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综合国力评估

本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土耳其的基本国情，本章从历史、政治、经济、军属、旅游和文化六个方面对土耳其的基本国情进行概括，试图为读者了解土耳其的基本国情提供一个大致的框架。本章的第二部分为综合国力评价，本章介绍了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构建内容，进而对土耳其的基础国力、消费能力、贸易能力、创新能力和营商环境等进行评价。

第一节 基本国情

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横贯欧亚大陆的国家，国土面积783562平方千米，主要位于西亚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达755688平方千米，另一部分位于南欧巴尔干半岛的东色雷斯地区，约23764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土耳其三面环海，西临爱琴海，北接黑海，南靠地中海。土耳其与八个国家接壤：西北部的希腊和保加利亚、东北部的格鲁吉亚、东部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以及南部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共同组成了土耳其海峡，这是将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分开，并且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航道。

土耳其拥有壮丽的自然景观，它们都是数千年来地球运动的产物，如今仍然存在着相当频繁的地震和偶尔的火山爆发。北安纳托利亚断层线从西向东贯穿土耳其北部，是地震活跃地带。最近的一次是1999年8月17日发生在伊兹米特的大地震，造成17118人丧生，经济损失约100亿美元。与爱琴海和地中海接壤的土耳其沿海地区属于温带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干爽。与黑海接壤的沿海地区则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夏季温暖湿润，冬季寒冷潮湿。靠近海岸的山脉阻止地中海的影响扩展到内陆，使土耳其内陆的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成为大陆性气候，四季鲜明。

地处欧亚大陆的土耳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文明，由于继承并吸纳了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因而东西方文明在此得以融合互鉴。人口的迁徙与流动十分频繁，亚述人、希腊人、色雷斯人、弗里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各族群均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定居生活过。土耳其主要城市包括首都安卡拉、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以及伊兹密尔。国民构成中，70%—80%的人口为土耳其人，最大的少数族群是库尔德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官方语言是土耳其语。

土耳其是联合国的创始国、第一个加入北约的伊斯兰国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经合组织、欧安组织、黑海经合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和20国集团的创始成员。土耳其于1963年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准成员，于1995年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并于2005年开始与欧盟进行入盟谈判。

一 历史

11世纪下半叶，塞尔柱王朝的土耳其人开始渗透到中世纪的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的东部地区。1071年，塞尔柱王朝在曼齐科特战役中击败拜占庭帝国，进而开始了该地区的土耳其化进程，土耳其语和伊斯兰教也被引入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并逐渐使该地区从一个主要是信仰基督教和讲希腊语的地区过渡到以信仰伊斯兰教和说土耳其语为主导。1243年，塞尔柱军队被蒙古人击败，塞尔柱王朝统治力量被慢慢瓦解。与此同时，由奥斯曼一世统治的奥斯曼帝国逐渐强大。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征服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和威望在16—17世纪达到顶峰，其领土包括今天的东南欧、西亚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16—18世纪，奥斯曼帝国经常与萨法维波斯王朝因领土争端或宗教分歧引发冲突 。直到19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与波斯的战争仍然持续。从16世纪至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还与沙皇俄国进行了多次战争，沙皇俄国想获得黑海控制权，以打通南下通道，而奥斯曼帝国则想在巩固既有的南欧和东欧领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版图，双方由此发生长期冲突，结果导致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国力日衰的奥斯曼帝国丧失其在黑海北部海岸的大片战略领土，帝国的存亡也命悬一线。

为挽救日渐衰落的国力，奥斯曼帝国一些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为了富国强兵、救亡御辱，对帝国的军事与行政体制、法律与财政制度、教育及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谢利姆三世改革（1789—1806）、马赫穆德二世改革（1808—1839）、坦齐马特改革（1839—1876）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改革（1876—1909）。1839年11月3日，奥斯曼帝国新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颁布著名的“御园赦令”，从而启动了以制定法律为中心的一系列宪政与近代化改革运动。

1876年上台的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虽然也推动近代化改革和宪政运动，但这些努力亦未能阻止帝国的解体。随着帝国的规模、军事力量和财力逐渐减弱，特别是在1875年奥斯曼帝国发生经济危机和1877—1878年由巴尔干起义导致的俄土战争爆发后，许多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迁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心地带。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导致其辖内各族群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族群冲突加剧。1914年8月，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同盟国作战，并于1918年战败，帝国由此丧失大片领土，进而分崩离析。1922年，由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同僚发起土耳其独立战争，废除君主制，次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成为土耳其第一任总统。甫一上任，凯末尔就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将古老的以宗教为基础的奥斯曼帝国体制转变为以宪法为基础的实行议会共和制的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为此，改革内容主要是学习西方宪政思想，将西方的政制、文化和习俗等世俗化内容引入土耳其，并强力推行。1934年土耳其议会赋予穆斯塔法·凯末尔尊敬的姓氏“阿塔图尔克”，意为“土耳其之父”。

