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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与其他一切政权不同，其性质决定了它还必须砸碎一切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上层建筑。苏俄政府的外交也与旧的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性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全新的外交政策需要全新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人才加以体现和贯彻。
应该说，在苏俄政府创建初期，苏俄外交界还处于探索和形成规范阶段。同其他职能部门一样，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其中苏俄外交界人员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列宁经常调解这样的矛盾。1918年5月，越飞和明仁斯基“怒气冲冲”地给列宁写信，表达了“悲观失望”的心理，对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进行了指责。5月24日，列宁给他们回信，解释契切林的立场。信中说：“你们对契切林的责难，有一部分落到了我的身上。譬如，是我坚决主张通过德国人发出租让企业的提纲的，目的是让他们看看，我们对建立切实的经济关系是多么认真。（提纲是在拉狄克和另外一些‘左派愚蠢主义者’参加下共同制定的）我们租让企业的这些条件，如果德国人接受了，对我们只有好处。”列宁还说：“你们对契切林的不满我看是太过分了。但无论如何我是同意帮助你们的，请你们竭力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改进工作。为此，我建议准确地提出具体意见（把电报和信件中最实际的部分摘要抄寄给我，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全读）。”列宁同意越飞提出的外交重心向德国倾斜的建议。列宁表示：“用什么办法把重心更多地移到柏林（我同意予以帮助），你们应该考虑一下，并为此提出很策略的（注意）、具体而实际的措施。我将采取各种可能措施并努力使之实现。”列宁指示他们，“如果能为与芬兰、乌克兰和土耳其签订和约（这是关键）提供帮助，就应该随时尽力去做（当然，没有任何新的兼并和贡赋是办不到的）。为了加速签订这种和约，我愿付出许多代价”。列宁劝说道：“你们也不要急躁。校正（和开创新的）外交——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勿仓促从事。” [43]
1918年春天，德国占领乌克兰，侵入克里木。俄国黑海舰队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受到威胁。苏俄中央发出命令，黑海舰队的主要船只必须转移到新罗西斯克。这项工作必须在4月29至30日间完成。但5月11日，德国统帅部向苏俄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所有舰队返回塞瓦斯托波尔基地，认为这是违反布列斯特和约的。德国还扬言，要继续进攻黑海沿岸。针对德国野蛮的最后通牒，苏俄政府向德国政府发出了强烈外交照会，抗议德国政府占领克里木。照会表示：“德国政府从来没有在任何文件中向我们声明说我们的舰队在乌克兰参加了对德军的战斗。”因此，德国政府的有关声明是“不正确的”“找不到证据”。“我们的舰队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只是在德国人发动进攻和向塞瓦斯托波尔进犯以后。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破坏布列斯特和约的显然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事实证明，我们是坚决遵守布列斯特和约的，而德国人却背弃这个条约，占领了整个克里木。”照会表示，既然目前德国政府改变立场，要求得到克里木的全部或一部分，或提出其他的领土要求，那我们认为，彻底澄清这个问题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我们再一次正式声明，我们坚决同芬兰、乌克兰和不顾布列斯特和约而继续打仗的土耳其缔结切实的和约。 [44]
但是，越飞越权以自己的名义向德国发去照会。越飞同意交出黑海舰队船只，条件只是与乌克兰签订和约。然而，苏俄政府的立场是，第一，和乌克兰、芬兰、土耳其都签订和约；第二，不兼并塞瓦斯托波尔。可见，越飞的照会内容与政府的立场有相当大的距离。契切林马上向列宁告了越飞的状。列宁责备说：“越飞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他怎么能这样‘大削价，呢？如此重要的问题怎么能不经过商量就以自己的名义发照会呢？我不理解……” [45]
面对德国的政治压力，列宁表示俄国要运用外交手段与德国周旋。5月24日，列宁给邵武勉写信表示，为摆脱巴库的艰难处境，要施展外交手腕。 [46]
但德国不理会苏俄政府的照会，继续进攻黑海地区。在无法挽救黑海舰队的情况下，列宁指示最高军事指挥部门毁掉舰队船只，不使舰队落入德国人手中。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结果大部分船只沉入了海底。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分歧仍然存在。有人指责越飞将外交人民委员部搬到柏林去了。列宁写信给越飞，提醒说：“您同契切林之间的摩擦有时被人利用（与其说是有意的，毋宁说是无意的）来加剧这种摩擦。我相信，您定会留神不使这些摩擦加剧。我仔细研究了您的多次来信，坚信这些摩擦没什么了不起（到处都乱七八糟，到处都漫不经心——各委员部都是这样，治愈这种毛病是慢的）。有了耐心和毅力，摩擦是会消除的。契切林是个出色的工作人员，您的做法是在完全忠实地执行布列斯特和约，依我看，已经取得了成绩。因此，我们是容易消除摩擦的。”列宁还透露说，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和拉林组成代表团去柏林同德国政府就缔结经济协定进行谈判。列宁对这三个人进行了评价，“布哈林是忠实的，但深深陷入了‘左派愚蠢主义’。索柯里尼柯夫疯病又发了。拉林是个爱折腾的知识分子，头号马虎人。因此，同所有这些最可爱、最最出色的代表打交道要极其留神。索柯里尼柯夫是个极可贵的工作人员，但有时‘好犯病’（现在正是这样），他会因奇谈怪论而‘摔家什’。如果您不提防，他会摔掉您好多家什的。而布哈林则更甚。您要注意！我希望，克拉辛和加涅茨基这两位办事认真的人能给您帮助，一切都将安排好” [47] 。
