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位于亚洲大陆板块的最西端。由于身处欧亚大陆接合部,所以对中东地区、巴尔干地区、中亚地区、俄罗斯、欧洲和非洲等地都有辐射和联通作用,加之扼黑海海峡的咽喉,又成为黑海和地中海之间唯一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拿破仑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伊斯坦布尔必定是它的首都”,足见土耳其不可或缺的枢纽地位。
便利的交通使土耳其成为历史上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其所处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有着6500年的悠久历史,被称为“文明的摇篮”,这里不仅孕育了古老的赫梯文明,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还先后成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作为一个穆斯林群体占人口主体的世俗化国家,土耳其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文明国家,但同时又有着浓郁的基督教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
土耳其有过辉煌的历史,自1299年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建立后,疆域不断扩大,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其疆域面积之广堪比古罗马帝国和古波斯帝国。存续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因疆域之广而容纳了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多民族族群,其多元而治的宽容政策使境内各民数族群得以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使得今天的土耳其成为一个多元文明共存的现代化国家。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多重文明的叠加,造就了土耳其的浪漫气息和神秘气质,也成就了游走于东西和古今之双重十字路口的“呼愁”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历史上将中国与土耳其两大民族联系起来的主要大动脉是有名的丝绸之路。早在汉代,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人就和中原存在友好往来。近代以来,中土两国在西方列强的眼中被视为“东亚病夫”和“西亚病夫”。在民族危难时刻,两国都各自开展了救亡图存的技术革新运动,在追求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上都有着非常相似和曲折的经历。由于毗邻欧洲,今日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比中国较早受到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奥斯曼帝国自18世纪就走上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近代化道路。土耳其近代化改革的实践曾极大鼓舞了中国,1898年力倡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在上书光绪皇帝陈情改制之由时,便以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为例来佐证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凯末尔的领导下,1923年10月29日,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成立,并坚定走上了现代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建国后,百废待兴的土耳其为加快经济建设,早日实现民族复兴,开始以举国之力制订五年经济建设计划,193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实施,重点发展轻工业,同时通过赎买等方式,将外国工矿企业悉数收归国有,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土耳其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使土耳其成为当时世界上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38年,土耳其政府又批准了第二个五年经济计划,可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计划搁浅。1963年,土耳其重新启动第一个“新五年计划”,此后制订并实施“五年计划”就成为土耳其政府的一项重要国家发展战略。
1971年中土建交后,两国先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全面启动改革开放的对外战略,努力从发达国家招商引资。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在有着“经济改革总设计师”之称的厄扎尔总理的领导下,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经济上,改变建国后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发展模式,重点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同时以出口导向型战略取代了之前的进口替代政策;外交上,一改过去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放弃冷战期间对自身“边疆国家”的定位,转而将土耳其定义为一个连接东西方和亚欧大陆两端的“桥梁国家”,实行东、西方并重的多边外交战略,开始强调外交自主性和独立性,积极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紧密关系。
厄扎尔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革为土耳其21世纪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也为“土耳其模式”的形成构建了雏形。1998年,土耳其跻身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2013年,土耳其人均国民收入跨过一万美元大关,国内生产总值也位居世界第17位,一跃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中东伊斯兰国家。而在2002年赢得全国大选上台执政至今的正义与发展党,也在总体继承厄扎尔时代的经济、政治与外交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决心将土耳其从一个“桥梁国家”升级为一个联通四方的“枢纽国家”,并于2011年提出了《2023年愿景》规划,力争在2023年现代土耳其建国100周年时,能够跻身世界前十大经济体行列,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力量。
进入21世纪后,中土双边关系开始驶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双方建立了新型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济互利步伐加快、文化交流不断扩大。2000年4月,中土领导人签署了有关政治、经济和能源内容的协议,商谈重建丝绸之路,决定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中土双方在坚持维护各自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统一等方面均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决定在相互尊重、互信互利、平等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2010年10月,中土宣布正式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的高层互访进一步增多,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
2013年中国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土两国的经贸合作迎来了重要合作机遇期。中国与土耳其同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古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就在今天土耳其美丽的海滨城市伊兹密尔。一方面,土耳其作为衔接欧亚大陆的地理与文化桥梁,是中国—中亚—西亚国际经济走廊上的重要国家,更是中国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和重要支点国家,中国的首条海外高铁项目就是在土耳其顺利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营;另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土耳其的国家复兴战略交相辉映,因此两国在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安全反恐、人文交流全面启动的基础上,很快实现了战略上的对接,使两国的合作外交呈现出互利共赢、独立务实的鲜明特征。
