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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从整体上对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进行了回顾，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国内外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主题，本部分通过对英文期刊和中文期刊上相关文献的系统搜索、筛选及分析，对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主题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的未来方向。
1.英文期刊
为搜索与创业生态系统内容相关的英文文献，本部分重点关注了2000—2017年， Financial Times （ FT ）列出的商学院50个重要期刊。此外，本部分还添加了四个与创业生态系统相关的重要期刊，包括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 ERD ）、 Word Development （ WD ）、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Review （ MOR ）和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 APJM ）。因此，我们共关注了18年间54个重要英文期刊的相关文献。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因为它代表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研究最热烈的一段时期。
为了从目标期刊中检索相关文章，我们首先在EBSCO数据库中检索“entrepreneur”和“ecosystem”出现在文章中任何位置的文献。另外，由于科技园、孵化器和区域创业等研究与创业生态系统主题高度相关，我们还添加了“entrepreneur”和“science park”，“entrepreneur”和“incubator”，以及“entrepreneur”和“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这些关键词。通过初步搜索，我们识别了121篇英文文献。然后，我们仔细阅读并检查每篇文献与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的相关性，删除了那些与生态系统相关的概念不是该研究核心关注点的文章，进而得到46篇与创业生态系统相关的文献。为了提高综述的严谨性，我们邀请了3位研究创业生态系统的国外专家检查文章列表，并验证我们没有遗漏任何重要文章。这些学者确定了另外4篇文章，我们将这些文章也添加到综述中。因此，我们共综述50篇英文文献（Bruton et al.，2008；Chen et al.，2017）。
2.中文期刊
为了将英文文献与中文文献联系起来，我们还关注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认定的23个管理学重要期刊。自从创业生态系统作为支持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以来，其在经济学领域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与中国权威学者讨论，我们又加入顶级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因此，我们共关注24个中文重要期刊的相关文献。我们使用中国重要的搜索引擎CNKI，搜索标准与英文期刊相同。通过检索，初步搜索出中文文献1090篇。然后，与英文文献筛选的方法一致，我们共筛选出与生态系统相关的35篇文献。生态系统的概念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但目前为止，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还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因此，最终我们的综述共收录了85篇来自国际和国内重要期刊的文献。
3.文献的描述性统计
在85篇文献中，44篇采用了定量方法，22篇采用了定性方法（尤其是案例研究），其余18篇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概念性文献，只有1篇文献同时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中文文献在概念类文献中的代表性更强（具体而言，在18篇概念性文献中，有10篇是中文文献，而8篇是英文文献）。这些文献描述了与生态系统相关实践和研究的潜在问题。表1.2简要概述了综述样本中的文章。
表1.2 英文文献和中文文献中用到的方法
同时，我们还统计了67篇定量和定性文章样本的国家和地点（见表1.3）。值得注意的是，在42篇英文期刊文献中，34篇文章的样本来自发达国家，6篇文章的样本来自新兴经济体，2篇文章的样本同时来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家。从表1.3中可以看出，美国是研究频率最高的国家，其次分别是英国和加拿大。在英文文献中，只有2篇是关于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和越南）的文章。中文期刊上所有实证文章的样本都来自中国。
表1.3 样本中定量文章的国家和地点数
我们采用开放式编码的方法，按主题对每篇文献进行分类（Corbin and Strauss，2014）。具体而言，两位作者分别阅读每篇文章的内容，然后针对以下几方面内容进行编码，包括生态系统的定义、构成、特征、影响因素和创建机制，方法论、数据来源、理论框架、结论和贡献，以及对生态系统和创业的启示。在开放编码阶段，我们尽量减少文献分析的偏差（Ahlstrom et al.，2008）。在此过程中，如果出现分歧，则邀请第三位作者评估出现问题的文章。此外，两位中国作者分别独立对中文文献进行编码。然后，通过两位作者之间的多轮讨论，分歧得以解决。最终，我们将85篇文献划分为四个主题，即创业生态系统研究中的本质、网络、制度和动态性（见表1.4）。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讨论每个主题。
