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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节均侧重于从宏观视角对创业生态系统文献进行分析。为了打开创业生态系统创建和成长过程的“黑箱”，还需要从微观视角进行研究。从微观要素来看，创业围绕机会和资源展开，机会是创业过程的核心，资源为其提供保障（葛宝山等，2013）。而对于创业生态系统来说，其核心在于多样化的参与主体基于互补性资源高效协同，实现一系列关联性机会的共同开发（蔡莉等，2018）。因此，有必要基于机会—资源视角对创业生态系统运行的微观机制进行分析。基于此，本部分从机会—资源视角对已有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并基于现有研究局限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首先，本部分选取EBSCO、Google Scholar两个英文数据库，以“entrepreneur ecosystem”为关键词，在商业及管理学领域263个SSCI期刊中不限时间进行搜索，其中限定关键词出现在全文位置。经过搜索，我们初步在EBSCO数据库中搜索出150篇英文文献，在Google Scholar数据库中搜索出263篇英文文献。
其次，由两位团队成员对初步搜索出的263篇文献进行背对背地筛选，删除非学术论文（报道）、特刊介绍、书评、非创业生态系统主题（如仅在文章中某句话、未来研究中或参考文献中提到创业生态系统）的文献，以及删除两个数据库重复的17篇文献，最终筛选出76篇文献。
最后，为了更加严谨地对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由两位团队成员背对背地基于机会—资源视角对每篇文章进行梳理。对于不确定或有分歧的内容，由两位团队成员讨论并与创业领域专家讨论，最终达成一致。
机会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可以分为单一主体研究和多主体研究两类。
1.单一主体研究
本部分研究主要从机会开发与动态能力、机会开发与战略选择、机会开发与创业者认知三方面展开。首先，针对机会开发与动态能力的关系，如Teece（2007）探究了创业生态系统内已有企业在机会感知（sensing）和机会抓取（seizing）两阶段所需动态能力的特征及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s）。其次，针对机会开发与战略选择的关系，如Fisher等（2017）研究创业生态系统内新企业不同类型机会开发所对应的战略选择，即新企业采用现有技术进入现有市场时，应采取一致型战略（conformance strategy）；采用新技术进入现有市场时，应采取选择型战略（selection strategy）；采用现有技术进入新市场时，应采取操纵型战略（manipulation strategy）；采用新技术进入新市场时，应采取创造型战略（creation strategy）。最后，针对机会开发与创业者认知的关系，如Qiu等（2017）研究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内创业者的两种对立逻辑——专业化逻辑（professional logic）和市场化逻辑（market logic）在其机会开发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及二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并进一步探索了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创业压力、创业学习、创业者地位等因素对两种逻辑协同效应的影响。
2.多主体研究
多主体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系统内多主体共同机会开发进而促进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的过程研究。
一部分学者关注机会开发者与已有企业之间潜在利益冲突的协调，如Ihrig和Macmillan（2017）以制药行业为例，探究制药企业如何为新机会开发方案获得生态系统内其他利益相关者认同，以提升企业机会开发成功率的问题。通过案例分析提出要对所有可能的机会开发方案进行评估，从中选择能够使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接受的方案；Ansari等（2016）以美国电视业为例，对新企业TiVo在创新性技术机会开发中不断调节自身与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冲突以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展开研究，表明在创新性技术机会开发前期，创业企业需要做出妥协以获得已有企业的资源支持，在被生态系统接纳后，其机会开发行为可以变得更有针对性；Sarma和Sun（2016）表明，创业企业还可以通过联合其他新主体的方式实现机会成功开发。具体来说，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开发新商业模式——无工厂模式（fabless model）的创业企业，在无工厂模式实施之初，已有企业对采取新商业模式的创业企业表示排斥，因此创业企业与中国台湾地区、日本政府联合成立加工厂，从而实现商业模式的成功开发。随着无工厂模式企业效率的提升，以及无工厂模式企业数量的日益增加，之前排斥该商业模式的已有企业也逐步采取这一新商业模式，整个生态系统也随之做出了适应性改变。
