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资源禀赋研究

土耳其的资源禀赋特点是能源与水资源匮乏、矿产资源丰富。能源资源的匮乏以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为最，其75%的能源消耗依赖进口，是全球重要的能源消费市场。为实现“独立的能源，强大的土耳其”的梦想，土耳其制定了一系列能源战略。首先是在2011年提出了“2023百年愿景”，计划到2023年可再生资源满足国内30%的电力需求 ^[1] ，随后土耳其又先后发布了第十个国家发展规划（2014—2018）、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战略规划（2015—2019）等多项涉及本国能源发展的计划。 土耳其水资源也很短缺，人均拥水量只有1430立方米，60%的国土适于农业耕种，而实际开垦的耕地只占国土的20%。 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境内蕴藏多种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脉，如铁、铜、铝、镁、铬、金、银、铅、汞、硼、石墨、煤、硫、金刚砂、天然碱、大理石、海泡石等，其中硼储量占全球73%，天然石和大理石储量占世界40%，品种数量均居世界第一，铬矿储量1亿吨，居世界前列。

第一节 能源资源

一 能源资源基本情况

土耳其能源供给严重依赖海外，能源消费总量的75%依赖进口，2015年该国89%的石油消费及98%的天然气消费需要进口。近10年来，土耳其平均每年进口的能源支出高达550亿美元，能源支出占其贸易赤字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21世纪初，由于人口增长和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土耳其的能源消耗与日俱增，天然气和电力需求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中国。2017年土耳其能源需求创历年最高，达到295TWH，2010—2017年能源需求年增长率为4.34%（见图I-3-1）。土耳其国内的能源资源与生产量已无法满足其能源需求的增长量，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差距在加大。

土耳其是世界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能源消费国之一。2015年土耳其的一次能源供应总量（TPES）为1.297亿吨石油当量（Mtoe），比2005年的84.2 Mtoe增加了54%。土耳其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主要能源，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石油、天然气和煤等化石燃料，这些资源在能源消耗中的份额约为57%。土耳其国产能源的51%为化石能源，其中42%为煤炭、8%为石油、1%为天然气。国产能源的49%为可再生能源，其中生物质为10%、水电为18%、地热为15%、太阳光为3%、风电为3% 。

土耳其最重要的国内化石能源是煤炭。土耳其是继中国之后世界上最大的褐煤生产国，约占其能源需求的24%。其生产的煤炭通常用于发电、水泥和钢铁工业，主要来自西南和东南部的阿夫辛-埃尔比斯坦盆地，其经济可用量为7.339亿吨。土耳其政府计划将煤炭供应量从1999年的20.1 Mtoe增加到2020年的118.4 Mtoe ^[2] 。

尽管土耳其国内生产化石能源，但产量与需求量相去甚远，石油和天然气产量非常有限，对进口的依赖性非常高。为此，土耳其政府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以满足国内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利用其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综合权衡之下，土耳其政府决定将可再生能源作为土耳其清洁和可持续能源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一。土耳其56%的电力生产原料来源于进口。2015年，土耳其花费了大约600亿美元来满足能源需求，且能源成本不断增加。目前，土耳其拥有丰富多样的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方面，土耳其也在积极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土耳其的电力需求在过去15年中显著增加，根据能源和自然资源部的统计，2018年这一需求已达到约304.2 TWh，同比增长2.2%，预计到2023年将达到375.8 TWh 。从表I-3-1和表I-3-2，可以看出，土耳其主要利用石油、天然气、煤炭这三种化石燃料发电，2002年三种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92%，2017年，三种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89%，2002—2017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实现了从0到10%的飞速增长，国内煤炭发电的比例有了明显下降，从22%下降到15%，进口煤炭发电的比例有了较大提高，从3%上升到17%。

二 石油、天然气、煤炭

（一）石油

2017年世界探明石油储量为1696.6十亿桶，其中中东石油储量为807.7十亿桶（47.6%），南美洲和中美洲国家石油储量为330.1十亿桶（19.5%），北美226.1十亿桶（13.3%）。2017年，世界石油产量达到9740万桶/日。2017年，原油占世界能源需求的33.7%。

世界上约70%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于土耳其周边国家。土耳其与世界“能源中心”里海以及中亚、中东等地区相邻，与能源消费市场相邻，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许多重要工程和能源项目落地土耳其。2017年，土耳其除原油进口量2580万吨外，还进口了1680万吨石油产品，出口1010万吨石油产品。每天，石油和天然气从黑海和地中海海域输入土耳其。近几年土耳其发展海上钻井技术，特别在近海区域，大部分在水深1000—2000米处发掘油气资源。

（二）天然气

中东地区的天然气储量为791000亿立方米，占世界探明的天然气总储量的40.9%，欧洲和欧亚国家天然气储量为622000亿立方米（32.1%），非洲和亚太国家为331000亿立方米（17.1%）。2017年，土耳其天然气消费量为535亿立方米。考虑土耳其的天然气供需平衡，在需求达到顶峰的冬季，土耳其正在努力消除能源供应国或管道经过的国家中断可能造成的定期供需失衡。北马尔马拉海拥有28.4十亿Sm ³ 的天然气总存储容量，德吉尔门科尼（Değirmenköy）拥有4.6十亿Sm ³ ，天然气产量可以达到7500万Sm ³ 天，且日产量有望提升。另外，TuzGölü天然气地下储存项目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到2023年，该地下仓库的总气体容量预计将增加到54亿Sm ³ ，备用容量将达到8000万Sm ³ /天。为了使供应来源和路线多样化，浮动液化天然气储存和再循环厂（FSRU）在阿拉加/伊兹密尔（Aliağa/İzmir）和多尔蒂奥尔/哈泰（Dörtyol/Hatay）投入使用。萨罗斯（Saros）浮动液化天然气储存和气化装置（FSRU）的输电网络连接系统继续运行。此外，未来土耳其将重点考虑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活动，确保土耳其在中长期内成为天然气贸易中心。