表1.4 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涵盖的主题
续表
如前所述，我们在85篇文献中确定了创业生态系统的本质、网络、制度和动态性四个主题。以下我们将详细回顾这四个主题中的现有文献。
创业生态系统本质的文献来自创业生态系统定义和构成的文章。这部分文献借鉴了多样化的理论，包括社会资本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等。涉及本质主题的文章共32篇。这一主题的研究比其他主题的研究更加集中。我们将此主题的文献分为三部分：定义（Isenberg，2010；Adner，2017；Spigel，2017）、构成（Seidl et al.，2003；Audretsch and Keilbach，2004；Samila and Sorenson，2010）以及地理位置。定义类文献能够影响学者所提出的生态系统构成，以及影响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由于本章1.1部分已详细论述创业生态系统的定义和构成，故此部分只介绍地理位置的相关文献。
对地理位置的关注源于英文文章中的一种认识，即地理位置可以决定区域创业。不同的地理位置因为技术差异和位置条件创造了不同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使一个国家或世界的不同地区有价值和多样化的资源变得可用（Zacharakis et al.，2003；Cumming and Johan，2010；Huggins and Williams，2011；Shearmur and Doloreux，2016）。因此，支撑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可能并不同时存在，在一个国家或世界的不同地区，可能存在对生态系统有价值的不同要素组合（邢蕊等，2015；Habersetzer，2016；Shearmur and Doloreux，2016）。有证据表明，地理位置偏远或接近会影响公司的创新速度和新市场进入，因为来自市场的技术信息价值和互动频率取决于地理位置（Habersetzer，2016；Shearmur and Doloreux，2016）。
然而，这种观点在中文文献中似乎并不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某些地区的政府通常在构建生态系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甚至起到主导作用”（Bruton et al.，2018）。这导致了一种假设，即创业生态系统将通过组成成分的存在而自动产生。在实践中，其结果是在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科技园、孵化器和工业园区的大量增长。
创业生态系统文献的第二个主题关注生态系统内主体的互动（Molina-Morales and Martínez-Fernández，2009；Skilton and Bernardes，2015）；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互动（Hansen et al.，2000；Bøllingtoft and Ulhøi，2005）。我们将这组文献标记为网络，因为这是互动发生的典型方式。为避免混淆，我们认为本质主题中的构成研究主要集中于组成成分是否存在于生态系统中。这类文献通常借鉴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互动。网络主题有29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将从创新/绩效、互动两方面来研究网络主题的文献。
1.创新/绩效
在该类研究中，国外和中国学者都强调网络连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强的业务关系网络不仅能够使新企业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取知识等关键资源快速创新（Fu，2010；Brekke，2015；Davis，2016），而且使网络参与者能够在竞争对手之前发现和利用未来的新商机（Hansen et al.，2000；Parker；2008）。此外，生态系统的网络优势使企业通过外部来源获取新想法和知识，更快地开展创新（del-Corte-Lora et al.，2015；Davis，2016），因为网络带来信息和资源在生态系统内部或外部成员之间流动（Ahuja，2000；Tang and Xi，2006；Nambisan and Baron，2013）。
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生态系统中的网络，国外学者就组织依赖网络关系提高绩效的程度展开了对话（Molina-Morales and Martínez-Fernández，2009；Zhu et al.，2011；Brekke，2015；Skilton and Bernardes，2015）。有证据表明，过度依赖网络会损害企业的价值创造（Molina-Morales and Martínez-Fernández，2009；del-Corte-Lora et al.，2015；Skilton and Bernardes，2015）。因此，国外学者通常认为网络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网络提供不断增长的价值，而超过临界点后，过多网络会导致价值的下降（Molina-Morales and Martínez-Fernández，2009；del-Corte-Lora et al.，2015）。然而，学者们对中国创业生态系统中网络的了解仍然相对有限，因为中国的文献通常讨论现有的概念（如科技园或孵化器中的网络特征），并且基本上是利用中国的样本增加新的中介或调节，或验证现有理论。例如，中国学者在中国情境下应用一些特征作为调节或中介，发现创业者的创业导向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可能会影响他们获取在生态系统内成长所需的资源（李宇、张雁鸣，2012）。将现有理论应用于新情境可能会增加“在中国情境中遗漏真正重要的管理或组织问题的可能性”（Tsui，2006）。