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去世。1939年，土耳其吞并了哈塔伊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即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加入同盟国进行最后的战争。1945年6月26日，土耳其成为联合国的特许成员。1949年，土耳其加入欧洲委员会。

土耳其民主党连续赢得了1950年、1954年和1957年的大选，并执政十余年。在与联合国部队共同参加朝鲜战争后 ，土耳其于1952年加入北约，成为抵抗苏联向地中海扩张的堡垒。土耳其随后于1961年成为经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并于1963年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准成员。自1980年土耳其经济实现自由化以来，经济增速加快，政治稳定性更强。土耳其于1987年申请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正式成员，于1995年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并于2005年申请加入欧盟。

二 政治

自1923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始，土耳其便成为一个实行议会代议制的民主国家。2017年在时任总统埃尔多安的主导下，土耳其全民公投通过总统制，从而使土耳其从议会制国家转型为总统制国家。新的总统制在2018年总统大选中生效，总统是国家元首，拥有完全的行政控制权力，包括颁布法令，任命内阁，制定预算，解散议会，以及指定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总理办公室及其权力移交给总统，总统任期五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也由此成为第一位通过直接投票选出的总统。土耳其的宪法统领全国的法律框架，阐述了政府的主要原则，并将土耳其建立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国家立法权属于一院制议会 ，即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司法机构名义上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机关，但2017年全民公投通过的宪法修改案却赋予了总统和执政党任命或解雇法官和检察官的权力。宪法法院负责裁定法律和法令是否符合宪法。国务委员会是行政案件的最高审判庭，最高法院则对所有其他案件拥有最高审判权力。

自1933年以来，土耳其各地普遍适用男女普选权，每个年满18周岁的土耳其公民都享有投票权。大国民议会由600名议员组成，每位议员任期四年，由85个选区按照比例代表制选出。宪法法院可以剥夺任何其认为反世俗或具有分裂性质的政党的公开经济资助，或判定其非法性。

建国以来，虽然在政府主导下，土耳其一直坚持走世俗化道路，但伊斯兰和世俗主义之间的矛盾依然长期存在，并在土耳其引发多次军事政变，这已成为土耳其政治结构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阿塔图尔克改革的支持者被称为凯末尔主义者，他们和伊斯兰主义者关于宗教在立法，教育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伊斯兰主义者认为伊斯兰教应该在政府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支持威权统治。凯末尔主义者则认同西方议会民主制，主张世俗化，同时坚持国家有着主导经济、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必要性。坚决主张世俗与共和原则的凯末尔不仅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教法庭，还专门成立了宗教事务委员会以管理全国的清真寺。1928年，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宪法条款被废除。1937年，世俗主义作为新的条款被写入宪法。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多次发生军事政变并引发军事行动，主要原因在于受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冲击，中东地区兴起了一股伊斯兰复兴思潮，受此潮流的裹挟，土耳其国内的社会政治环境也悄然发生变化：一是民主党为争取民众支持取消了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限制 ；二是1960年军事政变后出台的宪法赋予了民众自由集会和成立党派的权利；三是加入欧盟的倡议为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赋予提供了保障。1974年7月15日，塞浦路斯发生政变，与希腊联盟的塞浦路斯进步党领袖、持极端观点的尼克斯·桑普斯（Nikos Sampson）推翻了总统马卡里奥斯。1983年，在土耳其支持下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如今，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领导人之间仍在进行解决塞浦路斯争端的谈判。1984年，库尔德工人党（即库尔德分离主义组织，被土耳其及北约视为恐怖组织）开始对土耳其展开武装叛乱活动，迄今为止，冲突共夺去了40000多人的生命。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一场“未遂的军事政变”，造成2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

三 经济

按照名义GDP计算，土耳其位列世界第17，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位列世界第13。土耳其是经合组织（1961年）和20国集团（1999年）的创始成员国。1995年，土耳其作为欧盟—土耳其关税同盟的缔约国，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为发达国家，被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美林证券、世界银行和《经济学家》则将土耳其归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根据2007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世界银行将土耳其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2010年，土耳其毕业生平均工资为每人每小时10.02美元。土耳其的劳动力参与率为56.1%，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是最低的。根据2014年《福布斯》杂志的一项调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共有37位亿万富翁，排名世界第五。

土耳其的经济特征是长期低储蓄率。自埃尔多安上任以来，土耳其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长，到2018年1月达到71亿美元，近12个月滚动赤字升至516亿美元，是世界上经常账户赤字最大的国家之一。由于土耳其私营部门过剩，经济发展极其依赖资本流入，银行和大公司通常大量使用外币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每年必须借贷大约2000亿美元，以解决其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和到期债务，而外汇储备总额仅为850亿美元，面临着资金流入枯竭的风险。

