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本书主要内容是我2012年申报湖南省教育厅的一个社科重点课题，原立项课题题目为“北魏在中华文明连续发展链条中的地位研究”，立意源于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思考。选择这一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于2009年结题，最终成果是一部专著：《融合：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于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基本思路是将中华民族文化从源头上分为中原与蛮夷两大体系，全面分析了这两种文化的发展演变和融合进程。核心观点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春秋至秦汉时期完成民族大统一，在于中原与蛮夷两种文化的充分融合而形成优势互补，从而揭示了二者在中华民族文化融合中各自所占有的位置及其在从分裂走向统一趋势中所起的作用。随着汉皇朝的建立，民族融合的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格局中的主体民族，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民族正式形成。从此，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常态，而分裂只是一种支流，一种变态，中华民族的统一传统自此形成。这次民族融合也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而未曾中断的历史格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秦汉以后是魏晋南北朝，这是继秦汉大一统之后出现的又一次长时段的民族分裂时期，这一长时段的民族分裂又酝酿着更深入的民族融合，为新的民族统一打下基础。因此，从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分裂到西晋的短暂统一，属于汉族内部各政权的权力角逐，其主流的文化传承没有中断，这就是后人所称的汉魏文明。第二阶段：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当西晋灭亡后，汉民族政权被迫迁出黄河流域，代之而起的是众多胡族政权在中原的崛起，中华传统文化面临发展中断的危险。但历史发展到十六国后期，在北方众多胡族政权中，拓跋鲜卑乘时崛起，建立起了北魏帝国政权。北魏帝国大胆地进行汉化改革，勇敢地吸收汉族文化，从而担当起结束十六国，统一黄河流域，下启隋唐统一新局的历史使命，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丰富和发展。北魏帝国在延续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进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而我作于80年代北京大学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正是研究北魏学校制度的，对北魏一朝的历史还是比较熟悉的，因此，我就选中北魏在中华文明连续发展链条中的历史地位作为研究课题，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继续进行探讨，也使自己的民族融合史研究具有连续性。

二

如果从课题立意的渊源来看，可以说，该课题已经酝酿了近30年。笔者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田余庆、祝总斌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至少从1987年下半年我就开始较多地注意北魏一朝的历史，尤其是北魏的教育制度，我的毕业论文原定为《论北朝教育与科举制之关系》，是准备将北朝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私学均进行一番考察的。但祝总斌师认为，如全面考察北朝的教育，又要探讨其与科举制的关系，内容太多，怕3万字写不下（当时系里有个一般原则规定：硕士论文3万字左右，博士论文10万字左右），也怕时间不够。于是在资料收集好后，正式定稿时只留下了北朝（实际主要是北魏）的地方官学和私学部分，而中央官学，主要指北魏中央官学的一些观点、看法则放到《序言》中叙述，主要是对其性质进行界定，对其源流进行了简单叙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年毕业非常仓促，加之毕业后找工作处处碰壁，经过3个多月后，才回到洞口县委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后又先后辗转到县委党校、洞口县百惠实业公司等单位。到1998年毕业近10年后才调到邵阳师专（2002年与邵阳高专合并升本，改为邵阳学院）政史系从事专业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到邵阳师专需要一段时间熟悉大学教学工作，无暇顾及论文写作，当然更无暇去考虑修改原来的毕业论文了。在进入21世纪后，我开始翻检原来的毕业论文和原来在北大学习时写过的作业，进行修改整理加工，陆续发表于各刊物，如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的《论北朝私学与科举制诞生的关系》是从我毕业论文中抽出来的部分内容；而发表于《晋阳学刊》2003年第6期的《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和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的《九品中正制度再评价》都是在北大学习时就有所思考的。

在我重新修改硕士毕业论文时，发现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有关北魏教育制度的一些观点，到21世纪仍未有人涉及，尽管关于北魏中央官学，学者们发表了较多的成果，但均是对中央官学的发展及其与汉化改革的作用进行了拔高，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尤其是有关北魏地方官学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有些学者竟然一直怀疑北魏地方官学开办的真实性，更莫提地方官学对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作用了。于是，我开始将研究的目标放到北魏中书学和地方官学上来。在修改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我逐渐将北魏州郡学、中书学与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到2012年，我就以“北魏在中华文明连续发展链条中的地位研究”为题申报了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社科项目。

当时我是这样思考的：

北魏与同时代十六国其他众多的胡族政权相比较，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均最为落后，然而就是这个最为落后的胡族政权却能够顺应时代，融入当时的历史发展大势，勇敢地接受处于主流地位的汉族文明，一跃成为一个最为先进的胡族政权，完成上接汉魏传统，下启隋唐新局的历史使命。之所以能够如此，除开历史赋予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北魏历史上有两位英主和一位皇太后。两位英主，一位是道武帝拓跋，一位是孝文帝拓跋宏；一位皇太后就是文明冯太后。他们三位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定都平城，建立起封建帝国，使这一落后的氏族部落国家成功步入文明行列；再就是文明冯太后和孝文帝所推行的彻底的汉化改革。如果说，拓跋珪的影响主要在北魏政权内部的话，那么，孝文帝与冯太后则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深得汉族士人所拥戴。因为，古代士人最看重的是文化的传承，儒学道统的延续，而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革、儒学复兴运动将中断了的中华文明接续起来。

