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墓竹简的问世,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大的文化考古发现之一。由于这些最老的古籍的发现,某些传统的学术定论将被推翻,中国古哲学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将得到改写。特别是竹简《老子》一书的重见天日,将有助于廓清笼罩在老子身上的千古谜雾,帮助人们走近道家流派的源头,认清老子及其思想的初始面目。
竹简《老子》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老子》一书的古抄本。由于这一抄本年代久远,故文字古朴,蕴意深邃,多有优于既有的今本(王弼本、河上公本以及马王堆帛书甲、乙本等)之处,为了解和揭示老子及其思想的原貌,以及校勘今本、纠正传统诠释对《老子》本文的误读,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这里,仅举其要者并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作以补充。
1.王弼本、帛书乙本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句,竹简本为“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虑”字为笔者所释。裘锡圭先生疑该字为“诈”),民复孝慈”。这表明,老子并没有否定和摒弃儒家的“圣智”“仁义”概念,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当为后来道家者流所改。
2.王弼本“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第十九章)句,竹简本为“三言以为使(‘使’字为笔者所释。现竹简整理本释文为‘辨’)不足,或令之,或呼嘱”。王弼本“文”字于理不通。历来注家多释“文”字为“文饰”,亦牵强附会。现观竹简本,知“文”字乃“使”字之讹误。
3.王弼本“揣而梲之,不可长保”(第九章)以及帛书甲、乙本“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句,竹简本为“湍(遄)而群之,不可长保也”。“揣而梲之”或“揣而锐之”均难释解,而竹简本的“湍(遄)而群之”则语义明晓,为迅疾聚积之意,与语境相合。
4.王弼本“夷道若颣”(第四十一章)句和帛书乙本“夷道如类”句,竹简本为“迟道如颓”(竹简本“迟道”后简断。笔者认为,“迟道”应接转二十号残简的“如颓”两字。现竹简整理本未能将其连缀)。“夷道若颣”或“夷道如类”颇为费解。“夷”往往被释为“平”,“颣”(或“类”)则往往被由“丝节”之意而引申为“不平”。由此,该句话被释为:平坦之道犹如不平之道。与此相对照,竹简本的“迟道如颓”不仅语义通畅,而且明显义胜一筹。“迟”,《说文》:徐行也。“颓”,崩坏、衰败之意。“迟道如颓”,意为:徐行之道犹如颓败之道。《诗》曰:“行道迟迟。”《庄子·外物》曰:“颓然而道尽。”此两者可作为“迟道如颓”的佐证和诠注。或者,“颣”“类”与“颓”通假,均应释为“颓”。
5.王弼本“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第五十二章)句,竹简本为“闭其门,塞其兑,终身不嵍”(“嵍”为笔者所释。)“嵍”,通“务”,《说文》:“致力也。”竹简本的“终身不嵍”意蕴显然胜于王弼本的“终身不勤”。
6.王弼本“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第三十一章)句,以及帛书甲、乙本“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铦袭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句,竹简本为“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错龏(‘错龏’为笔者所释。竹简整理本从王弼本释为‘恬淡’)为上,弗美也。美之,是乐杀人”。这里,竹简本与王弼本、帛书本的区别在于“错龏”二字。“错”,通“厝”,《说文》:“厉石也。”“龏”,《说文》:“悫也,通彀”;“彀”,“张弩也”。可见,“错龏”,即厉石弩弓之意。因而,竹简本这段话当意为:兵者乃不祥之器,应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崇奉厉石弩弓,并非美事。谁若以此为美,就只能说明他是嗜杀者。以竹简本照观,帛书本释“铦袭”为“恬淡”有误。而王弼本“恬淡”二字则显然为讹误。
诸如以上所引,还有若干处。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再赘述。
《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是历来老子研究中争论不休、难以释解的一个谜团。历史上大致存有下述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看法:(一)春秋说。以吴子良、张煦、黄方刚、胡适、张季善、叶青、马叙伦、高亨等为代表。(二)战国说。这种观点占据上风,其代表人物有陈师道、牟廷相、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钱玄同、钱宾四、罗根泽、冯友兰、张岱年、熊伟、张西堂等。(三)春秋战国说。该观点主张,《老子》一书的基本思想或主要思想是源出老子本人的,春秋时期已以一定形式(如语录或遗言等)存在,而最后成书则是到了战国时期。持此观点的有刘泽民、谭戒甫、唐兰、郭沫若、任继愈等。
竹简《老子》的出土,为我们解开《老子》成书年代这一疑团提供了根据和线索。尽管现在还难以判定和确认竹简《老子》文本的形成时间,但从前面有关竹简《老子》与今本《老子》的对照中可以看出,正是竹简《老子》文本的内容、特点本身为如下假设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竹简《老子》文本很可能形成于春秋末年,是直接源出老子本人或经老子的亲传弟子记录、整理的《老子》一书的春秋古本。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的“外杂篇”对《老子》一书已多有征引。考其所引的某些文字,或为竹简本所无而为今本所有,或异于竹简本而略同于通行的今本。如“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胠箧》)、“至誉无誉”(《至乐》)、“自伐者无功”(《山木》)、“既以与人己愈有”(《田子方》)、“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知北游》)、“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知北游》)、“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天下》),等等,均为竹简本所未见而载于今本者。又如:“绝圣弃智”(《胠箧》)、“终日嗥而嗌不嗄”(《庚桑楚》)、“万物芸芸”(《在宥》),等等,则均为异于竹简本而略同于今本者。从中可见,《庄子》“外杂篇”征引之书,与今本《老子》略同。这意味着,在《庄子》“外杂篇”形成之前,春秋古本《老子》文本已渐湮没,而今本《老子》文本或略同于今本《老子》的文本则已出现。
