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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璀璨明珠，在社会科学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近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些学者看到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力和重要地位，认为经济学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基础，甚至提出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本身，这显然是一种以偏概全、彻底错误的观点。按照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态度来审视经济学，可以确定经济学就其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来说，它只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不是社会科学的全部，更不能完全代表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生活在社会之中，通过行为活动构成了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成为社会关系的承载者。人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抽象的符号，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而是活生生的人，是有目的、有意识、有不同想法的人，是生活于真实的生活世界中的人。作为近代最伟大的两位社会科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及其活动进行了思考，他们在《神圣家族》中提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开始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显然与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存在着一定的共性。
就研究对象而言，经济学并不研究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所有行为，也不研究人在社会中的行为规范，经济学关心的是贪财逐利的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如何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进行精心计算，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目的”理解的广泛性，经济学对“人的目的”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对财富欲望的追求。
经济学研究并预测的是人在追逐财利时所作出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产生的现实结果。由于人的行为及其目的具有复杂性，为了能够更简单地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只考虑人在经济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追逐财富的欲望，以及与之相关的激情与动机。这种理性的欲望和非理性的冲动会让人追求享乐，沉迷于享受逃避劳动，并将人的一切其他具体的激情与动机覆盖殆尽。好逸恶劳的这种激情与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精打细算的。因为此种激情和动机与其他欲望不同，后者只是偶尔与追逐财富的欲望相冲突，而好逸恶劳的欲望则往往伴随着对于财富的追求，因此它与追逐财富的想法必然融为一体。
经济学只考虑人如何在追逐财富的动机下获取财富，消费财富。在逐利欲望的驱使下，人积攒财富，并以这些财富为基础，进一步生产更多的财富。对财富的追求往往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正如霍布斯所说，人与人之间处于“人对人是豺狼”
的紧张关系中，甚至会发展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拥有财富的人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财富，人们愈发意识到这种紧张状态对每个人都是不利的，甚至会危害到每个人的生命。经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终达成了共识，国家设立了法律以防止个人采用强力或欺诈手段侵犯他人财产，并建立了产权制度，个人的生命和财富得到了保护。社会稳定后，人们开始采用种种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人们达成协议以促进生产中的分工，并采用特定的手段推进合理分配。以上这些行为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同人的众多动机合力的结果，但经济学家们只关注人的众多动机中的一个特定动机——追逐财富，经济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对人的行为活动规律进行研究。
当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荒谬地认为人会全身心地追求财富，但只关心财富的假设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干扰，专注于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是推动经济学学科进步的必要方法。经济学只关注追求财富的动机是有其理论原因的，当几个原因同时导致一个结果发生时，想通过这些原因预测或影响结果，就需要对这些原因以及每个原因发生的规律逐个进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法能得出的，因为产生一个结果的规律，是由决定此结果的全部原因的规律综合形成的。例如，人们必须先知道离心率和向心律，才能解释或预测地球和星球的运动，解释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也遵守同样的规律。为了判断人在欲望和厌恶等情绪的同时影响下会采取怎样的行为，就必须知道他在每一种欲望的影响下会怎么做。人的行为总是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财富欲望的追求当然是行为的直接动因，但厌恶、价值、荣誉等其他各种情绪和动机也会间接影响到人的行为。在人类所具有的多种欲望和行为中，如果财富不是人主要欲求对象的话，那么经济学也就丧失了用武之地，不能解释人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只关注那些专注于以获取财富为目的的行为，好像这是它唯一的目标，在所有同样简单的假设之中，经济学的这种假设与理论假说最为接近。
可见，经济学有其自身的合理之处，经济学只考虑逐利因素对人行为的影响，通过这种方法得到关于事物的近似结论，然后再加以修正。经济学采取的策略是在研究问题时首先考虑单一动机所产生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得出关于事实的近似结论。在此基础上，再考虑逐步加入其他动机，这些其他动机作为干扰项被加入特定情况的结果中，以修正之前得到的近似结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更加接近真实情况的结论。由此可见，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考虑问题时，不一定能考虑到所有因素，所得出的结论也带有近似的成分，这导致作为假设的经济学前提会受到人们的怀疑。经济学在解释或预测现实问题时，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怀疑，人们认为除非能对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正确估量，并对经济学加以修正，否则经济学学科的科学性就值得怀疑，总会出现各种问题。
虽然经济学本身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坚持认为经济学比其他学科具有更加严格的学科性质。穆勒在《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中表达了他对经济学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是探索某些社会现象的规律的科学，这些规律产生于人们生产财富的联合行动之中，就所涉及的现象而言，不会由于人们对其他目标的追求而被修正。”
基于此观点，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如何是无关紧要的，经济学学科性质的研究只有在对各门学科进行概述或分类时才会有作用，而对于研究经济学学科本身是基本没作用的。这种观点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其原因就在于对一门学科性质及其定义的思考，需要真正深入学科之中才能确定，“对一门科学的定义的思考，与对于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亦即使科学研究得以进行、真理得以发现的那种过程的性质）的思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可见，对于经济学学科性质的思考，不仅需要经济学家的思考，更需要从哲学，特别是经济哲学的角度进行思考，从而加深对经济学的理解。哲学思维方法的特点在于，无论在对哪一个学科进行思考时，总会对不同学科的观念差异进行反思，可以说，在涉及有关道德领域和经济科学的学科里，甚至现行存在的几乎任何一门学科中，都必然存在着所谓的“原则分歧”。这种“原则分歧”不是现象层面的事实和细节上的区别，而是人们对学科的核心理念持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学派对自己所关注的学科及其问题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看法，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他人的观点。不同学派之所以形成不同的观点，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事物，更在于他们在观察事物时选择了不同的角度，这种观察视角上的不同帮助他们从不同角度加强了对事物的认识。
