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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翁加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虽然，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影像记录的发展成熟对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无可替代的优势。文章基于新龙藏历“十三节”这一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结合长期田野调查，来探讨影像记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影像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三节；影像记录；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简称非遗，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它是广大人民群众长年累月在生活中缔造的文化财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身份标志。在2007年3月1日，新龙县藏历“十三节”（
）成功入围四川省非遗名录。
这无疑是新龙传统文化保护中的一大喜讯。不过，从客观上来看，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不断冲击，新龙藏历“十三节”的保护和传承又将面临着新的问题。因为非遗主要以声音、形象、技艺为表现形式，需要依靠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民族、特定的人物，并且以身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
所以，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的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的方式越来越受到挑战。
新龙被称为“康巴肚脐”，位于甘孜州的中部。历史上叫“瞻对”
，如今新龙的藏语名为“梁茹”（
）
，新龙犹如一块绿宝石镶嵌在美丽的雅砻江畔。新龙自然风光美丽，传统文化浓厚。其中，最具魅力的则属新龙藏历“十三节”，它是新龙人所独有的节日，其隆重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藏历新年和春节。新龙民间一直流传着“农历的春节，藏历的十三”之说法。新龙藏历“十三节”通常是在藏历的十二月十三日举行的一种节庆。“十三节”的起源有许多说法。有的人认为它起源于丹巴喜饶在西藏贡布降魔后
，人们出于纪念而把这一天定为了节庆，有的人认为是格萨尔王在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来到新龙，打败妖魔鬼怪，为新龙人民带来了幸福安定，所以新龙人把这一天作为自己的年节隆重庆祝，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也有部分人认为是为了纪念瞻对西绕降泽大师
，而创立了“十三节”。更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工布朗吉（
）
，他南征北战
，有一次在藏历“十三日”进行重要的征伐中取得胜利，因此，有了“十三节”的传统。由此可见，“十三节”有丰富的起源说法，对于了解新龙的人文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新龙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的山谷环境，使得新龙藏历“十三节”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客观环境中流传至今，可谓藏族文化的活化石，这就是新龙藏历“十三节”的价值所在。如今，交通日益发达，全球化与市场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日益剧增。不难看出，加大对新龙“十三节”的保护和传承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新龙藏历“十三节”在早期部落社会时期是以部落为载体的大众传承方式。因此，产生了三个不同时间的“十三节”即藏历十一月、十二月和次年的三月。部落社会解体后，出现了以村寨为载体的大众传承方式。如今，由于全球化和商业化加速了传统文化变迁的步伐，政府部门以及老百姓也充分意识到了保护新龙藏历“十三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新龙县文化广影局主动承担了“十三节”的保护任务，并且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使新龙藏历“十三节”成功录入四川省第一批文化遗产项目，正式成为省级非遗。之后，新龙县文化广影局成立了新龙县“民保领导小组”，明确了县级保护责任管理机构和责任人，完成了新龙藏历“十三节”的普查工作，向州、省申报并批准了非遗代表作；并且加强了对新龙藏历“十三节”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让老百姓了解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不仅使外界了解了新龙县特殊的年节，也提高了当地干部、群众对该非遗的保护意识，建立了相关档案。在此基础上，按照传统传承方式的特点即部落传承和村寨传承为原则，在乐安乡切衣村、绕鲁乡布日村、通宵乡觉然村、博美乡麦巴村、洛古乡洛古村等村落选择德高望重的人来当“十三节”的非遗传承人，通过举办活动的形式向传承人传达传承知识。另外，新龙县政府还特意下发文件，在过新龙藏历“十三节”时，给予当地干部节假日，对过“十三节”与过藏历新年或农历春节的重视程度一样。通过调查发现，不同民族的干部群众相处也非常和谐，他们会主动调整过年值班任务，使得过藏历新年或过农历春节以及过“十三节”的干部，错开值班，各得其所。这种温馨的举措，不仅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益，同时还避免了过年无法回家的困境，可谓一举两得。
从社会层面来看，新龙藏历“十三节”受到老百姓的广泛关注，是因为新龙藏历“十三节”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极大的文化价值。新龙藏历“十三节”不仅在全藏区独一无二，从全国来看也是唯一的。这种年节不是将岁首作为新年，而是以藏族先民原始的祭祀性节日作为新年年节，并且延续至今，历史悠久，甚为珍奇。