田余庆师在《拓跋史探》一书的《前言》部分中提出：“道武帝拓跋珪这个人物，他的历史作用，概括说来，就是用极野蛮的手段，把拓跋部落带入文明，由拓跋部落来澄清北方的乱局。” 而这种极野蛮的手段，就是建立“子贵母死”制度，以此野蛮制度来离散部落，建立起进入中原的封建帝国。这是拓跋部落步入中原，迈入文明的第一步。

而孝文帝与冯太后的汉化改革又是北魏中后期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孝文帝汉化改革不但使拓跋部落彻底摆脱落后野蛮，也使中华文明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中断之后，成功延续而形成新的文明。这是北魏儒学士人最为感怀的，使得孝文帝在逝世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均被历代士人给予极高评价。如在世宗、孝明帝时代，汉族士人屡屡提到文帝时期的汉化改革和儒学复兴。灵太后掌政时期，儒学教育全面衰败，冀州刺史李崇上表高度评价孝文帝的汉化成果：“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禀圣自天，道镜今古，徙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轨仪，规周汉以新品制，列教序于乡党，敦诗书于郡国。使揖让之礼，横被于崎岖；歌咏之音，声溢于仄陋。”提出应该以孝文帝为榜样，“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美榭高墉，严庄于外；槐宫棘宇，显丽于中。道发明令，重遵乡饮，敦进郡学，精课经业。如此，则元、凯可得之于上序，游、夏可致之于下国，岂不休欤！” 而前废帝时期，侍中羊深针对当时“胶序废替，名教陵迟”现状的上疏也是以孝文帝的儒学复兴作为标准的：

臣闻崇礼建学，列代之所修；尊经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启，昭明之颂载扬；胶序大辟，都穆之咏斯显。伏惟大魏乘乾统物，钦若奉时，模唐轨虞，率由前训。重以高祖继圣垂衣，儒风载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楢。固以追隆周而并驱，驾炎汉而独迈。

即使到隋唐时期，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得到学界和政治家的充分肯定。隋代儒学大家文中子对孝文帝的评价极高，无论是在《中说》中与其弟子的谈论中，还是在自己的历史著述《元经》中，毫不吝惜对孝文帝的赞赏。薛收对《元经》卷九经文“后魏孝文帝太和四年，春正月”一句注释说：

文中子曰：或问孝文。子曰：“可与兴化矣。”又曰：“中国之道不替，孝文之力也。”又曰：“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有法也。”又曰：“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董常问：“《元经》之帝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矣，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子曰：“《元经》之专断，盖禀于天命，吾安敢至之哉？帝都洛，造明堂，置职制，凡诏策帝自述之。”

而唐代的虞世南在《帝王略论》中对先秦至北魏时期的帝王大都进行了简单评价，其中对北魏一朝评价了道武帝、太武帝、献文帝、孝文帝、孝明帝和孝庄帝，其中对孝文帝评价最高，而对献文帝的评价，即主要是肯定了献文帝将帝位禅让给其儿子孝文帝的做法，归根结底是赞扬了孝文帝。他借公子之口问孝文帝可比历史上哪位君主，在回答中首先就将孝文帝定为“非常之人”，是因为他建立了“非常之功”，这个“非常之功”，就是：

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素，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命非代之才，岂能至此？比夫武灵胡服，不亦优乎？

从以上历代士人的评价可以看出，孝文帝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那么，要正确认识孝文帝及北魏在延续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就必须从最重大的事件着眼，即大处着眼，小处动手。前面提到，北魏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有两件，一是拓跋珪定都中原，再就是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而如果从延续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来考虑，汉化改革则更为重要，因此我就选中北魏的汉化改革作为研究的起点。然而，冯太后和孝文帝改革一直是北魏史研究的热点，无论是哪个方面都已经有了精深的研究，确实是几无剩义可言。而在苦苦思索中，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冯太后孝文帝改革的原始起点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冯太后改革的最初动因是什么？冯太后启动的第一件改革是什么？田余庆师在构思《拓跋史探》这一重大课题时联想起：道武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还有自己的母、妻。他说，这一现象使他恍然大悟，从而打开了思路，开启了“子贵母死”问题的思考。我也顺着田师的方法去寻找问题意识。