列宁对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矛盾十分关注。因为当时俄国的国际环境极为不利，外交人民委员部应承担更多的任务和责任。契切林是外交人民委员，而越飞是苏俄驻德国大使。当时的苏俄对同德国发展关系十分重视。于是，越飞和契切林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上述情况看，列宁一直在努力调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另外也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后，在管理国家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党中央机关之间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暴露出来，形成了各种摩擦。机关内部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协调现象，相互之间出现矛盾和斗争。应该说，这种内耗现象从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存在了。如何妥善地加以克服，或者如何将这种内耗的消极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几十年来苏联共产党没有很好解决的大问题。
但是，列宁的努力没有什么实际结果。越飞继续攻击契切林。1918年7月1日，列宁给越飞写信：
亲爱的越飞同志：
老实说，我非常生您的气。人手少，大家忙得不可开交，而您却搞这种名堂：在给我的私人信中（最近一封，用铅笔写的），写了许多公务并掺杂了对契切林的许多人身攻击、中伤、挖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不称职的” м ——р〈看来是министр部长的意思——俄文版编者注。〉，等等）。而在给契切林的信中却说：“前景写在给列宁的信中。”
天晓得这是怎么回事！
当然，契切林向我要信，我是不能给他看的，因为我不愿成为制造纠纷的工具。结果是损害事业和破坏关系。
契切林是个极出色的、极认真的、聪明而懂行的工作人员。这样的人应当珍惜。至于他的弱点——缺乏“指挥员气魄”，这没什么了不起。世上具有相反弱点的人还少吗？
同契切林是可以共事的，容易合作；但即使同他一起也能把工作搞坏。
您挑剔他，但是外交人民委员部也有权告您的状，因为您瞧不起它，而未经外交人民委员的同意和批准，大使当然是无权采取决定性步骤的。
我希望您尽量想办法克服这些缺点。
您“推动了”克拉辛，这很好。请竭力督促什克洛夫斯基，他是个懒汉；要求他不断汇报，要吓唬他。 [48]
列宁对越飞和契切林的关系不放心，他专门给在德国的克拉辛发去了秘密私人电报。列宁说：“我十分重视和无条件地赞赏越飞的工作，但坚决要求越飞守大使的本分，他上面有外交人民委员，要求他注意礼貌，不要骂人，不要看不起别人，一切重要事务都要请示外交人民委员。只有这样，我才能支持并继续支持越飞大使。希望您能有分寸地在这方面开导越飞大使，盼复。” [49]
列宁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执政特点，那就是他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特性了如指掌，竭力发挥他们的长处，克服其短处。同时，列宁还特别善于调解高级干部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他为此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于初建的苏维埃政权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因素。
列宁确实十分关心越飞的工作，并欣赏越飞的才干。但列宁经常批评越飞。1918年7月31日，协约国武装干涉者在奥涅加登陆并占领了该地。这是协约国对苏俄采取的侵略行为。但此时越飞仍然表示，与协约国的关系不能破裂。8月3日，列宁给越飞发电，训斥了这位能干的大使。列宁说：“您最近几封信提到的一切，荒谬到了极点。在奥涅加事件之后再实行‘先前的’同协约国不决裂的政策是可笑的。总不能把生过孩子的妇女再变成处女。”列宁说：“把协约国已夺得的东西给德国人，从而使英、美、日难于扼杀俄国，不能马上扼杀俄国——我们正在继续这样随机应变。把这一切说成是武装干涉或援助都是可笑的。”列宁激烈批评说：“您不了解事实，又不深入思考事实，所以您和您的备忘录等文件便陷入错误之中。如果您要坚持错误，那请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在您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之前，在中央委员会接受您的辞呈之前，在派人接替您的工作之前，在接替您的人到达之前，您作为一个党员（您自己也是这样写的），当然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50] 可见，列宁对越飞大使在工作问题上是毫不姑息的。
苏俄政府在外交战线上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布列斯特和约，是20世纪世界外交谋略中的一个典型范例。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巩固下来，除其他原因以外，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富有气魄和胆识的决策。这些重大的决策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和外交方面，而且更主要地体现在经济方面。
[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7页。
[2] 《列宁全集》第48卷，第39页。
[3] 《列宁全集》第48卷，第41页。
[4] 越飞·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883—1927）：著名的俄国外交家。在党的六大上，他与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5—1927年追随托洛茨基反对派，1927年自杀。
