汉二郡亦多文学，又是哪一个太守倡导起来的呢？
刘逵注《蜀都赋》引《地理志》说：“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享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这个《地理志》当然不是班固的《志》，可能是华峤各家的一种。既说颇为华同，也就是说略有不同。蜀在汉代谓之南夷，它的语言和中原到底不同到什么程度？如根本是另一种语言，就不能颇与华同。在秦灭蜀后百余年间，旧有语言是否可能完全消灭，而新的文学就会得到高度发展，能产生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文学作品，是值得怀疑的。如今天西南许多兄弟民族，如磨些、彝族等，在明清两代五六百年统治下，他们的语言和文字依然保存，就是很好的例证，若在古代，恐怕民族融和更要缓慢得多，不能在百余年间就消灭得无影无踪。
《蛮书》说：“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犀谓之矣，饭谓之喻，盐谓之宾，鹿谓之识，牛谓之舍，山谓之和。”如此不过二十余条。同书又说蒙舍“自言本永昌沙壶（《后汉书》作壹，常《志》作壶）之源也”。蒙舍是南诏的统治者，它的语言音读，还无大异，只是名物和汉有些不同。它是哀牢夷之后，可见哀牢夷也同是汉语系统，其余滇僰也应当和汉语相同。《蛮书》“鸟蛮言语不通”，这是从南方北上的民族，至今还是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字，可见巴、蜀言语，应与华同。只有方言的差别。孟子说过“楚大夫欲其子之齐语，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可见南北语言距离之远，学习如此困难，孟子就指楚为“南蛮
舌之人”。但齐、楚总是同文字的。蜀既颇与华同，也就是颇相接近，宋玉对楚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楚人能和巴歌，必须巴和楚是同一语言才有可能。楚和中原同文，这是有铜器可以证明的，可见巴和中原语言也相同。
又从《说文》的“氏”字看，许慎说：“巴、蜀名山岸胁之自（堆）旁箸欲落堕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象形。”可见“氏”字是巴蜀的字，是起于巴蜀很早的字。从“氏”的字也很多，说明它是中原远古文字中的一个字，足够说明，巴、蜀和中原文字是相同的。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载来看，蜀先称王的“王”字，杜宇称帝的“帝”字，蜀先祀杜主的“主”字，庙称，“青、赤、黑、黄、白帝”这五个名词，“五妇”山这个名词（古代地名译音的多如孟诸彭蠡之类），“五丁”更是蜀长时期所见的名词，以酒曰醴的“醴”字，都显然是华文华语，意义是一致的。乐曰“荆人”可说是方言，也许乐是由荆人传来的缘故，可见“言语颇与华同”的说法是极为正确。
而且蜀先祀杜主，《史记·封禅》说“雍菅庙亦有杜主”。蜀很早就祀《五帝》，而《封禅书》所说“雍有四畤”是秦宣公做密畤祠青帝、灵公做上畦祠黄帝，下畤祠炎帝，献公做畦畴祠白帝。汉兴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可见蜀在开明九世（张衡传注《蜀本纪》作五世）已祀“五帝”，而秦始终只有四畤，到汉才具五畤。蜀先祀杜主，就更早于秦，不仅巴蜀和中原同语同文，而且在某些方面，蜀在早期的事，而后来才渐次影响到秦。《蜀志》说有傅、相、太子。又说“秦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足见蜀的官职，亦与华同。常道将是东晋时人，去古未远，他极力反对蜀未知书的说法，至引“彭祖生蜀，为殷太史”，为证。也可见蜀和中原语文同否，他脑子里边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假如巴、蜀是别种语言，他不能一点影子也不知道。
又如裴骃《史记集解》引用刘向《别录》说：“商君被刑，[尸]佼恐诛，乃逃亡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尸佼逃蜀，能在蜀著书，这必须有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如蜀人不尊重他、了解他，他著书就不能得到蜀人的支持。他死而葬于蜀，他的书也必定是蜀人为他传下来的，这绝不是在一个与文化毫无关联而又落后的地区所能实现的。必然要懂得尸佼的文字和学问，才能这样做。裴骃、刘向都是一流的学者，所称述的这件事，当然可信。
