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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将胡塞尔的现象学称为超验现象学，胡塞尔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现象学的超验性质，这是他通过对逻辑学、数学和科学的基础进行反思而形成的。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扩展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人类的所有行为中，是什么起到了基础的意义性和规范性的作用？胡塞尔认为应该在现实的思维、语言和行动的偶然性中寻找这个基础，因为这些偶然性的行为本身是需要一个基础进行奠基的。如果通过诉诸科学实践而给科学奠定基础，这种基础往往是不可靠的，胡塞尔认为这个基础应该超越充满了偶然性的人类现实世界，并且可以作为人类经验和实践的规范性和意义性的坚实基础，总而言之，这个基础应该具有根基性。
胡塞尔认为只能在意识领域找到这个坚实的基础。胡塞尔现象学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人类总是作为意识的主体而存在的，这种意识主体以“自然态度”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这是我们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态度。胡塞尔认为这种“自然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抛弃这种自然态度，并通过反思这种“自然态度”，使其成为具有“生活世界”性质的意识概念。胡塞尔认为：“代替（自然的）观点的是……我们把它看作产生于行动。我们与它分离，给它加上 ‘括号’。它仍然存在于那里，就像括号里所括住的东西一样，就像联结系统之外的被分离的东西一样……但是我们不再使用它。这样，与这个自然世界有关联的所有科学……虽然我在任何程度上都远离任何反对它们的思想，我仍然与它们彻底分离，我绝对地不用它们的标准……” [1] 这就是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方法——现象学悬置。现象学悬置不同于“怀疑的悬置”，“怀疑的悬置”将所有被给予的事物都贴上可疑的标签；而现象学悬置只是对被给予事物的存在与非存在不做任何表态，或者说，是在被给予事物没有被澄清前，不能预设任何直接的和间接的观点。现象学悬置是现实的人意识的自我“悬置”，但这种悬置同时又将人的意识与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事物相分离。现象学悬置是在不参照任何现实的经验或任何具体对象的前提下来考察意识。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摆脱具体的个体意识，达到一种超验的意识领域。任何个体意识都是根据这个超验的意识领域才成为可能的，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具有根基性质的意识领域。
经过现象学悬置以及对超验意识的考察，仍然保留下来的就是任何意识活动都具有的一种意向性结构，意识通过这种意向性结构认识客体。胡塞尔认为这种意向性结构是人类经验之所以可能的必要基础，并包括在现象学的直观还原之中。现象学认为正是意向性这个基本结构为任何有意义的经验提供了基础，因此，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与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息息相关，与事物对人的意义也息息相关。可以说，现象学就是一门关于本质的理论，而不是关于具体人类经验的学说。
在回答经验根基问题时，胡塞尔认为本质领域不受时间影响，我们只有植根于现实、植根于时间中存在的人类经验，才能理解逻辑、科学和其他有意义的结构，人类获得的经验、知识正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如果关注社会科学领域，就会发现，社会科学所关注的是世俗的经验世界，这就决定了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不可能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这是因为现象学一开始就采用了先验论立场，脱离了人类的经验、知识和科学领域，并认为人类的经验、知识和科学领域本身就存在问题。即使那些所谓严格的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也不是真实的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科学是建立在格式塔心理学的基础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胡塞尔特别反对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虽然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体性，但仍然只是对经验世界的心理学化解释，是典型的错误理论。
现象学作为一场运动，开创于胡塞尔，但并非只停留在胡塞尔，现象学也并非只有超验现象学的形态。现象学运动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便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变化，胡塞尔狭义的超验现象学开始向更具现实性，与社会科学关系更紧密的现象学形态转向。这个过程是由许多杰出学者共同努力实现的，他们在不同领域发扬了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基本精神。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把超验现象学逐渐转变为存在论的现象学；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在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方向上，开始了他的现象学研究。舒茨把现象学作为一种解决难题的方法，他以胡塞尔现象学作为社会现象学的基础，致力于将胡塞尔的现象学理念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将韦伯的行动和理解（Verstehen）理论融入社会现象学中，形成了一门关于生活经验的社会现象学，并把社会现象学的任务确定为研究社会生活世界中的“主体间性”问题；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 -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则认为当代心理学尤其是当时流行的感觉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是建立在不恰当的科学主义基础上，因而梅洛-庞蒂把自己的现象学研究集中在现实的身体上。梅洛-庞蒂的这种转变为人类意识活动的研究开启了重要源泉。 [2] 正是由于这些思想家的努力开拓，超验现象学才走出狭隘的意识领域，越来越广泛地融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