我们知道，北魏中期的汉化改革与以前历代汉族皇朝的各种改革不同，北魏的改革既是一场政治、经济改革，更是一场汉文化改革。古代的政治、经济改革重点是制度，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整体的；而汉化改革则必须是一种综合性的改革，是全局性的，也是深层次的。那么，其改革的重点主要为文化和价值观念，因此儒学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让汉文化普遍深入人心，彻底的汉化改革才会水到渠成。还有就是，我们俗称的孝文帝改革是冯太后、孝文帝改革，即冯太后与孝文帝的改革同样重要，甚至说，冯太后的地位更为重要。因为，汉化改革是冯太后开启的，前期的改革也是冯太后负责的，尽管孝文帝后期的改革比冯太后前期改革更深化，但却是在冯太后前期的基础上进行的，即没有冯太后前期的改革，便不可能有孝文帝后期的改革。再者，孝文帝之所以有如此丰富和深刻的改革思想，完全是冯太后教育的结果。那么，冯太后改革开始于何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传统看法是以吏治、三长制和均田制改革作为北魏汉化改革的起点。但如果从北魏后期汉族士人对孝文帝汉化改革的评价来看，则更多的是对孝文帝时代推动地方官学建设、礼制改革，从而促使儒学的全面复兴赞颂有加。那么，原来一直将改革的起始年份放在太和八年（484）是否合适？或者说，这一改革是否有其前期准备？一般来说，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一定会有一个长期的准备阶段。那么冯太后是怎样登上政治舞台的呢？据《魏书》记载，冯太后的涉政开始于显祖即位之初，其机遇缘于车骑大将军乙浑专权。《显祖纪》记载说：和平六年夏五月，显祖即皇帝位，可是大权却掌握在车骑大将军乙浑手中，乙浑矫诏杀掉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和南阳公张天度，以及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逼迫显祖下诏封自己为太尉、录尚书事，到同年七月，乙浑又晋升为丞相，位居诸王之上。一切大小政事，均取决于乙浑。乙浑的专权引起拓跋宗室内部的恐慌。《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提到当时朝廷“百官震恐，计无所出”，于是顺阳公、殿中尚书拓跋郁率殿中卫士数百人从顺德门进入，准备诛杀乙浑，最后反而被乙浑所诛杀。很明显，乙浑专权对拓跋王室已是一场生死存亡的考验。而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冯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 。也就是说，冯太后为拓跋皇朝建立了卓越功勋。但冯太后第一次临朝听政只持续了一年多。那么，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冯太后做了什么大事没有？十余年后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汉化改革是否可以在此找到迹象？

有学者说冯太后第一次临朝听政什么事也没有做。我认为，这不可能，也不符合冯太后的性格。说冯太后没有做什么大事，是因为他们将大事当作小事而轻忽了。史书上说，冯太后诛灭乙浑之后，“临朝称制”的第一件事，就是“引中书令高允、中书侍郎高闾及贾秀共参大政”。既然将原本不具有实权的人物引入禁中，参与大政决策，本身就是准备有所作为，而且新提拔的这几个人都是汉族士人。说明原来禁中大权主要为拓跋保守派贵族所掌控，提拔汉族士人的目的就是为汉化改革做准备。同时也说明，冯太后上台，并不是什么也不干的，而是准备有所作为。那么，“共参大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我发现，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建立地方官学，即州郡太学。《魏书·高允列传》记载说：冯太后将高允引入禁中，参决大政后，便对高允下诏：“自顷以来，庠序不建，为日久矣。道肆陵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于今。朕既篡统大业，八表晏宁，稽之旧典，欲置学官于郡国，使进修之业，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旧德，宜与中、秘二省参议以闻。” 显然，“共参大政”就是指建立全国统一的州郡太学。也就是说，冯太后本人是将州郡学的统一建立当作她的重大决策来看待的。因为，冯太后第一次一年多的临朝听政的第一步就是将高允、高闾和贾秀等几位汉族士人引入禁中，第二步就是与他们共同决策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州郡太学。这难道不是冯太后心目中的大事吗？祝总斌师在对北魏的宰相制度研究中，认为一般情况下，北魏的中书监、令权力不大，主要任务大概是对草拟好的诏诰加以审署，起监督作用。但有时也预闻政事，或为时极短，或出于特殊原因。在这里，祝师举例提到高允入禁中参与大政这件事，但随即为鲜卑贵族源贺、拓跋丕等所代替。说明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冯太后引高允入禁中是特殊原因，是一项临时决策。而这特殊原因、临时决策的目的就是与高允商议建立统一的州郡太学。那么，冯太后敢于冒着违背传统制度的风险也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州郡太学，说明建立统一的州郡太学在冯太后的心目中是何等重要的一件大事。因此，说冯太后第一次临朝听政时没有做什么大事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地方官学，在冯太后看来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但对于北魏的地方官学及其与汉化改革的关系问题，学界一直对其评价不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是规章制度颇详，而对其实际存在持怀疑态度。我经过仔细爬梳史料发现，从时间上来看，有显祖时期、孝文时期、世宗时期、孝明帝时期以及北魏末年均有地方官学的建学史料；从地域上来看，有荆州、相州、东豫州、西兖州、河东郡、广州鲁阳郡和定州等多个地区的；从行政体系上来看，有朝廷最高统治者明确颁布的统一建学诏令，也有地方官的具体办学实例。很明显，北魏地方官学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再就是，北魏君臣，对北魏的中央官学很少有正面评价，无论是冯太后、孝文帝等最高统治者，还是其他汉族朝臣几乎都不谈及北魏前期的中央官学。如孝文帝对北魏前期的评价是：“祖先情专武略，未修文教。” 冯太后即有“自顷以来，庠序不建，为日久矣。道肆陵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于今” 的感慨，还有高允对冯太后“自永嘉以来，旧章殄灭。乡闾芜没《雅颂》之声，京邑杜绝释奠之礼。道业陵夷，百五十载。仰惟先朝每欲宪章昔典，经阐素风，方事尚殷，弗遑克复” 的应答，可是史书上明明记载说太祖初入中原就建立了国子太学。那么，这只能说明北魏士人们不认同前期的中央官学具有传承儒学文明的功能。

