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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
摘要： 二十四节气是历史地形成的时间制度，在传统社会的国家事务、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十分丰富的节气文化和实践活动。受社会变迁、中国人宇宙观和月令思维模式变化、历法变更、珍视不够等因素的影响，二十四节气在当代面临生存危机，具体表现在：时间表记意义大大降低；作为国家行政和举行国家祭祀礼仪的时间节点意义全面失落；习俗活动大量减少；作为农业生产指南的作用大大下降；作为日常生活风向标的功能不再突出等。2016年二十四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其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意味着可能迎来生命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机。要促成二十四节气生机重振，需要加强宣传，采取多种保护措施，尤其要解决好保护的正当性问题，厘清保护主体及其担责问题。
关键词： 二十四节气；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6年11月30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经过审议，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喜讯一经传出，立刻引发广泛关注。人们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大家庭中再添新的中国成员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高兴。然而正如文化部的一位官员所说：“申报的成功并不是使命的终结，而是非遗保护工作的又一个里程碑。”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相当不易，然而二十四节气保护成功是比其更为艰难的工作。当前，我们需要深刻认识、解析二十四节气的生存危机，抓住保护工作的重要转机，以促成它的生机重振。
柳诒徵曾在《中国文化史》中简要且精当地概述了中国古人测度时间的方法、过程和功用：
古人立国，以测天为急；后世立国，以治人为重。盖后人袭前人之法，劝农教稼，已有定时；躔度微差，无关大体。故觉天道远而人道迩，不汲汲于推步测验之术。不知邃古以来，万事草创，生民衣食之始，无在不与天文气候相关，苟无法以贯通天人，则在在皆表枘凿。故古之圣哲，殚精竭力，绵祀历年，察悬象之运行，示人民以法守。自羲、农，经颛顼，迄尧、舜，始获成功。……吾侪生千百世后，日食其赐而不知，殊无以谢先民也。
二十四节气正是中国先人“察悬象之运行，示人民以法守”的产物，是通过观察天象尤其是太阳周年视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是中国传统时间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四节气的完整出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早在《尚书·尧典》中即已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当时的人们根据日影长短与黄昏时分出现在南中天的星象来确定季节、月份，并已经发现二十四节气中的二至（即日永、日短）和二分（即日中、宵中），也把握住了二至二分与季节变化的关系。2003年发现的山西襄汾陶寺观象台遗址更以实物表明，至少4000年前我国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测定节气的专门技术。根据考古发现，该观象台有13根夯土柱，呈弧形，长19.5米，半径10.5米。考古队在原址复制模型进行模拟实测，从观测点通过土柱狭缝观测塔儿山日出方位，发现从第2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第7个狭缝看到日出为春分和秋分。
而至少在春秋时期，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也已经出现了。《左传·僖公五年》记载：“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又《昭公十七年》记载：“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其中的启、闭，即指四立。《淮南子》中则已经出现与后世基本相同的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汉武帝时，二十四节气被订入历法，此后一直成为中国传统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家事务、农业生产、日常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十分丰富的二十四节气文化和实践活动。
二十四节气在传统社会没有生存危机可言，当下却出了问题，成为需要有意识加以保护的文化遗产。具体而言，其生存危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二十四节气的时间标记意义大大降低。二十四节气首先是一种纪时方式，是中国人对于时间的一种切分方法，根据地球在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变化而确定，人们将从冬至日（或立春日）到下一个冬至日（立春日）之间的时间划分为二十四个段落，并加以命名，它们分别相应于地球在黄道上每运动15°所到达的一定位置。节气与岁（年）、时、月、旬、日、时辰、刻等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时间单位。但现代社会，我们的纪时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年、时、月、星期（礼拜）、日、小时、分、秒等成为基本时间单位，至于二十四节气，许多人连完整的名称也说不出了。