2.互动
为了避免混淆，这里的互动不同于本质主题研究的构成，因为与网络概念一致，我们这里关注不同参与者之间发生的关系，而本质主题关注组成成分是否存在。该类研究特别关注参与者如何联系到核心参与者或平台，通过核心参与者或平台可能会解锁新的互动和组合，从而增加系统的整体价值创造（Adner，2017）。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探索了多个参与者互动的作用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参与者通常包括企业、大学、政府和非政府组织（Isenberg，2010；Amezcua et al.，2013；Dutt et al.，2016；Adner，2017；Spigel，2017），参与者互动的不同组合对生态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学者特别关注生态系统中企业与风险投资或私募股权等金融机构的互动（瞿群臻，2005；傅首清，2010），因为在中国，私营企业的资金相对有限（Armanios et al.，2017）。企业的努力和筹集资金的来源不仅被认为是建立和升级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Zacharakis et al.，2003；Venkataraman，2004；Dutt et al.，2016），而且通过提供资本、物理空间等外部资源为生态系统的创建做出贡献（Kim et al.，2012；Dutt et al.，2016；Motoyama and Watkins，2017）。总而言之，互动的研究表明需要让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进入系统，如政府、企业、中介机构等，以确保生态系统的创建和发展。
第三个主题主要是从制度理论出发，探索制度及其在塑造创业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作用。与本质和网络两大主题相比，制度主题的文献更为有限，共15篇。制度研究的核心论点是，创业生态系统和创业活动可以从支持创业的有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受益（Armanios et al.，2017）。正如North（1990）和Williamson（1991）所说，制度有限制的环境将会在支持创业企业形成和成长的能力上出现局限，从而抑制当地生态系统的发展。这一观点导致了对政府的关注（Dutt et al.，2016）。因此，制度主题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创业生态系统中政府的作用。
学者们通常认为，如果政府要为创业生态系统创造有利的环境，就需要发挥全面性和整体性的作用（Parker，2008；Huggins and Williams，2011）。因此，政府可以将政策或法规作为一种手段，将创业者与充足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联系起来，提高法律法规的稳定性以及确保必要的金融支持，以增强创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Samila and Sorenson，2010）。政府还可以为创业企业提供无形的支持资源，为创业生态系统营造宽松的环境，如在新加坡，非正式的政府支持有助于创造这样的环境（Bruton et al.，2002；Lerner，2009）。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证据显示，政府有能力为生态系统提供有形和无形支持（Heidenreich，2005；Huggins and Williams，2011；Pergelova and Angulo-Ruiz，2014；Mueller and Jungwirth，2016）。
也有一些学者研究非西方情境的生态系统制度（Armanios et al.，2017）。制度真空在新兴经济体生态系统中很常见（Naude et al.，2008；Dutt et al.，2016），政府通常在解决创业生态系统中制度失灵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Amezcua et al.，2013；Dutt et al.，2016）。例如，大多数中国学者通常认为，政府通过为孵化器和科技园提供税收优惠或土地等措施来创建创业生态系统。这项研究背后的逻辑是新兴国家新企业的最大障碍是缺乏基础设施和资本等有形资源。然而，有证据表明新兴经济体政府纠正此类问题的能力有限（Heidenreich，2005；Naude et al.，2008），如建立网络联系并为创业企业提供必要的资源（如创业培训、风险投资资金、建议和指导）（程郁、崔静静，2016；崔静静、程郁，2016；项国鹏、黄玮，2016）。因此，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产生的积极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牛仁亮、高天光，2006；刘瑞明、赵仁杰，2015；牛仁亮、高天光，2016），这一认识尚未应用于更广泛的生态系统研究中。
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的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生态系统的动态性，特别关注结构如何支持和加强生态系统的创建。该主题文献来源于多种理论视角，包括生态系统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和组织间关系理论。动态性主题中只有9篇文章，我们将从结构因素和竞合战略两方面来探讨动态性主题。
1.结构因素