自2004年以来，土耳其一直符合公共债务存量的“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标准60%”。同样，从2002年到2011年，预算赤字从10%以上降至不到3%，这也是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对预算余额的要求之一。2012年，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十八年来第一次将土耳其的信用评级提升到投资级别，随后穆迪于2013年5月对其进行二十年来首次评级升级，穆迪在官方声明中表示，由于该国“近期关键经济和公共财政指标改善和对未来良好的预期”，将土耳其的政府债券评级提升至最低投资等级。

2009年以来，土耳其股价几乎翻了一番。2017年5月10日，土耳其股票市场基准指数BIST100指数创下95735点新高。2018年1月5日，该指数更是达到116638点。然而，在接下来的土耳其货币和债务危机期间，该指数在5月份回落至100000以下。6月初，以美元计算的BIST100指数跌至最低水平。2018年3月，穆迪将土耳其的主权债务降级为垃圾级。2018年5月，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土耳其的债务评级同样降至垃圾级别，理由是土耳其货币里拉遭遇抛售，通货膨胀预期增大。2018年5月，穆迪将2018年土耳其经济增长预期从4%下调至2.5%，2019年从3.5%下调至2%。2018年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提高从土耳其进口钢铁和铝制品的关税，土耳其货币里拉汇率应声下跌17%。

2018年8月，土耳其遭遇货币危机，里拉汇率暴跌，引发投资和消费放缓，日常消费品和能源价格大涨。土耳其政府随后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幅提高基准利率。里拉的崩溃给欧元施加了压力，并增加了投资者对新兴市场货币的风险厌恶程度。8月13日，南非股价下跌近10%，创下自2016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里拉危机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土耳其经济的深层担忧，还引发了全球市场的连锁反应。

土耳其经济在2018年底出现萎缩，并将有进一步萎缩的趋势。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第四季度土耳其的经济产出萎缩了3%，而在2017年同期，土耳其经济则增长了7.3%。土耳其政府预测，2019年和2020年土耳其经济将温和增长，目前的经济需要一段时间的降温，以降低土耳其对外国资金的依赖。为此，土耳其央行于2018年9月开始收紧信贷，并将利率维持在24%的水平。与此同时，在西方政治势力的压迫下，大型跨国公司开始纷纷撤离土耳其，本田土耳其公司在2019年4月8日宣布，其将于2021年结束在土耳其的汽车生产，计划关闭在土耳其境内的工厂并为约1100名员工提供再就业援助等。随着全球汽车业逐渐推进电动化，本田认为有必要谋求产能优化。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本田公司于2019年2月宣布将结束在英国的四轮车生产，2021年终止在土耳其的“思域轿车”生产，随着思域轿车的生产终止，本田在土耳其的汽车生产也行将结束。本田在英国的工厂也拟在2022年后关闭。由于欧洲汽车生产的竞争加剧导致销售业绩低迷，本田认为在欧洲生产电动汽车也有难度，今后将把主要精力用到美中两大市场。不过公司表示包括两轮车在内，本田在土耳其的销售业务仍将维持。

四 军事

作为北约的南方屏障，土耳其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土耳其军事部队由正规军和准军事力量组成，正规军由陆军，海军和空军组成，现役部队63.9万人。宪兵队和海岸警卫队属于准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受内政部的统一领导，在战争时期，它们则分别隶属于陆军和海军司令部。准军事部队18.22万人，其中宪兵队18万人，装备装甲输送车560辆，直升机65架。海岸警卫队2200人，装备近岸巡逻艇64艘（另外还有一些小艇）、运输机2架。总参谋长由总统任命。内政部长理事会对议会负责，组织武装部队以确保国家安全。但是，议会负责宣布战争、将土耳其武装部队部署到外国，或者允许外国武装部队驻扎在土耳其。每名适龄男性土耳其公民必须在军队服役三周至一年，除非他们在上学或者已经参加工作。

根据2011年北约的估计，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常备军事力量，数量仅次于美国。在北约组织中，土耳其与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荷兰一起参与该联盟的核共享政策。土耳其空军基地共有90枚B61核弹，其中40枚是在发生核冲突时，在北约的批准下，由土耳其空军分配使用的。

自朝鲜战争以来，土耳其一直在联合国和北约的国际任务中维持部队，包括在索马里，南斯拉夫和非洲之角的维和行动。土耳其支持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联军。土耳其武装部队向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驻科索沃部队，欧洲军队和欧盟战斗群提供军事人员。自1974年以来，土耳其在北塞浦路斯维持着36000人的部队。近年来，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和索马里武装部队进行安全和军事训练。

