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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党内斗争并没有停止。党内在军事问题上发生尖锐分歧，党内出现了军事反对派，其中一部分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也参加了军事反对派。更为重要和复杂的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也卷入了这场斗争，并产生很深的矛盾。这给以后的党内斗争带来很大影响。
1918年，苏维埃政权既面临着军事威胁，又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布尔什维克党不仅要在第一线——军事战线上作战，而且还要在第二战线——粮食战线作战。列宁派托洛茨基去第一战线搞军事，派斯大林去第二战线搞粮食。托洛茨基作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乘坐他那富于传奇色彩的装甲指挥车，亲临察里津战线指挥作战。而斯大林也赶到察里津筹集粮食，以解救莫斯科的饥荒。在察里津，斯大林同察里津战线指挥员伏罗希洛夫 [17] 和米宁一起同托洛茨基发生矛盾。其实，在军事问题上，中央高层决策不断出现意见分歧，这些军事决策分歧时大时小。其中任命旧军官问题的争论就是一个插曲。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苏俄在西部边界组成了“西方的帷幔”。在组成“西方的帷幔”过程中，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任命了几名旧将军为“西方的帷幔”部队的军事领导。这引起士兵们的愤怒，他们强烈要求托洛茨基将这些旧军官从军队中清除出去，否则士兵将处决这些旧军官。“西方的帷幔”部队司令员别尔津专程赶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斯大林同意必须将旧将军从军队中清除出去，但他说：“我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要知道，我是分管民族事务的，所有军事问题得由‘老头’（指列宁——作者注）自己处理。”列宁得知这件事后，马上表示：“我今天就叫托洛茨基发命令撤销这些旧将军的红军职务，并且要他明天把这个命令的核实过的副本交给你们。”托洛茨基马上发了命令，撤销旧将军的红军职务。 [18] 其实，列宁同意任命有觉悟的旧军官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只是因为那里的士兵出现了愤怒情绪需要加以平息。
斯大林抵达察里津后，提出了与托洛茨基不同的作战方案。1918年7月10日，斯大林从察里津给列宁写信，表达对托洛茨基的强烈不满。信中说：如果托洛茨基不改变原来的做法，那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北高加索的一切将全部垮台，我们将完全丧失这个边区。托洛茨基在“给苏维埃政权丢脸”。他在信中还要求军事指挥权。他说：“粮食问题同军事问题是自然地交织在一起的。从工作利益着想，我必须有军事全权。这一点我过去提过，但没有得到答复。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自己作主，不经形式手续把那些损害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撤职。工作的利益要我这样做，当然，我决不因为没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动。” [19]
9月17日，苏维埃政权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任命斯大林、谢·康·米宁、方面军司令帕·巴·瑟京和副司令克·叶·伏罗希洛夫为新组建的南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亚·梅霍诺申也成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在南方军事委员会中，以斯大林、米宁和伏罗希洛夫为一方，以瑟京和梅霍诺申为另一方，展开了斗争，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其实质是，察里津的干部不愿意执行党关于在红军建设中使用旧军事专家的政策，主张实行已被废防的集体指挥军队的制度。托洛茨基采取粗暴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致使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了改组，由瑟京、梅霍诺申和列格兰组成。
这样安排之后，中央还不放心。10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打电报给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米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前线军委必须执行。没有服从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军队。在执行决议的同时可以向最高机构——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委会提出申诉，最后还可以向中央申诉。恳切建议你们实行革命军事委员会决议……任何冲突都不应该出现。” [20]