因此，新龙当地的老百姓对于“十三节”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如今，老百姓也充分感受到了“十三节”发生着一些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客观地理因素引起的变化，新龙“十三节”传承范围十分狭小，而这种小范围的年节习俗，还受到过藏历年节的影响。新龙县与周边县相接壤的部分地区，以及部分牧业区，慢慢改变了自己过藏历“十三节”的习俗，而转变为过藏历一月一日的藏历新年。其次，受现代化的影响，众多区域都不再过藏历“十三节”，比如茹龙镇城区作为新龙县县城所在地，较早就不再过藏历“十三节”，城区普遍过农历春节，只是吴西、杜西、地龙等茹龙镇
管辖下的部分农村还保留着过“十三节”的习俗。最后，由于时代文化的变迁，新龙藏历“十三节”的过节仪式也有简化的趋势。
当地老百姓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积极讨论解决途径。最后以传统的民间传承的形式，选了多嘎、白加、登孜、阿日、觉巴多吉、尼麦、仁增尼玛、泽仁公布等人作为“十三节”的传承人。不难看出，这些传承人多为男性，且年龄较长者，主要是利用传承人在民众中的影响，以便于传承。作为“十三节”的传承人，博美乡的白加，在“十三节”第三天，也就是藏历十二月十五日，身体力行地组织当地村民，带动村里的男女老少跳锅庄，并且利用这样的机会给大家讲述有关“十三节”的历史故事，有些年轻的孩子们不会歌词和舞步，他就提前一个月把村里会跳“新龙锅庄”的人聚集在一起，
让这些会跳的人来教授不会跳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效果显著。这样的活动不只是一次，而是年复一年地进行。几年的坚持之后，“十三节”上会跳锅庄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人们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新龙藏历“十三节”的保护和传承也更具有生命力。
新龙藏历“十三节”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自藏历创制以来，整个藏族的年节习俗及其过年的时间都逐步趋于统一。而且藏历的过年时间即以藏历的一月一日为新年，这个传统传承至今，仍未改变。当然，对于整个藏区而言，相对比较封闭和边远地区的古老年节习俗，大部分都在“藏历年”的影响以及其他文化的日益冲击下，很难保留至今。“十三节”唯独在新龙一隅比较完整地传承下来，且新龙在过“十三节”的时间上又有月份的不同，时间上的区别。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过年时间的不统一，这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历史之谜，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我们可以从多方视角来解读新龙藏历“十三节”。从探求藏族古老年节习俗的意义上讲，它无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从另一方面来认识新龙藏历“十三节”，它不仅仅是一个年岁交替的岁时节日，更不仅仅是一项单一的祭祀性节日，而是将两种性质的节日融汇的集合体。从其自身含有的文化内涵和其外延展示的文化形式来看，它都十分丰富，而且个性鲜明。从祭祀文化层面来解读，它包含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等多种崇拜现象。从宗教层面来认识，它蕴含着原始信仰、苯教文化信仰和藏传佛教信仰。从民俗文化层面来理解，它包含了饮食、歌舞、民间体育、竞技、游戏、服饰、礼仪等多种民俗文化，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不过，眼下传统的保护模式出现了一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
反观新龙藏历“十三节”传统的保护模式，首先是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也制定一些保护和传承本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客观上保障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其次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可，也就是社区民众有了“文化自觉”
。同时也发起了一些倡议，采取了以各村为代表的村落传承。但是，这一切必须是以有特定的“文化生境”
为前提。如今，已是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因为我们无法保证非遗不受现代化的冲击，所以需要正视现实问题，对它进行抢救性记录越来越成为迫切的工作。可喜的是，影像记录由于其特有的音像纪实功能，将对保护非物质遗产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影像记录不但可以使得非遗文化被真实鲜活地记录下来，更可以借助电视等现代化媒体得到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新龙藏历“十三节”大部分是以仪式、技艺等为表现形式，依靠特定的民间文化、特定人物，以身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传统的平面媒体无法形象、直观地表现新龙藏历“十三节”，以声、画记录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电视、电影等媒体，对表现“十三节”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稀缺的传统仪式，传承人的微观的神态、表情等用文字难以准确表述的表演元素，都能通过影像来真实、形象、生动地予以再现。
影像记录对“十三节”的作用并不局限于保护的层面，而是可以进一步实现对新龙藏历“十三节”的传承和发展。因为影像记录与电视、电影、网络等当代覆盖最为广泛的大众媒体是共同发展、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现代社会里拥有数量众多的受众。由于影像记录特有的表现手段和现代媒体广泛的影响力，新龙藏历“十三节”可以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得到最有效的宣传。近期播放的非遗类电视节目《传承者》《非常传奇》《国家宝藏》等受到了广大观众的高度赞扬，引得观众的喜爱，这些综艺节目将深耕在文化遗产一线的手工匠人以及传承人们作为主角，通过明星拉近了匠人与观众的距离，
拓宽了人们对非遗的认识，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了传统文化。对于儿童来说，可以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强自身的认知。活态性、民间性和生活性是非遗的几大特点，对其保护和传承不只是特定某个时间或者某个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经常性的事。这就需要面向全社会进行保护非遗的宣传，尤其提高对青少年在这一领域的教育，让他们感受这些传统文化遗产的魅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保护意识。但是，单靠文字或者教室里教育比较枯燥，最终的宣传效果也不理想。将非遗用影像的形式进行记录，并且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来宣传，走进教室，这样能很大程度提高学生兴趣，从而使其正确深入地体会保护遗产的重要性，起到很好的保护效果。
