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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从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发展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对现象学来说不仅是外在形态的变化，而且是现象学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已经包含了这些变化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就将这种变化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进行阐述。
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虽然具有开创性，但超验现象学中的核心概念——意向性如何能在现实世界中成为知识、逻辑、科学和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规范性基础，却是超验现象学难以解决的。如果按照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理论，逻辑学家需要通过运用意向性的必然结构去区分逻辑推理和非逻辑推理，现实生活中的人也需要认识语言规则的规范性，以便能够区分有意义的话语和无意义的胡言乱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超验现象学难以解释意向性结构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必然性的，而且难以解释超验意识的先验性为什么能具有心理的实在性。正如约瑟夫·罗斯（Joseph Rouse）认为：“在任何合理的说明中，知觉都使它的客体物质性地表现出来，并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因此被知觉客体和被知觉到身体的物质存在都属于关于被知觉之物的感觉……被知觉的客体和进行知觉的身体的物质性存在是任何知觉表象的基本的组成要素。并且这就意味着现象学还原，它声称要悬置任何对现实的时空存在的关注（或任何其他 ‘现实’存在或非存在的模式），以便揭示知觉的意向和被意向的意义，转而消除它的知觉特性。” [3] 胡塞尔超验现象学造成了意识和现实领域的分离，这种困境对超验现象学自身是毁灭性的打击。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胡塞尔认识到了这种困境的不可还原性，“这种相互参考客观表达为真实的 ‘世界’和 ‘生活世界’的悖论使每个人的存在模式变得令人迷惑” [4] 。众所周知，知觉是人类获得经验的最普遍手段，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用“现象学悬置”即给意识加上“括号”的方式，试图找到非时间性的、非物质性的必然性领域，使其成为人类实践的基础，超验现象学的这种目的显然是难以实现和错误的。
面对这种困境，胡塞尔开始反思自己的超验现象学，尝试将现象学转向具体事物，转向社会中的实在，转向关注现实存在的现象学。胡塞尔晚年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对这个根基问题进行反思，“我们为达到清晰明白所做的一切尝试遇到了不断滋生的悖论，它们使我们立刻意识到我们所有的哲学探讨都缺乏根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如何能称为真正的哲学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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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在这个问题上的更大困境是“我们是绝对的新手，没有掌握任何一种可能提供规范的逻辑”，“不仅仅因为目标的宏大，而且也因为非常有必要地将会被涉及的思想实质上的奇特性和本质上不稳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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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胡塞尔所面对的难题是意识领域与现实世界真实的对立，他需要将两个领域不可分割地连接到一起。胡塞尔试图用现象学解释现实存在，并说明现实的存在是如何被经验、被思维，以及如何与世界紧密联系到一起的。早期的胡塞尔试图用先验的意识来解释这种联系，晚年的胡塞尔则发生了思想转变。他不再试图用先验性方式来解释世界，他认识到人与现实世界是紧密相连的，这个现实世界是由许多主体组成的，世界不再是超越自我的世界，而是具有主体间性的社会共同体的世界。“胡塞尔的 ‘意识生命’（Rewusstseinsleben）——这显然是他从纳托普那里接受的一个词——已经预示了后来广阔发展的倾向，即不仅研究个别的意识体验，而且也研究隐蔽的、匿名暗指的意识的诸意向关系，并以这种办法使一切存在的客观有效性全体得以理解。”
由于这些变化，现象学成为一种寻找共同体基础的方法，以及对这些方法的内在条件的寻求。胡塞尔想回到生活世界来确立这个基础，显示出其理论的积极方面。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将生活世界看作一切理想化和一切主张的最高参考，并认为“由于客观的科学置根于生活世界之中，它就与我们总是生活于其中，甚至是作为科学家生活于其中，因此也以科学家共同体的方式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是说，与普遍的生活世界——有意义关联。但是与此同时，客观的科学作为前科学的人（作为个别的人以及在科学活动中联合起来的人）的成就，本身是属于生活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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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考察与生活世界相关的问题和观点，《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英文版导言的作者戴维·卡尔也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弟子，一直以来都在思考胡塞尔现象学遇到的困境，并试图找到解决的方案。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关于意识的分析并不具有现实性，他认为人作为亲在，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应该成为现象学分析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亲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亲在是一种在世界中发挥作用的能动存在，亲在不是纯粹的心灵或意识，它与世界是相互作用的。