但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冲突无法避免。10月4日，托洛茨基从坦波夫通过专线向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通电：“我坚决主张把斯大林召回莫斯科……我继续让他（伏罗希洛夫）担任第10军（察里津部队）军长，条件是他必须服从南线司令员的指挥……我要他们每天向司令部报告作战情况和侦察情况，如果他们明天还拒不执行的话，我就拿伏罗希洛夫问罪，并且通报全军。很快就要发动进攻。……我们没有时间进行‘外交’谈判了。” [21]
列宁非常了解这两个人的性格和作风。托洛茨基孤傲专横，而斯大林则比较粗暴。两雄并立，必有一争。于是，列宁及中央决定调回斯大林，任命他在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任职。列宁还派斯维尔德洛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乘专列来接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回莫斯科的专列与托洛茨基去察里津的专列在途中相遇了。这真是巧合。经过斯维尔德洛夫的精心安排，斯大林在托洛茨基的专列上见了对手。托洛茨基后来回忆道，斯大林问：“您真要把他们全部撤掉吗？这些小伙子可都是好样的！”而他回答道：“可是这些好样的小伙子将会断送革命！我们总不能等到他们成熟起来再去打仗。” [22]
列宁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关系十分关注，并想方设法来改善他们的关系。10月22日，列宁写信给托洛茨基：“斯大林今天到达，带来了我军在察里津附近取得三次重大胜利的消息……斯大林已说服伏罗希洛夫和米宁（他认为这两人是非常宝贵和难得的干部）不要离开并完全服从中央机关的命令；据斯大林说，他们俩不满的唯一原因，就是炮弹和子弹到得太晚，甚至不送去，这样，20万人的士气高昂的高加索集团军也同样会覆灭的。”列宁接着说：“斯大林很想在南方面军工作；他非常担心不熟悉这条战线的人会犯许多错误，这方面的例子他举出了很多。斯大林希望自己能在工作中证实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并没有提出解除瑟京和梅霍诺申职务的最后通牒，同意在南方面军革命委员会中同他们共事，还表示愿意担任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列宁对托洛茨基说，“我把斯大林所有这些意见告诉您，请您仔细考虑并答复：第一，您是否同意亲自向斯大林解释一下，他为此同意去您那里；第二，您看是否认为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有可能消除从前的摩擦并处好共事关系。这是斯大林所希望的。至于我，则认为必须竭尽全力处好与斯大林的共事关系”。 [23]
托洛茨基复电，完全同意列宁的意见。于是，斯大林被任命为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线大本营设在哈尔科夫。但托洛茨基对伏罗希洛夫在察里津的表现仍不满。12月14日，他打电报给列宁：“再不能让伏罗希洛夫继续任现职，他使所有和解努力归于失败。我认为必须重新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另指派指挥员去察里津，同时把伏罗希洛夫调往乌克兰。” [24] 这个建议被采纳，伏罗希洛夫调往乌克兰。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在乌克兰又会合了。他们继续与托洛茨基相对抗。斯大林对总司令部命令的态度是：“不予理睬！” [25] 托洛茨基对此不能容忍。1919年1月10日，他打电报给斯维尔德洛夫：“我坚决声明，决不允许导致察里津部队土崩瓦解的察里津政策在乌克兰重演……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所推行的路线将毁灭整个事业。”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复电，仍希望他们能够和解。托洛茨基再次致电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和解当然是必要的，但不应当是虚假的和解。事实上，察里津的那些人现在全部聚集在哈尔科夫……我认为斯大林支持的察里津政策是最危险的病源，这比军事专家的背叛还坏……” [26]
托洛茨基常常乘着他的专列巡行在各个战区，但托洛茨基到达某一个战区后，就常常发布命令，改变原有的战斗计划。这种情况曾不止一次地造成了战区指挥的混乱。当时的指挥员卡·达尼舍夫斯基面见列宁，要求将托洛茨基调回莫斯科。列宁说：“托洛茨基是个大人物，他很有办法，为吸引旧军官参加红军做了很多工作，为组建红军出了很多力。但他不是自己人，对他不能完全信任：谁也不知道他明天会干出什么事来。要密切注意他。我们暂不把他召回。你回去以后，把情况调查了解清楚，详细地向我报告，那时再作决定。也许要给这类通信规定一套专用密码，请写给我本人……” [27] 列宁一番话使达尼舍夫斯基很受震动。这表明列宁对托洛茨基抱有警惕态度，但列宁仍然给予他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这也表明列宁善于发挥他的才能为苏维埃政权服务。