2.节气作为国家行政和举行国家祭祀礼仪的时间节点意义全面失落。“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是古代帝王的大事；而重要的节气日一直是国家行政的时间节点，是月令的重要内容。如根据《礼记·月令》对立夏日的记载：“先立夏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齐。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又如关于立冬日的记载：“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齐。立冬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还反。赏死事。恤孤寡。’”
此外，被视为“国之大事”的祭祀礼仪通常也在节气日举办，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霜降祭旗等。以清代为例，自顺治帝到光绪帝，于1644—1908年260多年间在北京天坛共举行了199次冬至祭天活动。
而现在，国家政策的制定、颁布、实施一般不会选择“有意味”的时间，更不会将节气与其联系起来。至于国家层面的祭祀礼仪体系目前尚未建立，自然也与节气无关。
3.节气日的习俗活动大量减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节气积淀了相当深厚的文化内涵，每个节气都拥有或多或少的习俗活动，一些节气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节日，习俗活动十分丰富。但是如今堪称节日的节气日已为数不多，能够保留下来的习俗活动数量少且流行不够普遍。以立春日为例，历史上它曾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民间有“新春大如年”或“春朝大如年朝”的说法。“春日春风动，春江春水流。春人饮春酒，春官鞭春牛。”春日要举办盛大的迎春礼，这一活动至迟在东汉时期已经出现，到清代达到极盛，甚至民国时期在一些地方还十分繁荣，成为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礼俗活动。民国十年刻本四川《合川县志》记录了当地举行迎春礼的盛况：
“立春”前一日，市中商贾醵金装扮春亭，庆贺春禧。雇小儿装扮各项角色，配成剧目，架木为兀，中坚铁心，布束小儿胸背，牢系铁尖。……计三十架……齐集厅署，候点某街某戏，岁有成例。各街富商炫装未满十岁儿童，冠一品顶戴，朝衣、朝服、朝靴；或扮小生，蓝衫头巾；或扮太子，雄冠雉尾，艳色花衣。衣冠先由成都买制。通行骑马调之。骑顶马在前，各春亭从之。沿街行，直出北门司空堤上小住。知州盛服，八抬明轿，承吏各执春花骑马，通着公服顶戴，阖街执事人等皆美服，至东郊迎春。捕厅先至，亦明轿四抬，知州后至。礼成，知州赏各春亭银牌，视人数有差。至是，芒神、土牛，鼓乐前导，各春官从之，各吏役从之，各春亭又从之。城乡观者，男女老少填街塞巷，拥护不通。古云：铜梁灯，合州春，最喧闹也。
迎春之外，人们还要鞭春、送春，并有特定的饮食习俗、服饰习俗和社交习俗。这天人们要吃萝卜、生菜，“咬春”，“嚼春”，“啃春”，吃春饼春卷春盘，饮春酒；用春帖子、春牛图装饰房屋，剪春花、春燕、春蝶、春蛾儿打扮自己，给小孩子佩戴春鸡和春娃。亲朋好友要互相“拜春”，“会春客”，“享春福”……立春时节，我国北方许多地方仍然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但经过人们特意的营造，天地间已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只是这些活泼生动且充满诗意的民俗活动如今已是难得见到了。
当代，清明节算是保留习俗活动最多的一个节气日，但是其习俗活动的丰富程度也远不能与清代之前相比。
4.节气作为农业生产指南的作用大大下降。农业生产最讲究不误农时，对准确把握播、耘、收、藏的时机提出了要求。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形成之后又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南。“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不懂二十四节气，白把种子撒下地”，“人随节气变，保证吃上饭”，诸如此类广泛流行于全国各地的农谚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清明高粱谷雨谷，立夏芝麻小满黍”，“寒露蚕豆霜降麦，种了小麦种大麦”等，更显示了节气对农业生产的具体指导作用。然而，如今这种作用大大下降了，许多农业生产劳动者已经不再依赖二十四节气而是依赖天气预报。反季节果蔬的生产更与节气失去了联系。
5.节气作为日常生活风向标的功能不再突出。在传统社会，节气不仅关乎生产，亦深系生活，往往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具有规范作用和提示意义。如《礼记·月令》载夏至时，君子要“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耆欲。定心气”
，对人们在夏至期间的生活起居均做了具体要求。又如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载明代北京的人们“立秋日相戒不饮生水，曰呷秋头水，生暑痱子”
。再如有谚语云：“清明过十天，单裤单布衫”，告诉人们根据节气调整穿衣的多少；“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告诉人们根据节气安排饮食所需。但是现在许多人已不再关心节气与生活的关联。
伴随着二十四节气在时间制度、国家事务、农业生产、日常生活领域的普遍式微，我们对节气的认知和理解也已大打折扣。一位著名大学的天文系教授曾经这样说：“24个节气就是表示地球运动在公转轨道上24个不同的位置。一个节气，首先，是指地球在绕太阳的轨道上到达这一位置的瞬间；其次，它又指包含这个瞬间的一日。”天文系专家学者的理解尚且如此，一般民众的节气知识十分有限也就不奇怪了。