（三）煤炭

根据世界能源委员会公布的80个国家煤炭储量排名，美国煤炭储量全球第一，约为2509亿吨。其次是俄罗斯为1604亿吨，澳大利亚为1448亿吨。其他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1388亿吨），印度（977亿吨），德国（361亿吨），乌克兰（344亿吨），波兰（258亿吨），哈萨克斯坦（256亿吨）和印度尼西亚（226亿吨）。世界上90%以上的煤炭分布在这九个国家内。根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的研究，经过验证的运营煤炭储量总计892亿吨，储备量为4030亿吨无烟煤和烟煤，2870亿吨低烟煤和201亿吨褐煤类 。

土耳其近年来开展了多项煤炭勘探活动，使得国内褐煤储量记录数据显著增加。但是，根据国际标准对储量进行分类，确定了土耳其经济上可用储备，就储量和产量而言，土耳其褐煤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和硬煤质量处于低水平。土耳其褐煤/次烟煤总储量约占世界的3.2%，然而，由于大部分褐煤的热值很低，它在火力发电厂中的使用效率也较低。土耳其约有46%的褐煤储量位于阿夫辛-伊尔比斯坦盆地。土耳其最重要的硬煤储量位于宗古尔达克及其附近。宗古尔达克盆地的硬煤储量总量为13亿吨，而表观储量为5.06亿吨。截至2016年底，煤炭在土耳其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份额为1.362亿吨当量油（MTEP），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28%。截至2018年上半年，燃煤电厂的装机容量为18.666兆瓦，相当于总装机容量的21.4%。基于国内煤炭的装机容量为10.570兆瓦（12.1%），基于进口煤炭的装机容量为8.794兆瓦（10.1%）。自2005年以来，在重视国内生产能源资源和减少对国外能源资源的依赖的目标框架内，新的和已发现的煤田开发已经提速。2018年，煤电厂共发电113.25亿千瓦时，占发电总量的比例为37.16%。土耳其的煤炭储量增加了超过90亿吨的储备。土耳其的褐煤储量在2005年达到83亿吨，现已达到173亿吨。

三 可再生能源

由于土耳其国内资源非常有限，可再生能源成为土耳其提高本国能源供给的重点之一。2009年到2014年，该国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从15.5吉瓦增至2014年的28吉瓦，增长了约81%。未来，土耳其将继续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以风电为例，到2023年，该国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2万兆瓦，是2015年的5.3倍 ^[3] 。

此外，土耳其多年来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情况如表I-3-3所示，可以看到，水电的发电量是最高的，水力发电是土耳其的主要可再生能源，2014年水力发电量达到23643兆瓦，占到可再生能源装机总容量的84.54%。土耳其有591座水力发电厂，其总装机容量约为26503兆瓦，发电量约为70吉瓦时。此外，安纳托利亚西部地下的地热能；安纳托利亚西部，东部和中部可获得的风能和太阳能；以及安纳托利亚各地丰富的钍和铀矿石；黑海积聚的氢潜能是土耳其其他潜在的可再生能源。目前，土耳其可再生能源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水电，太阳热能，风能，地热能，光伏能源以及氢能，燃料电池等。

土耳其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在过去25年中增加了约400%。在IEA成员国中，土耳其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排在第13位（中位数）。尽管太阳能具有良好的太阳能潜力，但迄今为止土耳其的太阳能总装机容量很小，但发电量正在增长 ^[4] 。

土耳其适合发电的地热能潜力估计接近4500兆瓦。在土耳其，地热能发电的工作始于20世纪下半叶。在2000年之后，随着土耳其经济增长的加速，该国的能源需求也同时增加。过去十年，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地热能发电的利用，稍微缓解了能源紧张的局面。政府立法通过对私营部门的补贴和支持，对地热发电厂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土耳其能源市场的增长是土耳其“2023百年愿景”的目标之一。到2023年，土耳其将总装机容量提高到120吉瓦（GW），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增加到30%，最大限度地利用水电并达到34吉瓦，将风力装机容量增加到20 GW，将太阳能装机容量提高到10吉瓦，安装1 GW地热，扩展智能电网的使用，将天然气储存量提高到11 BCM以上，调试核电厂（两个运行核电厂，第三个正在建设中），将燃煤装机容量提高到30GW，然而，在2023远景目标中，地热能占最小份额（就装机容量而言）。这意味着地热发电厂只能提供土耳其装机容量的0.5%，地热能的设计容量偏低。2013年，土耳其的燃料和风力发电厂主要位于土耳其的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电厂分布比较稀疏（见图I-3-2）。到2023年，电厂分布密度将大大提高，在黑海与地中海沿岸布局两座核电站，水力和风力发电厂数量将大幅提高（见图I-3-3）。

关于土耳其核能发电的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纵观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注意到核能发电的潜力。在过去大约35年中，土耳其在核能发电方面并没有取得较大进展，主要原因之一是公众对土耳其附近地区发生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担忧，以及该国经济还没有为这么大的投资做好充分准备。目前研究建立两座核电站，一座位于梅尔辛/阿库尤（Mersin /Akkuyu），另一座位于锡诺普（Sinop）。阿库尤（Akkuyu）核电站（NPP）计划每年产生350亿千瓦时的电力，锡诺普（Sinop）产生340亿千瓦时的电力。

土耳其可再生能源行业，如水电、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等充满了机会。未来几年内，强有力的激励政策加上优惠的上网电价补贴，有望提高该行业在国家电网中的份额。土耳其政府已将在2023年前让该国总装机功率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大幅提高到30%列为当务之急，这将与政府对节能的承诺齐头并进，同时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为个人及公司设立节约能源的准则，且鼓励节能投资，以实现节能的理念。2016年成为土耳其光伏行业历史上最蓬勃发展的一年，为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政府在2016年开始引入全新的可再生能源区（YEKA） 模式，以可再生能源工厂通过利用本地制造的部件来供应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在这种模式下，2017 年 3 月 20 日，土耳其中部科尼亚省（Konya）卡纳伯纳尔（Karapinar）太阳能园区的一个大型太阳能1吉光伏电站项目开始招标 ^[5] ，这是土耳其举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太阳能拍卖。2017 年 8 月，Kalyon-Turkerler-西门子Gamesa财团赢得了土耳其首个1吉瓦风电招标，打破了世界纪录，每千瓦时电力生产的报价为3.48美元 ，且需符合土耳其的当地制造和研发要求。