海德格尔认为不能像胡塞尔那样给亲在加上括号，对亲在进行悬置并不能帮助人们确定它的“本质结构”，反而会阻碍人们对亲在的认识。从胡塞尔超验现象学关注的“意识”，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关注的亲在，这种变化是现象学运动的必然结果，代表了现象学的自我发展。现象学逐渐从对超验的意识领域的关注，回归到对人与人的活动构成的现实世界的关注，这种关注点上的变化使现象学的研究方向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海德格尔抛弃了对超验意识领域的研究，认为现象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亲在存在的基本要素，于是，现象学的研究目标从对“超验”意识的研究转变为对真实“存在”的研究。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对人存在的根本结构进行了研究，以往的哲学家对人存在的根本结构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能够凭借方法论上的优势厘清这个根本结构。海德格尔对亲在的理解是基于他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他认为亲在是一种暂时性的存在，亲在是基于过去而形成，并会不断地面向未来。亲在存在于时间之中，并意识到这种时间性。时间性意味着亲在的存在会有开始和结束，也就是说亲在必然有其开端，也要面临死亡的最终结果。海德格尔意识到这种面向未来、面向死亡的意识会把人的所有情感和活动整合为某种结构，这种结构会使人充满焦虑，而人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受到这种焦虑的侵蚀，并尝试逃脱这种焦虑的干扰，免受虚无性的侵扰。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的任务就是要澄清人生活在世界中的本真性结构，并开启一种作为真实存在的人的真实生活的可能性。
像海德格尔一样，试图将现象学逃离超验性的孤岛，回归现实世界的现象学家还有很多。奥地利裔的美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从社会学领域拓展了现象学的应用范围，舒茨受到韦伯的影响，对社会学特别感兴趣，他希望为社会学寻找一个可靠的基础。虽然当时海德格尔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舒茨还是更加信任胡塞尔，舒茨对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进行了改造，去掉了其中超验的特征，将现象学从狭隘的意识领域引入社会学，使现象学运用到社会分析之中，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 [8]
舒茨在社会学中尝试发展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思想，并将其作为社会研究的基础。舒茨受到韦伯的影响，尝试在社会行动概念的基础上开展社会研究。他认为社会行动是由社会行动者实施的，并在社会行动中传达了意义，也就是说，社会行动者构建了社会实在，是社会行动的实施者，而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这些能动的社会因素构建了社会意义。按照舒茨的理论，现在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体动因以外的其他人是如何被卷入意义建构之中的。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许多哲学家都思考过个体之于其他主体的意义，以及这个意义是如何可能的。舒茨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思想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舒茨改造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使其包含了现实世界的社会生活框架。在这个社会框架中，社会行动者能够根据生活世界的框架来解释行动并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
在现象学研究重心向现实世界转变的过程中，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敏锐地意识到身体及其知觉的重要性，他尝试将现象学运用到对人的知觉和身体的研究中。胡塞尔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对身体问题完全不感兴趣，他在《观念Ⅱ》中讨论过身体的知觉，但身体的知觉问题显然不是《观念Ⅱ》的主题，胡塞尔对身体知觉的论述仍然是为超验的意识领域服务的。虽然舒茨在将现象学运用到社会学中时，涉及了“身体的存在”或“肉体的给定”，并以此说明理解其他行动者的主观意义的可能性，可是舒茨关注的重点显然不是身体和知觉。梅洛-庞蒂发展了《观点Ⅱ》中关于身体及其知觉的观点，他在《知觉现象学》中对身体进行现象学分析，并认为不是意识赋予身体意义，而是身体处于核心地位，身体赋予了意识的本质作用。
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悬置，不应该只是悬置超验意识的领域，而应该适用于更广的范围。梅洛 -庞蒂认为现象学悬置能够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但不能适用于自然科学之前的知识，特别是通过知觉而获得的知识。他认为当我们关注身体及其知觉时，就能够发现身体及其知觉具有前人没意识到的重要意义。梅洛-庞蒂意识到身体不是为了意识而存在的纯粹物质性存在，而是意识之所以能够获得知觉材料的重要媒介；身体作为物质性存在，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他物而存在于社会中。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不仅仅是笛卡尔传统所坚持的意识附着于其上的东西，而且是精神生活的核心。梅洛 -庞蒂同意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的观点，认为人类永远是“世界之中的存在”，其本质上是社会的、实践的、具体化的。他认为胡塞尔试图通过抽象方法，还原出超验的意识领域，并以意识领域为基础来筑基人的生活世界，这种方法抽象掉了生活世界中真实的、核心的东西，这种方式是完全错误的。 [9]
通过对海德格尔、舒茨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现象学已经由最初阶段的胡塞尔超验现象学，即试图用超验的意识领域为现实世界奠基的现象学，逐渐转化为对现实生活世界越来越关注的现象学。在这个过程中，现象学所关注的对象也逐渐向现实存在、社会存在、身体及其知觉等领域转化，并作为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方法进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使现象学对经济学产生作用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