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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都产生于德国，德国作为这两种思想的发源地具有重要的地缘意义。在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象学的研究时，可以从德国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首先进行考察，并由此作为基点，拓展到欧洲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现象学的研究。例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办人霍克海默，既对现象学有很深的造诣，又是当时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专门听过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课；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名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是现象学巨匠海德格尔的学生；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其博士论文是专门研究胡塞尔现象学中意向对象和物的关系；另外哈贝马斯等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也从各自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学思潮进行了思考。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外，匈牙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尝试用借助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向性学说来分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如何觉醒的。可以看出，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尝试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吸收现象学研究方法的可行性路径。下面我们就具体考察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如何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进行融合的。
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以法兰克福大学建立的“社会研究中心”为根据地，吸引和培养了一批精通人文社会科学的欧洲优秀学者。他们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也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卢卡奇等人的理论，并逐渐将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到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意识形态领域，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反思和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多名代表性人物都与现象学有密切联系。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在弗莱堡大学学习时，就与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以及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有过密切接触。1919年，霍克海默在弗莱堡大学师从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汉斯·科内利乌斯（Hans Cornelius），并在其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业。在博士学习期间，汉斯·科内利乌斯推荐霍克海默听一个学期胡塞尔的现象学课程，并给胡塞尔写了一封推荐霍克海默随胡塞尔学习现象学的推荐信，霍克海默由此认识了胡塞尔，他专门听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课程，并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通过胡塞尔现象学对霍克海默的启发，霍克海默有了更广阔的理论基础和视野，也使霍克海默看到了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弱点，霍克海默在1921年11月给好朋友迈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给一个青年哲学家讲了哲学的任务是什么。他非常激动。可惜，我到今天才知道，科内利乌斯就在隔壁房间里，很可能听到了我的那些和他的观点完全相反的谈话。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我越深入到哲学中去，就和那些今天大学里讲的哲学越有距离。我们要探求的并不是那些从根本上来讲全然不重要的形式上的认识法则，而是关于我们的生活及其意义的物质表述。”
1923年霍克海默在科内利乌斯的指导下，以优秀的成绩在弗莱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4年霍克海默以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物和概念的先验性》通过博士学位考试，随后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1930年出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第二任所长。
霍克海默的思想之所以发生改变，和另一位现象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也有密切的关系。1928年胡塞尔在出版了《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演录》，并完成了1929年夏季学期的课程后，胡塞尔达到了退休的年龄，不能在弗莱堡大学继续任教。胡塞尔在退休时把自己得意的弟子海德格尔从马堡大学召回弗莱堡大学，接任他的教授职位，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这本来应该是一次很好的师承，但海德格尔并没有延续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道路。海德格尔在胡塞尔和舍勒编辑的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之作《存在与时间》，后来胡塞尔才发现海德格尔已经走上了一条与自己不同的现象学道路，海德格尔开创了诠释学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道路。如果说胡塞尔现象学启发了霍克海默，那么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则深深影响了霍克海默，引导霍克海默走向哲学反思和批判的深处。霍克海默在给迈东的信中阐释了海德格尔对他的影响，他写道：“今天，我认为，海德格尔是对我谈过话的那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是不是肯定他是正确的呢？我应该怎么说呢？因为对于他，我肯定知道的只有这一点，那就是他认为哲学思维的动机不是出于智力虚荣心和一种先定的理论，而是每天都有新的东西从人们自己的经历中出现。”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进一步拓展了霍克海默的思想深度和广度。霍克海默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等哲学思潮的影响后，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在于，如何处理社会科学中的普遍事件和特殊事件的关系，理论方案和个别经验之间如何相互渗透，哲学应该摆脱思想僵化和封闭教条的世界观。霍克海默在1932年6月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序言中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以当代人的现实问题为研究目标。“当代”的形成并不只是自然的生成物，更是历史的生成物，因此，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囊括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的研究和对历史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按照每一种可能的理解水平来把握社会生活进程”