从这几件事看，可知巴、蜀和中原语言的不同，还不会到齐、楚不同的那种程度。真的巴蜀语言和中原语言根本不同，如磨些、彝族语言那样和汉语的不同，就不仅是方言的不同，这种语言也不可能在蜀灭亡后百余年间，到汉代就消灭得毫无踪迹。故扬雄《方言记》载：“梁、益之间裁木为器曰鈲，裂帛为衣曰摫。”又“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又“跻登也。梁、益之间曰格，或曰跂”。又“梁、益之间，凡人言盛及其所爱曰伟，凡物之小者谓之私，小或曰纤”。仅仅这样一些异同和南楚江湘之间、东齐海岱之间不同的方言，是一样的。齐人说大为登来（《公羊传》），楚人谓虎为于莬（《左氏传》），这都不害其和中原是同一语言。许慎说：“分为七国，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又说：“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班固认为：“篆体复颇异。”他又说：“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凡将则颇有出矣。”这里反映出文字都从《仓颉篇》来，但《凡将篇》虽同出《仓颉篇》，却别有些蜀地的新字，除《仓颉篇》之外。正表示出蜀文字和中原文字是一致的，而又有部分新字。
这部分新字，也是同一系统的，而根本上不是另一种文字。文字总是“孳乳浸多”的，《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个字，到许慎作《说文》是九千三百五十个字，就是这个道理。形体音读的各异，和新字的增加，在不同的区域，应该是各有差别。而新字也必然是从旧字来的。今天广东人的木鱼书，就是一个例子，但不能不说它也是汉文。巴蜀和中原应该共同拥有一种语言，只是有部分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新字，在当时有些突出。正因为这种文化有深厚的基础，才可能有很多的新字出现。既然同是一种文字，所以扬雄才能采以作《训纂》和《方言》二书，而又必须作《训纂》和《方言》二书，巴蜀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为迅速发展出高度文化，提供了可能条件。近年成都出土许多铜器，濛阳镇也出土很多件，可能是西周古物，和中原文物显然都是有关系的。
《蜀王本纪》中说：“[蜀古]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常道将极力反对这种意见，倒是不必。古代的人民，都是从不晓文字到后来才晓文字的，只是要问是什么时间不晓文字。常氏反对“文翁始知书学”这一说，倒很重要。但是常《志》中叙述文翁的事，不免错误。如说：“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从《汉书·文翁传》看，他是“景帝末为蜀郡守。……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常《志》不依据《汉书》，倒把文翁的时间提前了。这是否秦宓、陈寿以来就弄错了，常《志》依据这些传记，因之未能依据《汉书》。他序蜀郡先贤，是以品德为次第的，把司马相如列在张宽（即张叔）之后，这自然是有他的意思。但前一错误，是必须指出的。又如常《志》说“遣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汉置“五经”博士，是在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张叔等诣博士受经，必在建元五年以后。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应该是在元光、元朔年间的事了。既然在武帝时仍为蜀守，说文翁在文帝末年已为蜀守这就绝不可能了。又从西汉来说，“七经”又是哪“七经”呢？