另一部分学者主要关注机会驱动下创业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如Garnsey等（2008）以Acorn计算机公司及其子公司ARM为例，提出连续性新技术在新领域应用可以促进新技术物种（technological speciation）的产生，即新子生态系统的形成；Overholm（2015）探究了商业生态系统内机会在不同主体间来回传递的过程。他将商业生态系统定义为共同创造价值的主体所形成的网络，将其内部主体分为开拓型企业和跟随型企业，商业生态系统的开拓型企业从认知和实践两个层面向跟随型企业传递机会，这一过程促进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和演化。
资源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从生态系统层面和主体层面展开。
1.生态系统层面
生态系统层面的研究可以分为生态系统内各类资源的综合研究和生态系统内某一类资源的研究。
关于生态系统内各类资源的综合研究，一部分学者探究生态系统的资源构成，如Cohen（2006）提出一个可持续性的创业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正式网络资源（家人、朋友、同事）、非正式网络资源（与政府、大学及企业之间的正式合作）、专业化服务（税收和立法支持、咨询）、资本服务（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和人才池等资源；Berger和Kuckertz（2016）提出创业生态系统的微观要素包括市场资源、资金及管理技能等资源。
还有一部分学者对创业生态系统内资源的作用展开研究，如Sohns和Diez（2017）以越南农村创业为例，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内资源对新企业创建的影响，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所在区域的市场资源、政府所提供的支持性资源等会对新企业创建产生影响。Andrew（2011）研究了美国通用集团创新平台内创业者与通用集团以及其他创业者之间的资源相互依赖性，并认为资源的依赖性是通用集团构建该生态系统以及创业者加入生态系统的主要因素。Homa和Stuart（1995）认为在硅谷这一成熟的创业生态系统内资源会伴随企业“产生—死亡—产生”这一循环过程实现重新配置，从而促进新企业不断产生。
关于生态系统内某一类资源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对创业生态系统内资金、人才、网络等资源进行探究。首先，在资金方面，Kim等（2012）探究了大学、政府及行业的研发费用对企业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得出大学研发费用以及行业研发费用积极影响企业出生率及企业死亡率；政府研发费用积极影响企业出生率，消极影响企业死亡率等研究结论。Sampsa（2010）探究了风险资本在政府授权科研项目数对区域专利授权数及新企业诞生数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当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内风险资本量上升时，政府向大学和科研机构授权的研究项目与区域专利授权数及新企业诞生数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Motoyama和Knowlton（2016）研究了美国圣路易斯地区政府资助项目对生态系统发展的影响，认为公私联合政府资助的方式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资金，还能够在创业者之间创造学习效应，促进创业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互动以及创业者网络的整合与拓展，促进提供支持性服务企业之间的协调。
其次，在人才资源方面，Kenney等（2013）以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印度的通信技术行业生态系统为例，就海归人才对创业生态系统绩效的影响进行探索，结果表明海归人才在生态系统发展初期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在本土创业者（indigenous entrepreneurs）和政策制定者奠定一定基础后，才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最后，在网络资源方面，学者们认为建立及增强创业生态系统内主体间的网络关系，是构建及促进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重要方面。Rosabeth等（2012）提出促进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发展需要强化核心主体之间的联系，如强化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联系，促进小企业成长及大企业创新；建立教育机构与行业之间的联系，促进教育与就业机会（employment opportunities）之间的匹配。Yasuyuki和Karren（2017）认为构建创业生态系统不仅要为其注入“缺失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要促进创业生态系统内创业者之间、支持性组织之间、创业者和支持性组织之间及支持性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促进创业生态系统的成长及演化。