与今后几年可再生能源对土耳其的能源战略的重要性一样，垃圾处理和温室气体减排等技术也是极为重要的补充措施，这些环保新技术常常和全新的发电方式被相提并论。通过借助可再生资源来保护环境也需要多项措施和法规，不管是目前还是即将实施的，这些法规均可降低碳排放、增加发电/传输效率，并推动垃圾管理技术的使用。

四 能源贸易

土耳其位于安纳托利亚地区，其西北面和北面分别是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及有“火药库”之称的高加索地区，这些地区由于错综复杂的地缘、历史及民族等原因，国家间的摩擦和冲突不断，长期的政治不稳定给土耳其带来了一定的地缘政治安全风险。土耳其三面环海，扼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海上运输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同时土耳其也是重要的能源过境通道，其周边的里海和中东地区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70%都分布在土耳其的邻近地区 ^[6] ，而能源资源匮乏的欧洲和其他大西洋市场对中亚、俄罗斯、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则需求旺盛。土耳其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自然成为中亚、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输往欧洲地区的必经之地，目前有多条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经过土耳其，这为土耳其获得油气资源提供了条件。

土耳其作为将能源资源从中东和中亚地区运往欧洲的能源走廊，通过与邻国的管道互连和电力传输，实现跨国能源贸易。天然气现有和规划中的石油管道分别为3条和1条，现有和规划中的天然气管道分别为4条和10条。如土耳其的萨姆松原油管道工程、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项目（TAP）、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天然气管道项目（ITGI /ITG）、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项目、蓝溪II天然气管道项目、伊拉克—土耳其天然气管道项目、卡塔尔和伊拉克—土耳其天然气管道项目、埃及—土耳其（阿拉伯）天然气管道项目等项目 ^[7] 。

过去 15 年，土耳其政府对能源行业进行了重大调整，持续鼓励私营企业参与改革，从而建立了更有竞争力的能源市场。政府实施的能源生产私有化促进政策，已经使发电行业的私有化份额不断增加，从2002年的32%增加到2017年的75%。为营建更有竞争力的能源行业，土耳其政府的另一个措施是设立了能源股份公司 EXIST，该公司主要负责管理和运营能源市场，包括电力和天然气商品等。除了拥有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土耳其还占据了能源消费大国和能源生产大国之间的中间桥梁位置，是关键的地区性能源枢纽，其现有的和规划中的石油/天然气管线、土耳其海峡的战略重要性和境内有望发现油气资源等因素均使得土耳其在能源价格上能够起到强有力的杠杆作用，并增强了其作为能源市场关口要塞的地位。

上述综合因素对土耳其能源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一跃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随着有利于投资者法规的实施以及能源需求的快速增加，土耳其能源行业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和竞争力，吸引整个价值链中的投资者对各种能源部门增加投资。2002—2017年，大约有180亿美元外资流入土耳其能源领域，2010年土耳其能源部门外商投资额达到18.24亿美元，2017年下降至9.43亿美元（见图I-3-4）。据预测，土耳其2023年能源需求总投资将超过过去十年总投资额的两倍，约达到1100亿美元。

第二节 矿产资源

一 矿产资源基本情况

土耳其的采矿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其在安纳托利亚古代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的土耳其位于高山造山带内，在经历了强烈的构造运动后，分为许多构造板块，发展了强烈的火成活动，并发生了蛇绿岩的侵位。所有这些地质活动都使土耳其的地质条件变得既复杂，又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如铜、铅、锌、铁、铬汞、海泡石、硼酸盐等。世界上约有90种矿物交易，土耳其开采的矿物就有73种，其中50种矿物和矿石具有比较优势、23种矿物储备和生产水平未达到要求。土耳其已经制成了铜、铅、锌、铁、锰、铬、镍、钨、金、银、铝、锑、汞、黄铁矿、重晶石、菱镁矿、高岭土、石棉、石墨、天然碱、钍、滑石、磷酸盐、硼酸盐、硫黄沉积物等矿物的成矿地图。将彼此接近并具有共同特征的矿化分组，可以绘制出 1672个矿床或矿化。土耳其的成矿地图显示，有许多结构和岩石类型成矿时间不同（见图I-3-5）。

进入21世纪后，伴随土耳其的强劲经济发展形势，其采矿和金属行业也快速发展。特提斯—欧亚成矿带西部的大片区域蕴藏蛇绿岩，这片蛇绿岩从阿尔卑斯山穿越土耳其、小高加索、伊朗和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一直延伸至东南欧地区，该成矿带目前仅开发很小部分。土耳其的采矿业长久以来主要限于表面挖掘，这意味着深钻带来的巨大潜力正等待着国际投资者。2015 年，土耳其采矿业生产总值高至 245 亿美元。土耳其38个城市中共有 53个采矿工程部门。自 2005 年起，土耳其国内采矿工程师的数量增幅超过50%，现已达到 35000名。2016 年，约 1200 名新的采矿工程师加入该行业。对采矿行业的公司而言，土耳其的优势并不限于高质量的劳动力储备，还包括相对较低的物流和钻井成本、临近欧洲等主要市场、利润丰厚的政府激励措施和极具竞争力的税收。土耳其采矿行业吸引了1.49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2016年该行业矿业出口总额达到 35 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土耳其拥有 790 家国际采矿公司，而 2004 年仅 138 家。