土耳其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爱琴海的咽喉要道,并辐射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东地区,是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枢纽和文明交流互鉴的节点,其很早就有复兴丝绸之路的计划。20世纪90年代末,土耳其政府利用其“桥梁和中枢国家”的地缘优势,制订了“当代丝绸之路计划”,希望利用其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四个中亚国家在地缘与历史文化方面的联系来实现国家复兴的强国梦。2008年,土耳其政府又发起“新丝绸之路”倡议并举办了首届国际“丝绸之路论坛”,力图通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能源运输走廊等方式带动欧亚核心板块的贸易流量,使这条联通欧亚的丝绸之路成为全球经济系统的主要通道之一。土耳其还邀请中国参加了2013年召开的第六届“国际丝绸之路”论坛。随后,土耳其又推出主要服务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中间走廊计划”。“中间走廊”计划是一个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交通网络,通过打通从里海经过土耳其、阿塞拜疆到中亚乃至中国的通道,来构建一个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交通网络。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立即得到土耳其政府的热烈响应。2015年7月2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华期间明确表示要将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相对接,认为中国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与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是相辅相成的。2015年10月,在安塔利亚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中国政府与土耳其政府签署了关于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计划相衔接的谅解备忘录,为双方的相关合作提供了明确指南。2020年12月4日,首列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出发的货运列车,历时15天,在横跨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里海和哈萨克斯坦5国后,终于在12月19日抵达西安,这是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建立的首条跨境合作货运班列,堪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顺利对接的成功案例。
在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土经贸合作更是逆流而上、愈加深化。2020年,中国中车株机公司为伊斯坦布尔新机场研制的首列地铁列车成功下线,目前国内智能手机品牌小米、OPPO均已开始在土耳其投资设厂。OPPO在其位于伊斯坦布尔图兹拉的工厂是土耳其第一家生产此类产品的工厂。合作共赢的经贸互惠模式为两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020年,中国和土耳其成为二十国集团中仅有的实现正增长的两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8%和1.8%。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土两国基于夯实的政治互信基础和互利合作理念,在医疗物资援助、抗疫经验分享和新冠疫苗研发方面加强协作,成为全球抗疫外交的典范,为两国外交合作注入了新的内涵。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首次出现后,土耳其是最早一批向中国提供医疗卫生物资的国家之一。2020年1月30日,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支援中国的紧急医疗防护援助物资就抵达武汉。2020年3月24日,来自中国的新冠肺炎治疗药物运达土耳其的40个城市,3月26日,土耳其卫生部新型冠状病毒委员会成员与中国专家举行了第一次新冠肺炎防治视频交流会,4月10日,两国卫生部门相关专家举行了第二次新冠肺炎防治视频交流会。2021年1月13号,土耳其卫生部药品和医疗设备局批准紧急使用中国科兴公司的新冠肺炎疫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唯一批准使用的新冠肺炎疫苗。总统埃尔多安带头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的新冠肺炎疫苗,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土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不仅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还可在互相搭台、实现共赢的基础上,带动沿线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而推动亚欧大陆的整体繁荣。
有鉴于此,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土耳其的认识与了解,尤显必要。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振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专项《“一带一路”沿线国别研究报告》子课题,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王健研究员、罗爱玲副研究员具体负责完成的《土耳其卷》,汇集了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等单位的相关学者力量,体现了我国土耳其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土耳其卷》结合该国独特的国情,在全面梳理和分析了土耳其的综合国力、人口发展、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政治生态、民族与宗教概况以及对外关系的基础上,又对土耳其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投资政策和营商环境、重点城市的经济与区域影响、正义与发展党的发展趋势、库尔德问题、土耳其与欧盟和希腊的外交关系以及旅游发展等做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同时,围绕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的核心宗旨,重点考察了中土关系的历史与发展前景、中土双边投资与产能合作、中土贸易及摩擦问题、土耳其与上合组织等重要议题,视角新颖、观点独到,不失为一部兼具学术性和实用性的集体智慧结晶。
宫小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土耳其大使、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
2021年4月23日
第一章 周琢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第二章 周海旺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葛佳 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
第三章 叶琴 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讲师
第四章 马双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第五章 卢晓菲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子琦 复旦大学国际贸易学博士
第六章 来庆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第七章 田艺琼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第八章 王佳尼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土耳其研究中心讲师
第一章 李鑫均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第二章 李鑫均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第三章 廖邦固 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城市科学与区域规划系副教授
徐惠妍 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城市科学与区域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第四章 杨晨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讲师
第五章 王佳尼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土耳其研究中心讲师
第六章 王佳尼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土耳其研究中心讲师
第七章 魏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第一章 罗爱玲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第二章 邹志强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三章 李鑫均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第四章 李鑫均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附录 张予新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