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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两种生产”（人的生产与物的生产）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这两种生产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来实现的。脱离劳动力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是不可能创造任何东西的。如果将劳动力资源合理利用对经济的发展将会是一种强大动力。相反，劳动力资源的无效利用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阻力。对于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本水平却相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如何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绩效、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及如何使劳动力市场有效地运行始终是经济建设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生产和销售以及市场整体运行都由国家统筹安排，劳动力资源配置更多地掌握在政府手中，经济中的许多价格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固定的，而且长期以来出现在经济中的失业（隐蔽的或非隐蔽的）和某些重要市场的短缺是并存的，这种缺乏效率的资源非均衡配置方式和经济非均衡运行模式严重打压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导致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提升较慢，随之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较慢。在计划向市场过渡的经济体制中，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释放出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并逐渐流向城镇，再加上企业制度改革带来的大量下岗和失业人员，这些都会促使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程度更加凸显。因此，寻找导致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发展的成因、发现问题的本质、实现劳动力市场相对均衡发展是目前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通常从均衡分析角度对劳动力市场做研究基于两个视角：其一，应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解释劳动力市场相关问题；其二，应用更贴近现实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对劳动力市场做研究。
西方经济学通常采用的分析方法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其核心是，从严格的市场出清出发，在市场价格持续变动的情况下，交易者将变化的价格和自身的判断准则（对居民户来说是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对厂商来说是技术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等）相结合来调整其需求或供给，直至调整到市场上的需求与供给相等，此时就得到所谓的均衡价格。之后，一切交易都是按照均衡价格进行的，市场上供给过剩和需求过剩的情况不存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实现是以完全竞争为制度背景，并通过价格摸索得到，它对时间动态调整并没有考虑，将其视为瞬时完成，因此市场不存在经济行为人难以满足的配额约束，整个市场中无数量信号，而且均衡价格是在一系列严格苛刻的条件下形成的，即均衡价格的形成需要具备条件：信息的完备性和对称性；价格的变动是自由的、灵敏的、迅速的；市场中存在唯一的一个喊价人向交易者传递信息，均衡价格不出现之前市场不存在交易。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诸如生产过剩、商品滞销、失业，以及与超额需求有关的通货膨胀等问题是不会存在的。事实上，经济学作为一门“鲜活”的社会科学，它不可能在许多不现实的假设条件下解释现实的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尽管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逻辑比较完善，数理推导也很完美。但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均衡价格形成的条件，按照均衡价格进行的交易也是暂时的、偶然的，严格的市场结清条件也是一种理想状态。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正是研究市场处于不完全出清和不完全竞争时，面对价格约束和数量约束的行为人如何调整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使市场最终实现均衡，以及供给和需求不相等的情况下市场是如何运行的一种方法。
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认为，完全依靠价格调整使供给和需求在一切市场、一切时间都相等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因为价格具有某种程度的刚性，而且市场上的非价格因素（如商品的差异、广告等）已部分取代了价格竞争，另外价格的调整也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有的还涉及社会、政治问题（如工资的调整），以及制度因素。事实上，交易者在市场上既获得了价格信号，又获得了数量信号，例如，当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时，只要价格不能及时调整，处于需求方的交易者就不能实现自己意愿交易，只能按照实在的供给数量达成交易，于是他要受到数量配额的限制。相反，当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时，则是处于供给方的交易者受到数量配额的限制。显然，交易者不仅要受到价格的约束，还要受到数量的约束，这种价格数量混合调节的方式正是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的基础。
因此，非瓦尔拉斯均衡状态是指经济行为人做决策时，不仅考虑了传统的价格信号，而且也考虑了数量信号，并且主要是通过数量信号（数量约束）的变动，使每个市场的有效供求达到均衡，这种均衡是通过数量摸索实现的。非瓦尔拉斯均衡也称为非均衡，因为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标准来衡量它是非均衡的。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是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法的一种补充，它是应用更一般的假设，并应用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已有的成熟的研究成果，在非市场出清和非完全竞争的制度背景中研究经济问题。
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除了强调价格、数量调节的共同作用外，还强调与数量调节有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当交易者在一个市场上交换的东西比他意愿交换的要少时，他就会调整自己在其他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这样就会导致不平衡在市场之间传递。对于一个交易者，受到的数量配额是市场的一个特定组织依据其他交易者向市场表达的有效需求所决定的，每个特定的组织都会有一种特定的配额方式与其相对应，例如有按比例配额方式和先来先买（或先来先卖）的排队配额方式等。由于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比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方法更接近现实，因而具有更多的优点。但是，正如Benassy指出的：“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不是‘反瓦尔拉斯’的，相反，它是借助于更一般的假设，它应用了在瓦尔拉斯理论中已获得成功的一些方法。”