二 硼

土耳其已知的硼储量占世界硼储量的73%，主要位于埃斯基谢希尔—基尔卡（Eskişehir-Kɪrka），屈塔希亚—埃梅特（Kütahya-Emet），巴勒克埃西尔—班德尔马（Balɪkesir-Bandɪrma）和比加迪奇（Bigadiç）四个地区。就储量而言，土耳其最丰富的硼矿物是硼砂和硬硼钙石。硼砂分布在埃斯基谢希尔—基尔卡，硬硼钙石分布在屈塔希亚—埃梅特（Kütahya-Emet），巴勒克埃西尔—比加迪奇（Balɪkesir-Bigadiç）和布尔萨—凯斯泰莱克（Bursa-Kestelek）（见表I-3-4）。此外，在Balɪkesir-Bigadiç（巴勒克埃西尔—比加迪奇）也有硼钠钙石储备，硼钠钙石在布尔萨—凯斯泰莱克（Bursa-Kestelek）不时被作为副产品提取。

埃蒂矿业集团（Eti Maden）负责土耳其硼和硼产品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埃蒂矿业集团97%的总销售收入来自出口收入。埃蒂矿业集团下设4个运营理事会，主要生产硼砂五水合物、硼砂月桂酸、硼酸、Etidot-67、氧化硼、硼酸锌、煅烧硼砂、无水硼砂、磨碎的硬硼钙石和地面硼钠钙石，以供应国内和国际市场。埃蒂矿业集团在2016年土耳其1000大出口公司名单中排名第15位，在对大多数国家出口的90家公司中排名第14位，2017年埃蒂矿业集团精炼硼的总产能约为270万吨。埃蒂矿业集团生产的硼产品满足所有国内需求，土耳其硼产品中，有40%用于玻璃、34%用于陶瓷、7%用于农业、5%用于清洁剂、3%用于化学品、11%用于其他领域 。

硼矿物是含有不同比例的氧化硼的天然化合物。在土耳其常见的硼矿物质有硼砂、硬硼钙石和硼钠钙石。通过物理富集方法将矿石中的矿物浓缩，得到浓缩后的硼产品，浓缩硼产品也可通过精炼转化为各种精制硼产品。世界硼产品消费量约为38.65亿吨，2017年土耳其硼产量已经达到世界硼产量的57%。2017年，土耳其各种成品硼产品的产量为270万吨，硼销售额约为220万吨，产值为8.8亿美元。2018年，土耳其硼产品销售预计为235万吨，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9%。截至2018年6月底，埃蒂矿业集团销售了110万吨硼产品，收入4.71亿美元 。埃蒂在Bandɪrma（Balɪkesir）签署了关于碳化硼产品技术转让和生产的谅解备忘录，这项碳化硼产品技术是硼产品生产的先进技术之一。

三 天然石与大理石

土耳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它丰富的石材资源，是世界最古老的天然石材生产和加工地之一，拥有139亿吨的天然石材矿仓，占世界天然石材储存量的33%，其天然石材加工机械的生产量和出口率在土耳其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目前土耳其以其石料的色彩、手感、花纹和高质量一跃成为世界生产大国之一，在世界天然石市场占据9%的市场份额 。自1980年开始，土耳其每三年在伊斯坦布尔的CNR Expo举行一届天然石材及加工技术交易展览会（Natural Stone Products & Technologies Fair），作为中东及欧亚之间最重要的国际大理石、天然石材产品及技术展览会和出口交易会，天然石材博览会以其崭新的概念在伊斯坦布尔汇集了该行业的全球参与者。1995年起，又开始在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举办了每年一届的伊兹密尔国际石材及技术展览会Marble，至今已举办了23届，已成为土耳其最大的专业石材展览会之一，参展商来自亚欧美的30多个国家的1000多个品牌，在全球石材展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土耳其天然石材的主要类型有：结晶石灰石（大理石）、石灰石、玛瑙、砾岩和岩浆岩（花岗岩、正长岩、辉绿岩、闪长岩、蛇纹石等）的形成。其中大理石是土耳其最有名的天然石材，占世界大理石总储量的40%，其大理石生产具有4000多年的历史，目前大理石产品的出口额占到土矿产品出口额的一半以上，是全球最大的大理石出口国。土耳其的天然石材行业多年尚未在经济中发挥其实际潜力，但近年来，随着欧亚新经济区域的崛起及对石材的需求不断增加，土耳其的大理石加工能力和石材加工设施不断得到提高和改进。2011—2016年土耳其各类天然石材产量，玄武岩产量排名第一，其次是大理石。2016年，排名第一的玄武岩产量为24.88百万吨，第二的大理石产量为14.28百万吨（5.29百万立方米），第三的安山岩产量为3.23百万吨，第四的辉绿岩产量为3.13百万吨（见表I-3-5）。

土耳其大约有2000家加工工厂和9000个车间，共有2468个大理石生产企业（包括大理石采石场），约有30万从业者。几乎所有大理石生产企业都是私营企业，2018年土耳其生产约1650万吨天然石材 。1992年在土耳其埃拉泽省成立的莱昂纳多大理石公司（Leonardo Marble）即为土耳其天然石材的领航贸易商和制造商之一，拥有28年的矿山贸易和开拓经验。如今其产品大量销往中国、美国、中东和南美等市场，尤其对中国的荒料输出方面具有特别的经验优势和掌控度 。

大理石为块状，加工工序为切割或抛光，加工后出口。土耳其出口的天然石材最高附加值产品是加工大理石和加工洞石。随着外部需求量的增加，该部门的出口潜力正在迅速释放。2003年至2016年，土耳其的天然石材出口量从150万吨增加到650万吨，增长了333%（见表I-3-6）。

2015年土耳其天然石材出口收入从2014年的21亿美元减少到19亿美元。2013年天然石材出口的53.7%为加工产品 。加工大理石和洞石出口最主要的国家是美国，其后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大理石原料出口最主要的国家是中国，其后是印度。

在世界大理石出口中，土耳其仅次于中国和意大利。特别是在大理石和石灰石出口方面。直到2011年，中东国家还是土耳其大理石产业的重要市场，但是由于中东动荡的政治格局，中东市场的发展受限。近年，土耳其向中国、印度、美国等世界大理石生产和加工大国出口大理石，找到了新的市场。