文帝、景帝时，鲁、齐、韩三家诗早在博士，《儒林传》中说，“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扬、春秋公羊而已”，可以说就是这“七经”。不过“七经”总是东汉人语。张宽东受业的时间确定，司马相如和文翁时间先后，就更易明了。《史记本传》中说：“相如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邹阳、枚乘、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居数岁，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景帝不好辞赋，说明相如当时早就擅长辞赋，只是不为景帝所重。从《梁孝王传》看，孝王大治宫室，招延四方游士邹阳之属，是在吴楚七国乱后。“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是在景帝七年（前150）。相如客游梁，应在此时。梁孝王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卒，知相如就在此时从客游而还蜀了。文翁守蜀，或即在此时，或更在后，才可以说是景帝末年。《相如本传》说作《子虚赋》“奏，天子以为郎，相如为郎数岁，会庸蒙使略通夜郎，发巴蜀吏卒千人，转漕万余人，巴蜀民大惊，乃使相如喻告巴蜀民”。《本纪》载：“发巴蜀治南夷道。”事在元光五年（前130），本：传说“相如还报……唐蒙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冶道二岁，道不成，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他就在此时著书难蜀父老说“汉兴七十有八载”，从元光六年（前129）推到汉高祖元年（前206），正是七十八年。这时相如为郎已数岁，这是相如第二次宦游京师，从建元五年（前135）到元光五年（前130），中间不过六年，司马相如在京师早已是卓著的大文学家，为郎已数年。张叔诣京师受业，至早也就在这数年间。景帝七年（前150）以前，相如已做武骑常侍，从此年到建元五年，中间是十四年，在文翁未遣张叔受业博士的十四年前，相如已经宦游京师了，当然不可能文翁遣相如东受业。汉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在元朔五年，张叔东受业也可能在此时，那就更在建元五年以后十三年了。常道将反对“由文翁蜀始知书学”的说法，而搞错了遣张叔等和文翁为蜀守之年，这和研究文翁以前蜀的文化有关，所以再附论于此。
秦之迁民皆居蜀，迁民的品类是复杂的，如吕不韦、嫪毐的舍人，其中一部分显然是知识分子，像这样的迁人，除此二家的舍人以外，当然还有很多，是可以想象的。晚周文化，应该早就在巴蜀有些传播。如商君之师尸佼，鞅死佼逃入蜀，就是最早的例证，晚周是百家之学，巴蜀应该早就有了。到张宽等东受“七经”，邹鲁儒学从此在巴蜀也播下种子。但从汉代巴蜀所表现的文化来看，似乎和前二者都不甚相干，影响都不大。西汉一代，司马相如、王襃长于辞赋；严君平、李宏、扬子云是道家，子云也长于辞赋，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和屈原的《远游》，是相承袭的，《远游》也显然是道家思想。就使人联想到蜀和楚文化必然有深厚的关联，这是从地下发现的古器物可以证明的。
四川文化有它的特殊性，即如“易在蜀也”一句话。确实是有历史根据的。名、法、儒、墨和“六经”的经师，是巴蜀在西汉时代出不来的。张宽受经术，但常《志》称他“明天文灾异，作春秋章句”。扬雄、李宏都是“不为章句之学”。《蜀志》尹默传：“益部贵今文而不崇章句。”《儒林传》说，“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持论巧慧，诸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盂喜”，这应该是蜀人之法，所以和易家不同。阆中的落下闳、任文公都长于律历灾异，这些人倒具有巴蜀文化的特点。马班《历书》说，“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射]姓等奏不能为算，乃选巴郡落下闳运算转历”，这也是文翁以前巴蜀独传之学。《华阳国志》著录的杨厚、任安等一派，自西汉末年直到晋代，师承不绝，都是以黄老灾异见长，共有三十余人。这在两汉最为突出。其余如杨宣、赵翘以天文推步知名的还很多，张道陵更是显著例子。以后再详细讨论。把辞赋、黄老、阴阳、数术合为一家的很多，这种风气，好像在巴蜀是有深远的基础。《蜀志·秦宓传》李叔说：“仲尼、君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秦宓说：“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易作太玄。”辞赋、黄老和卜筮、历数，这才是巴蜀古文化的特点（对严君平学术别有讨论）。屈原所称道的王乔、彭祖皆是蜀人。《楚辞》中的巫山、高唐、皆是蜀地。蜀文化和楚文化，应有一种深厚的关系，巴和楚在春秋时是姻亲之国，交往频繁，这是可以深入研讨的。