据福布斯报道，在2016年全球和平指数中，土耳其在全球163个国家中排名第145位，主要是因为其“与邻国关系日益紧张”。

2017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帮助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挫败了一起未遂军事政变，至此，俄土关系进入蜜月。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签订协议，购买4套S-400防空导弹系统。美国等北约国家多次警告土耳其不要购买这一俄制系统，认为该系统无法与北约武器系统兼容，且可能有助于俄方今后定位及追踪美国及盟国的F-35战机。2019年，美国国防部称已暂停向土方提供F-35战机零部件，直到土方放弃装备S-400防空导弹系统。根据新华社安卡拉2019年4月10日的消息，据土耳其媒体10日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付时间可能提前。埃尔多安日前在访俄回国的专机上接受随行媒体采访时说，土俄正在落实S-400系统的采购协议，该防空系统有可能早于此前计划的今年7月交付。他重申，土耳其购买该系统是土耳其主权范围内的事，关乎土国家安全，其他国家无权干涉。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10日在接受土耳其NTV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美国不向土耳其提供F-35战机，土耳其会向其他国家购买战机，可能是俄罗斯苏-34、苏-57战机 。如果美国拒绝向土出售“爱国者”导弹系统，土耳其会向俄罗斯购买更多的S-400或其他防空导弹系统。

五 旅游

土耳其的旅游业主要集中在各种历史遗迹，以及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的海滨度假胜地。土耳其也成为文化，水疗和医疗保健的热门目的地。土耳其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结合处，并跨越欧亚两州，国内分为马尔马拉海、爱琴海、黑海、安纳托利亚中部、安纳托利亚东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地中海七大地理区域。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相对发达便利的水、陆、空交通条件，对国际游客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大批世界著名旅游跨国集团纷纷在土耳其投资、兴建饭店、度假村和其他休闲娱乐设施。适宜的气候条件也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地中海沿岸地区一直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黑海海滨现已成为中东欧国家居民旅游度假的首选之地。

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土耳其也有很多值得一游的地方，如亚罗瓦温泉、特洛伊城遗址、观鸟胜地库什湖、世界奇景棉花堡和卡帕多西亚地区等。土耳其还设有37个国家公园，18个自然公园，33个严格保护区，123处野生动物保护区和102处自然遗迹景区，共计906个保护区，面积约390万公顷，约占全国领土面积的5%。这些保护区大部分位于土耳其西部和北部地区，每年接待大约15万游客，并提供游乐设施及服务。保护区的设立不仅保护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同时，这些保护区在促进国家和农村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伊斯坦布尔历史上是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如今是土耳其最大城市和港口，它不仅是土耳其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和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是土耳其经济、文化、金融、新闻、贸易、交通中心，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之一。这个城市有数量众多的酒店和其他旅游服务，迎合度假人士和专业旅游团队，还拥有众多主要景点，其中包括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即著名的“蓝色清真寺”）、圣索非亚大教堂、托普卡珀宫、大教堂蓄水池、加拉塔桥、大市集、香料市集和佩拉宫酒店。近年来，伊斯坦布尔建了众多商场和购物中心，如Metrocity，Akmerkez和Cevahir Mall。

2000年至2005年期间，土耳其的外国游客人数大幅增加，从800万增加到2120万，这使得土耳其成为世界游客十大目的地之一。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世界旅游晴雨表，2011年土耳其的旅游热度在世界上排名第六，在欧洲排名第四。在2014年的高峰期，土耳其吸引了大约4200万外国游客，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从2015年开始，由于国内政治暴力的普遍增加、土耳其与俄罗斯政治局势的紧张关系、恐怖主义袭击以及对总统埃尔多安越来越多专制形象的不满，导致土耳其旅游业急剧下滑。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的主要土耳其目的地是棉花堡、贝尔加马、艾菲斯和卡帕多西亚。根据国内多家媒体的报道，由于土耳其里拉汇率大跌导致赴土耳其旅游的价格大幅降低的影响，2018年下半年赴土耳其的中国游客更是有所增加。根据携程出境游平台的监控数据显示，2018年8月12日开始到14日，在携程旅游板块“土耳其”关键词的流量猛增了150%。2018年4月17日，中国和土耳其在北京举行“土耳其旅游年”的活动上，土耳其文化旅游部部长努曼·库图姆斯表示：“我们很高兴在2018年将接待近40万名中国游客。”而据土耳其的统计，近年来中国去往土耳其的游客人数稳步增长。2017年中国去往土耳其的游客人数是247000人次，相比于2016年增长了47.57%。而这首在中国流行的歌曲《带你去旅行》借助“土耳其旅游年”和“土耳其里拉暴跌”等多种有利因素影响，将助推2018年到访土耳其的中国游客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六 文化

