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逐步发育、发展和成熟起来，但由于受到自然、社会、体制、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其他要素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劳动力市场发展呈现非均衡状态，已经逐渐影响到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市场经济体制整体功能的发挥，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因此，面对整体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劳动力市场，应该如何加大培育力度，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劳动力供求失衡和纠正市场结构性失衡，提高运行效率、构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市场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公平，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当前，西方经济学通常采用的分析法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其理论核心是存在无穷多商品种类的市场条件下对各种商品一般均衡价格的决定。其研究背景是市场完全竞争的，基于此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应用数理推导，从交换、生产、资本形成和货币流通四方面来确定各个市场相对价格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是通过价格摸索实现均衡，均衡价格的形成需要具备的条件有：信息的完备性、对称性；价格的变动是自由的、灵敏的、迅速的；每个市场都存在一个报价者，它能够迅速向交易者提供价格信息，而且在达到均衡价格之前不进行交易。显然，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这些条件，交易不一定能够按照均衡价格进行，市场不一定结清，以及制度背景不一定是完全竞争的。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正是研究供求不一致的市场环境下，经济行为人面对各种数量约束和价格约束，如何调整他们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以使经济达到一种配额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也称为非均衡理论，是借助更一般的假设，应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已经获得成功的方法，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标准来衡量市场是非均衡的，它允许市场处于非出清和非完全竞争状态，研究市场由非均衡态到均衡态的时间调整过程，强调通过价格数量信号的变动，使市场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达到均衡。

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认为，完全依靠价格调整使供给和需求在一切市场、一切时间都相等的可能性很小。交易者在市场上同时获得了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同时受到价格约束和数量约束，可以选择同时调节价格和数量来操纵配额约束，这种价格—数量混合调节方式是非均衡分析方法的基础，由于该方法在实现西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结合方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它更接近经济的实际情况，能够解释一些用一般均衡分析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重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背景产生的，它所提出的价格—数量共同调节的配额机制、短边原则的应用，以及市场之间非均衡的溢出影响，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众多经济问题非常有借鉴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以Barro、Robert J.、Herschel I.Grossman、Benassy、Jean-Pascal的非均衡理论模型为基础，将人力资本因素融入这一框架中，讨论非均衡假设条件逐渐放松的条件下，非均衡模型构造的差异性，人力资本对不同非均衡区域的影响，以及对比分析两种情况下（具有人力资本因素和无人力资本因素），处于不同非均衡区域的劳动力市场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针对参数位于不同非均衡子区域给予相应的政策意见，在理论模型构建中，将产品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归属于三个不同的非均衡子区域，基于理论推导对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另外，将劳动力市场模型拓展为双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模型，并与异质性人力资本区域配置和产业配置分析相结合，以期对现实案例具有指导意义。

第一，在工资和价格完全刚性的非均衡分析中。在劳动力超额供给和产品超额需求的区域，降低实际工资水平才是改善就业状况的关键。变动名义工资水平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在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和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情况中存在差异，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在此区域具有比较不合意的效果。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凯恩斯主义政策有效，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起推动作用。人力资本因素的引入不影响政策效应的发挥，而且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存在正效应。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都超额需求的区域，无论是否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均不会改变抑制型通胀区域的特征。但是，和具有人力资本因素的情况相比，不考虑人力资本情况下政策变动带来的就业效应更明显。

第二，在价格具有伸缩性的非均衡分析中。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传统凯恩斯主义全部效应的获得不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当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时，变动名义工资的古典政策对生产和就业无效；嵌入人力资本因素后，产出和就业是名义工资的减函数，此区域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水平获得缓解产品超额供给和降低失业率的双重功效。在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超额供给的区域，古典主义政策在具有人力资本因素和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情况下存在明显差异。在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需求的区域，由于就业水平达到了最大值，此时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完全失效，私人消费被政府支出完全挤出。古典主义政策在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和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情况下的效用有所不同，当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时，变动名义工资的“古典主义政策”不会对就业水平产生影响。当嵌入人力资本因素时，从长期来看，对于厂商来说，通过改变成本来间接操纵配额约束是获得更多利润的有效方式。

第三，在工资指数化的非均衡分析中。指数化能够显著地修正各种反失业政策的相对有效性。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工资指数化后我们仍可获得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全部效应，但古典主义政策的有效性降低。在嵌入人力资本因素的非均衡模型中，凯恩斯主义政策和古典主义政策对消除失业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都有效。在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超额供给的区域，随着指数化程度增加，凯恩斯主义需求政策的有效性逐渐减弱，甚至在名义工资按价格实行完全指数化的情况下，它变得完全无效。加入人力资本因素后，凯恩斯主义政策和古典主义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有效性变小。在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超额需求的区域，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并不能明显提高凯恩斯主义政策和古典主义政策的产出效应和就业效应。

第四，在行为人依据需求曲线自主定价的非均衡分析中。根据行为人自主定价模型，嵌入人力资本因素后，初始禀赋对产出和就业具有无效性。根据工资既定厂商依据需求曲线定价模型，当不考虑人力资本且劳动力需求受配额约束时，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就业和产出效应失效。但是，价格效应和人力资本水平效应很明显。当劳动力供给不受配额约束时，凯恩斯主义政策产生的价格效应和工资效应与市场需求弹性有较强的相关性。在嵌入人力资本因素且劳动力需求受配额约束中，短期内产出受限制，操纵配额约束的空间较小。长期中，提高工资水平促使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水平。如果劳动力供给不受配额约束，且厂商制定了市场中所有需求都能被满足的价格，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人力资本效应十分明显。

第五，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实证研究中。通过建立劳动力单市场非均衡模型和实证性检验，可以看出，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和无人力资本因素的模型构建和估计都存在差异，前者拟合效果更好一些，且嵌入人力资本因素提升了解释变量的整体影响力，相比较于其他要素，人力资本因素对总体效用贡献最大。通过对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度考察，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市场运行处于较明显的非均衡状态中，劳动力供给过剩和过度需求交替出现是常态。从劳动力市场、消费品市场的双市场非均衡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市场间存在较明显的溢出影响，且有逐渐增长的趋势。

第六，在异质性人力资本非均衡配置研究中。通过构建异质性人力资本、产业集聚对整个产业结构的作用机理并做实证检验，可以看出，初级、高级人力资本和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初级、中级人力资本和产业集聚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动作用明显；初级、高级人力资本和产业集聚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影响；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制造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强度高于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看，初级人力资本推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中级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促进作用，高级人力资本能够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制造业集聚对东部、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积极影响，服务业集聚对中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积极影响，制造业集聚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高级人力资本与服务业集聚的交互项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中部地区的初级、中级人力资本与制造业集聚抑制产业结构优化，西部地区的中级人力资本与制造业集聚的交叉项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服务业集聚的交叉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高级人力资本与制造业集聚、服务业集聚的交互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有负向作用。

本书的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应用非均衡理论，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好把握劳动力运行规律，更好地进行市场政策的评价与设计，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微观经济计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