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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10日，有29个国家参加的热那亚会议开幕。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对会议施加了重要影响。美国虽然宣称不参加会议，只派观察员与会，实际上它在操纵会议。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副团长契切林在会上发言，阐明了苏俄的原则性立场。他说，苏维埃俄国一方面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承认旧的社会制度和新的共产主义制度可以和平共处。两种不同制度间的国家可以进行经济合作。这对欧洲经济的复兴是非常必要的。他表示，苏维埃政府参加此次会议，就是“为要在互惠、平等和完全的无条件的承认的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及工商界人士建立事务性的联系”。 [27] 契切林还倡议各国普遍裁军，禁止使用野蛮的作战手段，如施放毒瓦斯。然而，苏维埃政府的倡议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
这次会议上，各国对苏维埃政府的态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这种差别与其同苏维埃俄国的利益有着密切关系。在十月革命以前，外国资本在俄国股份公司中的投资的比重是：法国占32.6%；英国占22.6%；德国占19.7%；美国占5.2%；其他国家占5.6%。 [28] 由此可见，法国在俄国的股份投资最多，因而在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一切外债后，法国的损失也就最大。所以，法国对苏维埃俄国态度最为强硬。比利时和美国支持法国的立场。而英国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则很微妙，这两国原来就是一对传统的贸易伙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处于危机状态，经济利益的驱使促使英国在此之前就与苏维埃俄国缔结了贸易协定。从这里可以看出，实际上英国对俄国的态度比法国的强硬态度较为温和，在对“债务”和“财产”问题的态度上也比较灵活。列宁分析说：“英国比法国更容易接受租让，因为法国还在幻想收回债款，而比较精明的英国资本家已经不再想这一点了。” [29] 意大利与法国的态度也不一样。意大利更需要俄国的粮食、煤、石油等产品。何况，意大利在俄国的“损失”没有法国大，所以当然不会与法国采取一致的立场。德国从会议的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观点。德国总理兼代表团团长维尔兹批评战胜国的政策。他认为，各战胜国是在力图损害德国的利益和幸福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和幸福。
就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吵不休的时刻，1922年4月14日至15日，在亚尔培别墅进行了非正式会议，以缓解会议上出现的僵局。英国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建议，即可以同意苏俄政府不归还债务和财产，而以租借方式弥补，但先决条件是苏俄政府必须放弃对外国武装干涉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要求。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妥协方案，但法国政府否决了这个方案。就在这个时候，热那亚会议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变动。
1992年4月16日，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在拉巴洛附近正式签订了条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约。该条约规定，苏俄和德国相互放弃关于赔偿战争费、赔偿由于在战区内的军事措施（包括在对方领土内的征用）而对另一方及其平民造成的损失的要求。这就表明，德国正式放弃了1918年11月13日由苏俄政府废除的布列斯特和约。而苏俄政府则放弃了俄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应从德国获得的赔款。该条约还规定，德国放弃对被没收的外国财产（无论是外国的，还是私人的）的要求，这一条与法国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为什么德国会如此迅速地与苏维埃俄国签订了该条约？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英国、法国对德国压制太甚，以至于德国感到透不过气来。实际上，关于拉巴洛条约，早在热那亚会议之前两国就原则上达成一致，但德国对热那亚会议还抱有幻想，认为在会上可以与协约国讨价还价一番，所以，德国要看一看会议的结果再决定是否签订该条约。不料英国和法国等战胜国对德国毫不放松和让步。不仅如此，专家委员会规定承认俄国有权得到德国的赔款，这使德国大为恼火。德国欲同苏俄签订条约给战胜国一点颜色看看。另一个原因是德国工业界对政府的压力很大，他们希望与苏俄进行贸易往来。因为在1914年以前，德国出口的1/8商品是输出俄国的，其所需粮食都是从俄国进口的。1920年，德国电气公司头面人物就上书政府，要求与苏俄加强经济联系，认为俄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德国政治经济未来的命运，并认为俄德之间的利益存在着自然的共同性。他们还建议，要在俄罗斯“开始钉下第一批木桩，以便在这一基础上奠定稳步通向东欧的桥梁” [30] 。
苏俄和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给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以沉重的打击。这一方面说明，帝国主义对抗苏维埃政权的计划失败，统一战线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也表明，苏俄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就德国而言，到1922年底，德国对俄国的出口增加了一倍，而进口增加了13倍。拉巴洛条约的签订是苏维埃俄国外交政策的巨大胜利。全俄中央执委会认为这是调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榜样，是相互之间和平共处和合作的范例。
拉巴洛条约的签署使那些战胜国非常恼怒。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操纵热那亚会议将德国开除出政治委员会，对德国与苏俄缔约进行报复。