从另一方面看，非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基因，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体现着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精髓。而电视、网络媒体作为信息发布、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在对外宣传和提高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当下的形势来分析，电视和网络媒体是目前在全球影响力较大的传播载体。
因此，电视和网络媒体对传承和发展非遗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确、积极地引导媒体传播非物质文化对树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形象的树立就是依靠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了传统文化历史积淀，它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底蕴是浓厚且具有吸引力的。明确媒体的传播价值，将非遗精神融入每一个节目，正确树立做好每一个节目的记录的理念，从而通过节目中蕴涵的文化精髓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
传播手段上创新，影像记录时追求真实，尽量发挥非遗自身的魅力，使之得到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非遗在电视和网络媒体上的传播，会加强国民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而文化自信的根源是需要有能凝聚人们价值观的文化基因，非遗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与现实感受，积淀着其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并承载着民族自我认同的价值取向。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向心力，它有利于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和民族性格的养成，有助于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国民精神上的自信。
从微观上看，当地群众发现自己家乡的传统文化通过电视上来传播，打破了传统文化无用论，从而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根深蒂固地增强了传承和发展非遗的意识。
基于非遗的非物质性以及传承的现状与其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合理性地挖掘传统素材和抢救性地对其进行保护是当务之急，吸收时代元素转型发展和催生全新艺术形式是发展之道。以影像手段对非遗进行全面真实记录，可以从新的领域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加强文化保护和促进文化发展。不过，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化创作形态都是以其自身的生命形式出现的，都是以一种自有的力量从孕育着它的社会土壤里、在特定的精神理想中生长出来。
因此，作为非遗的一种特殊的保护和传承方式，影像记录一定不能脱离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环境，新龙藏历“十三节”的影像记录也是如此，应该做到客观真实地反映传统文化。当前，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和政府对传统文化保护力度的加大，已有一大批民族文化被列为非遗项目，在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方面已取得显著的成就。如何科学有效地记录这些非遗就成了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对非遗进行影像记录时应该特别注意两个方面。
毋庸置疑，对非遗影像记录并不是简单地用摄像、录音设备进行直接录制就能完成的。除了需要掌握影像拍摄方面的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对拍摄对象的深入了解。这就要求记录者需要经历全面深入的田野过程，达到与人类学者田野同样的水准。不但要做到对当地文化非常了解，更要与当地的人们打成一片，需要当地人对拍摄者的绝对信任，对设备的不畏惧。如要达到以上效果，首先需要花足够的时间去相互了解，这也就是一个长期的田野过程。这就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要特点之一。人类学研究者，首先要在理论上学习，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初次做田野工作的研究者需要在田野点居住一定的时间。
我们通常了解的国外人类学者曾在田野点生活数月甚至数年。例如，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1918年间曾多次到新几内亚的梅鲁（Mailu）和特罗布里恩德（Trobriand）等岛屿进行实地调查，而且和这些岛屿的人们共同度过近四年的时间。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 Brown） 于1906—1908年期间，在印度洋上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调查当地居民长达两年之久。
反观国内，自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也有许多优秀的人类学者在边疆民族地区长期调查，并且在几年后又追踪调查。如众人皆知的老一辈人类学家费孝通“五访江村”，人类学家林耀华“三上梁山”等事迹，他们的田野调查都经历了深入和长期的过程。研究者必须深知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往往根植于基层的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中，影像记录者只有深入基层，到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特色的地方去，到村庄和寨子中，不辞辛劳，通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访谈等才能收集和深刻了解民间文化。所以，对新龙藏历“十三节”的影像记录也应该遵循这一点。因此，记录者只有投入足够的时间，才能做到对当地传统文化的深度了解。