从春秋战国的学术文化来看，巴蜀的文化水平不高。秦时灭学，所不焚者“医乐、卜筮、种树之书”。巴蜀所得于秦的，除经济以外，在文化方面，也不过是医卜之类。辞赋和黄老天文灾异之学，在两汉时巴蜀颇以此见称，这不可能得之于秦。在从思想系统上，只能说是接近于楚。笔者认为晚周文化的系统，包括三派，即齐鲁的诗书六艺和三晋的法家（包括兵农纵横）、楚的道家。司马相如、王襃长于辞赋，《汉书·艺文志》区别辞赋为三派：屈原为首的南方是一派，荀卿为首的北方是一派，司马、王襃是列在屈原一派之下的。又《汉艺文志》《尔雅》《小疋》和《古今字》都列在孝经家，这是齐鲁经学派。《史籀篇》以下别为小学家，这是“六经”派以外的书学。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训纂篇》，列在小学家而不在孝经家，这都表示西汉时期巴蜀的高级文化（虽有张宽受业博士）和东方齐鲁一派，似乎无关。
笔者在别的论文中曾讨论过晚周的神仙术也分为三派：即燕的服食、秦的房中、楚的导引。若从王乔、彭祖来说，又绝不是秦的一派，而与屈原、庄周所称道的相同。王乔、彭祖是屈原庄周所羡称的人，也可以说是蜀影响了楚。《三国志》注引《魏书》说鸟丸（桓）“以死者神灵归乎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者之魂神归泰山也”。顾亭林对泰山都尉治鬼有详考，这里不引了。《蜀王本纪》说：“李冰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古时中原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巴蜀说魂魄归彭门，东北方面又说魂归赤山，这都是原始宗教巫师的说法，显然各为系统，从这一点来看，巴蜀神仙宗教之说，不妨是独立的，各自为系。宋玉对楚王问说过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说明巴文化对楚的广大人民有广泛影响。前面说的涂山氏女娲的神话，在秦汉也是有普遍影响的。巴蜀和楚，从文化上说是同一类型，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在讨论汉代巴蜀的文化，关于星历灾异等许多问题时，落下闳是一个重要对象。因为他是汉代巴蜀研究星历最早又最精的一个人。《史记历书》中说：“至今上（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史记》自序中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扬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是司马谈的前辈，可见唐都、落下闳在汉武帝时，已经是老师宿学了。但是《汉书·律历志》说武帝“元封七年诏其以千年为元年，遂诏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
《史记》序招致唐都、落下闳后造太初历改元，然后封泰山，《汉书》序造历招致唐都、落下闳在太初改元之后，显然是颠倒了。应该是班固序述太初改元，从而追序造历的经过，议历造历这一艰巨事件，绝不是一年内就可以完成的。招致唐都、落下闳，应当在太初元年之前，不应反在改元之后。又如《律历志》中说：“自汉历初起，尽元凤六年，三十六岁而是非坚定。”由元凤六年上推三十六年，是元封元年（前110），而不是元封七年。可见元封元年汉历是非之争已起，经七年而太初历始成，遂颁行新历，《史记·历书》明言“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史记》自序说：“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自序又说：“[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元鼎六年（前111）平西南夷，明年元封元年。”这是解释汉武封泰山在元封元年。司马迁自巴蜀还是在元鼎六年，这和《本纪》相合。《集解》又引李奇说迁为太史令，后五年适为武帝太初元年，可知迁为太史令是在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封泰山在太初元年以前六年，造太初历又在封泰山之前，就可证招致唐都、落下闳至少也远在太初以前七八年。不过司马迁为太史令是在元封三年，《儿宽传》和《律历志》都说：“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似乎开始议改造汉历，是在元封三年，是司马迁为太史令以后的事。这也不足为疑，古书常常是称说一个人最后的官，司马迁早已仕为郎中，自可请改汉历，不必定在元封三年为太史令以后，是可以理解的。落下闳在元封前已是老宿，是无疑的。