土耳其拥有非常多元化的文化，融合了突厥文化、安纳托利亚文化、奥斯曼帝国文化（其本身就是希腊罗马和伊斯兰文化的延续）以及西方文化的众多传统元素。这种融合最初是由于土耳其人和他们的文化都是从中亚向西方迁移过程中慢慢演变产生的。土耳其保持了自己独特的传统宗教和历史文化，同时受到了“现代化西方国家”的影响 。

西方绘画艺术于19世纪被引入土耳其，并逐渐在这里生根开花。20世纪初期，一些画家如纳米克·伊斯梅尔、伊布拉姆·卡利、阿芙尼·丽飞、费赫曼·杜兰以及伊克梅特·奥纳特纷纷去欧洲接受了艺术教育，成为印象派画家。这些以“1914一代”著称的画家，影响了共和年代早期的绘画艺术发展。20世纪30年代，由若干公立研究中心（哈尔凯夫勒利）开展的有关安纳特里民族艺术文化的大规模研究影响了众多的艺术家，并促使他们接着去探讨在此次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些新课题。

最初的绘画课程安排在1793年的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当时的帝国军事工程学院），主要目的是用于军事技术的开发。在19世纪后期，西方意义上的人物形象在土耳其绘画中建立起来，特别是奥斯曼·哈姆迪·贝（Osman Hamdi Bey）的绘画作品。1926年在欧洲学习深造的年轻土耳其艺术家，从欧洲当时富有影响力的如野兽派、立体派甚至表现主义等当代潮流中获取灵感，以几位年轻艺术家共同建立的名为“D组”的艺术团体向土耳其国内引进介绍了在西方持续了三十多年的一些现代艺术趋势，获得了相当大的反响。

艺术和文化发展纲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加大了实施力度，其中包括对坐落在伊斯坦布尔的国立美术学院（1936年以前被称作“沙娜依·奈菲塞·梅克特比”）的改组。在国家教育部的规划下，1949年至1950年期间，法国艺术家雷欧珀尔德·利维被任命为该学院绘画系的系主任。接着他的学生创办了一个雅号为“叶妮乐·格露布”的新绘画团体，它是继“D团体”之后绘画界最为重要的一支团体，他们使用清新明快的风格和新颖独到的技巧开展绘画实验。直至1955年之前，这支团体仍举办了不少画展。早期，该团体的画家主要关注社会问题，但是此后不久就离这种社会现实主义的艺术表达方式越来越远。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波接一波艺术运动的兴起，第一批抽象派画家在土耳其也孕育而生，其中包括阿德南·库克、鹿特芙·古纳伊、塞姆西·阿雷尔、阿比定·艾尔德鲁鲁以及萨布利·贝尔克。他们试图通过使用书法来给抽象艺术形式增添一抹传统的和本土的笔触。内塞特·古纳尔关于社会题材的画作，德弗利姆·艾尔比尔的袖珍绘画，西哈特·布拉克从民间艺术中汲取养分的画作和奥尔汗·佩克用晕染技巧创作的动物形体画及安纳特里风俗画，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格多样的象征派绘画发展趋势的代表作品。直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艺术家都试图在一些相互排斥的趋势间如抽象—象征派与综合—传统派之间进行融合。与此同时，一些先锋类画作和实验类画作则受到每年举办的“新趋势”画展的追捧。该画展在首建于1977年的伊斯坦布尔艺术节中举行。此外，1980年以来，概念类绘画同传统绘画一样开始在油画中流行开来。

从奥斯曼时代后期开始的文化“西学东渐”浪潮中，雕刻艺术同其他艺术领域一样得到复兴。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了共和时代，使得雕刻艺术得以进一步发展。为了发掘出先前文明的雕塑遗产，人们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作“民族性文物出土”的考古挖掘活动。一方面，本领域的一些国外大师被请进国内来指导青年才俊；另一方面，年轻有为的学生则被送到国外接受艺术教育。1937年，德国雕塑家鲁道夫·贝林被任命为国立美术学院雕塑系的系主任。直至1954年，鲁道夫·贝林历任该学院的教授，在培养学生的同时，还继续进行雕塑艺术创作。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塔什里克公园和安卡拉大学农学院校园中的伊诺努纪念碑即为贝林教授的作品。土耳其史上最重要的雕塑展之一就是由贝林主持，在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的塔斯克斯拉大楼里成功举办的。