[5]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3页。
[6]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页。
[7]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9页。
[8] 《俄共（布）第7次特别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282、283页。
[9] 托洛茨基1918年2月17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告。
[10]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9页。
[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198页。
[1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198页。
[13] 阿·洛莫夫（1888—1938）：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参加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任司法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分子。此后一直从事政府工作。
[1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13、214页。
[1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12页。
[16]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0页。
[1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17页。
[18] 列夫·米哈伊罗维奇·卡拉汉（1889—1937）：苏联外交家，1923—1926年为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
[19]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1885—1939）：原为奥地利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年为托派骨干分子。1936年被开除出党，1939年被处决。
[20] 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1878—1958）：参加过十月革命。1926—1939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21]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1872—1936）：著名外交家。1918年5月—1930年任苏俄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22]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6页。
[23] 《俄共（布）第7次特别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42—47页。
[24] 《俄共（布）第7次特别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76页。
[25] 《俄共（布）第7次特别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73页。
[26] 《俄共（布）第7次特别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4、31、32页。
[27]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9页。
[28] 《俄共（布）第7次特别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0页。
[29] 《俄共（布）第7次特别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9、70页。
[30]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1930年英文版，第393、394页。
[31]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1、52页。
[32] 斯坦因：《苏联外交政策（1917—1923年）》，莫斯科1945年版，第51页。
[33]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集，第16页。
[34] 《消息报》1917年11月22日。
[35] 《列宁全集》第1版，第31卷，第400页。
[36] 《列宁全集》第33卷，第86页。
[37]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87、288页。
[38]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39] 《列宁全集》第48卷，第124、130页。
[40] 《列宁全集》第35卷，第8、13—14、26、34页。
[41] 《列宁全集》第35卷，第70、71页。
[42] 《俄共（布）第7次特别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1页。
[43] 《列宁全集》第48卷，第157页。
[44]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99、300页。
[45] 《列宁全集》第48卷，第158页。
[46] 《列宁全集》第48卷，第160页。
[47] 《列宁全集》第48卷，第169页。
[48] 《列宁全集》第48卷，第221、222页。
[49] 《列宁全集》第48卷，第223页。
[50] 《列宁全集》第48卷，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