《汉书·公孙弘传赞》说：“汉之得人，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后世莫及。”可见唐都、落下闳在当时既是耆宿，而造诣又很精深。射姓等奏不能为算，乃选治历者二十余人，而最后是落下闳“运算转历”，可见他是首屈一指的历数家。落下闳是精通历数的宿学耆老，他的学术显然是有渊源的，《律历志》说他“其法以律起历，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算，如闳平法”。就可见他的学问和邓平是同一师承，而这派学术的授受，在巴蜀是早已存在的。吕子方教授说：“从楚辞可证太微星是楚人所认定的天庭，以同时间的天部求之，则天市自为蜀人所认定的西天庭。”
这就说明蜀人在历法上是有贡献的。这绝不是汉以后的观念。
吕子方教授提出落下闳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1）他根据《益都耆旧传》说“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可认为太初历是闳所造“射等不能为算”，而落下闳就是“运算转历”的能手。太初历的特点是创造八十一分法替代了旧的四分法，是结合当时所发现的日食周期，为一百三十五个月。用的方法是近代初步的连分数方法，所以新城新藏说“八十一分法考虑及交点月之周期，于理论上极为优良之历法。后四分历就反而把日食割裂开了”
。更卓绝的是，落下闳说“八百岁后、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他并不认八十一分法是至精不易之法，而料定后来有更精的历法。（2）根据《晋书·天文志》说：“落下闳鲜子妄人等造员仪，以考历度，后贾逵又加黄道，张衡又作浑象以漏水转之，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员仪就是浑天仪，是测天的仪器。《耆旧传》说“落下闳于地下转浑天定时节”，这是天球仪，是浑天象。“地下转浑天”利用水力发动，是精密的漏水法。贾逵、张衡在落下闳的成果上又做出进一步发展，所以近人朱文鑫说：“自汉落下闳作浑天仪，始立仪象之权舆。”
（3）根据《旧唐书·天文志》说：“武帝诏司马迁等更造汉历，乃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星度与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落下闳运算转历，今赤道星度，其遗法也。”考二十八宿沿赤道线广狭不同的度数，定出二十八个基本点。在不同的时间看日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先把二十八宿相距度数搞清楚，自然对于定季节就精密得多。从历法上来说是进了一步。所以清人齐召南说：“角十二亢九云云……此落下闳所度星度只据赤道，《唐志》详言之。……今以此文校之宋皇佑元丰所测，元至元所测，大致不异，则落下闳之术亦神矣。”
总的来说：（1）八十一分法结合了日食周期，于理论上是最优良的历法；（2）浑天仪、浑天象在测天学上，起了推进作用；（3）奠定了二十八宿的基础。吕先生的研究，阐明了落下闳的贡献。二十八宿相距星度，早见于《淮南子·天文》一篇，这是不足为疑的。《旧唐志》认为当时所定的星度“与古不同”，淮南王死在太初颁历之前，就不能和太初历同，那段文字在《淮南子》中仅九十余字，很可能是后人加入的（也许是刘向）。至于分天部是否只是唐都，笔者猜想落下闳如果不参加这一工作，为什么他做浑天仪。如果《淮南子》先测好了，他做浑天仪就毫无意义。《史记》所说《淮南子》所记，都未必可信。吕先生又说：“大火析木等十二次名，只见于《左传》《国语》，不见于《吕览》《淮南子》《史记》。而摄提格，单闳十二个名字，只见于《离骚》《吕览》《淮南子》《史记》，而不见于《左传》《国语》，可能是南北天文之学派别不同。唯《尔雅》《汉书》是两者都有，这是后来混合的著作。浑天思想，本源于道家，落下闳是浑天派，可说他的历学是南方系统。”
这也说明文翁以前，巴蜀很早就有天文、历数之学，并且属于南方系统，同是浑天一派。而这一学术在东汉可以考见的人更多，此派传授在巴蜀间始终都很盛，这对研究文翁以前的巴蜀文化，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司马相如，相如和落下闳的学问，都显然本来就与博士无关。
