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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的出现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解释学作为现象学发展的新形态，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很大影响。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中声称自己直接运用现象学方法的研究者减少了，其中一个原因是随着现象学被社会科学学者普遍掌握，学者们越来越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而不是专门提及这种方法；另一个原因是，英美分析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科学也随之较多地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现象学作为大陆哲学受到了一定的压制。比这两个原因更深刻、更隐蔽而且更容易被忽视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语言，现代西方哲学的关注点从认识论研究转向了对语言的关注，关注如何用语言解释存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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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为“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作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
，而且“存在自行澄明着达乎语言。存在总是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语言构成了思想的边界。
按照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观点，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是对意识领域的分析，这就决定了我们时代特别关注的语言及其意义的分析、社会行动及其关系的意义性等问题，都需要在意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意识作为超验领域为经验领域的事物及其活动提供了基础。胡塞尔和舒茨都认为，意向性中的时间意识对事物的存在及其意义具有基础作用，人可以在对世界中存在事物的生灭变化的观察过程中，意识到时光的流逝，人之所以能够意识到事物的生灭变化，就是由于人具有时间性。人的意识正因为具有了时间性，才能够回忆过去或指向未来，并产生了关于存在的意义。正如舒茨所说：“我可以把我的注意力转向我的意识的有意向的活动……此时在我面前不再有完整的和过去所建立的世界，而是具有一个只有此时正在被建立的，并且它是在我的持续的自我之流中一直被建构为新的世界；它不是一个存在的世界，而是一个每时每刻不断生成和消失的世界——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不断浮现的世界。这样一来，对我有意义的是，根据这些赋予意义的活动，我就可以通过反省式的关注而意识到它们。” [11] 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舒茨把“意义”定义为“把人的注意力所指向某一项自我经验的一定方法” [12] 。可以看出，这种对意义的分析是一种具有唯我论特征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想构建出超验的自我领域，并从这个孤立的超验自我领域出发，去构建整个人类世界。但这种方法具有天然的缺陷，它难以解释孤立的自我是如何与其他主体进行相互沟通的，因此这种方法不适合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里。
现象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开始关注自我，而且也开始关注他物，这种关注点上的变化，在理论上体现为现象学逐渐转向解释学。舒茨对意义的理解已经与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解不同，他意识到意向性就其本质来说仍具有社会基础，并认为人之所以具有意向性，是因为人本身处于语言及其意义所构成的网络中，是社会存在为人的意向性提供了基础，而非胡塞尔现象学所认为的意向性为世界提供了基础。哈贝马斯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深刻的，他指出：“正如对卡西尔（Cassirer）来说，语言作为其他符号系统之中的一种符号系统，植根于意识的表现功能之中，意识的结构性不可能产生于语言的沟通一样，对胡塞尔和舒茨来说同样如此，语言符号植根于超验自我广泛的表现活动之中。单子的意识从它们自身中发展出主体间性。语言还没有被理解为主体附着于其上的网络，并且它们通过这种网络而首先发展为主体。” [13]
海德格尔对意义的理解与舒茨不同，如果说舒茨对意义的理解仍有胡塞尔思想的影子，那么海德格尔对意义的理解则是建立在存在主义的立场之上。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不只是亲在对这个世界所采取的一种认识论的立场，而且是亲在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理解及其所揭示的意义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因此，意义的解释就在于清楚地呈现这些关系中所包含的东西。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在对意义的理解上与胡塞尔完全不同，胡塞尔认为人是通过超验的意识来实现参与世界的活动，掌握世界的意义；而海德格尔则认为人首先是在世界之中，然后才能在世界的活动中理解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意义并不是建立在超验的意识之中，而是建立在亲在的社会活动之上。这种思路上的变化，意味着现象学研究的对象开始从个体意识转向更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向更深层的文化和历史中去寻找意义。 [14] 由此可见，意义是更深层的历史文化现象的体现，现象学对意义的理解也必然会在“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态度的指引下，转向比意识领域更基础的、基于存在及其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
现象学在经历了解释学转向后，其关注的重心开始从超验意识领域转变为由意义或意谓的结构所构成的现实生活世界。如今现象学不再关注人的内在意识或人的存在，而是更加关注人的现实行为。现象学要在人的活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以及人栖息的生活世界中来确定意义的基础。格尔茨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提出关于意义的对称的晶体，去掉它们位于其中的物质复杂性的杂质，然后把它们的存在归之于自生的秩序原则，人类心灵的普遍属性或巨大的先验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en）是要伪称为一门并不存在的科学，并想象一种不能被发现的实在。文化分析是（或应当是）对意义的猜测、对这些猜测的评估和从更好的猜测中得出说明性的结论，而不是要发现意义的大陆和绘制其没有实体的轮廓图。” [15] 可以看出，现象学具有为意义领域奠定基础的作用，这使现象学能够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为社会科学的意义研究构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