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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在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是极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围绕对外对内政策，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党内形成了强大的反对派别——“左派共产主义者”。党经受着“左倾”狂潮的猛烈冲击，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是由是否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引起的。
十月革命胜利了，但俄国还处在与同盟国交战的状态。三年多的帝国主义大战搞得俄国民不聊生，人民渴望和平，士兵厌战情绪激增。然而国际帝国主义，尤其是协约国却要俄国继续与同盟国作战，企图拖垮俄国，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布尔什维克党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尽快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以和平。为此，苏维埃俄国在和平建议被协约国政府拒绝后果断地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正式谈判于1917年12月3日开始，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团长先是越飞 [4] ，后是托洛茨基。德国代表团团长先是屈尔曼，后是霍夫曼将军。在谈判中，德方提出了掠夺性的和平条件：要求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一部分、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割让给德国，并索取赔金30亿卢布。
面对德方提出的掠夺性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列宁权衡国内外局势，主张接受德国条件，签订和约，以便得到喘息时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同意列宁主张的是主和派；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这是主战派；托洛茨基等人则主张苏俄应宣布停战，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和约，这是不战不和派。
1918年1月2日召开中央和地方负责人会议，出席会议的有60多人。其中主战派有32人，占绝对多数；不战不和派人数也有16人；只有以列宁为代表的主和派人数很少，只有15人。列宁的主张未能得到中央多数的支持。
1918年1月，列宁尖锐地指出：“如果仅仅因为德国革命可能在近期内，即可以用星期来计算的短时间内开始，就拿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策略。这种策略将是一种冒险。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去冒险。” [5] 列宁警告说，如果现在不签订条约，那将来签约的将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其他政府。
但布哈林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表示，必须从国际主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共和国。如果签约，社会主义共和国被保住了，但布尔什维克党却丧失了国际起义的机会。
在1918年1月24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不战不和派思想占了上风。托洛茨基的“我们停止战争，不缔结和约，复员军队”的提案以9票对7票获通过。布哈林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场。主战提案虽被否定，但列宁的主和提案也未获得多数。他不得不提出“我们竭力拖延和约签订”的提案，结果以12票对1票通过。列宁对这次会议结果并不满意。
布列斯特谈判于1月30日恢复。在当时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动身之前，列宁和他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 [6] 由于德方同乌克兰中央拉达代表团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个条约，乌克兰拉达同意向德方提供大量粮食等物资，以换取德方的军事援助），所以，谈判重新开始后，德方立即向苏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马上接受德方条件。2月10日，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发来电报，询问应该如何对待德国的最后通牒。2月10日晚6时30分，列宁复电，“我们的观点您是知道的，在最近，特别是在越飞来信后，这一观点更加坚定了”。 [7]