落下闳自然是当时杰出的历算家，巴蜀在早期若没有这种科学的基础，就不能产生落下闳这样的人才。《史记历书索隐》引姚氏案《益部耆旧传》云：“闳字长公，明晓天文，隐于落下（《文选》卷四十九李注引《耆旧传》作明晓天文地理、隐于洛亭），武帝征待诏太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拜侍中不受也。”《汉书·律历志》中说：“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吕子方先生认为地下转浑天，这是用水力发动的，是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工作。新城新藏认为“结合五星，结合日月食，是最理想的历法”
。但三统历仍然把日月食割裂开。落下闳在这显然是超过前人，而又“后世莫及”，他是值得崇敬的科学家。一般都承认太初以前，是中国历法的制定时期，太初是历法成立时期，太初以后是历法改进时期。中国有系统的历法，并使其成为科学，是落下闳的功劳。《寰宇记》八十六中说：“落下闳字长公，阆中人，隐于洛亭，武帝征待诏太史，改造太初历。”《舆地纪胜》卷一八五“落下闳”条，即用《寰宇记》原文，唯作“隐于上亭”为异，应该是地名洛下亭，《寰宇记》作洛亭，是脱了“下”字。《纪胜》作“上亭”，是脱了“落”字，而又误“下”为“上”。引《耆旧传》或作“隐于洛下”。是省“亭”字；或脱“下”字。常《志·陈寿传》载：“寿遂卒洛下。”又寿“兄子莅字叔度，齐王辟椽，卒洛下”。足知地名本作“洛”下。落下闳是历算天文一派的代表人物，任文公、扬厚、谯周，皆属此派。占候灾异，本来就是从气象和生物的反常变态体验出来的，原是一种科学。只是在古代不免夹杂一些荒谬的神秘观念，就不免妖妄了，这也是古代应有的现象。辞赋黄老天文，可以说司马相如、严君平、落下闳是这些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和秦的迁入，和汉“五经”博士的学术是无丝毫关系的，司马相如、落下闳都可以说时间很早，早在文翁做蜀守以前，落下闳在元封元年已经是老前辈，上距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二十五年，他也和文翁无关，这都可以说是巴蜀早期原有的高级文化。它和楚是同一类型，它的语言文字，也必然和楚是共通的，若是文字语言不同，而文化却又显得很高，这种语言文字和文化就是不能磨灭的。尤其是短短百年之间，是不能消失无痕的。
吕子方教授详考《御览》卷二引《桓子新论》曰：“扬子云好天文，问之于黄门作浑天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随尺寸法度，殊不达其意。……其言可悲可笑也。”《北堂书钞》卷一三〇“落下闳浑天”条引《桓子新论》：“扬子云好天文，问子于黄门作浑天老工，闳曰我少作其事，不达其意。”这两条材料是相同的，只是《书钞》把落下闳转浑天，和黄门作浑天老工的材料，混 淆在一起。这是传写遗漏的错误。又于“曰”上误衍一“闳”字。到清代孙冯翼辑桓子新论作“扬子云好天文，问之于洛下黄闳以浑天之说，闳曰……”自注云“《太平御览》又《北堂书钞》一百三十”，这里显然是误收黄门为黄闳，又误增“洛下”二字于黄门上。改“作浑天老工”，为“以浑天之说”，孙星衍也是这样。阮元又依之以作畴人传，也未改正，都是把落下闳和黄门作浑天老工误为一人。这位作浑天老工说：“到今年七十乃甫适知。”考《文选注》引家牒，扬雄以[宣帝]甘露元年（前53）生，天凤五年卒，班固说：“雄年四十余来游京师，王音（王根之误）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为郎，给事黄门。”《通鉴考异》引雄自序云：“郊祀甘泉泰畤，召雄待诏承明之庭，奏甘泉赋，其十二月奏羽猎赋。”事在成帝元延元年（前12）。
从甘露元年到元延元年，适四十一年。扬雄来京师，即从黄门作浑天老工问浑天，最早也不过是在这一年。这位老工年已七十，他就应该生于昭帝始元五年（前82）。从此年上推到太初元年，是二十二年，把作太初历的老前辈落下闳和太初历颁行后二十二年才出生的作浑天老工，说成一个人，这是何等荒谬。吕子方教授这一工作，是突破清代许多考据家的。张介侯（澍）作《蜀典》说：“按君山所言，黄闳即撰太初历之洛下闳，是洛下闳姓黄也。颜师古以为‘姓洛下名闳’误矣。历世相沿，莫知其非。林宝郑樵辈遂增洛下一姓，直是目不视书者。”又说应劭《风俗通》“落下姓出皋落亦误”。又说“《汉书》落字不从草”而不察《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都从“草”，仅《公孙弘传赞》不从“草”。清人好以类书为学，自矜淹博，而好丑诋宋人，口不择言。张澍《蜀典》亦今世研究四川史者喜读之书，因为落下闳关涉研究巴蜀的早期文化，故不辞烦琐，辨之于此。非吕先生之深思勤究，是不能发二孙、张氏之覆的。好诋宋人如张澍者可以休矣。张澍未参加修《四川通志》，于《通志》成书后作《蜀典》，是专和《通志》作对的，但《蜀典》的错误也太多了，这里不过是因落下闳而谈到他的可笑。