。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另一位与现象学有不解之缘的代表性人物。马尔库塞曾两次在弗莱堡大学学习，第一次是1919年，马尔库塞在弗莱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第二次是1928年，马尔库塞又一次去弗莱堡大学专程写作大学教师资格论文。1929年赛季学期，马尔库塞还选修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课程，这是胡塞尔最后一次在弗莱堡大学教授课程，之后胡塞尔就正式退休了。马尔库塞在1928年写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他在书中就提出要以事物最初给予的样子来进行研究，1932年他发表的《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进一步贯彻了这种理念，这两篇文章都是马尔库塞尝试将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作品。
马尔库塞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口号的影响，他认为：“研究的对象最初必须依照其所给予的样子来着手确定”
。与霍克海默一样，马尔库塞同样深受现象学家海德格尔的影响，特别是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的影响，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基本本体论”和“历史性”的概念拓展了马尔库塞思想的历史感和现实性。在弗莱堡大学，马尔库塞崇拜并拜师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展现出的非理性主义正在取代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哲学传统，海德格尔很好地处理了哲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使哲学具有了更强的现实性。马尔库塞“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现在看来可谓历史性事件。他最早把现象学的 ‘面向事情本身’的态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联系起来，试图通过海德格尔对 ‘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来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状况的具体分析”
。马尔库塞对现象学，特别对海德格尔是高度赞扬的，马尔库塞在1928年出版的《哲学论丛》中高度肯定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认为海德格尔的这本著作将哲学重新带回到此在的现实，从此以后一切哲学问题都将在这一基础上来考察和解决。
胡塞尔认为现象学的方法应致力于描述，这是现象学的一个优点，但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单纯描述的方法存在问题，应该受到批判。马尔库塞认为现象学是在观察事物过程中，通过对事物的本质性和时空属性的直观性观察和抽象，进而把握到事物的本质。现象学这种直观性的把握是从事物的本来面貌出发进行抽象，所以现象学难以认识到现实性和可能性中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现象学虽然认为直观的或描述的方法可以弥补这个问题，但不能不承认的是，现象学在坚守本质和存在具有不一致性的同时，并没有将本身在认识论上的优势及其重要功能展现出来。马尔库塞认为现象学认识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现象学所理解的可能性也只是真实现实世界基础上的可能性。马尔库塞认为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批判，这种批判能够超越现象学的描述性方法。一方面，这种批判性思维方法和描述性方法一样不受到时间、地点以及思维方式的限制；另一方面，批判性思维方法有一个描述性方法不能比拟的优势，即批判性思维是能够超越时代的，这与哲学的本性是完全相符的。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比当时刚刚兴起的现象学和实证主义更具有合理性，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考虑到“所是”和“所能是”之间的差别。“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看到了它将要遵循的路径的粗略轮廓。这种现象学开始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处境的展露，通过知晓历史性，使新的革命的根本态度获得对社会存在之整体的新视野。通过对现实的新理解，对历史性（作为人的此在的根本规定）的发现开启了彻底转变活动的可能性……此在的历史性要求现象学按照辩证法（自身展现为对所有历史对象都适用的方法）的主轴来重新定向自己。如此，辩证法也应该通过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方法论运用来着手澄清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它根据历史性现象学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相关于历史性结构的解释）现象学。”
阿多诺对现象学的态度是否定和批判的，这与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对现象学的肯定态度截然相反。1921年阿多诺来到法兰克福大学读书，从此阿多诺逐渐登上学术的历史舞台，阿多诺的兴趣比较广泛，无论是哲学、音乐还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阿多诺都有所涉猎。当时的法兰克福大学在德国是一所十分进步的大学，它是德国第一所设立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系的大学，这些都深深吸引了阿多诺，并促使阿多诺投入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1924年阿多诺跟随哲学家汉斯·科尔内留斯学习，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阿多诺的博士论文题目为“胡塞尔现象学中物和思维的超越”。科尔内留斯出身于自然科学学科，他认为认识论已经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科尔内留斯认为意识内部的发展过程本身是有“意识规律”和“意识的内部联系”的，科尔内留斯希望从对意识的研究为基础，构建起认识论的科学基础，并将心理学置于哲学的顶端，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摆脱了所有教条主义前提的自由的科学，排斥所有来自外部的假设。就这一点来说，科尔内留斯借鉴到胡塞尔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精神，阿多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受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阿多诺在接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同时，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物和思维的超越》中发现胡塞尔现象学中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胡塞尔现象学一方面承认意识是“认识的法律之源”；另一方面却假定其为“从一开始就是个超验的世界”，“这个世界固然只是在于意识有关联时才能在认识理论上加以确定，但它的存在并非通过意识的关联而构成”。
阿多诺认为胡塞尔现象学中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观点，他不仅在其教师资格论文中对胡塞尔现象学中存在的矛盾进行了批判，而且在之后的《否定的辩证法》等代表性著作中也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了批判，这成为阿多诺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也受到了现象学的影响。哈贝马斯“在一个习惯了第三帝国政治环境的家庭中长大，15岁时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曾生活在一个政治上犯有严重罪行的制度之下”