如果再将《庄子》所引《老子》文字与帛书甲乙本、王弼本加以比较,前者虽然与后者均略有差异,但似更接近王弼本。而在帛书甲乙本、王弼本几种文本中,尤以帛书甲本最接近竹简本,帛书乙本次之,王弼本更次之。例如,《庄子·庚桑楚》所引“终日嗥而嗌不嗄”句,王弼本为“终日号而不嗄”,而竹简本和帛书甲乙本则分别为:“终日唬而不忧”,“终日号而不憂”[此字省写,写作该字下半部] 以及“终日号而不嚘”。
又据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八载:“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这一记述表明,改《老子》一书书名为《道德经》,当始自汉景帝(前188—前141年)。
综上所述,我们或许能够确认:《老子》一书经历了一个由春秋古本到通行今本的演变和形成的过程,而郭店楚墓竹简本、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庄子》征引本、汉景帝“改子为经”以及王弼校定本,则代表了这一演变和形成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阶段。
竹简《老子》是否是一个完整的抄本,目前学者们对此还存有见仁见智的歧异。据有关人士说,竹简曾部分被盗。但是,从公布的现存的竹简的状况来看,竹简《老子》的三组简文都较为系统、完整,内容上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甲本论述圣人之道,可名之为圣人篇;乙本论述修身之道,可名之为修身篇;丙本论述治国之道,可名之为治国篇。据此,似乎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竹简《老子》是一个基本完整的古抄本。
假若竹简《老子》是一个基本完整的古抄本,那么,它与王弼本等既存的今本有一系列引人瞩目的重大区别:(1)未有对“道”的玄奥的描述和神秘的、超验的形上学色彩。今本讲“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的第二十一章,以及被河上公题为“赞玄”的第十四章等,均不见于竹简本。(2)未有与儒家学说相抵牾的文字。除前面提到的今本中的“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在竹简本中为“绝伪弃虑”“绝智弃辩”外,在竹简本中也未见否定“礼”的第三十八章和否定“尚贤”的第三章。(3)未有“愚民”的君王“南面之术”的论述。今本讲“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第六十五章,讲“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的第三章,等等,均为竹简本所未载。(4)未有功利主义的印记。今本中讲“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的第七章,颇富功利主义色彩,然而在竹简中亦未发现。(5)未有论及鬼神的词句。今本讲“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的第六十章不见于竹简本。(6)未有对“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希冀。今本讲“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第八十章在竹简本中也渺然无迹。
这样,竹简《老子》甲、乙、丙书实际上向人们展现了与传统诠释迥然而异的另一个老子,即一个有深刻的人生智慧,而不摒弃“仁义”“圣智”,不嗜好愚民的阴柔权术,不谈论鬼神,不憧憬“小国寡民”社会,也不讲求功利和抽象论“道”的老子。这个老子显得似乎更接近历史上的老子本人的原貌,更符合其本人所倡导的“道”的精神。
应该着重加以指出的是,即便竹简《老子》不是一个完整的古抄本,它与王弼本等通行的今本《老子》也有重大的不同之处:它昭示了老子与孔子之间的真实的思想关系。
竹简《老子》无“绝仁弃义”之语以及无与儒家学说相抵牾的文字这一事实,推翻了流传两千余年之久的“孔、老对立”的学案。它表明,今本《老子》中的“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语,不仅是对老子的强加,而且也歪曲了历史上的老子与孔子之间的真实的思想关系。事实是,与其说孔子与老子两者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毋宁说它们之间的统一更是主要的和第一位的。如果人们将竹简《老子》仔细与《大学》《中庸》和《论语》等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老子对孔子的重大思想影响,以及作为孔子老师的老子与作为老子学生的孔子之间的思想的统一和一致。
老子对孔子思想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其“道”论。“道”是老子学说的核心概念。老子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构建了一个完备的“道”的理论体系。如前所述,竹简《老子》从圣人之道、修身之道和治国之道等不同角度对“道”进行了集中的、系统的论述。而孔子对“道”,亦可谓信乃弥坚,上下求索,以致有“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之语。孔子对“道”的向往与追求,尤其可以从他的这句话中看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对老子“道”学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其所提出的下述见解和主张:(1)“率性之谓道”(《中庸》)。(2)“道不远人”(《中庸》)。(3)“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4)修身立道(《中庸》)。(5)“以道事君”(《论语·先进》)。(6)“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7)作为“道”的各种具相的“人道”“地道”“天道”“圣人之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中庸》)。(8)“有道”和“无道”以及与其相应的主观态度(《论语·泰伯》)。(9)“遵道”“学道”“行道”“适道”“近道”“谋道”“忧道”和“弘道”,等等。