但是，托洛茨基并没有采纳列宁的建议，他郑重向德方声明：“我们把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以等待我们所期望的世界各国被压迫劳动阶级像俄国劳动人民那样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的庄稼汉士兵要回家务农，以便在今春和平地耕种革命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农民的土地。我们的工人士兵要回到二厂，不是在那里生产用于破坏的工具，而是生产用于建设的工具，和庄稼汉一起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托洛茨基声明：“我们退出战争。我们把这一点通告各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我们向目前正在抵抗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军队的我国军队发出了全面复员的命令。我们期待并且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久也会效法我们的榜样。”托洛茨基在声明中还提出：“我们拒绝承认德奥帝国主义靠利剑加在活着的各国人民身上的那些条件。我们不能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在给千百万活着的人带来压迫、痛苦和不幸的条件上签字。”他反复强调：“俄国拒绝在割地的和约上签字，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同时向各个战线的俄国军队发出全面复员的命令。” [8] 随后，他率领代表团离开了布列斯特。托洛茨基凭自己的想象力认为：“德国军队向我们发动进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把进攻的可能性化成百分比，那么，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而百分之九十是不可能的。” [9]
托洛茨基为什么发表这个声明？这是不是“叛卖性地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指示” [10] 的行为？首先，托洛茨基违背的是同列宁的约定，而不是党中央的决定。其次，在1月24日党中央会议上托洛茨基的主张是经过表决多数通过的。可以说，托洛茨基的声明不是“违背”恰恰是执行在党中央会议上多数通过的决议，尽管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最后，这种做法是他主观主义意识所支配的结果。他认为，宣布复员军队，这是一个惊人之举。一方面向世人昭示苏俄的和平真意；另一方面，德方若进攻复员军队的国家必会使其处于尴尬境地，遭天下人耻笑。不仅如此，这还会引起西方的革命之火。托洛茨基太相信自己的幻想了。就在2月18日德军重新开始进攻时，他还在党中央委员会上表示：“必须等一等，看这一切对德国人民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在德国，停战受到兴高采烈的欢迎，德国的进攻会在德国引起剧烈的爆炸性事件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要等一等看效果如何，如果没有产生这种效果，那时还可以建议和谈。” [11]
然而，局势已不能再等了。面对德国的大举进攻，2月18日，党中央委员会开了整整一天的紧急会议。但列宁关于立即签订和约的提案以7票反对、6票赞成又被否决。随后，中央又“挑灯夜战”，继续开会。经过激烈斗争，托洛茨基终于转向列宁。会议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列宁的提案。列宁的主张在中央委员会首次获得多数票。苏俄连夜通知德方：同意签订和约。
但是，德国故意拖延答复，继续进攻，情况万分危急。而“左派共产主义者”则坚决反对缔结和约，他们以各种方式予以阻挠。于是，列宁在《真理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和批判他们的错误，从此党内争论公开化。2月23日，德国又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并要求苏俄在24小时内答复。
2月23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它决定着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和命运。有15名中央委员出席会议，5名政府领导列席会议。会议气氛紧张，辩论激烈，措辞尖锐。布哈林等人叫喊立即进行“神圣的”革命战争。原先赞同和平的人，有的也附和主战派。列宁极度愤怒。他不停地在会议室里来回走动，说话声音都有些颤抖。当列宁意识到自己的主张无论怎样也不能占上风之后，不得不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最后的要求：革命空谈的政策必须结束。如果继续这种政策，他就要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 [12] 这是列宁继十月武装起义问题后第二次提出辞职问题。但布哈林等人并不理会，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寄希望于革命”。“左派共产主义者”洛莫夫 [13] 甚至宣称：“既然列宁以辞职相威胁，害怕是无用的，应该争取一个没有弗·伊（列宁）的政权。应当开赴前线和尽力而为。” [14]
党中央面临着组织分裂的危险。党内危机达到顶点。关键时刻，斯大林发生了动摇。他说：“可以不签字，但要开始谈判” [15] ，这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列宁严厉地批评道：“斯大林说可以不签订和约，那是不对的。必须签字接受这些条件，如果你们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三个星期之后你们就得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16] 关键时刻，托洛茨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为不使列宁辞职，避免党内分裂，尽管他不同意列宁的提案，但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时，他投了弃权票。在他影响下，又有三人投了弃权票。结果列宁的“立即接受德方建议”的提案以7票赞同、4票反对、4票弃权而获通过。然而，托洛茨基没有意识到，他的做法虽然避免了列宁的辞职，却导致主战派辞职。“左派共产主义者”声明他们辞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并保留自己在党内外进行鼓动的充分自由。事后，托洛茨基说，如果他的弃权会导致同志们辞职也许会投另外一种票。 [17] 可见，托洛茨基的立场是很不稳定的。
2月24日，中央开会讨论和研究谈判代表团的组成问题。由于托洛茨基已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列宁建议卡拉汉 [18] 、越飞和季诺维也夫去参加谈判。越飞坚决不去谈判。拉狄克 [19] 尽管反对签订和约，但他同意去，只是波兰人不许他去。还有人提议派季诺维也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两人去，但索柯里尼柯夫声明，他不去布列斯特。如果中央委员会硬要他去，他就退出中央委员会。列宁请大家不要激动，并建议彼得罗夫斯基 [20] 可以以人民委员的身份参加代表团前往。最后，会议决定由索柯里尼柯夫、彼得罗夫斯基、卡拉汉和契切林 [21] 组成代表团。他们于3月3日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契切林说，德国是“用手枪顶着革命的额头”签订掠夺性和约的。