自18世纪经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诞生开始，经济学学科内部就存在着上述“原则分歧”。这种“原则分歧”来自于哲学反思的影响，经济学也开始反思自身使用方法的合理性，并开始有意识地研究经济学使用的研究方法，经济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就是由此产生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方法论问题在经济学学科内部的地位也在不断地提升，人们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的产生，发生在经济学方法论问题被学界几乎遗忘的几十年之后。尽管之前有很多思想卓越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他们的论著也对经济学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是零散的，在理论层面还存在着争议，理论界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作品本身的价值，也很难从哲学层面反思这些争议产生的本质原因。
一直以来，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哲学中的经验主义，特别是在经验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科学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代表性文章《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文章时至今日仍是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最经典的文章之一。穆勒作为一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令人困惑的学科，其结论很少能被验证，根据经济理论做出的预测往往是不准确的，有时甚至出现了致命的错误。即便这样，穆勒仍对经济学得出的结论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在穆勒看来，经济学的基础是建立在内省、审视基础上的心理命题，以及直接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技术命题，例如收益递减规律。这些被确立的前提都在陈述具体的、作为原因的各种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如果经济学家能考虑到影响经济运行的所有因素，并在这个稳固坚实的基础上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得出最终结论，那么在这种理想情况下，经济学的结论就应该是可信的。然而，穆勒明确指出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必须被小心对待。因为经济理论忽略了太多因素，在现实中人们必须考虑那些被忽略了的众多干扰因素，也必须承认，即使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是对的，他们的预测仍有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偏误。即便如此，穆勒仍然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对经济学怀有信心，虽然经济学的基础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导致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是经济学毕竟具有相对稳固的经验基础，并且其结论是在经验基础上通过演绎法得到的，这决定了经济学能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一门关于趋势的科学，而趋势是允许被干扰因素影响，并具有一定偏差性的。经济史的发展过程已经现实性地展示出被严格构建出的经济学很难得到现实的验证，很多经济学理论忽略的因素都会对经济学的结论产生巨大的影响。
经济学为了能够对经济活动得出更准确的结论，一直在对经济学使用的方法进行改进，对这些理论发展变化的认识和评价是20世纪早期经济哲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著作的理论贡献。在这期间，很多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理论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质性变革。与古典理论相比，新古典理论是一套更加重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理论，集中讨论了个体决策行为，对个体决策领域的探索和研究是这个时期经济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著作最重要的论题，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米塞斯、奈特、罗宾斯等。以米塞斯为代表的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推崇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他们对经济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独特贡献在于不仅看到了经济行为中确定性的方面，而且发现了经济行为中的错误和不确定性方面。奈特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都坚持认为，一旦人们抛弃了主观主义的看法，沉浸于客观主义的立场，将经济学视为自然科学，那就不可能理解经济学的本质。可以看出，罗宾斯、奈特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都强调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强调人类行为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且他们都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具有稳固的性质，不能因为经济学在经验应用上的挫败而遭到否定。实际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他们试图将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归结为先天真理，并用演绎的方法开展自己的研究，这种具有先验论色彩的理论解答，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学前提的不稳固性。
当然先验论本身仍存在着自己的问题，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和具有价值的。
20世纪3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哲学中的重要学派——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渗透进经济学，经济学界对自身理论的合理性进行了重新讨论。哈奇森在其著作《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及其预设》中认为，经济学中“纯粹理论”的命题是空洞的定义或逻辑真理。这种“纯粹理论”的经济学命题往往局限于有限的条件和固定的框架中，因此这些命题通常不能被检验，也不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哈奇森受到当代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具有更强的责任感，经济学应该像经验学科而不是自然科学那样进行研究。哈奇森的这种观点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反对，有些经济学家如奈特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所以自然科学的标准不能用于经济学，但大多数的经济哲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学者都试图证明，经济学确实满足作为一门科学的所有合理标准。为了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经济哲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学者尝试求助于当代科学哲学，并试图证明经济学符合更加复杂的标准。经济学的不同分支和不同学派同样面临着自身特殊的方法论问题。无论是凯恩斯对计量经济学的讨论、缪勒对公司理论的讨论、达盖尔对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讨论，还是布坎南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讨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经济哲学和方法论的性质问题。
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瓦解，当代经济哲学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正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发展的速度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明显地加快了。对这些成果分析后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方法论成果具有了浓厚的哲学色彩，许多学者相信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有效合作将促使双方共同利益的发展。而人本主义作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潮，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而也影响到经济哲学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人本主义反对主客二元对立；反对把人对象化；反对把人当作纯粹的主体，看作原子式的自我存在；反对将人及其活动进行抽象化的理解。人本主义反对的这些问题，往往是传统哲学和科学主义存在的问题，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学也必然面临同样的困境。人本主义特别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现象学强调要恢复“人的本真的存在，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要求以交互主体取代个体主体，以主体间性（主体交互性）取代主体性，以主客的相互作用（生活、实践、过程）代替主客互为独立的实体”
。人本主义特别是现象学的这些观点是对传统哲学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也为经济学克服困境、找到未来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