二十四节气在当前出现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它与近现代以来深刻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中国长期以来以农立国，二十四节气在农业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农业生产对节气的依赖性来认识节气并利用节气的。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变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农业生产，进入第二、第三产业，第二、第三产业依赖于更加精细的时间制度，与季节、时令转变的关系相对疏离，二十四节气的时间标记功能、对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的指示功能均在很大程度上弱化。
其次，它与中国人宇宙观和月令思维模式的变化密切相关。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关联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主张“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与价值”
，而阴阳的对立分别与交互作用，是宇宙存在变化的普遍法则。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朱熹说：“天地只是一气，便自分阴阳，缘有阴阳二气相感，化生万物。”
时间的变化也是阴阳互相作用的结果，先秦文献《管子》就已提出：“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
宇宙的理想状态是阴阳调和。人生在天地之间，要循时而动，顺应阴阳变化，并促成阴阳调和。基于有机整体的宇宙观，天象、物候、人事被统一组织到一个井然严密的时间秩序之中。“物理时间被文化化了，它被划分为前后相续、依次出现的不同段落，天空中日月星辰的运转、位置的变化与大地上的草木荣枯、风雪雨霜、鸟飞南北、虫振虫伏则成为时间段落推迁往复的具象表征；每个时间段落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属性，各有其帝，各有其神，各有其虫，各有其音，各有其数，各有其味，各有其臭，各有其祀。”
这些各有属性的时间段落是国家政令和以天子为代表的社会成员活动的根本依据。它要求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与其特性保持高度的一致。而人符合时宜的活动也能对时间的顺利转化起到积极的作用。正如《白虎通义》在解释为什么冬至日要“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时所说的：“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
在古人的心中，时间不仅是人事活动的维度，更是人事活动成败的决定性力量，节气日是重要的阴阳转化节点，因此重视节气日的人事活动。节气日之所以在传统社会成为王政的时间准绳、农业生产的指南针、日常生活的方向标，是以关联宇宙观和月令思维模式为基础的。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宇宙观渐次取代关联宇宙观，月令思维模式也受到深刻影响。许多人不再相信天象、物候、人事之间可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此相关，人们不必惧怕节气日作为阴阳转化节点所具有的神秘力量，也不必刻意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去顺应或扶助阴阳的转化了。
再次，是历法变更、文化失忆的结果。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历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源自西方的公历纪元法代替了传统历法成为官方正式历法，尽管在国家颁布的历书中还有二十四节气的一席之地，但重要性明显下降。包括二十四节气在内的中国传统历法被称为“农历”“阴历”就是重要性明显下降的表现。与此相关，对二十四节气的系统介绍也相对少见。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岁时记述传统，出现了大量时令类著述，仅有明一代，就有李泰的《四时气候集解》、卢翰的《月令通考》、洪常的《岁时节气集解》、陈三谟的《岁序总考全集》、冯应京辑与戴任增释的《月令广义》、李一楫的《月令采奇》、陈堦的《日涉编》、戴羲的《养余月令》、黄谏的《月令通纂》、许仲誉的《月令事纪》、王勲的《广月令》等多种，二十四节气往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明人李登在为冯应京辑、戴任增释的《月令广义》所作序言中曾说：“在读者，得其说而存之，于以佐天下国家，俾君臣上下咸知若时之义，将气运蒸洽，郁为太龢。即不然，家置一册，无物而不奉天时，此亦君子居身之所珍也。”
说的虽是《月令广义》一书的用途和作者的理想，却也道出了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文献是深受时人重视并颇为流行的。然而近代以来，关于二十四节气的系统介绍较为少见，这反映了二十四节气在生产生活领域作用的下降，也造成了人们对于二十四节气知识的进一步失忆。
最后，人们对于二十四节气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珍视不够。二十四节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综合载体，既有国家祭典，又有生产仪式和习俗活动，还有谚语、歌谣、传说、诗词、工艺品、书画等各种文艺作品，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近年来人们对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并没有予以珍视，目前的报纸很少对其进行标注便是一个明证。面对它的式微，也只是到了近几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才开始予以重视并加以保护。