在雕塑艺术的发展早期，艺术家主要进行着纪念碑和阿塔图尔克雕塑的创作，而在此期间，一些外国大师如科里佩尔、卡诺尼卡、哈纳克、托拉克和贝林等占据着主流地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然而，随着成立于1937年的纪念碑雕塑比赛的开展，土耳其雕塑家的地位与影响开始上升，例如在厄尔珠鲁姆纪念碑的设计比赛中，阿里·哈迪·巴拉摘得桂冠，而祖赫图·穆利多鲁位居第二。此外，在同时有外国雕塑家参加的玛尼撒纪念碑的设计比赛中，内加特·西若尔列居第一。许多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职业艺术创作的雕塑家，例如哈克·阿塔姆鲁、亚弗兹·格勒夫、卡米尔·索纳德、伊汉·克曼、许瑟因·格泽和图尔古特·普拉，都是贝林的门徒，甚至那些主要以象征派作品为代表的雕塑家也曾进行过象征—抽象雕像的实验创作。但也有一部分雕塑家，如伊汉·克曼、萨蒂·卡利克和图尔古特·普拉等，他们的作品主要是抽象派雕塑作品，其中，伊汉·克曼多次在国外举办雕塑展，并且在许多比赛中赢得荣誉。

哈迪·巴拉和祖赫图·穆利多鲁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影响了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发展。该时期的主要特征在于抽象派雕塑方法以及种类繁多的当代雕刻工具和雕刻技巧的使用。一些雕塑家如塔默·巴塞歌鲁、库兹冈·阿卡、古尔达·杜亚和纳米克·德尼兹汉都是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在1961年举行的巴黎青年赛中摘得桂冠的库兹冈·阿卡就创作了一系列趣味横生的抽象派雕塑作品。例如，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玛尼法图拉茨拉·卡西西（伊斯坦布尔纺织品市场）前边的钢铁浮雕——“库斯拉”（飞鸟群）就是他的作品。此外，将新维度引进象征派雕塑的梅赫梅特·阿科索夫，用金属材料和石头材料创作抽象派雕塑作品的费力特·欧兹森，用木质雕塑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塞姆·布加伊、哈伊·卡拉伊以及梅汀·哈瑟克等，都是当代一些引人注目的出色雕塑家。

土耳其的地毯编织代表了一种传统艺术，可追溯到伊斯兰时代之前。在其悠久的历史中，编织地毯的艺术和工艺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土耳其地毯中，可以发现拜占庭设计的痕迹，还有代表了从中亚迁移而来的突厥人、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高加索人和库尔德人部落等传统设计图案。伊斯兰宗教发展和伊斯兰艺术发展也影响了土耳其地毯的设计。因此，土耳其地毯的设计、图案和装饰风格均深深反映了其民族与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性。

土耳其文学是一系列文化传统的混合体。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世界以及欧洲之间的互动促成了土耳其文学艺术的多样性融合。在奥斯曼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文学受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的影响很大。现代土耳其文学大部分植根于1896—1923年文学运动中。从广义上讲，这一时期有三个主要的文学运动：Edebiyat-ɪCedîde（新文学）运动、Fecr-iÂt（未来的黎明）运动、MillîEdebiyat（国家文学）运动。200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授予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文学评论家把帕慕克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称他是“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其作品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在众多国家和地区广泛流传。

充满生活气息的土耳其民间音乐起源于亚洲大草原，它和出自奥斯曼宫廷的土耳其古典音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土耳其民间音乐都没有记谱，而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由被称为“阿斯克拉尔”（asiklar）的民谣歌手口头传唱。和民间音乐截然不同的还有奥斯曼军乐，现在经常由伊斯坦布尔的禁卫军军乐队演奏，这种音乐起源于中亚地区，由壶形鼓（kettle drums）、竖笛、铙钹和铃铛演奏。这种神秘的土耳其回旋德尔维什乐曲从头到尾都萦绕着簧管和“奈伊笛”（ney）的乐声。每年12月的梅乌拉那节期间可以在科尼亚（Konya）欣赏到这种音乐。

土耳其传统音乐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1世纪塞尔柱土耳其人迁移到安纳托利亚和波斯时期，具有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土耳其音乐主要受到突厥元素以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包括中亚民间音乐、阿拉伯音乐、希腊音乐、奥斯曼音乐、波斯音乐、巴尔干音乐，以及现代欧洲和美国流行音乐。随着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族群多样性增加，土耳其音乐流派和音乐乐器的多样性也在扩大。许多土耳其城镇都有着独特而充满活力的具有当地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土耳其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是萨斯琴，它代表了土耳其和中亚文化的关联，在历史上它来自中亚的游牧部落，而土耳其的国际大都市——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又带来了丰富的欧洲文化元素。萨斯琴十分多变，可以演奏出希腊布祖奇琴的音色、斯拉夫音乐的节奏以及地中海的小调。