四 铀、钍、天然碱

地壳中有数百种铀矿物，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不具备经济意义上的开发价值。铀和钍属于核能原料的范围。钍还是核燃料原料，但钍基核电厂在经济方面尚未投入运营。全世界约有260万吨可见铀储量，其中在土耳其共有9129吨和5个矿床探明到可见的铀储量。尽管这5个矿床的平均品位和储量看起来都只有较低的开发价值，但这些铀矿未来的经济价值依然是可观的。这是由于近年来核电厂规划发生了重大变化，高品位铀矿具有更高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土耳其埃斯基谢希尔—西弗里希萨尔—基济尔卡伦（Eskişehir-Sivrihisar-Kɪzɪlcaören）发现的钍矿床中，已经确定有38万吨可见储备。但是，与现场钍富集有关的技术问题尚未解决。

全球约有450亿吨可开发的天然碱储量，其中约有380亿吨位于美国，美国每年生产1600万吨天然苏打灰，销往世界各国，其中以工业化的欧洲国家为主。如今，世界纯碱市场规模约为35亿美元，产量为3500万吨。这个市场的70%是由合成生产的纯碱制成，30%是由天然苏打灰生产的。预计未来几年世界纯碱的产量和销售量将增长2.5%，这些增长将更加集中在玻璃生产行业。土耳其的安卡拉约有2.5亿吨天然碱，另外附近贝伊帕扎勒区也有天然碱储备。2007年在安卡拉的喀山和辛坎（Sincan）区检测到约有6.5亿吨天然碱，这里的天然碱储量居世界第二位。2009—2016年，土耳其天然碱产量不断增加，2016年年产量达到197.7万吨。（见表I-3-7）

第三节 遗产资源

不同历史阶段与文明的交融，为土耳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遗产。土耳其共有18处世界遗产，其中16处为世界文化遗产，2处为世界混合遗产。这16处世界文化遗产分别为：

（1）阿佛洛狄特（Aphrodisias）遗址区域（2017）：该遗址位于土耳其西南部莫西努斯河（Morsynus）的上游山谷，由两部分组成：阿佛洛狄特考古遗址和城市东北部的大理石采石场。阿佛洛狄特神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城市建于一个世纪之后。阿佛洛狄特有雕塑家制作的丰富艺术品。城市街道围绕着几个大型城市建筑，包括寺庙、剧院、集市和两个浴场。

（2）阿尼古城（Ani）考古遗址（2016）：该遗址位于土耳其东北部一个偏僻的高原上，俯瞰着与亚美尼亚形成天然边界的峡谷，隶属于土耳其北部城市卡尔斯地区管辖。这座坐落于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边境附近军事区的遗址糅合了住宅、宗教和军事结构等功能，是几个世纪以来由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相继建立发展起来的中世纪城市主义的象征。在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以前，阿尼古城曾经是辉煌一时的中世纪亚美尼亚巴格拉蒂娅王国的首都，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交通要道，即使后来该古城先后处于拜占庭帝国、塞尔柱王朝和格鲁吉亚的统治之下，也依旧保持了其作为重要十字路口的地位。13世纪随着蒙古帝国的入侵和1319年一场毁灭性地震的发生，阿尼古城开始衰落。14世纪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阿尼古城的主体民族亚美尼亚人被迫离开，该城由此逐渐被废弃。阿尼古城具有浓郁的亚美尼亚基督教特征，城内拥有多所为欧洲哥特式建筑风格注入了灵感的教堂，其中蒂格兰霍尼茨（Tigran Honents）的圣格雷戈里大教堂里受损的壁画就向世人展示了该城因战争冲突而遭受的苦难故事。2010年10月，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的“全球遗产基金会”（Global Heritage Fund）将阿尼古城列为全球12处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之一。

（3）特洛伊（Troy Ruins）考古遗址（1998）：特洛伊古城于公元前16世纪前后为古希腊人所建，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其位于土耳其恰纳加莱南部，北临爱琴海的达达尼尔海峡，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考古遗址之一，也是今天土耳其的重要旅游胜地之一。特洛伊大约于公元前13世纪或前12世纪时期遭到来自希腊的斯巴达人和亚细亚（Achaean）战士的围攻。特洛伊及其发生于此地的特洛伊战争被公元前9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荷马写进了其著名的史诗《伊利亚特》里，进而使得这段历史得以为世人所知，并激发了众多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由德国著名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于1870年进行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在该遗址地区发掘出的大量遗骸是安纳托利亚文明与地中海世界之间首次接触的最重要证明，也考证了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文明的真实存在。

（4）布尔萨和朱马勒克兹克（Cumalɪkɪzɪk）：该遗址地位于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地区的南部，由布尔萨市和附近的小村庄朱马勒克兹克组成，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布尔萨建于14世纪早期，是奥斯曼帝国的诞生地，并经历了五位苏丹王朝。作为新生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布尔萨具备了一个都城该有的一些关键性功能，比如围绕一个城市中心点组建了一些社会和经济组织。在布尔萨，就有可汗商业区、具备清真寺功能的宗教机构库里耶斯（Kulliyes）、宗教学校、公共澡堂、为穷人提供餐食的慈善食堂，以及奥斯曼王朝的创始人奥尔罕·加齐的墓。朱马勒克兹克是布尔萨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瓦格夫（Waqf）村庄，其建筑具有典型的早期奥斯曼风格，该村庄作为外围乡村，主要为首部布尔萨的宗教机构库里耶斯（Kulliyes）提供各类收入保障，因此该遗址标志着14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城乡体系已经建立形成。