二十四节气是值得保护、也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2006年，“农历二十四节气”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开启了国家层面对二十四节气的保护工作，之后2011年和2014年，九华立春祭、班春劝农、石阡说春、三门祭冬、壮族霜降节、苗族赶秋、安仁赶分社等又被列入该遗产项目的扩展名录。而“二十四节气”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将使业已开始的二十四节气保护工作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二十四节气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意味着将迎来生命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机。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因为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势必要求国家动员各种社会力量，采取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的保护措施，积极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促进二十四节气的生机重振。事实上，文化部和农业部等部门已联合制定了《二十四节气五年保护计划（2017—2021）》。根据该计划，相关部门将每年组织举办两期“二十四节气”保护与传承培训班，以期在五年内培训300人。培训内容包括“二十四节气”的专门知识、保护行动及其策略举措。同时，还应组织来自农学、天文学、民俗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为中小学生编写“二十四节气”知识读本，开设专题讲座，并设计或组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此外，文化部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二十四节气”调查，记录该遗产项目的存续现状，全面搜集口头资料。同时，组织有关机构、专家、学者开展二十四节气学术研究，每两年举办一次专题学术研讨会，每五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保护经验，促进跨学科对话，出版研究成果。
相信这些措施的推行，对于普及二十四节气知识、推动二十四节气实践、增强二十四节气传承观念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从外来的视角、国际的层面肯定了二十四节气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具有贡献，会激发国人形成对于二十四节气的文化自信和传承自觉，从而进一步增强二十四节气生机重振的可能性。当然，转机之所以可能出现，也在于伴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近几年来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原创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在由自轻、自贱、自卑转向自重、自尊、自信，在这种时代思潮中，我们对二十四节气会更加珍视。
天上不会掉馅饼，可能性转化为现实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要促成二十四节气生机重振，需要利用申遗成功这一契机，加强宣传，采取多种保护措施，尤其应该解决好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重要问题是保护二十四节气的正当性问题。这里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
1.二十四节气的性质。尽管申遗成功了，但二十四节气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并没有完全说清楚，还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比如，许多人将二十四节气说成农历二十四节气，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也是“农历二十四节气”，这种表述容易让人想到二十四节气仅与农业生产有关。而在百度百科上，二十四节气被解释为“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用于指导农业耕种”
，更明确将二十四节气定性为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但自其产生以来，二十四节气就不仅指导农事，也不能称为“补充历法”。它是汉代以来传统社会的基本时间框架，没有二十四节气，就无法说我国传统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
再比如，作用于国家行政祭祀、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传统历法是极其复杂的时间制度和时间系统，与日月星辰、天干地支、阴阳五行、气候物候、律管律吕以及空间方位等均有密切关系，宋人陈元靓撰《岁时广记》首卷图说中绘有月令主属大全、春季气数悉备、夏季气数悉备、秋季气数悉备、冬季气数悉备、尔雅十干岁阳、十二岁名、十干月阳、十二月名、气候循环易见、日永短、月盈亏、经星昏明迭见、闰月成岁为章、玉衡随炁指建、招摇逐月推移、日月交会、阴阳消长、律管浅深候气、律吕损益相生等图
，反映了传统时间制度和时间系统的复杂性。现在，二十四节气被独立出来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但是，只有将其放置于中国传统历法的整体之中，并阐明它与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才有可能形成全面而正确的理解。
又如，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人创造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蕴涵着怎样的宇宙观、思维模式和核心价值理念？在笔者看来，它是中国人宇宙观、思维模式和核心价值理念的重要载体，具体体现为关联宇宙观、月令思维模式、尊重自然、效法自然、爱护自然、利用自然、扶助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核心价值理念。当然，这方面同样有继续探求的巨大空间。