常《志》中：“世俗间横为蜀传者，言……周苌宏之血，变成碧珠。”知旧传蜀事，有苌弘化碧之说，为道将所不取。《庄子·外物》“长弘死于蜀，埋其血，三年化为碧”足见其事本之庄子。《史记·封禅书》说：“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天官书》说：“昔之传天数者，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淮南子·汜论训》说：“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国语·周语下》说：“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欲城成周，为之告晋，卫彪傒曰苌刘其不没乎？天之所支，不可坯也，其所坯，亦不可支也。……周若无咎，苌叔必为戮。二十八年杀苌弘。”苌弘事亦见《左传》昭公十一年传记苌弘说：“蔡凶岁在豕韦，然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哀公三年也有苌弘的记载。这都是说苌弘欲尊周室，与《封禅书》所述意思相同。《淮南子》所说苌弘的学术也和《封禅书》近似，显然和落下闳是一派。苌弘是历法家，他死于蜀，蜀地应该有他的学术传于后代。宋林鬳庄子口义说：“苌弘被放归蜀，刳肠而死，蜀人以匮藏其血，三年化为碧玉。”这里第二句用的是《庄子》，后二句用的是《吕氏春秋》“被放归蜀”一句，或亦有所本。
辞赋、黄老、律历、灾祥，是巴蜀固有的文化。司马相如、落下闳，都是值得研究的人物。严君平自然也值得研究。但今天所保存的《道德指归》，不是严君平原来的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依据明代曹学佺《玄羽外篇下·道德指归》说“近刻乃吴中文士所伪作”。唐代的强思齐、宋代的陈景元，所著书中引严君平曰很多，和今存本是完全符合的。曹氏之言，自然不攻自破。《汉书列传》仅说君平“依老子严周之旨，著书十余万言”，可见君平原著有此书，不过无“指归”之名。常《志》说：“君平专精大易，耽于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可见常道将在永和以前，就看见《指归》了。《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引《晋灼注》，有两处称“严君平曰”，皆在今本《指归》第七卷书中，由颜说知晋灼为永嘉以前的人。又可见此书在西晋时就已存在。《三国志·秦宓传》说：“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同传李权也说：“仲尼君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秦宓所说当然是晋灼所见的书。陈寿、常璩都是蜀人，时代和晋灼、秦宓亦相接，他们所说是具有可靠性的。从文体来看，这部书应该是汉魏间的人所作。皇甫谧作《高士传》仅说君平“闭肆下帷，以著书为事”，不言著《指归》。皇琢谧是晋武帝时人，他却未见过《指归》。可能这部书是汉末蜀人所作，仅传于蜀中，尚未流行于别的地方。汉末著《指归》的人，必然见过严君平的原书，他就以严君平的学说为宗旨，书中称“庄子曰”很多，可确定这些就是君平书的原文。后世不知这个“庄子”就是严君平（君平原姓庄，因避汉讳，后人代用严字），而误为是周漆园吏庄周，反疑惑何以《指归》所引庄周的话都不见于今本《庄子》，这是可笑的看法。因为是依据君平原书改作《指归》，用来解释老子，所以泰宓他们仍认它是君平的书。杜光庭分道家为六派，说它是“明理国之道”，这和王弼一派清谈的道家不大相同，这也是值得研究。巴蜀古文化的代表人物，都有学术可寻了。
这篇稿子的完成由于吕子方先生无私的帮助，把他未发表的作品让笔者大量引用。笔者对天文历法，根本不懂，这是笔者深刻感佩的，敬志谢忱于此。
[原载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5期，收入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