（5）萨夫兰博卢市（City of Safranbolu，1994）：萨夫兰博卢（又称“番红花城”，因当地盛产番红花而得名）位于土耳其西北部安纳托利亚高原边缘山区的卡拉比克省，距离黑海65千米，离首都安卡拉约200千米，是古丝绸之路上将黑海沿岸与西安纳托利亚中部连接起来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土耳其“最奥斯曼的地方”。这座建于中世纪前的城市在公元14世纪被土耳其人统治后，在13世纪至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铁路建成之前的近700百年间一直是亚洲和欧洲之间贸易路线上的重要驿站，其位于黑海岸边的锡诺普港尤其成为联系欧洲与黑海以东地区的商队驿站和贸易中心。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萨夫兰博卢城市的发展在14—17世纪前后最为繁盛，当时主要以手工制作马鞍和皮具为核心经营活动，并出现了繁华的由众多店铺和手工艺作坊组成的集市区、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非穆斯林住宅区，以及带葡萄园的度夏住宅区，保存至今的老清真寺、老浴室（Turkish Bath）和苏莱曼帕夏宗教学校（Süleyman Pasha Medrese）等建筑均建于1322年，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而且许多古建筑迄今仍在继续使用，如建于1645年的金吉旅馆依旧吸引众多游客参观入住，建于17世纪的圆顶土耳其浴室至今还在对外营业，整个城市堪称一座巨大的奥斯曼风格建筑博物馆。萨夫兰博卢的建筑风格在17世纪影响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城市的发展。作为当今唯一一个以完整的奥斯曼风格建筑聚落方式保存下来的土耳其工业时代前最具代表性的古城，萨夫兰博卢市在1994年因其传统的城市纹理、2000多座保存完好的奥斯曼传统民居——以深褐色与白色相间为主色调的土木结构房屋和传统作坊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被誉为“世界名城”。

（6）迪亚巴克尔堡垒和哈维塞尔花园文化景观（Diyarbakɪr Fortress and Hevsel Gardens Cultural Landscape，2015）：该文化景观位于土耳其迪亚巴克尔省的省会迪亚巴克尔。迪亚巴克尔为土耳其东南部最大的城市，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主要居民为库尔德人，其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现今依旧是土耳其东南部的重要军事中心。该文化景观区包括被称为“艾科力”（Ikale）的阿米达高地（Amida，内城）、古罗马时期长5.8千米的带有82个望楼和4个门的迪亚巴克尔堡城墙、不同时期的63块碑文、哈维塞尔花园、一个连接城市和底格里斯河的为城市供应水源和食物的绿色走廊、著名的迪亚巴克尔大清真寺、一座建于1147年的桥梁——玛拉巴蒂桥（Malabadi Bridge）和考古博物馆等。作为历史上肥沃新月（Fertile Crescent）的一部分，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河谷的迪亚巴克尔堡垒及其周边地区在古希腊、罗马帝国、萨珊王朝、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各个时期都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中心，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以弗所（Ephesus，2015）：大致位于今天土耳其的小镇塞尔丘克，离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南边大约50千米。以弗所位于基士特河（Kaystros）注入爱琴海的河口，最早由雅典殖民者建立，当初建城的目的是向希腊神话中的丰产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表示敬意，其曾是希腊化时代的首府及古典希腊时代爱奥尼亚（Ionia）地区的12座城市之一。后来成为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的首府及早期基督教的一个重要中心，使徒保罗就以此为基地进行传教，并撰写了《以弗所书》给以弗所的基督徒团体，另一个使徒约翰也在以弗所以100岁的高龄去世。天主教将以弗所认定为《圣经》的写作地点以及圣母玛利亚最后的终老之处，因此该地的圣母玛利亚故居（House of the Virgin Mary）成为天主教徒朝圣的主要之地，每年的8月15日都会在这里举行一次纪念仪式。以弗所教会是《启示录》里提到的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之一。公元431年，此地还召开了基督教世界著名的以弗所会议，这场会议将聂斯托利派裁定为异端，此后聂斯托利派出走迁往叙利亚等地。自罗马共和国起，以弗所就成为小亚细亚西部亚细亚省的省会，尤其在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时期其建筑风格由希腊特色转变为罗马特色，曾被誉为“亚洲第一个和最大的都会”，被作为罗马港口城市的杰出代表，城内有著名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阿尔忒弥斯神庙（Temple of Artemis）、建于罗马时期的塞尔苏斯图书馆（The Celcus Library）和一个可以容纳24000名观众的古代剧场。在其全盛时期，以弗所人口高达20多万，是当时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有着“东方庞贝”之称，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罗马古城，也是希腊文化和罗马时代繁荣的象征。土耳其每年冬天都会在古代以弗所的竞技场举行一年一度的骆驼摔跤冠军赛。2015年以弗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8）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2018）：又名“哥贝克力山丘”，在土耳其语的意思是“大肚子”。该石阵位于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的尚勒乌尔法（Urfa）市郊大约十千米处的杰尔姆斯（Germuş）山区。1994年被一位库尔德族的牧羊人发现，后经德国考古学界的施密特（Klaus Schmidt）教授考古发现，该石阵由当时的狩猎者修建于公元前一万二千年到八千年之间，拥有巨大的圆形椭圆形和矩形巨石结构，最大的T形柱重达16吨，这些独特的石柱纪念碑上大多雕刻有代表狩猎时代的野猪、秃鹰、蜘蛛、蝎子和蛇等野生动物的图像，从中可以管窥一万多年前生活在上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这些纪念碑可能与仪式有关，很可能是随葬品。哥贝克力石阵可以说是石器时代的一个信仰中心和宗教场所，人们在这里聚会、敬奉神灵、举办盛宴等，T形石柱代表特定的人或神祇形象，以及一种对死者的崇拜，大一点的T形石柱代表祖先，石柱上的动物形象通常是用来保护死者的。石阵所在区域属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部分，201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9）迪夫里伊大清真寺和医院（Great Mosque and Hospital of Divrigi，1985）：该景观位于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锡瓦斯省（Sivas Province）的迪夫里伊市，建于1228—1229年。锡瓦斯省是土耳其面积第二大的省，首府锡瓦斯为重要的交通中心，在11世纪初被土耳其人占领，曾经是塞尔柱王朝的古都。1228年，埃米尔艾哈迈德·沙哈（Emir Ahmet Shah）夫妇在迪夫里伊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及其毗邻的医院。迪夫里伊大清真寺和医院因其纪念建筑、六边形穹顶和独特的石雕装饰而闻名。清真寺有一个单独祈祷室，并由两个圆盖封顶。在这个由清真寺、医院和陵园构成的建筑群中，最独特的是大门与门柱上的三维立体图形和花卉图案，其高度复杂的拱顶建筑技术，富有想象力的创造性的装饰雕塑（特别是在三扇门上的），与朴实无华的内部墙壁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伊斯兰建筑的杰出代表。医院的中央大厅周围有6个大房间和3个小房间，既可以使病人单独住一个房间，也可以使几个病人合用一个房间。198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土耳其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