2.主体层面
主体层面的研究主要从创业生态系统内资源获得者和资源提供者两个视角展开。从资源获得者的视角看，学者们主要探究创业企业的资源获取以及创业企业的资源开发全过程。在资源获取研究方面，如Hobdari等（2017）认为中小型创业企业可以通过与创业生态系统内大型成熟跨国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取资源，进而实现国际化。Benghozi和Salvador（2014）提出与创业生态系统外企业相比，创业生态系统内新企业处在人才、知识资源池中，可以通过合作关系获得所需的战略性资产和互补性资源。在资源开发过程研究方面，如Habbershon（2006）探讨了以家族企业为核心所构建的创业生态系统内，核心企业如何通过与环境互动进行资源的开发。
从资源提供者的角度看，学者们围绕孵化器、风险投资机构等主体展开。如Fernández等（2015）等对创业生态系统内孵化器进行研究，认为孵化器能够为创业生态系统内创业者提供资金及业务支持，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间关系的建立起到连接作用。Zhang等（2016）对硅谷生态系统内不同类型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偏好展开研究，认为由于亚洲风投在本地较少的社会关系及其较低的社会地位，亚洲风投比本土风投更愿意投资亚洲移民创业者。
少部分学者将机会和资源结合起来从生态系统层面以及创业企业层面对创业生态系统内机会与资源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
1.生态系统层面
在生态系统层面，学者们通过理论研究对创业生态系统内资源与机会的交互过程展开了深入的阐述。如Auerswald和Dani（2017）通过与生物生态系统类比，将创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分为开发（exploitation）、保持（conservation）、释放（release）和重组（reorganize）4个阶段，认为在开发阶段，生态系统充斥着定义新机会窗口的商业活动，且最先拥有新释放能量和资源的开拓者最早投入创业行动。经过长期的资源积累和转化，系统成熟后进入保持阶段，企业间的联合会建立新的系统层面标准，从而促进更专业化的创新活动，生态系统结构更为密集，不同规模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更多，但网络密集度和嵌入性的提升会使生态系统更易受到干扰，如一旦制度变革，便可以解开结构内的许多网络从而向环境释放充足的能量及资源，创业者将会在这种干扰下寻找新机会，并开始建立新生态系统。Zahra和Nambisan（2012）认为生态系统中已有企业和新企业起着互补的作用，各自开发生态系统内特定的市场空间，这一过程可以促进主体间的共同专业化，也丰富了生态系统内创业活动的多样性。随着各类创业活动的进行，已有企业与新企业之间资源的交互决定了生态系统演化的速度，维持生态系统的活力进而为其成员提供大量机会。
2.创业企业层面
在创业企业层面，一部分学者围绕创业生态系统内创业企业为实现机会开发所进行的资源获取、资源整合及资源利用过程展开研究。如Letaifa（2016）研究社会创业者在某一社会需求驱动下，整合其他主体资源共创价值，进而构建和维持社会创业生态系统的过程。Najmaei（2016）研究澳大利亚云计算生态系统内创业企业新商业模式的开发过程，表明创业企业在确定商业模式构想之后，通过尝试多种方式整合管理、市场、技术三方面资源将商业模式构想转化为组织流程和惯例，并通过资源编排实现价值传递和创造，进而实现商业模式的成功开发。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探究创业生态系统内创业企业与其他主体间资源的交互对新机会产生的影响。如Abdelgawad等（2013）提出核心企业通过与生态系统内已有成员合作或积极寻找新生态成员可以促进生态系统的转型，如PandG通过发起“连接与开发”项目，与生态系统内1000多个成员达成协议，共同进行新市场及新技术开发，这一过程促进了PandG的新机会识别。
目前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大多基于机会或资源单一视角，仅有极少部分学者从机会—资源一体化这一整合视角对创业生态系统创建及成长机理深入探讨。
创业生态系统以创业者为核心（Stam，2015），由相互依赖的多主体构成（Cohen，2016；Vogel，2013；Auerswald and Dani，2017），创业生态系统内多主体间通过机会集相互连接。在机会集的牵引下，创业生态系统内多主体间通过互补性资源的高效配置促进价值的共同创造。因此，针对创业生态系统，未来应该从机会集视角进行机会—资源一体化研究。具体地，首先，未来可以探究机会集的创建及拓展机制。其次，针对影响因素，可以研究创业情境和创业生态系统内各类主体对机会集创建和拓展的作用及不同主体间的作用关系（如开拓型和跟随型企业之间）。再次，针对作用机制，未来一方面可以探究机会集创建、拓展与机会—资源一体化之间的作用关系，另一方面可以探究机会集的创建与拓展对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及成长的影响机制。最后，针对系统评价，未来可以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对创业生态系统功能进行评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