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它除了强调数量调整的重要性以外，还强调价格—数量调节相结合的高效性，基于“短边原则”选择行为的必要性，并用数理推导证明数量配额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基于市场之间非均衡的传递性制定有效经济政策的合理性，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以数学规划为基本工具，针对现实的宏观经济问题创建严谨的数学模型，为其寻找微观基础，以期构建一座沟通传统宏观经济学与现代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桥梁，同时，也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有效结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非均衡理论给我们的提示是，即使在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仗价格作用实现经济的瓦尔拉斯均衡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就是实现了这种均衡也只能是暂时的，在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价格和数量的共同调节才能达到事后的均衡。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将较长时期面临市场发育程度不够高、商品供求矛盾比较大的情况，在充分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作用的同时，重视数量调节的作用，完善数量调节的方式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从John Maynard Keynes（1936）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文后，人们开始关注非均衡理论，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为推动非均衡理论做了贡献，非均衡理论之所以得到较快的发展，是因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方法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以及用此模型来解释经济问题具有更佳的现实意义。其中Barro、Robert J.和Herschel I.Grossman（1971，1974，1976）将局部均衡分析拓展为包括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宏观经济一般非均衡分析，全面论述了数量配额机制，将包括收入和就业的非均衡状态归属于四个非均衡区域，这就使非均衡分析更具有一般性和适用性。作为非均衡学派杰出代表人物，法国著名经济学家Benassy和Jean-Pascal在其著作《市场非均衡经济学》（1982）、《宏观经济学和非均衡理论》（1984）、《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1986）中，首次用数学工具分析和证明了非均衡理论的存在性，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严谨的、逻辑性强的非均衡理论框架，将非均衡理论进一步微观化并放松了价格完全刚性的假设，Benassy和Jean-Pascal重点分析了两种配额机制：不可操纵的配额机制和可操纵的配额机制，以及配额机制的两个重要性质：自愿交换和市场效率。如果配额机制的这两个性质都得到满足，那么非均衡市场的交易结果一定等于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两者之间的较小一方，这就是非均衡理论中强调的“短边原则”。
Benassy和Jean-Pascal的微观非均衡理论强调了非均衡是经济运行的常态，揭示了非均衡市场从非均衡走向事后均衡的动态调节过程。因此，Benassy和Jean-Pascal的微观非均衡理论与现实更加贴近，更具有指导意义。到20世纪90年代后，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主要朝着两个热点方向发展：一是在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中，将行为人依据客观需求曲线自主定价的问题放到非均衡框架中研究；二是寻找价格伸缩性的微观经济基础，其中Mcdonald和Solow（1981）的工会理论，将工资刚性的存在性放到劳动力市场非均衡运行研究中证明，而Shapiro和Stiglitz（1984）的效率工资理论，则从信息不对称性角度出发，将工资刚性现象放到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研究中解释。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了对非均衡的研究。其中，厉以宁在其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用非均衡理论分析了我国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将社会主义经济的非均衡归属于两种：市场不健全下的非均衡和市场不健全以及企业不遵循会计恒等式的非均衡，这就使非均衡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有了创造性发展。王少平（1992）在《非均衡模型的比较研究与发展趋势》一文中研究了消费品、劳动力和金融三个市场的非均衡模型。袁志刚在其著作《非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1994）、《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轨经济问题探索》（2010）中系统介绍了非均衡理论及分析方法，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微观经济政策。张世英教授在其著作《非均衡经济计量建模与控制》中着重用经济计量方法为非均衡理论寻找实证基础，先后建立中国宏观经济非均衡模型、中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非均衡模型等。
从非均衡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来看，非均衡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成功转轨之后都有很重要的实践价值。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相继实施的“价格体系优先”和“企业改革优先”的政策，其中的逻辑起点来源于对非均衡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运行中，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其理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体现出具有中国经济特色的方向。因此，我们可以借鉴非均衡理论的分析方法，结合中国非均衡市场运行状况，建立以公有制企业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微观非均衡模型，根据模型分析结果给出经济政策，以缓解和消除“过剩”“短缺”或者“失业”现象。
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及模型之所以更现实的原因有：一方面，它将不同的经济现象具体划分到不同的非均衡子区域，根据参数位于不同的子区域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用经济计量分析法实证考察多种非均衡市场及相关领域，比如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农产品市场、消费品市场或者劳动力市场等，研究它们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数量预期的关系，以及相互作用和最终的调节效果，针对处于短边的经济行为人提出，如何通过操纵成本来操纵数量配额约束，如何提升自身的效应水平。尤其对于中国当前失业问题的分析，是存在超额的劳动供给，还是存在地域、空间或结构上的失衡？从非均衡理论视角分析和思考，究其原因、寻找对策，是放开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分割和劳动力市场歧视，还是通过提高失业者人力资本水平或者从整体结构上进行宏观调整来降低失业率？都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最为重要的是，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入手，能够有效地证明非均衡理论的正确性和非均衡分析的合理性，这样对非均衡理论的继续发展也是一种鼓励。
