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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芬兰的革命运动十分关心。1917年11月24日，他在给芬兰同志的信中表示，“我可以代表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满怀信心地宣称，芬兰工人的伟大组织才能、他们的高度素养以及在民主体制下所受到的长期的政治训练，将帮助他们卓有成效地实现芬兰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期望得到革命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兄弟般的援助”。列宁对曼纳、西罗拉、库西宁等领导芬兰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派“正在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斗争”感到高兴。 [36]
受到俄国革命形势的影响，1917年12月6日，芬兰议会通过了宣布芬兰为独立国家的宣言，12月1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列宁将法令文本交给了芬兰政府代表团团长、芬兰政府首脑佩埃·斯温胡武德。全俄中央执委会于1917年12月22日批准了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这样，芬兰就获得了独立国家的地位。
1918年1月14日，在芬兰南部工业区爆发了芬兰革命。1月27日，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月28日，芬兰工人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即人民代表委员会。参加芬兰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芬兰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芬兰革命政府执政后采取了许多革命性质的措施。如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将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对私营银行进行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无偿将土地分给佃农；等等。2月，根据芬兰工人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倡议，苏俄与芬兰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举行谈判。俄芬协商委员会草拟条约草案。2月25日，苏俄人民委员会批准了该条约。3月1日，芬兰和俄国双方签署了条约。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条约。列宁对这个条约十分重视，亲自参加了条约的制定工作，并同芬兰代表举行了会谈。
列宁对芬兰革命的到来表示非常兴奋。1918年1月31日，在全俄工兵农苏维埃三大上，他说：“芬兰的工人和农民刚一把政权夺到手中，就向我们表示他们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诚，并向我们祝贺，从他们的贺词中可以看出他们沿着‘国际’指出的道路同我们一道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37]
但芬兰革命是在南部取得胜利的，北部的局势没有得到控制。斯温胡武德政府以芬兰北部为基地，集结了一切反对革命的政治势力，向革命政府反扑过来。在德国政府的帮助下，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又夺回了政权。经过激烈的国内战争，芬兰革命于1918年5月被镇压下去。
芬兰革命的失败对俄国革命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俄国中央最高决策层对芬兰革命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列宁没有因芬兰革命失败而使自己的情绪受到挫折，他对欧洲革命寄予很大的希望，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1918年3月，列宁对国际形势有一个基本估计。在列宁看来，苏维埃政权不可能与帝国主义和睦相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俄共（布）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上表示：“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拥有非常先进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装备，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其所以不能，是由于贸易联系，是由于国际金融关系。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38] 列宁指出，现在历史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在进行空前困难的组织工作时必将经受一系列痛苦的失败。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已经把全部事业掌握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的手里，当我们肩负起这个事业时，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会遭到多大的失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不是马上）一定会到来，因为它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而且会完全成熟。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
列宁对社会主义在世界取得胜利信心十足。1918年4月24日左右，列宁在致美国国际主义社会党人的信中表示：“我坚信，社会革命终将在所有的文明国家中获胜。当这种革命在美国爆发时，它将远远超过俄国革命。”1918年4月30日，列宁在给雷蒙德·罗宾斯的信中表示：“我相信，新的民主制度即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必将在所有国家建立，必将摧毁新旧两大陆上的一切障碍以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 [39]
1918年7月29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对形势的基本看法。列宁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政府发动的战争不可能靠帝国主义政府的力量来结束。这场战争只有靠全体无产阶级的努力才能结束，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其他国家还保留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统治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迫切任务，再说一遍，就是保持住这个政权，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继续使它尽可能迸发出更多的火花，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得更旺。”列宁在这次会议上还说：“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护、捍卫和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力量，这个社会主义火炬，这个对全世界有着强烈影响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个任务就是军事任务。”1918年8月2日，列宁在霍登卡红军战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俄国革命给全世界指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使资产阶级看到他们得势的时代就要结束。”列宁还说：“革命是不能按订单制造的，但是确有迹象表明，全世界正酝酿着大事变。”1918年8月，列宁说：“我们看到，西欧革命的大火迸射火花和烈焰已经日益频繁，这使我们坚信国际工人革命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 [40] 1918年8月23日，列宁在综合博物馆群众大会上说：“我们曾期望德国发生革命，但是当时革命还没有成熟。现在革命正在成熟，革命无疑在酝酿中，它必然会到来。不过只有傻瓜才会问西欧革命什么时候到来。革命是无法推算的，革命是无法预报的，它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它逐渐成熟，而且一定会爆发。”列宁还说：“因此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应当成为西欧无产阶级的教训，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俄国革命以至国际革命的生路，都在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上。” [41]
不仅列宁，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基本上都持这种观点。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国际革命的看法的一致表现在：（1）苏维埃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是无法和平共处的；（2）俄国革命依赖于国际革命；（3）国际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布哈林认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说，整个事情最终取决于国际革命的成败。” [42]
从上述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整个布尔什维克党都将俄国革命的胜利同世界革命，尤其同欧洲革命联系起来。当时，列宁的基本思想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其复杂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从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并有可能暂时避免帝国主义的联合围攻。但是俄国革命仅仅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把火，俄国革命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起一种关键性的“引燃”和“引爆”作用，通过俄国革命点燃欧洲革命的熊熊烈火。没有其他欧洲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没有其他欧洲国家革命的支持，俄国革命不会坚持多久。这就是当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全党对俄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基本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列宁和其他领袖不能不怀着热切的期待心情关注欧洲国家的革命形势，欧洲国家每一次革命形势的到来就会使列宁和他的战友们欢欣鼓舞。在当时，欧洲革命问题关系到俄国革命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