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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作为现代哲学的一个流派，起源于德国著名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现象学虽然起源于胡塞尔，却不限于胡塞尔本人的思想。胡塞尔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期间师从德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现象学先驱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在布伦塔诺人格魅力的感染下，胡塞尔转变了对哲学的偏见，认识到哲学是一个严格的工作领域，哲学本身也具有明晰性和辩证法式的精确性。由此，胡塞尔鼓起勇气从数学领域转向哲学，把哲学作为自己毕生的职业，励志要以一种严格科学的精神来探讨和处理哲学问题，并在自己四十多岁时形成了具有创建性的现象学思想。现象学的创立不仅吸引了胡塞尔之后的一大批欧洲年轻学者的兴趣，促使他们走上了现象学之路，出现了像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莫里斯·梅洛 -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等一大批优秀的哲学家，更对世界范围之内的哲学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形成了席卷哲学界的现象学运动，正如德国现象学家罗姆巴赫在1998年的文章《现象学之道》中指出的：“胡塞尔不是第一个现象学家，海德格尔不是最后一个现象学家。现象学是哲学的基本思想，它有一个长长的前史，并且还会有一个长长的后史。” [1] 从罗姆巴赫的话中可以看出，现象学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必然性，现象学自身的特性决定了现象学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会局限于某个人的思想，也不会局限于固定的学科之内，现象学的发展不仅在哲学内部充满着活力，现象学更是凭借自己的特性摆脱了哲学思辨的限制，影响到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具体学科的发展，可以说，现象学是一个涉及领域极广的哲学派别。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当之无愧地被誉为现象学运动的核心人物和创始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也就必然成为现象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因此，如何解释现象学，如何解释现象学不同阶段之间的内在关系，如何解释现象学在不同阶段关注了不同的对象，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正像法国著名哲学家梅洛 -庞蒂在其著作《知觉现象学》的前言中所发出的感慨：“什么是现象学？在胡塞尔的最初著作出版后的半个世纪，还要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离奇的。然而，这个问题远没有解决。”
现象学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对现象学的理解也处于不断加深中。按照胡塞尔的想法，现象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的原因，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路径上来看，现象学的产生源于个别与普遍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开始引起了哲学家的关注。近代之前，人们认为个别与普遍，或者说现象与本质之间是完全对立的，不具有对立统一的一面，并成为一个不可解决的理论问题。进入近代后，随着人自身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哲学家发现自己只是看到两者之间的对立的一面，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个别与普遍或者说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必然要引起哲学家们的重新思考，这是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用胡塞尔的话来说，“现象学是整个近代哲学的隐秘憧憬”
。如果说古代哲学仅具有主体倾向，并在不自觉中触碰到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那么近代哲学的发展路径，就已经在隐秘和不自觉地踏上了通往现象学之路，或者说近代哲学的发展已经注定要走上现象学之路。
近代以来，第一个踏上现象学之路的人是笛卡尔。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不仅促使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而且开创了哲学中主体主义的先河。胡塞尔称赞笛卡尔“在主观性中寻求哲学的最终基础”，“将整个客观性还原到主观性从而保证客观性”，胡塞尔认为笛卡尔哲学进行的基本性思考表现出了令人惊异的深刻性，笛卡尔的思想已经迫近了现象学。之后洛克和休谟在现象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通过认识论在考察知识论的基础时，已经触碰到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可惜他俩错误地否定了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胡塞尔认为“贝克莱在这里将合理的自然科学的这种构成概念的方式，消解为感觉论的认识批判。休谟在这个方向上一直走到终点。一切有关客观性的范畴——在科学生活中借以思考心灵之外的客观世界的科学的前科学的客观性范畴，——都是虚构”
。
与贝克莱、休谟等哲学家对个别与普遍的关系或者说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的完全对立理解不同，另一些哲学家在对个别与普遍的关系或者说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德国启蒙思想家朗贝尔特（J.H.Lambert）第一个提出了“现象学”一词，朗贝尔特在其著作《新工具》一书的第四部分——“现象学或关于假象的学说”中提出了“现象学”一词。朗贝尔特的“现象学”受到了弗朗西斯·培根关于“四假相说” （即“族类的假象” “洞穴的假象”“市场的假象”“剧场的假象”，弗朗西斯·培根认为假象是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些错误观念，由于这些观念长期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形成偏见，这使人们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和真理，会严重阻碍认识的进行和科学的复兴。这些假象可以根据不同的起因和性质分为四类）的影响，把假象加以分类，以克服错误，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贝尔特理解的现象不仅包括真理也包括错误，虽然朗贝尔特提出的现象学还没有达到通过现象达到显现真理和本质的真正现象学的程度，但较之贝克莱和休谟对现象的完全否定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朗贝尔特之后，德国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赫尔德在其《批评的丛书》第四卷中也提出，美只是现象，应该有一门关于美的现象的学科来对其进行研究，这就是美的现象学。美的现象学应该由像朗贝尔特这样的学者来完成。
康德比其他哲学家更接近现象学，他在通往现象学的道路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康德在其著作《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的“现象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部分，及其对此部分的“对现象学的总说明”中，康德在探寻物质运动原因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形而上学的物体学说既不能停留于有条件者那里，又不能理解无条件者……只有从对象那里回复到自身，不是为了研究和规定事物的最后边界，而是为了研究和规定自己固有的、自己所凭借的能力的最后边界”
。可以看出，康德已经意识到对事物的认识不能局限于现象，这种认识需要“回复到自身”，在这里，康德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现象学的意蕴。而且胡塞尔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的先验演绎，实际上，已经是在现象学领域内工作了；但康德错误地把它解释为心理学领域，从而把它又放弃了”
。最终，康德走上了不可知论的道路，他把认识局限在现象界的领域，而放弃了对于物自体的认识，康德仍然没有真正踏上现象学之路。之后，黑格尔虽然也把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起名为《精神现象学》，并把现象学理解成由现象去寻求本质，但他这种通过不断发展所达到的现象和本质的同一却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可以说，黑格尔与胡塞尔所理解的“现象学”仍有很大差距。
只有到胡塞尔那里，“整个近代哲学的隐秘憧憬”才得以最终实现，现象学才真正成为现象学。正如梅洛-庞蒂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解，“它是一种先验的哲学，它悬置自然态度的肯定，以便能理解它们，但它也是这样一种哲学：在它看来，在进行反省之前，世界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呈现始终 ‘已经存在’，所有的反省努力都在于重新找回这种与世界自然的联系，以便最后给予世界一个哲学地位。它试图直接描述我们的体验之所是，不考虑体验的心理起源，不考虑学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能给出的关于体验的因果解释”
。
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其思想影响广泛，通过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思想已经达到了现象学程度。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并不是两种完全无关的理论，两者在理论意蕴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在现象学内部胡塞尔开启的现象学试图在纯意识领域内找到意识的本质特征，确立意识的先验性地位，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想通过亲在、身体来代替意识的根本地位，而到利科、伽达默尔时，现象学越来越关注人类社会的历史性，现象学理论视野的扩大，带来了与马克思主义融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马克思在对历史和感性等问题的分析中已经达到了现象学的程度。马克思对现象学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启发，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批判逻辑的深刻性，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通过运用历史现象学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进行了分析，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异化是如何形成的，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化产生中剥削的原因，驱散了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笼罩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