（10）哈图沙（Hattusa，1986）：哈图沙是前18—前13世纪赫梯王国（the Hittite）的首都，遗址位于今土耳其中部乔鲁姆省（Çorum）的博兹科伊村（Boğazköy，意为“海湾”）。赫梯王国是第一个建立在现今土耳其领土上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也是一个典型的军事王朝。公元前17世纪，在小亚细亚地区开始形成一个小国，公元前16世纪逐步以哈图沙为中心发展成了强大的赫梯王朝。公元前8世纪，赫梯王朝在“海上民族”腓尼基人的入侵威胁以及其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各臣属国的反抗浪潮的双重冲击下最终走向崩溃，并为新崛起的亚述王朝所灭。在赫梯王朝的首都哈图沙于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之前，伟大的赫梯文明还鲜为人知，世人对赫梯文明和赫梯人的了解仅限于《圣经·列王纪下》第七章中所提到的有关赫梯人（又称“赫人”）的一句话：“这必是以色列王贿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以及埃及人对前13世纪末古埃及第19王朝与赫梯王朝之间发生的那场战争的记载。

1906年始，德国考古协会在哈图沙发掘出大约三万件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包括契约、法律和预言等，这些泥板文字既有古代通用的阿卡德语、苏美尔语，也有早已失传的赫梯语，其中最有名的是公元1283年赫梯国王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签署的和平条约——卡迭石和约。该条约的一份复制品如今作为最早的国际和平条约范本存放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现今在哈图沙的原址上保留下来的有部分城市原貌、用石材建造的王宫建筑、有宏大的铭文巨石并刻有浮雕的石窟神庙和用作防御的城墙系统。赫梯城堡里面有档案室、储藏室、接待室和祭祀圣地。古城最有名的当属丰富纹饰的皇家石门和雅兹里卡亚（Yazɪlɪkaya）的艺术岩石群。哈图沙在公元前2世纪时对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北部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赫梯王朝对古代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赫梯人最先发明和使用铁器，据说现今风行于欧洲各国徽章和旗帜的双头鹰标志也来源于古代赫梯王朝。大量出土的浮雕和楔形文字泥板，使哈图沙当仁不让地成为研究古代中东史的一个重要“学术圣地”。

（11）伊斯坦布尔旧城区（1985）：伊斯坦布尔位于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围绕成形成的半岛上，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曾是古代三个帝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地跨亚欧两大洲的城市，198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古城区主要由考古公园（苏丹阿赫迈特广场及周围地区）、苏莱曼（Suleymaniye）清真寺、泽伊雷克（Zeyrek）清真寺（Christ Pantokrator教堂）及附近的保护区，以及伊斯坦布尔的古城墙四个部分组成。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丰富的历史遗产使其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大都市，并在198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2）内姆鲁特山（Nemrut Dağ，1987）：位于土耳其东部的阿德亚曼省（Adiyaman）的卡赫塔（Kahta）地区，海拔2150米，以其山顶卡美琴尼王朝（Kingdom of Commagene，前163年—72年）国王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I）的陵墓遗址而闻名，被土耳其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也是世界最高的露天博物馆，天晴时在山顶还能看到幼发拉底河的全貌。卡美琴尼王朝最初属于波斯地区的塞琉古王国，但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独立出来，并受益于与叙利亚和波斯的贸易。在众多的神话中，诸神都将山顶作为传统的居住地，作为希腊人与波斯人后代的国王安条克一世（公元前62年至公元前38年期间在位）为证明自己的不朽，利用山顶的巨石雕琢了一个含雕像、祭坛和墓地的建筑群，并将自己的雕像和众神的雕像建在一起，以显示自己与神灵的平起平坐。这些巨大石像的面部是希腊式的、但头饰又具有浓郁的波斯风格，具有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的交融特征。同时山上的万神殿、国王墓等都用希腊语和波斯语进行注释，进一步印证了卡美琴尼王朝的双重文化起源。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3）恰塔霍裕克新石器时代遗址（又称“加泰土丘新石器时代遗址”，Neolithic Site of Çatalhöyük，2012）：由两座山丘构成，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南部科尼亚东南的33千米处，存在于公元前7500年到公元前5700年之间，属于新石器时代和红铜时代的人类定居点遗址，也是目前已知的人类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而且至今保存完好。该遗址占地37公顷，房屋遗址的堆叠达到了13层，是人类城市的最早雏形，此外还发掘出一尊非常古老的女神雕像。较高的东部土丘建于公元前7400年至公元前6200年之间（新石器时代），包括壁画，浮雕，雕塑和其他象征艺术。它们共同证明了人类适应久坐生活时社会组织和文化习俗的演变。西部土丘显示了从公元前6200年到公元前5200年的石炭时期文化习俗的演变。恰塔霍裕克遗址反映了同一位置的定居村落如何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向城市聚居地的转变过程，它提供了人类从定居村庄向城市群过渡的重要证据。该遗址出土的许多珍贵壁画如今都存放于首都安卡拉的安纳托利亚文明史博物馆，2012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4）佩加蒙（又译“帕加马”）及其多层次的文化景观（Pergamon and its Multi-Layered Cultural Landscape，2014）：佩加蒙古城位于距土耳其爱琴海地区伊兹密尔市中心77千米的帕加马区巴克尔河（Bakirçay）北岸的一个海角上，是当时爱琴海地区最大的城市。古城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是希腊时期阿塔利德王朝的首都，也是古代世界的主要中心，公元前133年被纳入罗马帝国治下，并成为罗马帝国亚洲省的首都，因此古城的许多重要建筑均建于古罗马时期。古城主要由上卫城、下卫城和卫城周边区域三部分构成。城内分布着执政者的住所、雅典娜神庙、希腊式剧场、祭祀神庙、贝加马图书馆、石头门廊和圣殿广场等建筑遗迹。岩石切割而成的库贝勒神庙（Kybele Sanctuary）位于与帕加马卫城相连西北部的另一座山上，与雅典卫城视觉相连。后来，这座城市成为以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eion）贵族疗养院而闻名的罗马帝国亚洲行省的首府。雅典卫城的景观包括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与坟墓，以及位于山丘下方的现代小镇贝尔加马。2014年帕加马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15）塞利米耶清真寺（Selimiye Mosque，2011）：该清真寺位于今土耳其埃迪尔内（Edirne）市内，为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二世委托当时的建筑师锡南（Sinan）所建，1568年开始修建，历时多年才得以竣工。锡南是16世纪最著名的奥斯曼建筑师，他认为这个综合体应该包括伊斯兰学校、有盖市场、钟楼、外庭和图书馆，从建设时期开始便使用伊兹尼克瓷砖作为室内装饰。广场清真寺及其单一的大圆顶和四个细长的尖塔，占据了前奥斯曼帝国首都埃迪尔内的天际线，该建筑被认为是奥斯曼库里耶（külliye，意为“一组围绕清真寺修建起来的建筑群，并作为一个单一的机构进行管理”）有史以来最和谐的表达。