苏维埃政府在签署拉巴洛条约后，对会议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给予正式答复。1922年4月20日，苏维埃政府在给热那亚会议参加国的备忘录表示，为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与苏维埃俄国关系正常化，则必须与苏俄建立外交关系。备忘录表示，专家报告违背1922年1月6日戛纳会议的建议。1922年5月11日，苏维埃政府对协约国5月2日的备忘录进行复照。复照表示，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放弃对战时债务的要求，并赔偿它们在干涉时期给苏维埃俄国造成的损失，则苏维埃制度准备偿付战前的外债。苏维埃政府表示，该政府已经应各国的邀请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到热那亚去，该代表团携有贷款的计划和建议，并将为贷款作实际的保证。“俄罗斯政府派遣它的代表团参加热那亚会议，是希望在会议上同这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即这些国家不侵犯革命以后和胜利地击退干涉者以后在俄罗斯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些国家应当不是增加，而是减轻俄罗斯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困难，同时还为改善欧洲的经济状况扫清道路……俄罗斯并不是战败国。只有用平等的国家间在谈判时通常所用的谈判口吻才能达成共同的协议。” [31] 协约国本想将俄国也开除出政治委员会。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太大，以至于没有形成统一战线。英国同意在某些先决条件下给予俄国一些贷款，而法国则坚决加以反对。美国是反对苏维埃俄国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政府清楚这一点。如1922年1月27日，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表示，美国是苏维埃人民的死敌。
美国没有正式参加热那亚会议。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一是，美国反对苏俄参加会议；二是，美国害怕与会各国提出取消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因为它正是利用债务问题来对欧洲国家施加影响的；三是，英美矛盾。它们之间在争夺控制欧洲的领导权。虽然美国宣称不参加会议，但观察员比正式代表的活动还要大。1922年4月底，美国官方曾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能容忍任何一个不许美国资本参加的有关俄国石油租赁权的协定” [32] 。
热那亚会议没有结果，陷入僵局。这个僵局的焦点就是如何对待苏俄问题。为打破僵局，热那亚会议的操纵国提出另召开一个会议，代替热那亚会议专门讨论“俄罗斯问题”。美国积极支持这个建议。法国代表甚至提出，不邀请苏俄代表参加新的会议。这样，热那亚会议就被破坏了。1922年5月19日，热那亚会议第三次会议宣布暂时休会，并宣布在海牙继续举行会议。英法两国操纵会议，将会议的性质变成是咨询性质的，派去参加会议的代表将不是全权代表，而是专家，其任务是草拟报告。经过争论，会议又邀请苏俄参加会议。于是，除德国和冰岛之外，所有参加热那亚会议的国家都参加了海牙会议。
1922年6月26日，海牙会议开幕。在会议上，帝国主义国家和苏维埃俄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债务”和“财产”问题。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凭借会议多数，向苏维埃俄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债务小组委员会宣称，苏维埃俄国只有在承认全部债务的条件下才能希望得到贷款。这就是经济上的条件。这一手直到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们仍在运用着。外债小组还提出苏俄必须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的要求。这些国家的代表提出的方案一个比一个强硬。法英代表提出监督苏俄政府所获得贷款的使用情况；法国代表要求苏俄将其铁路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作为贷款的保证；丹麦代表的建议更为离谱：要求对苏维埃国家的收入进行国际监督；美国代表也提出苛刻的政治条件。
苏维埃代表在会议上犹入狼群，受到各方面的进攻。但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在列宁的方针指导下，不为这些国家代表种种语词所动。苏俄参加会议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尽可能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取得经济上的好处，争取到贷款，尽可能多地与这些国家达成经济合作协议。列宁对代表团的指示是，了解帝国主义国家提供贷款的条件和可能提供贷款的数目。苏俄政府的底牌是尽可能争取到32.24亿金卢布的贷款，为期3年。但苏俄政府的条件是不受外来干涉，贷款用于发展对俄国国民经济十分需要的部门，而且大部分贷款用于购买西方国家的工业设备。苏维埃政府还提出，可以把原来的或其他的企业租借给其企业已被没收的原来的外国业主，并给予这些业主以优先的承租权。苏维埃政府考虑到这些原来的业主对企业比较了解，会更快地将企业引向正常的轨道。 [33] 苏维埃政府还提出了对外国租让的工厂、矿山、石油产地、森林区等清单，以表明苏俄政府与西方国家经济合作的诚意。苏俄代表再次强调，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放弃战时债款，则苏俄也放弃关于赔偿干涉所造成损失的赔款要求。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提供贷款，苏俄政府准备承认战前债务，但不付利息。
苏俄代表的立场起到了分化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战线的作用。法国和比利时的代表仍对苏俄持强硬态度，而英国代表则与苏俄代表进行了非正式会晤，提出可以用补偿代替恢复原状，表示应集中讨论补偿问题。意大利代表倾向于以租让制代替恢复原状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代表赤膊上阵，公开表示美国不允许与苏维埃俄国达成协议。美国的这个决议在海牙会议上获得了通过。海牙会议就此结束。
尽管苏俄政府在热那亚会议上和海牙会议上没有取得西方国家的贷款，但苏俄政府的进退自如的外交立场使帝国主义国家感到不好对付。帝国主义一方面要遏制苏俄，另一方面又非常迫切地同苏俄进行贸易往来。苏俄最高决策层就是利用这一点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有一次列宁曾对斯大林说：“它们都贪得无厌，彼此深恶痛绝。它们会打架的。我们不必急。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主张和平和协议，但我们反对奴役和带奴役性条件的协议。必须紧紧地掌着舵，走我们自己的路，决不要上别人阿谀奉承或恫吓讹诈的当。” [34] 列宁就是这样与帝国主义国家周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