但对北魏州郡学的作用却好评如潮。前举灵太后掌政时期的冀州刺史李崇将当时中央官学的衰败与孝文帝时期的州郡学发达之盛况进行比较就很清楚。如果说，太祖以来兴办的中央官学卓有成就，或者说是儒学之正宗，李崇为何不以中央官学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而却大肆颂扬孝文帝时期开办的地方官学呢？

那么，冯太后为何要选择地方教育改革作为她的改革试水呢？从长远来看，是为了延续儒学传统，承续汉魏文明，就是李斤请求建立地方官学的上疏所言：“郁郁之文，于是不坠” ^[1] ；而从近期目标来看，是为了汉化改革培养人才。儒学道统的中断，前引冯太后和高允的应对已有说明。至于汉化改革人才储备的目的，《李传》提到他在作相州地方官时对此作过调查，当时地方上儒学人才已经奇缺，察举制在地方上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2] 李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向冯太后提出统一建立州郡学建议的。但当时的中书学是一种培训内侍人员的学校，不以培养儒学人才为目标。这可能是当时相当一部分汉族士人共同思考的问题，因为几乎在李提出设立地方官学建议的同时，冯太后也已经向高允下达了全国统一建立州郡太学的诏令。

再就是，学界对北魏的中央官学：中书学，似乎研究成果比较多，但我认为，这些研究有点罔顾历史事实。客观讲来，魏晋南北朝教育的总的状况是处于衰落状态的，除开家学外，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和馆办私学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但北魏却是个特例，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的发展都比较突出，如《隋书·儒林列传》载：

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

很明显，这里只是充分肯定了孝文帝太和以后的儒学教育发展之盛况，认为太和以后，北魏的儒学教育是当时的南朝也无法比拟的，丝毫没有涉及孝文以前太祖建立的国子太学和太宗改建的中书学，《隋书·儒林列传》这一评价也与冯太后和孝文帝对儒学教育的评价观点相统一，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从具体的实例来看，中书学学生的个案是最多的，为何《隋书·儒林列传》对此会熟视无睹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在进一步考察中发现，《隋书·儒林列传》主要是从儒学教育的教化功能来立论的，而不是单纯从学校的培养培训人才功能立论。《隋书·儒林列传》开篇就说：

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

而照孝文帝与汉族士人看来，北魏前期建立的中书学只是一所培养和培训内侍成员的行政学院，不具有传统的儒学教育功能。故尽管中书学规模大，培养的学生有名有姓的也多，但不足以在《儒林列传》中留下记载。古代的儒学教育有两大功能，即古代教育的两大办学宗旨，是西汉兴办中央官学时由董仲舒和公孙弘提出的。董仲舒于建元元年（前140）向汉武帝提出兴办太学时就指出：“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董仲舒开宗明义地提出开办太学的宗旨，指出太学两大基本教育功能，一是培养人才，一是注重教化。公孙弘后来也向武帝提出：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公孙弘进一步阐明，建太学的目的就是“崇化厉贤”，即推广教化，培养人才。太学为封建统治培养人才，意思清楚，不言自明；而所谓教化，就是说太学应该承担起对全民的道德精神培育，就是现代教育中所说的人文精神培养。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当代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二是承担起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这是从汉族皇朝的角度来说的，而对于胡族政权来说，就是延续汉族文脉，成为中华正统。

那么，我接着往下想，对于儒学教育的这两大功能，拓跋统治者又是怎样认识的呢？首先看拓跋，太祖拓跋珪早期罪徙中原，接受过较多的汉文化教育，这是他进入中原就能提出兴办国子太学的主要动因，田余庆师和李凭师兄都提到拓跋珪在中原早期流乱经历是其后来进行汉化改革的主要动因。《魏书·儒林列传》说：“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 太祖一进入中原，就建立了国子太学，到天兴二年，又进一步扩充太学规模，可是到太宗朝，却将国子太学改为中书学，到世祖始光三年，又另起太学于城东。这里涉及中书学建立的背景。应该承认，尽管太祖时建立的太学比较粗糙，儒学的教化功能并不是很强。因为，没有多少有名的大儒，但应该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儒学传承的作用的。也就是说，拓跋珪对儒学教育的功能是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的。那为何到太宗时期会一下子改为中书学了呢？这一问题，没有任何现成的史料可做解释，以前研究中书学的学者也没有做过任何深究。我在曹文柱先生的《论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及其对前期社会的影响》一文中获得启发。曹文柱先生说，拓跋珪原准备将都城定于邺，也准备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措施，但后来突然宣布放弃邺城，其他汉化改革成果，包括尚书省机构同时废弃。同时指出汉化改革之所以被中断是因为北魏初年民族矛盾问题比较突出，以及拓跋珪本人性格的双重性所致。关于天兴二年的汉化改革及其反复，何德章更有专文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

