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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经济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及方法论的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学之所以出现了当下困境，正是由于经济学接受了经验主义，以及科学主义哲学的影响，而缺少了人本主义的因素。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过于侧重科学性，忽视人文性。这种倾向导致经济学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受到实证方法的影响更多，倾向于运用高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脱离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容易导致理论与实现的脱节。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引入经济学，才能认清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和本质，在经济学中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做到现实地、无偏见地面对和解决经济问题。
经济学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以克服经济学本身存在的问题。现在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几乎都是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在方法上侧重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这个重要的维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性质的认识更加合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人文性。但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科学哲学，这使经济学表现出侧重科学性、忽视人文性的特征，从而导致经济学家往往运用高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方法解决问题，使经济学脱离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与人文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将“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引入经济学，才能认清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和本质，实现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性质的正确理解，实现直面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象学的概念，但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达到了现象学的层次，产生了感性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马克思思想与现象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运用现象学方法对经济学进行重新思量，这对正确理解经济学的本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除了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外，当前经济学应着力吸收现象学中的合理方法和理念，弥补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形式化和抽象化缺陷。现象学是20世纪人本主义中影响力最大的哲学流派，广义上的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对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表现出高度的跨学科性，体现出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的性质。现象学能从存在论高度面对这个实然的经济世界，揭示出经济活动背后的现象本质，确立好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态度。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现象学方法和理念，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现象学既是一场哲学运动，也是一种理念和方法，它强调对经验的现象进行直接的描述和研究，排除对现象的因果解释，悬置各种未经证实的偏见和前提。现象学要达到的是对对象的无预设认识，因为任何预设都意味着对对象的偏见。于是现象学的口号是“面向事情本身”，并对对象进行细致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现象学方法可以认清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本质，这种方法既有利于对经济学进行科学性解读，也有利于对经济学进行人文性解读，可以克服经济学之前的片面性。
基于以上所述，本书的研究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学应该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这个立场应该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实践论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到经济学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经济学应该以这个正确的立场为前提开展相关研究。
第二，经济学由于自身理论限制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通过运用现象学方法可以明确其学科前提、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并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进行反思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
第三，现象学可以从存在论的角度思考经济学问题，使经济学能够直面真实的经济现象和真实问题。传统经济学受限于对人的狭隘理解，导致经济学缺乏真实性，容易产生理论偏差。现象学认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人才是经济思考的起点和终点，这种观点应成为经济学恪守的前提。
第四，对经济学对象和性质进行现象学解读。从时间性、有限性、生活世界等概念出发，对主流经济学中容易忽视的经济学对象、经济学性质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化理解。
第五，将现象学引入经济学领域，帮助经济学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的愿望。迄今为止，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仍没能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而主流经济学家仍然把因果关系看成是无可质疑的，在解决问题时仍然愿意运用高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方法，把数学的精确性等同于学科的严格性，脱离了现实世界。
第六，坚持现象学态度，可以在我国制定经济政策、加强对外交流时排除干扰，直面所要解决的问题，做到有的放矢，避免理论与实际的脱离。
国内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经济生活世界的现象学阐释”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这个领域的直接性研究较少，但有很多学者的研究与本主题的内容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们可以将这些具有相关性的研究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经济学性质的研究。朱成全在《经济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2004）中认为经济学是人文和科学的结合，对经济学的解读不能只以科学的角度，而放弃人文的角度，当代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人文和科学两种趋势的融合，因此对经济学进行语言理解和文化理解成为可能。韦森在《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2007）中提出，经济学的任务在不同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并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现实要求发生相应的变化，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如何有效地创造和使用财富，从而增加个人、群体、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陈志生在《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哲学思考》（2007）中提出，经济学具有价值中立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的特点，他从哲学角度对经济学的这些特点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西方经济学缺少稳固的根基；宫敬才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性质问题论纲》（2019）中提出，任何经济学体系都有自己的立场，都具有哲学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学进行解读，就能得到不同的观点，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独树一帜的哲学性质，是哲学经济学和人学经济学。这些学者能够从哲学、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经济学的性质进行深入研究，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关于现象学和经济学的关系的研究。汪丁丁在《直面现象：经济学家的实然世界》（2000）中提出，现象学方法是新时代的社会科学家必须掌握的社会科学方法，这种方法需要在大量地学习理论之后，才能通过悬置，以深厚的理论所塑造的知识传统和支援意识去直面现象，但对于如何将现象学应用于经济学并未说明。贾根良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正发生着一场解释学转向，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学者从哲学解释学入手，对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内部的一些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这是通过现象学的发展对其解释学传统进行修正的结果，也是现象学强调主体间性的结果。这篇文章指出我们可以从现象学的解释学角度对经济学进行解读，却没有具体展开如何对经济学进行解释学解读。罗卫东在《我的心灵史》（2007）中提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被认为是最接近现象学的经济学，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他们的研究都富有启发性，此外我们还应该对许茨等现象学家的知识论给予更多的关注。刘牧在《经济人假说的现象学分析》（2011）中提出，运用现象学方法对“经济人假说”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经济人假说”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意向性维度，没有注意到人类在经济生活中是将自身投入所追求的对象中，而非将自身封闭起来计算效用；并认为利用反常现象理解正常现象是近代以来一种普遍的思想倾向，“经济人假说”正是这一倾向在经济学领域的体现，而非一种孤立的错误，此文运用现象学对经济学进行了成功分析。刘牧在《决定论的黄昏：存在论现象学视角下的经济人假设》（2017）中提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受到经典力学的影响，以物理学的决定论否定了人的自由和选择的能力，如果运用存在论现象学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自由内在于人的存在，即使对“经济人假说”进行修正和补充，也很难正确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可见，国内研究现象学和经济学关系的学者虽然不多，但他们的观点都很深刻，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很有启发意义。
