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按专题选收和汇集了笔者自1980年至2020年期间发表于国内外哲学专业期刊以及国内主要报刊的56篇论文和文章。上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某些重要对象和领域及其贯穿的若干哲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下篇立足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探讨了当代哲学的境遇、课题、任务以及发展趋向。

鉴于所收论文的研究对象、论题和内容延伸中西哲学史以及哲学各基本领域，采取如下排列原则：上篇按领域、内在逻辑和写作时间三者的先后顺序排列，下篇则单纯按写作时间排列。按本体论或存在论、认识论、伦理学和历史观来对论文进行划分固然也具有其局限性和十分相对的性质，但优点之一是，打破了中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一传统的所谓学科的设置和分类。

本书的书名《哲学的涅槃》源自作者在第二十二届国际黑格尔大会会议演讲稿的标题。“涅槃”（Nirvana）在佛教中通常被用来指通过戒定慧修行而达至的一种灭除一切烦恼障碍、脱离一切心相以及超越生死轮回的至高至善的境界。笔者用其来喻指哲学所应趋向和实现的真善合一、天人合一的理想归宿。

书中提出和表述了以下若干主要论点：

1.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哲学作为智慧或爱智之学，蕴含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即体现为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智慧”，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通过“自然智慧”“精神智慧”和“生存智慧”等诸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智慧”，以及表现在不同哲学家思想体系中的“个别智慧”（《当代中国哲学的境遇、自我理解和任务》，2012 ）。

2.哲学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其喻为个体、民族和类的“理性和良心”。哲学的主要实践功能则体现在治国安邦和安身立命（《文化、文化共同体和民族精神》，2004；《政治哲学：政治的理性和良心——兼评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概念》，2005；《当代中国哲学的境遇、自我理解和任务》，2012；《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及其哲学课题》，2015；《让哲学成为安身立命之学》，2017 ）。

3.与哲学认识的重心由古代的自然转移到近代的精神以及现代的人本身、由古代的本体论转移到近代的认识论以及现代的生存论相适应，在与其他诸种社会意识的关系方面，哲学经历了由古代的宗教化到近代的科学化以及当代的伦理化的过程。哲学伦理化的核心，是塑造和构建一种能够统摄和驾驭人自身之需要和欲望的“自我主体性”。哲学的应然趋向是审美化（《对哲学及其当代任务的一种审视——兼评恩格斯哲学观的现代性》，1996；《哲学的嬗变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1997；《哲学的涅槃——对〈德国唯心主义始初系统纲领〉的一种阐释和发挥》，1999；《认识重心的迁移与当代哲学的趋向》，2005；《哲学的伦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塑》，2015；《重述哲学危机》，2015 ）。

4.就哲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而言，民族精神是哲学的思想根基和客观内容，而哲学则是民族精神的整体形态的概念，是民族精神的容器。民族精神借助于哲学获得自身发展，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就是通过哲学不断实现其自身的丰富、升华和弘扬的过程（《文化、文化共同体和民族精神》，2004；《当代中国哲学的境遇、自我理解和任务》，2012 ）。

5.世界之始源、终极本体和最高统一性统摄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因而，“存在”或“道”作为对世界之始源、终极本体和最高统一性的表述，也超越了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野，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所能指涉的范围（《老子学说的精华及其现代性》，2006；《追寻存在，重建形而上学》，2020 ）。

6.认识和把握世界终极本体“存在”或“道”以及实现人与“存在”或“道”相统一的合理方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既有的合理的具体路径是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论路径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所代表的心性论路径。后者是中国传统哲学数千年积累的结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和精华，也是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想人格论及其现代意义》，2018；《追寻存在，重建形而上学》，2020 ）。

7.康德所提出和表述的“感性、知性、理性”认知结构模式，实际上只是基于理性主义的立场对西方主流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概括。更具文化和哲学涵盖性和包容力的认知结构模式应是“感性、理性、悟性”。感性、理性、悟性是人类认识的三种要素或三个主要层次，而感性直观、理性反思和悟性体验则是哲学的三种基本的认识方式和手段（《论反思思维》，2002；《论悟性：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特质的一种审视》，2003 ）。

8.宗教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类把握自身和客观世界的一种专有方式，它与哲学、科学、道德、美学等诸种社会意识均具有某种同一性，但是，这些社会意识形式均不能代替和取代宗教（《哲学可以取代宗教吗？——对黑格尔宗教观的一种批评》，2012；《重述哲学危机》，2015 ）。