2.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和传播史。二十四节气是历史地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和实践，需要厘清如何从二至发展到八节（指二至二分四立）再到完整的二十四节气的发展演变过程。它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三十节气
之间的关系如何？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四节气的顺序在早期与现在有所差别，如《逸周书·时训解》记载前六个节气的顺序是立春、惊蛰、雨水、春分、谷雨、清明，与现在的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的顺序不同，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也值得探究。
一般认为，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它以黄河流域的天文物候为依据。但后来全国范围内都有二十四节气的身影，甚至还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那么二十四节气是如何传播开来的？传播开来之后，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解决二十四节气与本土天文物候不相符合的难题？又如何形成自己的节气文化？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节气文化又有着怎样的同与异？等等，都有继续探究的必要。
3.二十四节气的生存现状。尽管目前二十四节气面临危机，但并不是说它已经死亡，事实上，二十四节气还在当下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一定作用。现在有必要弄清楚它的生存现状，包括：哪些地方还在将二十四节气作为时间制度来应用？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有哪些还与二十四节气相关联？哪里还在举办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的礼俗活动？还有哪些与节气有关的传说、歌谣、谚语仍然在讲述和使用？人们对二十四节气的认知程度和传承态度如何？等等。
4.二十四节气在传统社会中的功能。从目前情况来看，大家比较强调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功能，并注意到围绕着二十四节气的主要节点形成了众多礼仪、饮食、养生、服饰以及娱乐等活动，但比较忽略它的政治功能和认同功能。在传统社会，包括二十四节气在内的时间制度原则上是由王朝确定并颁行。比如，在明代，“正朔之颁。太祖定于九月之朔。其后改于十一月初一日。分赐百官。颁行天下。今又改十月初一。是日御殿比于大朝会。一切士民虎拜于廷者。例俱得赐。……若外夷。惟朝鲜国岁颁王历一册。民历百册。盖以恭顺特优之。其他琉球占城。虽朝贡外臣。惟待其使者至阙。赐以本年历日而已”
。颁历是王朝统治合法性的体现，受历是承认颁历者统治权力的象征，颁历与受历，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乃至宗藩之间的关系。只有有权威的王朝才能顺利将历书颁行下去。历书的颁行使得王朝通过时间管理实现了统治管理以及辖域内生产、生活的秩序化，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行动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四节气对于中国大一统的形成功不可没。系统阐明二十四节气的政治功能和认同功能，是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
5.二十四节气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二十四节气作为一套时间知识体系和实践，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当今天人们步入现代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二十四节气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这是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以为，尽管时移势易，现代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二十四节气当前所处的环境与它所生发的环境十分不同，这给二十四节气的生存提出了挑战，也使二十四节气的传统功能弱化，但并不意味二十四节气不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仍然具有时间表记和时季转换的提示意义。公历是国际通行的历法，是一种阳历，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公历和中国传统历法并行、公历为主的历法，对二十四节气的标注和使用，意味着中国在与世界节奏保持一致的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和元素。不仅如此，由于二十四节气之名中有8个与季节变化相关（即二分二至和四立），5个与温度变化相关（即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7个与天气变化相关（即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4个与物候变化相关（即惊蛰、清明、小满、芒种），从而使其具有公历所没有的时季转换的提示意义。
（2）仍然可以发挥指导农业生产的作用。我国当前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在2015年城镇化率已达56.1%，未来一段时间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城镇化速度