通过进一步探讨，我在《魏书·官氏志》中发现尚书省机构的设立与天兴二年扩大太学规模的事放在一起记载，原来国子太学改为中书学与太祖时期的汉化改革成败有重大关系，中书学的建立是保守派贵族胜利的信号。因为，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准，不是取决于某位领袖个人的文明程度，而是取决于整个民族群体的文明水平。汉化改革的兴起是拓跋珪倚靠崔玄伯等汉族士人推动的，而其废止又是因为拓跋鲜卑的整体汉化水平有限。任何改革都是阶段性推进的，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也一样。当然，国子太学改为中书学又与拓跋部落制向君主集权国家过渡这一历史发展形态相适应。新兴的专制集权国家需要培养一批绝对忠于专制君主的文武人才，人才培养需要学校。因此，现成的国子太学便被改造为中书学，尽管它没有如尚书省一样遭废弃，其儒学的教化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却大打折扣了。但从培训官员的角度来看，毕竟也是一大进步。后来世祖即位，又重用崔浩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因此重新在城东建立新的太学，可是好景不长，在拓跋保守贵族的反扑下，崔浩被杀，汉化改革遭到更大挫折，因此城东的新建太学也收效不大。就是说，在显祖太安元年（466），即冯太后建立州郡学以前，正宗的儒学教育在北魏一直没有得到顺利发展。所以，冯太后才会发出“自顷以来，庠序不建，为日久矣。道肆陵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于今”的感慨，高允才有对冯太后“自永嘉以来，旧章殄灭。乡闾芜没《雅颂》之声，京邑杜绝释奠之礼。道业陵夷，百五十载”的应答。

当我将这些问题思考清楚之后，进而提出大胆的设想，建立全国统一的地方官学是冯太后对整个汉化改革决策的一部分，至少可以看作冯太后对整个汉化改革的前期酝酿，或者也可以说是改革的序幕。

而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思考，即将北魏的汉化改革与儒学教育联系起来，还是源于当代改革的启示。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课题都是在现实的启示下提出的。众所周知，我们当代俗称的改革开放是由邓小平主导的，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有一个相对长期的思考。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直到1978年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其中还有过一次短暂的执政过程，即1973年被重新起用，一直到1976年春再度被打倒。邓小平在这一短暂的执政阶段，已开始了一些改革试水，其最主要的改革来自教育领域。尽管在“四人帮”的干涉和“左”倾大背景下，他无法在教育领域有较大作为，但他一上任，就提出大学招生要采取政治推荐和文化考试相结合的措施，改变过去那种只重推荐，根本不看成绩的做法。所以1973年的大学招生要进行一些文化基础知识的考试，进而使中小学也开始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这一初试锋芒的微小改革后来尽管遭到“四人帮”抵制，“四人帮”抓住张铁生交白卷一事为由头，全面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批判，彻底否定了邓小平当时非常微小的教育改革。但这一十分短暂的教育改革依旧对后来的社会进程产生较大影响。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动提出由他来主管教育和科技，并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命题，而科学技术又依赖于教育，从而又提出“教育改革”先行的大计方针，彻底纠正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教育，以最快的速度启动高考制度改革。而通过1977、1978、1979三届高考的录取结果来看，各届高中毕业考生中考上大学最多的是两个群体，一是“文化大革命”前升入中学，“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老三届，即1966、1967、1968三届高中毕业生；再就是1973和1974两届高中毕业生。如李克强总理就是1973年的高中毕业生。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教育制度改革为后来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尤其是“新三届”（指1977、1978、1979三年入校，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陆续毕业）毕业生后来陆续成为各行业的骨干和精英，有力地促进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当时“教育改革”先行的做法是何等正确！这就启发了我对北魏统一建立地方官学的认识，从而提出北魏地方官学的统一建立是拓跋鲜卑汉化改革的序幕的观点。因此，我将这一课题的切入点放在北魏教育制度的改革上，尤其是州郡太学的统一建立上。北魏的中央官学为何要叫中书学，归中书省管辖？北魏的地方官学为何要叫太学，其所有建制不是仿照汉魏地方官学，统统要仿照汉魏中央官学传统，这些都是我对北魏教育体制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意识。

那么，冯太后将教育改革作为汉化改革的切入点，为何选中地方官学，而不是中央官学？我进一步发现，第一，北魏的中央官学——中书学不是汉魏传统的儒学教育体系，只是一种培养内侍人才的类似于现在行政学院性质的学校，中书学生主要是贵族功臣与中书侍郎、博士之子弟，他们一入学就有官品，是第七品中。改革必然触及这些人的利益；再就是，中书学的大权牢固控制在拓跋保守派贵族手中，改革难以启动，总之中书学是一时难以攻破的堡垒。第二，从地理因素来看，这应该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当时拓跋部落的保守派有两个大本营，一是京都，即当时的平城；再一个就是所有的军事重镇，而地方州郡相对是拓跋贵族防守薄弱的地方。严耕望先生说：

北魏前期疆域，若以平城为中心，东北自和龙向西南经平城、太原、离石，渡河，经渭北上邽，至仇池，划一斜线，恰将全域等分为西北与东南部，东南为汉人区，以州郡县制度治之。西北为鲜卑、汉族及其他被征服民族杂居区，以军镇等制度治之。北魏前期中央尚书有东西南北之目，而南北二尚书为恒制。《南齐书·魏虏传》:“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部州郡。”按南北当以代都为分野，其北实无州郡。盖南部尚书知东南州郡，北部尚书知西北军镇，萧子显记述偶疏耳。太和以后，西北军镇渐有废除，州郡制度几遍推行于全国矣。