布列斯特和约虽然签订了，但党内危机并没有消除。“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组织活动中心、党中央的全权代表机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通过决议，拒绝服从中央的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决定。该决议宣称：“党在最近将来的分裂恐怕难避免”，“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作好可能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 [22] 3月5日，“左派共产主义者”以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名义创办了自己的派报《共产主义者报》。
1918年3月6日至8日，举行了党的第7次特别代表大会。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专门为批准和约而召开的。列宁就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报告；布哈林以《媾和反对者集团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提纲》为题作了副报告。会议气氛依然十分紧张。“左派共产主义者”纷纷发言，反对签订和约。例如，乌里茨基对列宁说：“事实不是在反对我们，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对您，列宁同志”“签订和约，我们就是在打击那些满怀热情参加红军的同志”。 [23] 梁赞诺夫说：“列宁准备退让、退让、再退让，就是当托洛茨基拉他的衣襟时也是如此。我要说，退让是有限度的。我不想说，这是‘背叛和出卖’。” [24] 梁赞诺夫还说：“我知道，我们参加的那个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刻应当作出抉择，应当解决这样的问题：它是依靠农民群众，还是依靠西欧无产阶级。列宁同志以及党内跟他走的那一部分人宁愿依靠农民——我们以后找个时间来分析这些条件。在我们这一派内我已经给列宁同志的政策下了定义。列宁想利用托尔斯泰的口号，——按照我们所处的时代略加修改。托尔斯泰建议用庄稼汉、用傻瓜的办法建设俄国；列宁则建议用庄稼汉、用士兵的办法建设俄国。我们现在已尝到这种政策，庄稼汉和士兵政策的果实。” [25] 布哈林对布列斯特和约进行抨击，认为其“有利方面最多不过是得到几天的喘息时机，不利方面是全线投降，对外投降，对内投降”。他坚持说：“俄国革命或者是为国际革命所拯救，或者是在国际资本的打击下毁灭。”“归根到底，国际革命，也只有国际革命，才是我们的救星。” [26]
列宁及其支持者则据理反驳。在一天半中，列宁就发言18次之多。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者”居然办起报纸表示不满，他讥讽道：“他们的报纸名叫《共产主义者》，其实应该叫作《小贵族》，因为它看问题活像一个小贵族，死到临头还手握利剑，摆出一副了不起的姿态说：‘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他们谈论问题是用小贵族的观点，而我却是用农民的观点。” [27]
在这次大会上，拉狄克指责托洛茨基投弃权票。他认为外交人民委员在表决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是不能弃权的。 [28] 托洛茨基在发言中解释道：“鉴于中央形成的力量对比，有很多取决于我这一票，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因为一些同志赞成我的立场。我之所以弃权，是因为我不能对未来党的分裂承担责任。我认为，退让比签订和约造成虚假喘息更合适，但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承担领导党的责任。我认为，在国家所处的目前局势下，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发生分裂是不可设想的。拉狄克同志说的完全正确，外交人民委员无权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投弃权票，因此我当时在那次党的会议上辞去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还表示：“我们投弃权票的人表示了巨大的自我克制精神，因为我们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为了挽救党的统一而牺牲了自‘我’。你们应向对方说，你们走上的那条道路有着某种现实的希望。但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他可能引起这样的结果：挽救了生命，但抛弃了生命的含义。你们应当在这个决议中向我们保证，你们的退却有一个限度，超出这个限度，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不容许了。你们应当说明，中央委员会的道路是不对的，你们应当指出你们的人民委员们不应超出的限度。” [29]
最后，大会进行表决，结果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批准列宁的主张。托洛茨基后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在1918年10月初的一次讲话中公开表示，列宁以惊人的远见卓识，不顾大家的反对，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错了。” [30] 然而，“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承认失败，居然认为党的七大决议是“十分错误”的，并拒绝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