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成为俄共（布）八大的重要内容。托洛茨基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军事反对派”已成为一个有纲领的派别组织。公开参加“军事反对派”的有：伏罗希洛夫、米宁、戈洛晓金、雅罗斯拉夫斯基、萨法罗夫、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等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成员。斯大林虽然支持“军事反对派”，但他没有直接参加。
会上，索柯里尼柯夫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是托洛茨基提出、经过俄共（布）中央批准的。斯米尔诺夫 [28] 代表“军事反对派”作了副报告。他在报告中反对建立正规红军，反对在军队中实行铁的纪律，反对任用军事专家。由于要求发言的代表很多，代表大会决定将讨论放到军事小组会议上进行。在军事小组会上，出现有意思的局面，即以多数票通过把“军事反对派”的提纲作为讨论基础之后，拥护俄共（布）中央提纲的代表们当即要求把讨论改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进行。小组会议否定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们在逐节讨论“军事反对派”的提纲时退出了军事小组会议。
面对军事小组内部的严重对立，3月21日晚，俄共（布）八大召开秘密全体会议。列宁就军事问题发表讲话。列宁严厉批判了“军事反对派”的错误观点，认为“军事反对派”的批评超过了应该批评的界限，太“冲动”了。列宁说：“你们反对派的全部错误就在于，你们由于把自己的经验同这种游击习气连在一起，把那些永志不忘的英雄主义传统同这种游击连在一起，你们不想知道现在是另一个时期。现在，首要问题是应该有正规军，应该过渡到拥有军事专家的正规军。”列宁指出，反对利用军事专家“就是在破坏整个党的路线和整个党的纲领”。党与“军事反对派”的“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 [29] 列宁认为伏罗希洛夫和戈洛晓金身上存在着旧的游击习气，察里津集团军具有崇高的英雄主义，但在没有军事专家的情况下却损失了6万人。列宁表示，中央委员会的过错在于党的路线没有得到贯彻；伏罗希洛夫的过错在于他不愿意抛弃旧的游击习气；皮达可夫和布勃诺夫的错误也在于他们赞同这种游击习气。针对反对派成员戈洛晓金对托洛茨基的指责，列宁说：“您提出这样的指责，您作为党代表大会上的一名重要发言人，可以指责托洛茨基，说他不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但这是一种狂人的指责。您一点根据也拿不出来。如果您能证明这一点，那么，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中央委员会就都没有什么用处了。”列宁说：“我们经常产生意见分歧和错误，这一点谁也不否认。斯大林在察里津枪毙人，我就认为这是个错误，我认为他们枪毙错了。伏罗希洛夫同志引证的那些文件（文件举出第10集团军中，包括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内，有许多英雄事迹）揭露了我们的错误。我的错误也被揭露出来了，我不是打过电报吗，我说：要谨慎。我犯了错误。之所以如此，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斯大林同我有过意见分歧。斯大林证实过，并且谁也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在军事部门没有执行。这种指责是往整个军事部门和中央委员会脸上抹黑。你们现在不愿意说出这一点，但你们曾打算说出这一点。”列宁表示，军队里需要集中。列宁说，不幸的是伏罗希洛夫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察里津。一个战役付出了6万人的代价太大，如果有军事专家的话，就不会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列宁最后表示，游击活动时代已经结束，“如果有人说要回到游击活动时代，那么我们就最坚决地说：永远永远不行！” [30]
尽管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主张，支持伏罗希洛夫等人，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仍站在列宁的立场上批评了“军事反对派”。
会议讨论结束后进行表决，赞成以托洛茨基提纲为基础的中央决议案的代表有174名，赞成“军事反对派”决议案的代表有95名。
问题没有解决。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多数派和反对派代表组成的协商委员会。3月23日，协商委员会终于作出“一致决定”：同意中央的提案。“军事反对派”成员雅罗斯拉夫斯基向代表大会表示原则上接受中央多数派的主张。
这样，经过“文字上修改”的托洛茨基提纲，除一人弃权外，在大会上予以通过。“军事反对派”作为一个反对派不存在了。然而，党内的军事分歧仍然存在。尤其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个人摩擦为以后的党内斗争埋下伏笔。
党内军事分歧的产生、发展和消除是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第一次进攻失败后，经过准备又对苏维埃政权发起了新的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