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构成要素，依附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是劳动力资本，主要用来衡量劳动者素质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指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体中的能够使价值迅速增值的知识、体力和价值的总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强弱，往往与其人力资本状况密切相关，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不仅是推动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在于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加劳动付出、丰富人类智慧和提升劳动生产率，其作用途径是通过增强劳动者体力，实现劳动力付出，通过增加劳动者智慧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素质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来完成，人力资本投资是指对劳动者的投入产出，是为了提升劳动者整体水平和增加劳动者智慧所进行的各种付出。人力资本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思想道德素质，有利于更新观念和转变生活方式，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此外，人力资本水平是个人收入增长的一个源泉，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价格是普通消费者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力资源非常丰富，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不足，致使人力资本结构矛盾、人力资本的配置和利用不尽合理，尤其是社会体制、经济技术等方面因素制约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形成了人力资本配置的刚性，这些都影响了我国人力资本开发与利用的效率。要发挥我国人口资源优势，需重视人力资本方面的开发，实施人力资源战略，加大人才投资力度，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有效利用的激励竞争机制，形成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人才竞争和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制度。
劳动力市场就业充分，失业减少，人们取得的劳动力报酬就会增加，社会就会稳定，经济会得到健康发展。相反，如果失业增加，人们的劳动力报酬降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有效购买力就会下降，经济会受到严重影响。实际上，劳动力市场能否自动实现均衡，能否实现充分就业，能否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关系到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问题。如果市场机制促使劳动力市场自动趋于均衡就业水平，自由竞争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劳动力市场也可能达到帕累托均衡状态；相反，如果劳动力市场恢复均衡的功能受制，市场就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恢复均衡状态。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始终处于非均衡运行状态，暂时的均衡状态也只是非均衡运行中的一个特例。已有理论证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由于价格不具有充分的弹性，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呈现不均衡状态，再加上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致使劳动力的供给出现长边现象。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一般采用排队论来解决供给长边的问题，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复杂性，决定了它不能完全依靠排队论方法来解决供求关系的不均衡，需要寻求更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方法。
非均衡分析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分析方法，非均衡研究所达到的均衡不是非现实假设条件下的均衡，因而是比较接近于市场实际状态的均衡，现有的西方非均衡理论并未提供一套可直接应用于中国劳动力市场运行和劳动力资源配置问题的分析工具，当具体考察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运行和劳动力资源配置问题时，一方面要考虑到源于一般非均衡理论所分析的那些因素，如价格、工资刚性，价格的伸缩性等；另一方面要考虑导源于某些体制、惯性结构等因素，如企业预算软约束、以政府为主体的数量调整、劳动力价格形成过程中的行政干预等。
本书试图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Barro、Robert J.、Herschel I. Grossman、Benassy、Jean-Pascal的非瓦尔拉斯均衡模型，在假设条件不断放松的条件下，分析模型差异性，对嵌入人力资本因素的非均衡模型和人力资本价格水平变动所引起的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在刚性价格、伸缩价格、工资指数化以及经济行为人依据需求曲线自行制定价格的情形中，对比分析具有人力资本因素和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整体差异性、政策的有效性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变动的来源。
本书研究意义包括：一方面，丰富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说明价格机制不是唯一的能够调整市场力量趋于均衡的机制，当面临价格不是均衡价格并且被短期固定导致供求失衡时，市场出现一个动态调整过程，这个过程持续到市场达于均衡，其中的作用机制就是配额机制，配额机制是关联供给、需求和交易的一种机制，非均衡理论强调包含“短边原则”的配额机制在市场非均衡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将人力资本因素嵌入非均衡模型不仅拓展和延伸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和模型，而且考虑到在劳动力市场中，无论是制度背景、运行状态、构成要素，还是政策实施、监督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价格存在相关性，再加上劳动力市场本身是非均衡发展的。因此，通过对非均衡运行的劳动力市场进行全面、深入透彻的分析，有助于抓住问题的本质，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制定合理的制度约束和保障服务。本书就是从非均衡视角对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进行全面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