过去，田野调查者主要依靠绘图。之后才有了照相机和摄影机。但在早期人类学调查中只是把它们当成一个辅助工具，后来慢慢地重视影像本身的价值。因此，有一定价值的影像记录在调查中得到了重用。开启先河的可以说是剑桥大学，他们在托雷斯海峡做调查的时候拍摄了纪录片。后来也有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米德和她的先生）充分利用了影像记录的功能，拍摄了许多片子。但是人们只注意到他们的论著而忽略了影像作品。
如今，需要意识到影像记录不是单纯的工具，影像作品本身也要得到较高的认可。影像作品得到高度认可的前提是需要进行科学有效的记录。因此，记录者需要“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最大特色。只是走马观花，不深入参与，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无法理解深层次的东西而导致失真，如果作为一个合格的研究者，最好能学习当地语言，这样才能充分地了解当地文化。参与式观察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人类学者马林诺夫斯基，他在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岛调查研究时，不但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同时参与到当地人的生产和生活中，零距离观察，与当地民众进行深入交流，在不经意的言谈中有意设计一些问题，得到大量有价值和可靠的信息。由此我们发现，方法可以灵活多样，研究过程中力求全面深入。除此之外，作为旁观者来观察是一种方法，但想要获得更有价值的材料就要求研究者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参与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去，融入当地的文化氛围中得到亲身体验和感悟，从而达到深入理解和把握该文化标准。把这种理念与方法运用在非遗的影像记录中，运用“参与式影像”的方法
。这样既能充分消除当地人对研究者的陌生感，又能提高当地群众或者非遗传承人的参与度，逐渐从行为上树立起当地人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和主体观念，使其摆脱表演者的角色，从其内心激发对非遗本身的保护和传承热情。笔者拍摄新龙藏历“十三节”，从开始着手研究到最终的拍摄经历近8年的时间。虽然对“十三节”本身有较深入的了解，但在拍摄时需要与当地人做深入沟通，避免拍摄主观化，避免先入为主即根据拍摄者自身的理解来拍摄。而是需要在当地人们自身较为自然、放松的情况下表达他们的文化。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是人们用来判断事物是否真实存在的依据。大部分认为认可影像是基于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故而影像能够真实地记录似乎也是无可争议的一件事。但是，实际上人们眼睛所看到的影像，只是事物的再现，而并非事物本身。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摄影师的角度来看，如何记录是摄影师的主体选择，是摄影师发现事实和对所发现的事物进行重构的结果。因此，有了主观选择，记录就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真实，所以我们要力求在主体的选择之下充分尊重客观事实，对文化进行比较客观和真实的记录和诠释。记录者只有充分尊重客观事实，对客观事实进行客观真实的记录，才能赋予影像永久的保存和供后人研究及学习的价值。如对新龙藏历“十三节”进行影像记录时，摄影师必须要摈弃把少数群体和将边缘化的传统文化视为野蛮的落后观念。不能以居高临下、高人一等的眼光和僵化的思想来看待当地文化，更不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影像采集，而应该以一种中立的思想，不带任何偏见，将摄影当作是发现和探索文化、客观记录文化的一种方式。当然，影像技术可以使非遗比较真实客观地呈现出来。但在具体的拍摄过程中，因为拍摄的角度、拍摄的方法、景别、摄像机的位置、拍摄的速度的不同，拍摄的效果也有所不同。在这个方面，摄影师在拍摄时可以在一定的距离内，合理搭配远近镜头，避免对拍摄对象的干扰，以巧妙地将其记录下来。例如，在拍摄新龙藏历“十三节”的锅庄舞时，前期做好机位选择等工作，客观地记录舞蹈的原貌，避免对舞蹈表演者做这样那样的要求，必要时采用跟拍、航拍等方式，切忌影响表演者。充分发挥影像记录的优势，客观如实地“描写”非遗，充分尊重当地文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像记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弘扬的功能。其二，从后期编辑的角度分析，影像记录之后，视频的剪辑可以说是对影像本身再一次的“描写”。影像记录经常用“长镜头”方式来表达真实性
，同样也会用“蒙太奇”的方法
，这仅仅作为一般视频剪辑师的专业要求，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很难限制编辑对影像的“视听”叙事
。因此，非遗影像的剪辑师除了要懂得剪辑方面的专业知识外，也需要对当地文化非常熟悉。换句话说，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摄影师与剪辑师是同一个人，或者，摄影师与剪辑师都能做到对当地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如此一来，呈现出的影像作品才能保证最大程度的真实性，最终影像才能有其学术价值。
作为非遗的新龙藏历“十三节”，紧密地伴随着新龙人的生产与生活实际，它不仅能体现出新龙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征，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藏族人民的精神文明和价值取向，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不过，即便当下的社会发展速度几乎与这些非遗消失的速度同步，人们也不可能为了保护文化遗产而停止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脚步。可喜的是，影像记录的发展成熟对于非遗保护来说如鱼得水。人们不但能通过影像记录的功能对珍贵文化遗产进行“活”的保护，而且可以借助现代的电视、网络等媒体对非遗进行传承和发展。把影像技术与人类学田野的系列方法相结合，充分发挥各领域所长，可以使“民族及基因”得到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