9.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基本矛盾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其在量的方面的表现是一与多的关系），认识论的基本矛盾是存在与思维或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生存论或实践论的基本矛盾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哲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由于本体论、认识论和生存论在哲学认识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基本矛盾也不同（《对哲学及其当代任务的一种审视——兼评恩格斯哲学观的现代性》，1996；《哲学认识论基本问题不等于哲学基本问题》，1998 ）。

10.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传统及其对立相并置，在哲学史中存在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两大传统及其对立。划分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的主要根据在于：人这一历史主体在一定的哲学学说、哲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与客体的关系如何（《从主客体关系来理解的马克思哲学》，1991 ）。

11.应将“哲学形态”理解为哲学体系及其理论结构、话语系统、社会功能、个性特征和演变过程的总和，而将“哲学形态学”界定为关于研究哲学体系及其理论结构、话语系统、社会功能、个性特征以及演变过程及其内在规律的科学，据此对哲学形态学进行构建以及从该视角对哲学史进行新的描述（《“哲学形态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2014 ）。

12.政治哲学应包括从哲学看待政治以及从政治看待哲学的双重维度和视域（《政治哲学：政治的理性和良心——兼评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概念》，2005；《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2006 ）。

13.从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视角来审视，马克思哲学不仅是对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的以往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哲学传统的扬弃与综合，而且也是对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两大哲学传统的扬弃和综合，体现了西方传统哲学中“实体”与主体、精神与自然、个体与类等诸对立范畴和原则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广义社会存在论（《从主客体关系来理解的马克思哲学》，1991 ）。

14.基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的不同态度，有理由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别视为扬弃与恢复传统形而上学的不同代表，他们分别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扬弃与复兴传统形而上学的两大传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恩格斯的诠释》，2010；《形而上学的扬弃与复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主线的一种描述》，2014 ）。

15.字释与义释相统一、文释与史释相统一、文释与心释相统一、义释与意释相统一、解释与建构相统一以及理解与践行相统一等构成了中国传统解释学的主要方法。它们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样式（《中国传统解释学的方法和特色》，2015 ）。

16.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的质的规定，其底蕴和本质特征是主体性，其内在矛盾是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而所谓塑造或构建合理的现代性，在哲学上实际上就是重建主体性，解决好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中国现代性”的追寻——对中国现代哲学发展主线的一种描述》，2010；《当代中国哲学的境遇、自我理解和任务》，2012；《构建当代哲学主体性》，2015 ）。

17.主体性并不是外在于“存在”的某种规定或特性，而是“存在”本身的一个内在环节，是“存在”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借以实现自身分化和统一的必要手段和中介。因此，重建主体性是重建形而上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及其哲学课题》，2015；《形而上学的复兴与重建》，2017；《追寻存在，重建形而上学》；2020 ）。

18.从现代性的视域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进行解读，可以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主线描述为对“中国现代性”的追寻过程（《“中国现代性”的追寻——对中国现代哲学发展主线的一种描述》，2010 ）。

19.需要概括、提出和在全社会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这一基本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应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本质规定、应然趋向以及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其内涵应包括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等诸价值理念（这一观点为笔者在2006年首次提出，尔后数次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200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论析》，2006；《让智慧之光引领当代中国前行》，2011；《当代中国哲学的境遇、自我理解和任务》，2012 ）。

20.现阶段与既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逻辑同世界历史逻辑、现代化逻辑、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一起共同融汇和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与此相适应，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和任务可以归结为重建形而上学、塑造合理的现代性特别是“中国现代性”以及让哲学自身真正成为安身立命之学三个最主要的方面（《让智慧之光引领当代中国前行》，2011；《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及其哲学课题》，2015；《形而上学的复兴与重建》，2017；《让哲学成为安身立命之学》，2017；《追寻“存在”，重建形而上学》，2020 ）。

21.《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原始手稿的印张编码“1”至“5”均系恩格斯所编写。因此，应据此进行该章的文本排序和重建（《〈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重释与新建》，2018 ）。

作为个人迄今学术思想和学术史的某种记录，本书所收论文原则上保持其原貌，仅对个别文章的个别文字作必要的修订或处理。书中有的内容有先后重叠，主要是同一观点被在不同场合和语境中加以重申、强调和进一步发挥所致。另外，有的论文的原稿与发表稿之间存在极个别文字上的差异，本书原则上收录原稿。

最后，谨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先生、副总编辑王茵女士以及责编孙萍女士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致以衷心的谢意。

2020年12月30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