，但是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仍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使二十四节气在指导农业生产方面仍然大有可为。类似“大麻种在清明前，叶大皮厚又耐旱”这些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的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经验总结，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3）仍然可以指导日常生活，尤其是养生方面意义重要。现代社会，一方面，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人们越来越注重生命的安全与健康；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脱离自然时序节奏，由此带来身体亚健康等一系列问题，促使人们对反自然行为进行反思。二十四节气养生强调人和着自然的节拍，根据不同的节气适时调整自己的行为、饮食与精神，这对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具有积极作用。
（4）相关文化和实践活动仍然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并为人们观察自然、感受自然、诗意地栖居提供可能性。由于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口生活于城市之中。城市更多是人类在超越自然条件的基础上改造自然的产物，城市让人远离了大自然。人是自然之子，却常年栖居于非自然的环境之中。与自然的疏离催生了回归大自然的念头。二十四节气让人更好地感知自然的韵律和气息，从而真切地体会到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亲密与诗意。2016年6月21日是夏至日，23日清晨，笔者在北京安定门护城河畔散步。“吸引我的是那些五颜六色的木槿花，白粉红紫，十分齐全，花朵仍然不少，种子则似乎更多。时光推移，它们也已到成熟季节了。正走着，蓦然间听到几声蝉鸣，高亢而骄傲。夏至二候蝉始鸣，这几声鸣叫真应了时节。……不由想起虞世南那首有名的咏蝉诗：‘垂
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但这几声蝉鸣显然是从面前那棵柳树上传出来的。当然，无论柳桐，能够在上面安身立命，自由歌唱，便是佳处。”
上述这段文字摘自笔者的日记，至今笔者还能回想起当时心中涌起的美妙诗意，这是因节气而产生的独特感受。而中国古代文人有许多因节气而写、为节气而写的诗词，状写气候物候，抒发节气推迁引起的情感之变，它们流传至今，成为时下人们穿越时空，与诗人共同感受自然节律、让生活充满诗情的重要凭依。
（5）二十四节气贯穿着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遵循着顺天应时、循时而动的法则，反映着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人是万物之灵，又是自然之子。尊重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顺应自然而不是服从自然，发挥人的能动性却不狂妄傲慢。在全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可持续发展遭遇危机的当今，这种理念凸显出普遍意义和共享价值。
（6）具有文化认同价值。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的原创文化，是古代民众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求索、认知、总结的智慧结晶，它所蕴涵的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和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地域文明的重要方面。历史上，二十四节气伴随着王朝历法的颁布成为老百姓遵循的日用之时，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为多民族所共享，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各地的人们对于二十四节气进行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创造性利用，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甚至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马来西亚地处热带，无明显的四季之分，但马来西亚的华人却顽强地保持着冬至祀祖、吃汤圆的习俗
。对同一种时间制度的共享，在同一时间举行同样约定俗成的活动，是形成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路径。在社会上普遍存在认同危机的当下，这种文化认同的价值就更加突出。
综上，二十四节气保护的正当性问题，既是学术问题，又是保护工作实践首先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需要众人尤其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促进二十四节气生机重振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根据二十四节气的特点，厘清保护主体及其担责问题。
二十四节气既是中国传统历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包含着二十四个节气单体的一套完整系统；既是时间知识体系，又包含众多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比其他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加复杂，对它的保护行动也就更加复杂。二十四节气的成功保护，不仅体现在不同地方、不同群体创造出来的二十四节气实践活动如九华立春祭、班春劝农、石阡说春、三门祭冬、壮族霜降节、苗族赶秋、安仁赶分社等，能够继续传承和发展；还体现在二十四节气作为一种基本的时间制度仍然在现实生活中被广泛使用，历史上形成的丰富的二十四节气文化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也在不断发展出新的二十四节气文化。