正如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戏剧艺术在土耳其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史前流传下来的民俗庆典及宗教仪式，二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传奇及事件。上述种种活动往往需要借助舞台表演，于是便产生了最早的戏剧。在土耳其农村地区，这种民间戏剧至今仍然存在。木偶戏、卡拉戈兹（Karagoz）皮影戏、麦达（说书人）以及奥塔奥因（Orta oyun）（一种奥斯曼风格的舞蹈）等民间戏剧艺术形式，在西方戏剧艺术全面进入之前，都曾在土耳其民间广泛流传。1839年，坦齐马特（Tanzimat）敕令的发布宣告了土耳其国家及社会一系列变革的开始，变革之一便是土耳其国家大剧院的建立。就在这一时期，在皇室和政府高层的支持下，西方戏剧叩开了土耳其的大门。Karagoz-hacivat 皇室对戏剧的密切关注促使整个社会对戏剧采取较为宽容的接纳态度。穆赫穆特二世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政府高层则鼎力支持西方戏剧在土耳其的开花结果。土耳其知识界及土耳其驻外使馆也为此做出了许多贡献。在观摩各国戏剧方面，土耳其驻外使馆可谓是近水楼台，并由此对西方戏剧艺术产生了深刻的了解和关注。阿赫迈特·维菲克·帕萨（Ahmet Vefik Pasa）对莫里哀的剧作进行了翻译和改编，使其展现在土耳其的戏剧舞台上，他还在布尔萨建立了一座剧院，让戏剧艺术为这个城市的人们带来丰富多彩的生活。

土耳其知识界在引进西方戏剧艺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冷落了土耳其土生土长的传统戏剧，这导致了早期土耳其戏剧艺术中民族性的缺失，传统戏剧的传承和发展往往仅靠言传身教。为改变此种现状，赛米尔·帕萨（Cemil Pasa）于1913年至1914年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期间，创办了第一所戏剧学院。学院的戏剧和音乐系被命名为“Darulbedayaii Osmani剧团”，首任总监是安德·安东尼（Andre Antoine）。安德鲁·安东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返回到自己的祖国，其继任者是穆辛·埃尔图格鲁尔（Mushin Ertugrul）。1916年，“Darulbedayii剧团”举行了首次公演。此后的9年里，其一直在跌跌撞撞中寻觅着自己的立足点，直到1926—1931年获得伊斯坦布尔市政府的财政支持后，才开始跨入正轨。1931年，剧团粗具市立剧院的雏形，并于1947—1958年间获得长足发展。1940年6月10日，国立剧院管理局依法成立，其一开始隶属于国家教育部，中间曾归属于首相府，后来又归属于文化部。

土耳其现代流行音乐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西方化运动的推动。由于日益开放的经济和社会，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西方音乐风格在20世纪90年代初再次流行起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量的地下音乐，涵盖了摇滚、电子乐、嘻哈、说唱和舞蹈音乐等多种现代音乐形式，与土耳其主流音乐和阿拉伯风格音乐分庭抗礼。

根据土耳其官方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显示，2018年上半年访问土耳其的中国游客人数达到了191000人，同比增长91%。根据阿纳多卢通讯社对中国游客的采访，许多中国游客都是受到了一首中国流行歌曲《带你去旅行》中的歌词影响，歌词中“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描述了一名男性要带着自己的女友开展一场浪漫的旅行，而他们的旅行第一站就是“浪漫的土耳其”。

土耳其美食以传统的奥斯曼美食为主。奥斯曼美食受到巴尔干、阿拉伯、拜占庭、库尔德、波斯和亚美尼亚菜肴的影响。土耳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得植物和动物得以蓬勃发展。土耳其美食出现于15世纪中叶，这是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统治时期的开始，得益于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主要的贸易路线，利用其陆路和水路从世界各地进口具有异国情调的食材。16世纪末，奥斯曼法院就制定通过了规范食品新鲜度的法律。酸奶沙拉、橄榄油鱼、果子露和填馅蔬菜成为土耳其的主食，配料和做工都非常的独特、精致。牛、羊、鸡为其主菜，基本的烹饪方式为烤、煮，肉品需要精心挑选，经过大厨的特殊烹调，牛羊肉毫无腥味且味道独特。在土耳其还有一种叫做“多内尔Kebap”（Doner Kebap）的食物，意思是转的烤肉。地道的多内尔Kebap是以片状的牛羊肉或鸡肉以大型的铁条直立串起来烤熟，再用刀削下肉片，就着松脆的面饼佐以洋葱及各式蔬菜，配上酸奶汁便是一顿最平民化的土耳其便餐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瓦解以及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式食物和西式快餐等外国食品才慢慢进入现代土耳其饮食。

第二节 综合国力评价

综合国力评价是对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总体判断，也是我们进行国与国之间比较的基础。在本节中，我们拟通过数量化的指标体系对土耳其的综合国力进行评价。

一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是为了反映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内的综合国力。在参考国际上的指标体系和竞争力指标的基础上，立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点，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综合国力指数，有利于在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国力和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更好地判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状。

