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象学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现象学不仅是“一切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渴望”，更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一方面，现象学的产生符合西方哲学的发展进程，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是西方哲学对事物本质追求的方法论进步，使西方哲学的“隐秘的憧憬”得到了实现。按照胡塞尔的看法，现象学实现了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的一个愿望，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到一个可靠的理论出发点。另一方面，现象学的产生符合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期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以及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方式等社会状况发生变化后，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理论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现象学正是这个大背景下，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可以看出，现象学学者不仅推进了西方哲学对本质与现象关系的理解，同时也对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联系。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因素，这看起来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相对立，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这两种理论是可以进行理论互补的。胡塞尔对人的意识进行研究所发现的意向性结构，作为一种微观性分析，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宏观历史性分析有所补充，两者具有互补的可能性。从事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关系的研究者，不仅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现象学家以及受到现象学影响的存在主义者，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现实性的理论，并尝试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思想资源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和学科方法。从现象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思考的学者有很多，这里主要列举四位现象学家，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和帕奇（Enzo Paci）。海德格尔是现象学中当之无愧的巨匠，梅洛-庞蒂是法国知觉现象学的代表性人物，萨特和帕奇分别是法国存在主义现象学和意大利存在主义现象学的代表性人物，他们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思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结合。

海德格尔在晚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相关思考。特别是1969年到1973年期间的“三天讨论班”中，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观点进行了讨论，其主要观点被收到“三天讨论班纪要”中。海德格尔在“三天讨论班”中提出了关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看法，代表了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将人的本性归结于社会性，社会性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性一旦形成就会变为人的成长背景，已经形成的社会性会不断地将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再生产出来，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 海德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可能会带来社会危机，这在一定意义上与胡塞尔和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危机的思考具有内在一致性。

法国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受到现象学的影响，推进了存在主义的发展，并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结合的全新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思考。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这部存在主义现象学的代表性著作中，论述了存在主义如何能够从现实的微观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并如何将两者进行融合的。萨特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中的不可替代性，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是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理论，它的现实性和思想深度是难以超越的。正因如此，萨特选择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存在主义的坚实基础，让自己的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有力补充。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重视现实的人，但却不关心现实的具体的人，马克思主义能够解释社会发展规律，却难以解释现实世界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更多关注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基本规律。萨特试图用存在主义的“人学”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并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融入人的现实实践活动之中，构建起“人学辩证法”。

萨特认为存在主义现象学缺乏马克思对异化、革命的理解，缺乏对历史唯物主义大格局的认识。与此同时，萨特也反对当时流行的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他认为统治阶级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创造世界，让被统治阶级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去接受统治阶级所创造的世界，因此，被统治阶级不能满足于接受被动的反映论，接受统治阶级的意志，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否定的辩证观为被统治阶级提供了斗争的理论依据。萨特一直坚持存在主义的观点，他区分了“自为存在”和“自在存在”，也就是区别出本质和存在之间的现实关系和逻辑关系。萨特认为物是“自在”的，其本质先于存在，也就是说，物之所以成其为物，就是因为它符合了物的本质，这个本质在物之前就存在了；人是一种“自为”的存在物，人的特征是自由，人的自由本质先于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人具有更多的可能性，人的存在就是要不断地超越其周围的世界，尽量实现自身的可能性，人将成为这个世界源源不断发展的原动力。 尽管人是被无情地抛到这个世界中，没办法选择自己的生活境遇，但人总能不断地适应环境、改变环境，人的自由产生于对世界召唤的否定，而不是顺从和屈服命运。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实践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相同的旨趣，人的实践就是对所在世界的一种否定，人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地改造这个世界，让世界符合人的意愿，并创造出世界的未来。萨特试图用存在主义现象学来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让其为自己的存在主义服务。

与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批判性的吸收不同，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持赞成态度，对现象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立场持批判和反对态度。梅洛-庞蒂提出“感性批判的实在论”或“超实在论”，他认为人所获得的感性认识，并不只是意识对感性材料构成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意识参与世界活动所获得的结果。人存在于世界之中，不仅人的身体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且人的思想也存在于世界之中，人形成于对世界的反映和主体之间的交流，人的认识只有通过自己的身体和主体间思想的交流才能形成。梅洛-庞蒂在这里受到胡塞尔生活世界思想的影响，并且试图打通知觉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通道。

帕奇作为意大利的左翼现象学家，始终坚持“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帕奇把“葛兰西的 ‘实践一元论’的观点与胡塞尔的 ‘生活世界’的学说结合起来” ，“他主张科学的基础存在于人类实践领域及其源初的生活世界。因此，科学中掺杂着的人类的旨趣，科学和意识形态彼此渗透。带有旨趣偏斜的意识形态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都发挥着作用。在科学的制度化、合理化和专业化的过程中，在对科研资金管理的决策中，在对新知识的认可中，在对科学家的选择和培养中，都能察觉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科学的功能和人的意义》中，帕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经典著作与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秉持了相同的理论旨趣，都是对所处社会时代性问题的哲学反思。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通过梳理西方近代社会思想观念的发展，指出欧洲科学危机的现实表现及其历史根源，胡塞尔认为如今整个西方文明都处于这种危机之中，这种危机不仅是科学根基的问题，而且更主要是遗忘了人，人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被异化、被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异化、被物化了，人的意义被遗忘了。在帕齐看来，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分析恰恰体现出其理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在帕齐看来，胡塞尔断定意识是在历史中被奠定的，概念化的知识是在生活世界中被具体地建构的学说，提供了一条连接现象学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可能的道路，这有助于用一种认识和对象在实践中贯通的理论克服旧唯物论的 ‘表象’和 ‘实在’两分的理论。胡塞尔有关意识的意向性理论有助于我们分析人类的那种总是带有实践动机的认识活动” 。

帕奇认为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范式里，表达出与胡塞尔相同的时代忧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里，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通过商品交换、货币流通、雇佣劳动等一系列运作，对人进行了压榨，并使人发生了异化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希望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和批判，找到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并提出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真正回归自己的本质，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真正的存在。由此可见，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有助于我们分析人类的那种带有实践动机的认识活动，马克思主义对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状况进行的研究，能够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趋势，这与胡塞尔的晚年立场是相通的，现象学可以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帮助马克思主义深化对于异化等社会现象的认识。 eZDzyY9s4fXVA9x5yROyOdXt5g6RGqloKwojfnoWZIPtaH3FoGL+hjsCUyh1Etc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