在英文文献中，Spigel（2017）等学者借鉴生态系统理论，并以加拿大滑铁卢和卡尔加里的生态系统为例，展示了生态系统可以采取的各种不同要素的配置。同样，Adner（2017）也借鉴生态系统理论，并以米其林公司创建的生态系统为例，强调了可能影响创业生态系统的四个结构要素，包括活动、参与者、位置和联系。Adner（2017）还认为，要素配置的变化可以重置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配置的变化能够导致网络成员之间共生关系的变化。因此，许多学者认为需要对生态系统产生的过程、生态系统成员如何确定或改变其角色，及其对参与者创业活动的影响有更深入的理解（Adner，2017）。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同样认识到需要了解在中国特定情境下影响生态系统的因素（张维迎等，2003；侯杰等，2011），但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够。
以创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性为例，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还深入探讨了生态系统中各方如何改变各自立场和破坏性力量影响之间的关系。特别地，由于破坏性力量能够导致相互依赖关系的变化，因此生态系统可以共同演化。生态系统本质上是多边的（Adner，2017），因此这种力量不仅会导致与现有企业的关系发生变化，还会导致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发生变化（Blundel and Thatcher，2005；Tang and Xi，2006；侯杰等，2011；Ansari et al.，2016；Davis，2016）。高科技行业技术创新（Ansari et al.，2016）、传统产业压力（Blundel and Thatcher，2005）等颠覆性力量可以被那些试图从边缘位置走向核心位置的生态系统内部或外部主体所遏制（侯杰等，2011；Ansari et al.，2016）。
2.竞合战略
竞合战略主题仅出现在英文文献，在中文文献中很少受到关注。竞合战略对于企业产品市场进入以及企业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竞合关系的平衡至关重要（Skilton and Bernardes，2015）。该研究的逻辑是，生态系统内的企业不是孤立运作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价值网络还可能包括具有潜在利益冲突的生态系统已有企业，尤其是在多边市场中（Ansari et al.，2016）。一些研究表明，竞合战略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共同演化，正如Sarma和Sun（2017）所说：“生态系统参与者在自身所处领域具有专业化能力，并且相互之间共同进化，通过累积和协同创造价值并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鉴于竞合战略能够平衡竞争与合作之间同时存在的冲突力量，并能够随着关系位置的变化促进生态系统的共同演化，因此，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竞合战略与竞争网络之间的联系以及已有企业与核心企业之间的关系。
现有研究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解。然而，仍有一些领域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主要因为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在英文期刊上探究发达国家的创业生态系统问题。因此，有必要推动对新兴经济体生态系统的研究，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对新兴经济体的生态系统知之甚少，现有的中文文献通常是现象描述，而不是由理论驱动的。基于此，我们讨论了中国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的未来方向。
第一个研究主题是创业生态系统的本质。来自该主题的未来研究涉及地理位置，因为不同的地理位置可以拥有不同的制度设置，有利于提高创业率（Zacharakis et al.，2003；Spigel，2017）。但地理区域不仅仅体现在法律或文化制度方面的差异性，如学者们认为在发达经济体中，创业生态系统的地理位置优势来自制度，包括获得稀缺资源、社会网络、基础设施、风险资本等（Zacharakis et al.，2003；Feld，2012）。由于中国不同地理区域发展的分散程度较大，因此这种现象会更明显。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地理区域在其制度、资源、网络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创业生态系统。同样，关于创业生态系统的文献通常将政府政策、文化、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要素的存在视为创业生态系统萌芽的形成。然而，不同地理位置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配置可能会不同，这导致不同类型的创业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模式。因此，未来研究也可以从配置视角考虑创业生态系统的类型，以推动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创业生态系统可以很好地相互连接和可持续，而另一些则不能。
第二个主题是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被视为中国创业生态系统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西方情境下，政府在提供创业服务方面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如建立基础设施，以及鼓励风险承担的创业文化（Spigel，2017）。然而，在中国，政府扮演的角色不同。学者们通常将政府视为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部分原因是政府在整体经济中起着关键作用（Buckley et al.，2006；Dong and Glaister，2006；Lau and Bruton，2008；Ahlstrom et al.，2014）。虽然中国政府并不期望从企业中获得直接回报，但在促进创业企业成功方面，中国政府比西方政府积极得多。因此，政府不仅仅是提供基础设施支持，更准确地说，它被视为决定创业生态系统成败的重要力量。因此，未来学者们应该从政府扮演核心作用的视角来研究创业生态系统。