这就是说，当时冯太后在州郡太学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主要是在当时的东南地区，即汉人居住地区所推行的改革，汉人统治区当然儒学传统相对较为深厚，鲜卑保守贵族统治也相对薄弱，改革必须从阻力较小的地方下手，这就是冯太后选中地方官学作为改革起点的重要原因。而从州郡太学建立的实例来看，也主要是东南地区，这就是周一良先生所说的北魏时期山东地区的文化最为繁盛。这就是《魏书·儒林列传》中所提到燕、齐、赵、魏之间。所以说《儒林传》中所指北魏后期学术文化繁盛状况主要是地方官学和私学发达的结果，而不是中央官学的成就。

以上对北魏中央官学、地方州郡学和私学的思考都是在我原来北大硕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后来集结为3 篇文章，即《北魏州郡学的统一建立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兼谈北魏汉族士人儒学复兴的艰辛历程》《北魏中书学的学校类型——兼谈鲜卑统治者对儒学教育功能的认识》和《论北朝私学与科举制诞生的关系》。这三篇文章，第三篇修改完成最早，因为原硕士论文在私学部分写得最为充分，该文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前两篇经过反复修改，延续几年时间，于2015年定稿，北魏州郡学的文章投寄于《史学月刊》，一个多月后，《史学月刊》就基本定稿，只不过是应责任编辑的要求，稍微压缩了一点篇幅。总共不足三个月，就正式定稿了。后发表于2016年第6 期。有关中书学的文章，我就投给本校的《邵阳学院学报》，发表于2017年第1期。

在发表了这三篇文章后，我又想到北魏的宗教信仰问题，这是汉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魏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佛教信仰，其中最重大的事件又是世祖拓跋焘的“灭佛”与文成帝拓跋濬“复佛”事件。这表面上看是佛教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北魏以及北朝的儒释道三教融合问题，于是我又写了《从汉化大背景看北魏的“灭佛”与“复佛”》一文。该文的核心观点是：北魏在进入中原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其最大事件是民族文化融合，具体说就是汉化问题，而汉化和反汉化最为剧烈的冲突其实就是信仰领域的冲突，汉化改革最后的堡垒是郊庙祭祀礼制改革。而北魏王朝的“灭佛”和“复佛”正是在这一大的汉化背景下发生的信仰文化冲突，而且这一冲突不只表现在儒佛或道佛方面，还表现在儒学祭祀礼制与佛教、道教和原始宗教遗留等信仰领域、风俗文化等多个方面。北魏前期，在佛教大发展的同时，还保持大量的原始宗教残余，原始宗教残余既体现在国家祭祀礼仪中，也体现在民间信仰文化中。北魏汉化在信仰领域内的主要目标是改革旧的郊庙祭祀礼仪、移风易俗和推行道德教化。太武灭佛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一偶然事件导致汉化的代表人物崔浩被杀，从而推迟了汉化改革的进程。高宗即位，废除了佛教禁令，恢复民间信仰，推行儒释道融合政策，为冯太后和孝文帝全面深入的汉化改革铺平道路。当北魏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佛教信仰步入高峰时，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迁都洛阳、改革姓氏、禁穿胡服、禁说胡语、复兴儒学，尤其是对郊庙礼仪的改革，使胡汉信仰达到深度融合，这一切都为南北统一提供了保证。

而北魏的汉化，又与北魏的正统问题密切相关。汉化就是为了争夺正统，巩固统治；而完成了汉化，也就顺利地融入中华文明的序列之中，成为中华之正统。正统观在中国古代非常流行，但到近代之后，开始遭到批判，梁启超先生在《新史学》中将正统论当作中国史学中最荒谬的观念进行批判。他讥刺从朱熹到乾隆的正统说，不但所立标准相互矛盾，即使依其标准，秦以后也没有一个王朝可称正统者。然而，正统观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群体对某个统治皇朝是否认同、拥戴的问题，是一种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因素，而又被思想家加以提炼归纳而上升为理论形态的思想观念。在我国这样一个由多元发展到一体的民族格局中，正统观又属于民族心理范畴。因此，不管历史上的正统观的立论标准如何不堪一击，它几千年来一直实实在在地支配着中国人的头脑，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尤其是影响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我在《论中国古代正统观的演变与中华民族融合之关系》一文中将中国古代的正统观作为一个流动过程放到整个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中进行考察，以此来探寻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轨迹、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契机。在该文中我将中国古代正统观的发展演变分作三个阶段，即中原地域正统观、汉民族正统观和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先秦时期为中原地域正统观的产生时期，秦汉以后至北宋兴起是汉民族正统观的形成时期，宋辽金元和明清时期为是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的发展与定型时期。

具体说到北魏的正统观，应该属于中国古代正统观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即汉民族正统观的发展阶段。但在汉民族正统观这个长时段之内，中原地域正统观在一定时间内还有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北方的游牧民族持续向南方迁徙的过程，而中华民族的圣地——中原即成为民族迁徙的中转站，也成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北方的游牧民族在中原还没有充分完成文化融合，没有民族优势背景的情况下，试图依靠占有中原地域作为争夺正统优势的手段还是不断地被运用。当然无论是中原地域正统还是汉民族正统，都必须伴随着汉化，只不过汉化的层次不同罢了。当北方的游牧民族进入汉化的深层次改革时，他们就会自动地抛弃中原地域正统，而遵从汉民族正统。北魏政权在中原的汉化道路就是遵循了这样一条路线。对于北魏的正统观，我以为最关键的是把握其中原地域正统观向汉民族正统观转化的时间节点。因此，如何正确解读《魏书·礼志》中所载太和十四年拓跋君臣们关于北魏德运问题的讨论是其中的关键。这段资料是学界讨论正统观重点引用的资料。但如何正确看待这段资料却是涉及一个历史研究者识见的问题。