第三，关于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张庆熊在《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2014）中，比较清楚地论述了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张庆熊认为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看起来毫不相干，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相反的，但其实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具有相融合的可能性。该书首先对现象学方法进行了概述，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西方学者关于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成果，最后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实事求是、实践、社会存在、异化、人性、解放思想、哲学责任等关键性概念与现象学的相关概念进行比较，有助于提升我们关于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张一兵在《科学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1999）中认为，马克思运用历史现象学，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逐层剥离了颠倒和异化的假象，使资本主义的本质逐渐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经济学—哲学研究的真正实验室，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正是在这里得以解决。张一兵在《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初探——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解读》（1999）和《重新遭遇异化：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最后逻辑层面——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的哲学研究》（1999）这两篇论文中，进一步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和资本章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和异化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马克思自觉使用了历史现象学方法，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认识，并指明了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郑争文在《回到人本身：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学思想的现象学解读》（2009）中认为，人在劳动中形成了自身的“类本质”，现象学对人的看法与马克思对人的看法具有相似性，即人不是对象或现成的存在，而是生成于生活世界之中的不断运动，始终在超越自身的存在。总体来说，国内研究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比较多，这些研究从事实上确证了两者之间具有现实联系，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水平，思想非常深刻，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国外对本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经济学与现象学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关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由于穆勒、罗宾斯等西方经济学大师已经对经济学的性质进行了许多经典论述，这里就不再进行论述了。
国外对经济学与现象学关系的研究表现出学理性和现实性的结合，其突出特点是并没有把经济学理解为脱离现实的抽象学科，而是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人文科学，把经济学理解为实证与规范的综合。G. B. Madison在 phenomenology and economics （1998）中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现象学的哲学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现象学发展的三个阶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现象学一样反对西方社会中所存在的“物理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倾向，反对经济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并认为主流经济学脱离了现实世界。在对待人的理解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现象学都愿意把人看成是一种有限的存在，人具有一种不确定性，也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而在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交流需要理解，人与文本之间的交流也需要克服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因此，解释学这种广义上的现象学也应该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点。Till Duppe 在 The Phenomenology Of Econo mics : Life-World , Formalism , And The Invisible Hand （2009）和 The Making of the Economy : A Phenomenology of Economic Science （2010）中认为，主流经济学家所采用的量化和形式化的方法疏远了现实的生活世界，遭到了社会的怀疑。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这种困境，Till Duppe认为只有使用现象学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学重新回到自己轨道之上，找回自己的目标，重新回归到“生活世界”的怀抱之中。
国外对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象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越南哲学家陈德草（Tran Duc Thao）在
Phenomenology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1951）中论述了现象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虽然当时陈德草并不出名，但他敏锐地发现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他的论述对之后的学者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对德里达等法国现象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Bernhard Waldenfels 等学者共同主编的
Phänomenologie und Marxismus
（1977—1979）中，主要收入了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和现象学家在思想交流中形成的成果，比如卢卡奇在分析工人阶级意识时运用了现象学的意向性方法，彼特洛维奇（Gayo Petrovic）试图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发展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等。Shirley Pike在
Marxism and Phenomenology
:
Theories of Crisis and their Synthesis
（1986）中尝试对西方的危机进行分析，对西方学者们关于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的尝试进行了论述。
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学与现象学关系、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具有很强的启示性，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书的研究目的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以一种现象学态度对经济学问题进行思考。立足于生存论意义上的个人作为经济思考的起点和终点，对理性人、有限性、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等一系列容易被忽略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明确经济学的对象和性质。
第二，现象学与奥地利学派一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本书将从历史渊源和理论联系等方面考察现象学对奥地利学派的影响。
第三，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进行界定，进而对经济学采用的方法重新进行理解。这种方法不应该只包含科学性，也需要融入人文性因素，因此，现象学转向势在必行，现象学不排斥科学和实证的方法，但科学和实证的方法只能作为手段，经济学的最高目的只能是人本身。
第四，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厘清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关系，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之间的桥梁，将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两种理论进行结合，从而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