研究的第三个主题是网络，因为创业生态系统主体之间的互动至关重要（Cumming and Johan，2010；Amezcua et al.，2013）。然而，这种互动增加了协调困难的可能性，因为创业生态系统中不同参与者往往有相互冲突的利益和目标（Nambisan and Baron，2013）。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中，由于不良竞争的存在，相互冲突的目标可能性更大（Amezcua et al.，2013）。不良竞争迫使企业制定独特的战略以获得竞争优势（Nambisan and Baron，2013）。然而，独特的战略可能会使企业远离创业生态系统，从而引发冲突并限制企业与创业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未来研究应该从动态的角度扩展对多重互动的理解，以了解在中国情境下利益和目标的冲突是如何协调的。
该主题研究为中国情境下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因为政策制定者通常会采取行动建立创业生态系统，并连接多样化利益相关主体相互支持。事实表明，任何创业生态系统内的相互依存关系都不是静态的，而是有规律的演化过程，可以受到外部情境和内部情境的影响（Hechavaria and Ingram，2014；Spigel，2017）。此类情境因素可能包括行业变量，如监管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创业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等（Isenberg，2010；Spigel，2017）。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情境对关系变化的影响，以更好地理解创业生态系统产生的不同方式，以及在应对外部和内部情境变革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
最后一个主题是创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性。未来研究应该更大限度地研究网络中的互动关系。Nambisan和Baron（2013）认为创业生态系统创业者经常面临其自身目标与生态系统领导者设定的目标不一致的挑战。考虑到这一点，领先型企业的作用及其在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关联关系值得关注（Acquier et al.，2017），因为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创业者和领先型企业可能有着相似但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协调。然而，企业在创业生态系统中的行为又受到所嵌入关系的影响（Mazzanti et al.，2011）。未来应该研究在创业生态系统中，不同主体如何通过发展合作与竞争关系共同创造价值。
另外，未来还应该关注关系依赖在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应该关注作为合作伙伴一起工作的长期性的影响（Davis，2016；Meuleman et al.，2017）。长期合作的主体能够建立信任关系（Molina-Morales and Martínez-Fernández，2009）。但是如果信任对于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是必要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不是能够过快发展的。因此，未来研究应该关注参与主体之间的先前关系、关系的时间长度，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创业生态系统中的相互依赖关系。
结合这四个主题，还有许多其他潜在的有价值的领域需要研究。例如，现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已有的西方理论。过去30年，学者们很少使用本土理论来解释与中国相关的商业和管理实践（Barkema et al.，2015；Bruton et al.，2018；Redding and Witt，2015）。因此，未来可以通过本土理论的开发，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解。
本土理论要求学者们积极挖掘嵌入在社会环境中的管理问题，这可能导致管理学中丰富多样的概念、理论和范式。因此，中国学者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关注非常独特的中国管理现象（Barney and Zhang，2009），包括什么、谁、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为什么（Whetten，1989）。在这里，学者要识别已有理论没有解释的独特中国现象（Barney and Zhang，2009）。本土视角要求学者们开发研究创业生态系统的新视角，以确保该模型是真正的中国模型。
中国在制度（如强有力的政府控制）、哲学（如儒家、道家）、文化（如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价值观）和相关的管理实践（海归创业者）等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为识别与西方环境不同的独特现象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Ahlstrom et al.，2015；Bruton et al.，2018）。因此，未来要鼓励本土研究，或许能够产生对创业生态系统理解的新观点（Bruton et al.，2018）。