首先，德运的讨论，当然涉及北魏正统的确立，但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这一讨论所涉及的时代背景因素。这一讨论发生在太和十四年，冯太后刚刚逝世，第二阶段的汉化改革开始启动。因此，必须将其与汉化改革联系起来考虑。这段史料的基本事实是：争论分为两大派。一派以中书监高闾为代表，坚持的是中原地域正统；一派以秘书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为代表，他们坚持的是汉民族文化正统观。两派观点的争论与汉化改革的继续深化有重大关系。尽管他们都以十六国君主说事，但其落脚点是北魏自己的正统地位。因此，两派争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是否应当承认赵、燕、秦的正统地位，而是关于北魏的正统地位以何种形式来确立的问题，即到底是因为占有中原地域，还是以中华文化的传承者资格来确立其正统地位，因为这才是决定汉化改革是否应该进一步深化的问题。至于双方是否承认赵、燕、秦的正统地位，或者共同视东晋南朝为僭伪问题，都是为何种形式来确立北魏的正统地位这一中心观点服务的。如果肯定高闾的中原地域正统，就将北魏放到了与十六国其他胡族政权相同的地位上，继续改革就失去了动力；而如果赞同李彪和崔光的汉民族文化正统，就大大提升了北魏进一步汉化改革的意义，为孝文帝的下一步改革提供了理论保证，这才是孝文帝的真正意图。因此，这场大讨论是关于改革指导思想的大论战，是属于举什么旗帜的问题，是孝文帝对整个汉化改革有一个全面的指导思想的定位，从这一讨论延续时间达五个多月之久也可看出其意义之重大。

其次，太和十四年的德运问题的争论是一种历史旧案，是对一种滞后问题的讨论，是对早已施行的指导思想进行的一种确认，类似于一个历史决议。我认为，中原地域正统观与汉民族文化正统观的争论可能一直伴随着汉化改革的进程以非正式的场合进行，而新的指导思想一直在北魏最高统治者头脑中酝酿，只是没有正式成为北魏皇朝的纲领性文件而已，直到太和十四年才来一个最终总结。太和十四年并不能作为这两种指导思想，或者说这两种正统观跨越的时间坐标，只能是对其指导思想进行总结的时间节点。那么这一指导思想的时间跨越点在哪里呢？我以为是高祖即位到冯太后掌权这一段时间中。北魏世祖逝世不久，南朝刘宋王朝的雄主文帝刘义隆也在一年多后逝世，随着南北两大雄主先后去世，南北的现实使双方继任的统治者看到，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双方谁也消灭不了谁，从而预示着大规模的武力结束，双方进入一个新的相对和平的新阶段。新的阶段，迫使北魏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发生改变，因为，指导思想直接影响着汉化改革的思路，即以何种正统观作为改革的旗帜。如果武力南伐，就必须继续高举中原地域正统观的旗帜；而如果和平竞争就要改变策略，祭出汉民族正统观的旗号，加强汉化改造，最后以软实力赢得民心而完成统一。针对以上思考，我就撰写了《北魏的正统与汉化》一文，发表在《史林》2015年第5期，文章从邮件发出40多天，就被正式定稿刊发。文章发表后，就被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史”栏目全文转载，在学术界起到较好的反响。

我这篇文章的立意也是来自对当今改革开放过程的启发。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是一种渐进过程，是先逐步摸索，在一些局部地区进行试验，然后再总结经验，最后归纳上升为理论的。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先大胆尝试”等主张，在广东、深圳等地局部地区先搞试点，然后逐步扩大，再推向全国，到一定时候再进行理论总结等，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初步酝酿于此时，但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可能在1973年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开始在头脑中酝酿；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理论是十六大以后才作为党的文件和国家方针正式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一指导思想从酝酿到完善，经历了几十年时间，并不是突然提出的，任何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都是在实践一段之后才对其进行理论确认的。所以，我认为，太和十四年李彪、崔光与高闾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是对高宗至冯太后掌权以来汉化指导思想的一次理论总结。而其指导思想的真正酝酿是从冯太后掌权就开始了，这就是我将高宗至冯太后掌权时期看作中原地域正统观向汉民族正统观转变的时间节点的重要原因。