与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小众的，为某些群体或某些地方社会所创造、享用和传承不同，二十四节气是大众的文化遗产，亦可以说是全体中国人的文化遗产。因此，全体中国人都应是它的保护主体，都应在保护行动中担责，且在担责方面需要更好地协调与共同努力。中国民俗学会作为二十四节气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的群体代表，申遗成功不久即召开了二十四节气保护工作专家座谈会，会上，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指出：“根据《公约》精神及其对保护的定义，政府部门（如文化部、教育部、农业部等）、大众传媒（如今天到会的媒体代表），乃至社会各界（包括许许多多的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区协会、专业机构、研究中心、中小学等）都应当纳入多元行动方。其中基层社区、年轻人和儿童更是确保该遗产项目代际传承的重要力量。”
构筑多元化行动方协同增效的保护机制，无疑是开展二十四节气保护行动所亟需的。多种保护主体一方面应该根据自己的特长，发挥自己在保护行动中的优势；另一方面，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承担约定的责任和履行义务。
但是由于掌握资源不同等原因，不同保护主体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且有大有小。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传承保护社区、群体的作用得到格外强调。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鉴于二十四节气的特殊性，在保护行动中，媒体人和政府的主体作用发挥也需要特别予以重视。
信息化社会，媒体的作用无比强大，各种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是向公众普及二十四节气知识，提升地方性、群体性二十四节气实践活动认知度和美誉度，激发大众保护热情的主要平台，媒体的宣传报道其实是保护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目前媒体人自己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二十四节气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各大媒体迅速掀起宣传报道的热潮，这本来是极好的事情，但诸多媒体将二十四节气称为世界遗产，又传递了错误信息。因此，我们主张，媒体人要提升自觉意识，将宣传报道视为保护行动的有机组成，同时学习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文件，尤其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宣传伦理，传递正确的信息。
媒体人在保护二十四节气方面的作用不仅在于宣传报道，还在于它们本身可以是标注二十四节气的地方。时间标注是各种媒体的必然之举，但如何标注时间大有讲究，体现了对不同时间制度的不同态度。比如1967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报头对时间的标注是：“1967年12月31日星期日夏历丁未年十二月初一日”，其中“1967年12月31日星期日”为黑体字，“夏历丁未年十二月初一日”非但没用黑体字，且字号明显要小，显示了公历更为重要的地位；次日即1968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对时间的标注是“1968年1月1日星期一农历丁未年十二月初二日”，字体字号与前日相同
，但将“夏历”改作“农历”，反映了对中国传统历法看法的某种转变。再比如1952年的《山西日报》曾经标注二十四节气，但现在已不再标注
。
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目前报纸对时间的标注主要有三种形式：（1）×年×月×日 星期×；（2）×年×月×日 星期× 农历×年×月×（日）；（3）×年×月×日 星期× 农历×年×月×（日）×月×日（或今日）节气名。虽然如《农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一些报纸采用第三种形式，对节气加以标注
，但总体而言，采用第二种形式的报纸为数最多，像一些大报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如今仍然还在采用这种形式，并没有因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而有所改变。如果这些报纸能对二十四节气加以标注，就是在参与二十四节气的保护行动，这不仅是对二十四节气的应用，也表明了对二十四节气的认可和珍视态度，并为其他媒体树立表率，带动其他媒体，这对于二十四节气保护势必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除了媒体以外，政府作为保护主体的作用也应该得到格外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本来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负有主导责任；另一方面也因为政府掌握着国家的时间制度，在以公历为主流的当下，只有政府才有权威决定官方是否使用传统历法，是否将二十四节气纳入正规教育之中，如果政府在时间制度中给予二十四节气以地位，在各种需要对时间进行标识的场合使用二十四节气，让国人从小就在课堂上接受相关教育，甚至一些大政方针的颁布实施、重大礼仪活动的举行也选择在重要的节气点，那么二十四节气就会被人们所熟知所重视，就会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框架，就会因此得到保护，并获得传承下去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