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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历时性的眼光仔细审视传统剧目中的情爱故事，不难发现原本粗糙松散的故事经历反复搬演与广泛传播之后，便会形成稳定的“情节原型”，而这些“情节原型”在历代剧作家的笔下成为某种“书写模式”之后，又将记录创作心理，反映文化信息，凝聚艺术特色。因此，每一种情爱“书写模式”的出现、发展、熔铸和突破，都聚集了台前、幕后、台下的情感共鸣，既反映文化心理的稳定性存在，也折射具体时空里戏曲创作的观念变化。
福建地方戏中的很多传统剧目一直讲述着动人的情爱故事。《孟丽君》里有皇甫少华与孟丽君的“一见钟情”，《陈三五娘》里有陈三与五娘的“密约偷期”，《蒋世隆》中有蒋世隆和王瑞兰的“患难与共”，《叶李娘》中有叶李与妻子的“生死相随”，此外更有“欢喜冤家”“破镜重圆”“停妻再娶”之类种种，全都显示了剧种传统和地域文化的鲜明个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福建戏曲创作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剧目中的情爱故事被重新讲述，新编剧目中的悲欢离合也在革命文学的影响下从缠绵悱恻转向慷慨激昂。进入新时期以后，福建剧作家继承了前辈的创作传统，自然也在情爱故事中寄托了感时忧国的深沉情感。然而，新时期福建剧作家也遭遇了“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挑战，陷入某种创作上的瓶颈。可以说，情爱书写出现了得失共存的全新特征。
对于新时期福建戏曲创作而言，“游刃有余”需要研究，“难题”与“困惑”更需关注。福建剧作家们在“谈情说爱”时遇到的难题，似乎也不是创作群体“各有所长”所能解释的。而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情爱书写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处理，不仅牵涉到创作主体对“情”与“理”的认知，还关系到文人心态和民间心态的沟通，乃至国家力量对戏曲创作的影响。基于此，本章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审视新时期福建戏曲创作在情爱书写中的沿袭与变换，在探讨题材选择、体裁类型、结构方式、主题表达、人物形塑乃至观念嬗变的同时，对作家作品做出更为中肯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