如果再将孔子的言论与竹简《老子》的本文加以具体的对照,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者的一致和老子对孔子思想的影响:(1)老子讲“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竹简甲),孔子亦云“无为而成”(《中庸》)、“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和“予欲无言”(《论语·阳货》)。(2)老子讲“以道差人主”(竹简甲),孔子亦云“以道事君”(《论语·先进》)。(3)老子讲“致虚,恒也。守中,笃也”(竹简甲),孔子亦云“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4)老子讲“明道如费(昧)”(竹简乙)、“道隐无名”(竹简乙),孔子亦云“君子之道费(昧)而隐”(《中庸》)。(5)老子讲“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竹简乙),孔子亦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6)老子讲“大道废安(焉),有仁义”(竹简丙),孔子鉴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亦云“修道以仁”(《中庸》)。(7)老子讲“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竹简甲)。孔子亦云“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于止,知其所止”,以及“知止而后有定”(《大学》)。(8)老子讲“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竹简甲),孔子亦援引《康诰》云“如保赤子”(《大学》)。(9)老子讲“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竹简甲、丙),孔子亦云“勿必,勿固”(《论语·子罕》)。(10)老子讲“以正治邦”(竹简甲),孔子亦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等等。
从上可见,孔子对老子多有师承、发挥,堪称老子“道”学的大继承者。可是,引以为憾的是,后世儒家有意无意抹杀了这一事实。而历代研究者亦都认为,“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故孔子学说与老子学说相异甚至相悖。其实,这只是就孔子所研讨、论述的理论重点来说才是合理的。如果就诸概念在孔子学说中所处的等级、地位来说,“仁”并非孔子心目中的最高概念;相反,“道”这一概念在孔子心目中的等级、地位才是最高的。从孔子的“修身立道”“修道以仁”的训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孔子那里,“立道”是目的,而“仁”不过是“立道”、达道的手段,因而是服从和服务于“立道”、达道的。孔子在大道久废的情况下,采用“救败”之法(参阅《文子》卷九),转而诉诸“仁”(“修道以仁”),以期以“仁”复道,实质上正是对老子“道”学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对于老、孔之间的思想关系还有待人们去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竹简《老子》的出土,这一问题的真相将愈渐得到澄清。
与竹简《老子》甲、乙、丙书同时出土的另一竹简文本《太一生水》是一篇值得注意的道家文献。它堪称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宇宙生成论的专门著述。在该文中,作者描述了“太一”(道)通过“藏于水,行于时”而依次生成“天”“地”“神明”“阴阳”“四时”“仓然”(寒热)“湿燥”“岁”等这一宇宙发生和演化的过程,从而构建了一种完整的宇宙演化论图式。
围绕《太一生水》一文的讨论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谁是该文的作者?它与竹简《老子》甲、乙、丙书有何关联?
笔者以为,《太一生水》篇或该篇的基本思想也极有可能源出老子。其理由是:
其一,该篇与竹简《老子》甲、乙、丙书同出,故其文本亦可能形成于春秋末期,为春秋古本。
其二,这一竹简抄本不仅其形制和书体均与竹简《老子》丙书的形制和书体相同,而且在内容上也与竹简《老子》甲、乙、丙书相互联系,浑然一体:如果说,竹简《老子》甲、乙、丙书分别专述圣人之道、修身之道和治国之道,那么,《太一生水》则专述自然之道(“天道”)。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该文的主旨和基本精神与竹简《老子》甲、乙、丙书相契合。这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道为“万物母”。《太一生水》论述了“太一”“藏于水,行于时”以后,进而提出,道“( )而或( ),(以己为)万物母”。而竹简《老子》甲书中亦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兑穆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的论述。(2)“天道贵弱”。《太一生水》中有“天道贵弱,雀(夺)成者以益生者”之语。而竹简《老子》甲书中则亦讲到“返也者,道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3)“道亦其字”。《太一生水》中有“道亦其字也,请问其名”的说法。而竹简《老子》甲书则亦言“未知其名,字之曰道”。(4)“以道从事者必托其名”。《太一生水》中有:“以道从事者必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伤。”竹简《老子》甲书中则亦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其四,《文子》卷三中征引老子之语,全文为:“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精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故静漠者神明之宅,虚无者道之所居。”这段论述,提及了“一”“天”“地”“四时”“阴阳”“神明”诸概念,与《太一生水》篇内容大体吻合,可相互印证、补充。
其五,与《太一生水》篇不同,竹简《老子》甲、乙、丙书中未见“太一”概念。但《庄子·天下》中“主之以太一”是用来指谓老子、关尹之学的,故不能排除老子未运用过这一概念。《文子》卷九中有:“老子曰:帝者体太一。……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照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乎阴阳,喜怒合乎四时。”此段文字可作为一种参考。
假若《太一生水》确源出老子,那么,该文的出土当为一项有特殊意义的重大发现。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5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