合理地选取指标和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国力指数评价体系，有利于真实、客观地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质量与综合水平。本章节在回顾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聚焦“国情”和“综合”，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实践，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国力指数的构建原则，并据此构建一套系统、科学、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方法。第一步，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第二步，按照各级指标进行算术加权平均；第三步，得出相应数值并进行排名。

本指数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竞争力报告数据和欧洲统计局。

（一）指标体系构建内容

拟构建一个三级指标体系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评估。

1.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体系包括四个“力”和一个“环境”，分别为基础国力、消费能力、贸易能力、创新能力和营商环境。

2.二级指标

在基础国力（A）中间，设置了四个二级指标，分别是资源禀赋（A1）、人口状况（A2）、教育水平（A3）和基础设施（A4）。

在消费能力（B）中间，设置了两个二级指标，分别是消费总量（B1）和消费结构（B2）。

在贸易能力（C）中间，设置了两个二级指标，分别是进口能力（B1）和出口能力（C2）。

在创新能力（D）中间，设置了三个二级指标，分别是创新人才（D1）、研发投入（D2）和创新成果（D3）。

在营商环境（E）中间，设置了四个二级指标，分别是制度环境（E1）、投资安全（E2）、外商政策（E3）和公共服务（E4）。

3.三级指标

本文的三级指标共有139个，具体见表Ⅰ-1-1。

从图Ⅰ-1-2中，我们可以发现，土耳其的综合国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7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53位。从横向比较上分析，2017年美国的GDP水平是193906亿美元，中国的GDP水平是122377亿美元，土耳其的GDP水平8511.0亿美元，土耳其的GDP水平为美国GDP的4.38%；中国GDP的6.95%。

从图Ⅰ-1-3中，我们可以发现，土耳其的基础国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6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51位。土耳其的消费能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5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55位。土耳其的贸易能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7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58位。土耳其的创新能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9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60位。土耳其的营商环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12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78位。

第三节 指标分类评价

一 基础国力评价

从图Ⅰ-1-4中，我们可以发现，土耳其的资源禀赋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5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30位。以土地面积为例，2017年美国的土地面积为9147.42千平方千米，中国的土地面积为9388.21千平方千米，土耳其的土地面积为769.63千平方千米，土耳其的土地面积为美国土地面积的8.41%，为中国土地面积的8.19%。

土耳其的人口状况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6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29位。以人口总数为例，2017年美国的人口总数为3.26亿人，中国的人口总数为13.86亿人，土耳其的人口总数为0.80亿人，土耳其的人口为美国人口总数的24.54%，为中国人口总数的5.77%。

土耳其的教育水平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10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75位。在我们的计算样本中，美国、中国和土耳其在教育培训分指标上的得分为别是6.3、4.8和4.05。

土耳其的基础设施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8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49位。在我们的计算样本中，美国、中国和土耳其在基础设施分指标上的得分为别是6.0、4.7和4.58。

二 消费能力评价

从图Ⅰ-1-5中，我们可以发现，土耳其的消费总量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5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36位。土耳其的消费结构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6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32位。2017年，美国、中国和土耳其的人均GDP水平分别是59531.6美元、8826.9美元和10540.6美元。

三 贸易能力评价

从图Ⅰ-1-6中，我们可以发现，土耳其的进口能力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8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55位。土耳其的出口能力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9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54位。2017年，中国和土耳其在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9.76%和24.84%，中国和土耳其在商品和服务进口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8.05%和29.33%。这说明土耳其是一个高度依赖于别国的外向型国家。

四 创新能力评价

从图Ⅰ-1-7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创新人才方面，土耳其的创新人才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10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66位。在我们的计算样本中，美国的创新人才得分为6.4，中国的创新人才得分为3.5，土耳其的创新人才得分为2.23。在研发投入方面，土耳其的研发投入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12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66位。在我们的计算样本中，美国的研发投入得分为8.1，中国的研发投入得分为5.9，土耳其的研发投入得分为3.4。在创新成果方面，土耳其的创新成果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10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66位。在我们的样本中，美国的创新成果得分为7.6，中国的创新成果得分为3.2，土耳其的创新成果得分为2.96。

五 营商环境评价

从图Ⅰ-1-8中，我们可以发现，土耳其的制度环境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13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77位。在我们的样本国家中，美国制度环境的得分为9.6，中国制度环境的得分为6.5，土耳其制度环境的得分为5.9。

土耳其的投资安全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12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80位。在我们的样本国家中，美国投资安全的得分为9.6，中国投资安全的得分为6.5，土耳其投资安全的得分为6.05。

土耳其的外商政策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11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71位。在我们的样本国家中，美国外商政策的得分为8.6，中国外商政策的得分为7.5，土耳其外商政策的得分为6.5。

土耳其的公共服务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13位，在世界137个国家中排名第82位。在我们的样本国家中，美国公共服务的得分为7.6，中国公共服务的得分为7.0，土耳其公共服务的得分为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