《北魏的正统与汉化》一文将北魏的整个汉化进程分作两个阶段，即前期的游牧部落联盟体制与后期的农业文明体制。那么，这两个阶段是怎样转型的？我发现，文成帝拓跋濬并不是以前学界评价的那样，是一个庸主，他应该是北魏转型时期的一个有所作为的君主，是从太武帝过渡到孝文帝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在位14年，时间不算太长，但功劳不小，其政绩主要表现：一是巡视地方州郡，关心民间疾苦，整顿吏治，惩治腐败。二是重用汉族士人，调和胡汉矛盾，推进儒学礼制改革。三是重视宗教信仰，促使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的融合，恢复史官职能。文成帝不但成功实现了由军事掠夺和游猎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而且在南北外交和指导路线上也为后世开辟了新路。拓跋濬为冯太后、孝文帝全面深入的汉化改革奠定基础。从历史发展的演变规律来看，社会发展有很多历史端口、历史机遇。抓住历史机遇，就可能迎来社会发展的盛世，但盛世的到来需要有转型过渡阶段。而历史研究者往往高度关注盛世的主导者，却忘记转型时期重要人物的作用。实际上，转型阶段的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一点也不小于盛世时期的历史人物。因为，前期的社会转型决定着后世社会的发展路径。为什么有的历史人物及时地抓住了历史发展机遇，成功地完成了社会转型，从而使社会发展走向高潮；而有的历史转型却导致一个国家、民族的毁灭性灾难。从这个角度来看，拓跋濬在北魏的历史地位不容小觑。为此，我写了《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及其时代》一文。

接下来，我又针对北魏在中华文明连续发展中的地位的确立问题进行了思考。尽管后世士大夫对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给予高度评价，但真正使北魏及孝文帝在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中的地位得以确立的是隋朝大儒文中子王通，王通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仿《春秋》体例，撰写编年体史书《元经》。《元经》在国家民族分裂、中原无主时代，极力维护王道，申明正统，提出分裂时期，不再采用汉儒的血缘种族和授受有继的传统标准，而是推举以传承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者为正统的新标准。尤其是他将南朝萧齐政权取代刘宋皇朝，北魏孝文帝成功的汉化改革作为南北正统转换的时间节点，不但给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以充分肯定，也使北魏帝国在延续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得到明确确认。而也正因为《元经》一书，王通本人在中华儒学道统中的地位也得到确立。由此，我又写了《从〈元经〉看王通北魏正统的确立依据——兼评孝文帝的门阀制度重建》这篇文章。

三

前文提及，本书内容原本源于我申报湖南省教育厅的一个重点课题，其结题成果是我在《史林》《史学月刊》和《邵阳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的三篇长文，即《北魏的正统与汉化》《北魏州郡学的统一建立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兼谈汉族士人儒学复兴的艰辛历程》《北魏中书学的学校类型——兼谈鲜卑统治者对儒学教育功能的认识》。课题结题后，又陆续写了三篇文章，一篇发表在《史林》2018年第1期，就是《从〈元经〉看王通北魏正统的确立依据——兼评孝文帝的门阀制度重建》，还有两篇：《从汉化大背景看北魏的“灭佛”与“复佛”》和《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及其时代》，还来不及发表。再加上原来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的《论北朝私学与科举制诞生的关系》，共七篇文章，准备这次结集出版，也可以说是对我北大学习时重点关注北魏历史的一个总结。当然，有关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的历史，我另外还发过两篇文章，即前文提到发表于《晋阳学刊》2003年的《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和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的《九品中正制度再评价》。两篇文章均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在学界也有一些较好的反响。但这两篇文章不是研究北魏历史的，与该主题没有太多联系。因此，不收入本书之中。另外，从我的学术理念来说，我更愿意将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事件放到整个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古代史资料的数字化进程，资料搜集已不再是难事。因此，以重大的问题意识作为切入点，关注这些历史事件长时段的发展演变，从而探讨其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似乎更有意义。我的许多文章和课题，其研究内容就涉及多个朝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史。而这几篇文章，属于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历史断代研究的，自以为有一定的创新价值，也算是对我北大研究生阶段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个小总结。这就是我要出版这本书的一个理由。

下面重点谈谈该书的书名由来与逻辑结构关系。本书共收集七篇文章，书名叫：《北魏在中华文明连续发展链条中的地位研究》，就采用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课题的原标题。该书中所收的单篇文章不以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而以服从书的主题的逻辑结构为主。“北魏的正统与汉化”是一个总主题，这是原发表于《史林》2015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在收集的七篇文章中，这篇文章最具有概括性。因为北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乃在于拓跋政权对实行汉化与争夺正统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即北魏的汉化就是为了争夺中华正统，争夺中华正统就要实行汉化，而完成了汉化也就争得了中华正统，因此北魏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凸显出来了。如果细分一点，七篇文章又涉及两个分论题，即北魏的正统和北魏的汉化。尽管“正统”在前，“汉化”在后，但从显性的逻辑关系来看，是北魏的汉化改革成功使其赢得正统地位。所以“汉化”放到前面，作为第一分主题。该第一分主题总共是前面四篇文章，分别是《北魏州郡学的统一建立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兼谈北魏汉族士人儒学复兴的艰辛历程》《北魏中书学的学校类型——兼谈鲜卑统治者对儒学教育功能的认识》《论北朝私学与科举制诞生的关系》《从汉化大背景看北魏的“灭佛”与“复佛”》。第二个分主题是北魏的正统观，这一分题包括后面三篇文章，分别是《北魏的正统与汉化》《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及其时代》《从〈元经〉看王通北魏正统的确立依据——兼评孝文帝的门阀制度重建》。以上七篇文章的秩序排列及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前文已陈述清楚。总之，这几篇文章尽管断断续续发表于不同的时间，但其表现为一个主题的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故这次结集出版，以《北魏在中华文明连续发展链条中的地位研究》作为书名。

[1] 《魏书》卷46《李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040页。

[2] 《魏书》卷46《李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0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