。哈贝马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残酷以及德国人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残杀，这种人生经历使哈贝马斯反思自己民族犯下的罪行，他为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辱和悲痛。“这一切对他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动力，产生了深刻影响”
，哈贝马斯开始关注并参与到公共事务领域，把德国的战后重建作为己任，构建起自己的伦理学和哲学。
在哈贝马斯成长的道路中，海德格尔既充当了他的引路人，又导致了哈贝马斯思想上的转变。哈贝马斯在博士期间十分崇拜海德格尔，赞同海德格尔的思想观点，但海德格尔在1953年发表的《形而上学导论》彻底改变了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的态度。这本书以海德格尔1935年在弗赖堡大学的讲座为主要内容，海德格尔在书中明确表示国家社会主义是真理，并具有伟大之处，海德格尔对纳粹的这种肯定态度，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使哈贝马斯感到“无以复加的震惊”，哈贝马斯作为一位经历过纳粹时代的学者，是能够准确体会到这句话中所蕴含的法西斯意味，他不敢相信海德格尔竟然对纳粹的罪行表示出了肯定，虽然当时哈贝马斯还是一名大学生，但他马上集中精力，通过几天时间写了一篇批判性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他认为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著作中依然存在着法西斯色彩的话语，并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令人悲愤且不可饶恕的。正是通过这个事件，哈贝马斯展现出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正式登陆到欧洲社会的“公共领域”。之后，哈贝马斯多次对海德格尔的纳粹言论事件进行了评论。他认为“海德格尔本来有8年时间来反思自己的言行，并说明 ‘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曾是怎样的’”
，“此事对哈贝马斯的震动极大……关于这件事，他只能这样来解释：海德格尔在对哲学作历史回顾时，虽然看到了近代出现的大断裂，即转向以统治自然为目的的算计性思维，但却忽视了同步发生的道德意识的进步，而这种意识可能成为对技术性——工具性思维的巨大制约”
。可见，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始终保持客观的态度，并没有因此否定海德格尔哲学的积极贡献。
相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更大。交往行为理论作为哈贝马斯的核心观点，显然受到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启发，并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从抽象的理念发展为现实具体的交往行为。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写道：“大家知道，胡塞尔在后期著作中曾力图在 ‘生活世界’的标题下揭示直接可信的东西（unmittelbar Vertrauten）和无疑的确定性（fraglos Gewissen）的基础。他试图用现象学的方法阐明日常生活实践和世界经验中的隐含的知识的领域、前谓词和前范畴的领域、被遗忘的意义基础的领域。我在这里不想使用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方法和介绍他的生活世界的概念的语境，但我吸收了胡塞尔研究的实质性的内容。在我看来，交往行为也置于这样一个生活世界中，它关心如何依靠大量背景共识吸纳风险。交往行为的那些确定的沟通成果是在共同无疑的信念的境遇中获取的，而经验和批判带来的不安宁则冲击着看起来坚不可摧的、由公认的解释模式、忠诚和成熟构筑起来的大堤。” [2]
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值得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卢卡奇于1885年出生在多瑙河沿岸的欧洲著名古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是匈牙利知名学术团体“星期日俱乐部”的领导者，卢卡奇在欧洲声名显赫，可同时又充满了争议，这恰恰反映出卢卡奇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巨大影响力。
卢卡奇的成长受到了很多大思想家的影响。卢卡奇在中学时代就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在大学时期他就研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神圣家族》等马恩经典著作。1909年卢卡奇在布达佩斯大学毕业，1912—1917年，卢卡奇多次到德国柏林、海德堡等城市进行学习，在此期间，他与齐美尔、拉斯克、胡塞尔、韦伯等著名学者都有比较密切的接触，这些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卢卡奇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卢卡奇在柏林时与齐美尔（G.Simmel）交流密切，并试图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融入齐美尔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在海德堡，卢卡奇与拉斯克（Emil Lask）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系紧密，从拉斯克那里，卢卡奇学习到了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思想；从韦伯那里，卢卡奇了解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特别是认识到功利动机驱使工具理性的危害，他认识到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人要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就会从功利主义的最大化原则出发去争取利益，从而忽略人的情感、价值追求和精神信仰。
拉斯克受到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较大，并试图将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进行结合，他的这种结合想法影响了卢卡奇。拉斯克认识到新康德主义哲学就其本质来说，跟康德哲学一样，在事实与价值、现象与本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裂。新康德主义继承了康德的基本立场，认为事实属于现象界，遵守时间性法则；而价值属于本质领域，以非时间性为其理论根据，新康德主义认为应该在先验意识中，用“以非时间性为依据”的价值和本质，去统摄“遵守时间性法则”的事实和现象。对于这个问题，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时间为意识提供了本质性支撑，时间相对于意识来说处于更根本的地位，人的意识处于时间流中，但在时间性的、流变的意识现象中存在着非时间性的结构和规定性，胡塞尔就是要找到这个非时间性的结构和规定性，就是要发现这些先验的结构和规定性的价值和本质。
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看来，价值和本质之间的关系不是像新康德主义所坚持的那样是完全分离的，而是先验意识在流变的意识现象中的本质直观的结果。卢卡奇受到这种思路的影响，于1911年在《逻各斯》（
Logos
）杂志上以“心灵与形式”为题发表了论文，卢卡奇在这篇论文中进一步论证了本质作为意义的结构，他认为这种结构是意识现象学中的固定结构，这不是心灵把先天固有的结构强加给意识现象，而是心灵在意识现象中直观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在康德那里就是感性先天形式和知性先天范畴，卢卡奇正是在吸取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基础上，打破了心灵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鸿沟，将两者统一起来。