（16）桑瑟斯和莱顿古城（Xanthos-Letoon，1988）：古城位于土耳其费特希耶—喀什（Fethiye-Kaş）公路70千米处，在古希腊时期桑瑟斯曾是利西亚（Lichea）的首都，而距其5英里处的莱顿则是当时的宗教中心，莱顿神庙、阿波罗神庙和阿耳特弥斯庙都位于此地。此外，还有一处喷泉、一个修道院和一个罗马剧院。该地区所遗留下来的除了利西亚文化，还有经历战争洗礼的岩石古墓、石棺墓和直立墓碑。在该城发掘出的最古老的遗迹可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岩石古墓及其直立的墓碑展示了利西亚传统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合，特别是在其殡葬艺术中。书法铭文对于人们理解利西亚人及其印欧语言的历史至关重要。由于其拥有重要的考古价值而于198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两处为世界混合遗产：

（1）格雷梅国家公园（Goreme National Park）和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岩石遗址：位于土耳其中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卡帕多西亚省，由于此地的岩石质地较软，孔隙多，抗风化能力差，因此经过长期风化和水流侵蚀后形成了众多奇形怪状的岩洞、断岩和石笋，公园里的卡帕多西亚石林即以古老的洞穴式住房、岩穴教堂和壮观而寸草不生的火山岩群闻名于世。格雷梅山谷及其周围岩石凿成的庇护所是世界上最大的洞穴住宅区之一，在这里发现的300多座岩洞教堂中，卡帕多西修道院最早可追溯至4世纪，岩洞教堂内拜占庭式的壁画以及精美的圣像提供了基督教于4世纪传入土耳其中部高原的独特证据。9世纪时，许多基督徒来到此地凿山居住，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宗教社区。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距内夫谢希尔（Nevsehir）约14千米，位于阿瓦诺斯（Avanos）和于尔居普（Urgup）之间，面积约40平方千米。格雷梅国家公园和卡帕多奇亚还是大自然的杰作，这里有琳琅满目的精灵烟囱、山谷下潺潺的流水、种类繁多的植物和数不胜数的石凿壁画教堂。1985年，格雷梅国家公园和卡帕多奇亚岩石遗址凭借其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深厚的基督教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作为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棉花堡（Pamukkal）（1988）：希拉波利斯古城是帕迦马王国的一座圣城，建于前190年，当年繁荣昌盛，一直是疗养中心，多有温泉浴室，境内有很多神庙和其他宗教建筑，在考古学界有“圣城”的美誉。而至今建立在古罗马建筑遗址上的帕姆卡莱温泉，又被称为“棉花堡”，其SPA在古罗马时代用于治疗心脏病、皮肤病和风湿病。罗马时期和拜占庭时期的希拉波利斯是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从4世纪开始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督教中心。源自近200米高的悬崖上的泉水俯瞰平原，方解石水域，在棉花堡（棉花宫）创造了一个虚幻的景观，由矿物森林、石化瀑布和一系列梯田盆地组成。前2世纪末，佩尔加蒙王朝的阿塔利德王朝建立了希拉波利斯的温泉。如今客人可以在酒店内看到浴场，寺庙和其他希腊古迹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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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Salvarli & MS.Salvarli，“Trends on energy polic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urkey”， Energy Sources Part B-Economics Planning and Policy ，Vol.12，Issue 6，2017，pp.512-518.

[2] O.Yüksek，M.I.Komürcu，I.Yüksel，K.Kaygusuz，“The role of hydropower in meeting Turkey’s electric energy demand”， Energy Policy ，Vol.34，Issue 17，November 2006，pp.3093-3103.

[3] Kok B.，Benli H.，“Energy diversity and nuclear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urkey”， Renewable Energy ，Vol.111，October 2017，pp.870-877.

[4] Kok B.，Benli H.，“Energy diversity and nuclear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urkey”， Renewable Energy ，Vol.111，October 2017，pp.870-877.

[5] 《土耳其光伏市场》，《光伏杂志》（ PV Magazine ）中文版，2017年4月刊，第12—15页。

[6] Oral M.，Ozdemir U.，“The Position of Turkey in Global Energy Geopolitics：Opportunities and Risks”，Tarih Kultur ve Sanat Arastirmalari Dergisi， Journa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Research ，Vol.6，Issue 4，2017，pp.948-959.

[7] Oral M.，Ozdemir U.，“The Position of Turkey in Global Energy Geopolitics：Opportunities and Risks”，Tarih Kultur ve Sanat Arastirmalari Dergisi， Journa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Research ，Vol.6，Issue 4，2017，pp.948-959. qwugPfvuIE/J5mJJZD5cqufZXLGVDrhE1HcoQ1SyXRCDbNaSYYasIcE7gZmuvN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