卢卡奇在学习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基本思路的同时，开始思考本质结构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统一性问题。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是在纯粹意识中展开的，这种纯粹意识是经过先验还原，把真实的现实世界悬置后得到的意识，在这种纯粹意识中，本质是以非时间性的性质被意识直观到的本质结构，这与我们平时使用的抽象概括方法完全不同，按照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观点，虽然本质和现象在意识中统一起来，但这两者并不能与现实世界的经验事实进行统一。卢卡奇认识到胡塞尔意识现象学中的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分离和对立是悲剧性的，也是人生必然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提出了与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相似的存在主义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人的生命才是本真的（authentic）？通过什么样的环境、态度和行为的模式它失去了它的本真性？” [3] 卢卡奇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本质和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他最终通过引入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得到了部分的解决。卢卡奇在1920年所写的《小说理论》中认为，本质不是只属于纯粹的主观领域，本质也是实在的事物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本质在保持主观性的同时，也获得了客观性的属性，本质的可能性也是以现存的世界为基础的。卢卡奇在《小说理论》这篇作品中表达了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表达这种本质的可能性，“在人与世界、个人与社会极端对立的状态中要求这种小说的存在” [4]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卡奇的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越来越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发展的希望，共产主义必将取代罪恶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歪曲理解，特别是某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后提出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被一些学者称为“科学的唯物史观”，但其实质是实证主义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展现。马克思主义在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本来是对两者关系的辩证理解，但经济决定论者却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只归结为单一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和经济的发展，忽视了社会中阶级革命以及阶级意识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生产力的发展淘汰了封建主义社会中地主和农民这种落后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关系，在符合“自然历史过程”的社会发展中，将人类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与此同时还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生产了能保持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存在的人，也生产了资本主义得以不断进行自我再生产的重要前提——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本质是具有经济因素的“物化”关系，这种现实性的普遍的“物化”关系又会反映到人的意识之中，让人在意识形态中也带有被资本主义“物化”的色彩。卢卡奇认为这种“异化”或“物化”的意识是具有客观性的，它会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意识。卢卡奇认为只有通过社会的现实性问题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有效引导，才能将无产阶级从对现实的逃避和意识的麻木中唤醒，才能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得以真正觉醒，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剥削、蒙蔽和毒害，以及自己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发展未来趋势。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应该简单地被归结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是社会生产过程会影响人的意识，人的意识也会影响到社会生产过程，社会生产过程和人的意识之间的辩证矛盾及其运用会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可以看到卢卡奇受到了现象学描述方法和本质直观的方法的启发，他从描述社会现象和意识现象开始，对其进行直观分析，进而把握社会现象和意识现象的本质，该书中所强调的意识分析，正是受到意识现象学研究方式的启发。
卢卡奇的另一本著作《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也受到现象学的影响，卢卡奇在研究社会本体论问题时借鉴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点。卢卡奇认为有些庸俗唯物主义者只承认现实事物本身的物质存在性，而否认其社会存在性，他反对庸俗唯物主义的这种错误理解。卢卡奇认为现实的事物当然是存在，而作为事物的形式和关系也同样是存在的。例如，图书当然是由物质性的纸张构成的，但同时图书也是由印在纸张上的文字所构成，带有文字的纸张使图书不仅仅成为物质性的存在物，也使图书成为社会存在物。也就是说，事物总有自己的所属领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可能归属于不同的领域，在某些领域里，它可能是物质性的存在物；在另一些领域中，它可能就是社会性的存在物。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领域时，一提及商品，就会涉及货币、资本、劳动、剩余价值等一系列社会性存在，在这个语境下，金币就不再是单纯的物质性金属存在物，而是以资本或货币的社会存在物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
总而言之，卢卡奇关于社会本体论的部分理解正是建立在对现象学本体论理解的基础上。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之间确实存在着比较普遍和复杂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是可以相互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之间这种关联性和互补性不仅仅存在于理论层面的研究，更应该存在于现实层面的应用，这有助于我们对理论和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做出更深刻、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和解答。如今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这不仅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我们同时运用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象，特别是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提供了可能。
[1] H.Rombach,“Das Tao Der Phänomenologie”,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 Nr.1, S.1, 1998.
[2] J.Habermas, 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 , Berlin: Suhrkamp Verlag, 1988, p.85.
[3] B.Waldenfels ed., Phenomenlolgy and Marxism , London: Routledge, 1984, p.8.
[4] G.Lukács, Mein Weg zu Marx , Darmstadt: Luchterhand, 1967, p.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